说难听点打个不合适的比方,孙中山黄兴他们和辛亥革命胜利推翻满清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我二舅的表哥的五大爷的邻居当年在某知名学校贴了几百张广受进步青年认可的大字报,然后中国就改革开放了。
你要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一点贡献都没有,那是污蔑。但是满清真的不是孙中山带兵像周武王牧野大战灭了纣王,朱洪武把元顺帝赶到草原一样自己带兵身先士卒一刀一枪硬打下来的。他名气很大,但是满清的倒台,却是全国各地爆发武装政变的结果。怎么说呢,中国这边的一贯片面化宣传往往给人一种孙中山始终战斗在战场第一前线的错觉,但是看老外的东西,从老外的观点来看一直认为清朝到了慈禧的年代国家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的状态,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处于亡国边缘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经快到临界点了,孙中山是引爆矛盾最终爆发的火苗之一,而在当时的中国比孙中山更大的火苗更大的炸药桶还有好几个。
本质上,推翻满清这个过程就是一系列意外事件最终引发多年来的矛盾,并不是孙中山一手从头到尾完全掌握的,这个满清虽然倒了,但是“满清灭亡”很难说是一个彻底的革命。
所以,本身就是“推翻满清”这个突发事件中的边缘人的孙中山,必然会被其他掌握军政财实权的人架空。
因为袁世凯NB。
真的,不开玩笑,袁世凯这个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非常惊人,对时局的准确把握是他成功的绝对关键因素。辛亥革命本身来的太快太突然,几乎所有人都没法准确把握局势,然而袁世凯硬是拿捏住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最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上位做了大总统。
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10月16日,袁世凯向清廷上谢恩折子,同意出山。此时清廷的大员(包括袁世凯)的主要想法还是武昌乱党不足为惧,但是武力镇压一定要快,不然武汉九省通衢,乱军四处乱跑可就不好了:
切肤之患 ,不在武汉, 而在各省蔓延。[1]
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2]
也就是说直到清廷启用袁世凯为止,还没人认为武昌起义会直接威胁到清朝的统治。大家非要找袁世凯出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希望漂漂亮亮地赶紧把这事搞定,别带坏旁边几个省。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10月12日早朝载沣等人商量对策、10月14日决定启用袁世凯、15日袁世凯婉拒,但第二天就上了谢恩折子答应出山的主要原因——废话,不就坡下驴,朝廷把革命党剿了我还出什么山啊?
实际上10月18日袁世凯还在担心自己这次出山提的条件可能有点多,朝廷缓过神来未必会高兴,所以开始绞尽脑汁给自己新添置的队伍在战后找出路——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为止,袁世凯想的还是一鼓作气荡平革命党,然后重返朝堂,继续做自己的社稷重臣
彼时武汉果已克复,分防地面,亦必不可少之预备。[3]
结果这天北洋军跟起义军一交手——我靠失利了!这下形势就开始起变化了,然后兔起鹘落,清朝这眼瞅着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最关键的几个时间节点分别是10月14日、27日、11月7日和11月20日。
10月14日,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致电汉口关税务司,要求他截留关税的日子。关于海关关税在晚清的重要性我讲过很多次了,在近代这是中央政府最稳定的财政来源,有时候甚至没有之一。因此关税被截留,实际上宣告了清政府的财政破产。安格联之后在11月9日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要求他们同意中国海关“独立运作”
我需要时间来把中国的关税置于我的也就是外国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没有成功之前,千万不要做什么事来限制我的行动,这两点是极为重要的[4]
本来这个事是有回转余地的——南方海关关税我抵押出去了,北方的哈尔滨天津大连这些地方的关税还在我自己手里啊,我还是能搞到钱的么!结果11月20日英德洋款到期了,本息合计8万镑,清政府兜里没钱违约了。然后……
洋大人拍板了,你北方的海关也归我们管了,别BB,再BB削你——这直接截断了清政府的财源。
好了,财政破产了,那别的方面呢?
很不幸,别的方面一样问题很大,10月27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通电要求朝廷立宪,这就是滦州兵谏。军谘大臣载涛等人大喜过望,反手就把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派去滦州了解情况去了——后来大家解读史料,发现滦州兵谏本身是梁启超跟载涛这些人私下串联搞出来的,他们想用这种办法赶走庆亲王奕劻和度支大臣载泽,然后搞君主立宪,让载涛做总理。
剪除皇族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度支大臣载泽为首的顽固集团,拥载涛为内阁总理,立即实行君主立宪[5]
我跟你讲,自然界中像清末皇室这样沙雕辈出的群体,一般早就被自然选择掉了。因为他们派去滦州了解情况的这个吴禄贞,表面上看掌握北洋六镇之一,又跟载涛混的不错,但其实他是革命党。
贼铁杆的那种。
吴禄贞是同盟会会员,湖北最早的革命团体武昌花园山聚会创始人,湖北的革命事业是他一手带起来的,武昌起义后他曾经被革命党隔空推举为湖北都督人选,为什么武昌起义会那么顺利?因为吴禄贞曾经在湖北新军中施行过多年的掺沙子战术,不断往新军中送革命青年。
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6]
对,就是这么一个铁杆的革命党,靠送钱(两万两)上了位,手握北洋六镇其中一镇,辛亥革命的时候部队就在石家庄——而且不是说他隐藏的很好,他曾经计划在1911年秋操时起义,连起义计划都做出来了,朝廷左看右看觉得这人像革命党,就没让他去参与秋操,逃过一劫。就这么个人,载涛就敢用,你服不服?反正我是服了。
载涛他们的想法本来是借助兵变逼宫,让自己上位。奕劻这些人也确实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于是经过一番撕逼之后决定妥协——然而妥协归妥协,我也不能让你舒服了,组阁没问题,内阁总理你干不行,得换个人。
换谁呢?
换我奕劻的好兄弟,袁世凯。
然后革命党吴禄贞一看你这不扯淡呢么?换了袁世凯跟你奕劻在位的时候有啥区别啊?行了也别兵谏了,直接发兵北京吧,正好此时山西独立,于是他一个反手超级加倍,北洋第六镇、陆军第二十镇加上山西新军开始串联,约定一起进攻北京。
刻巳商定,如政府再不允所请,各军均向北京进发,驻扎京师附近……我军亦当高举义旗,首先赞助[7]
就这个态势,硬是让袁世凯抓住了缝子——朝廷让我做总理大臣?吴禄贞不干要攻打北京?那好办啊,杀了吴禄贞不就完事了么?
结果说干就干,几万两银子砸下去,买通了吴禄贞的侍卫营长马蕙田,在11月7日把吴禄贞给暗杀了!然后转身坐稳了总理的位置!
这个抓住时机的能力,我就问你服不服。
早一点,兵谏逼宫不到位,自己坐不上总理的位置;
晚一点,吴禄贞带人杀到北京,万事皆休。
就是千钧一发的这个当口,自己一只手抓住了权柄,一只手下了刀子。
然后事情没完,从10月开始,十几个省先后独立,清政府财源被断。原本在一个月前还琢磨着战后要怎么安置新招士兵的袁世凯大权在握,忽然就嗅到了一丝清王朝即将覆灭的气息,于是在十一月中旬他开始向洋大人请教:你们说,由我袁先生来做大总统,吼不吼啊?
洋大人说不吼啊!
父亲是主张维持清室的,但革命派硬要推他为共和国总统,因此想请朱尔典赐教。[8]
胆子,你是有的,可……
你老袁真有本事,拉着北洋军直接A平南方革命党,回来别说大总统了,你自立称帝我也算你是条汉子,问题是……
问题是你又灭不掉人家,又硬要和谈,以清朝内阁总理的身份在其中想方设法为自己牟利,北边借着革命党的名头忽悠满清王公,南边仗着自己内阁总理的身份待价而沽,这算啥啊?摆平革命党的你能力你也没有,吃了清朝这么多年俸禄为国尽忠的能力你也没有,带着北洋军自己独立成第三股势力的能力你还没有,最后1912年孙中山这些人六路北伐,姚雨平带着八千粤军大破铁杆保皇党张勋,占领徐州;蓝天蔚率海容等三舰从上海出发北上,不是被日本人半道拦下来就背刺成功了——在没钱没枪没人的情况下打成这样,这辛亥革命功在谁手,我觉得是一目了然的事。
然后老袁加速了自己的表演,他把自己压箱底的绝活拿了出来,那就是——忽悠。
忽悠谁?
隆裕太后,一个寡妇。
袁世凯跟隆裕说,你“全权”授命于我,我给你想招争取优待去,然后隆裕下诏,袁世凯带着人修修改改——您看这是不是挺好的?行,那就这么搞了!
这就是著名的“辞位”诏——记住,不是逊位,不是退位,是“辞位”。这事在日后成了超级烂账,直到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前夕,很多满清遗老还认为“袁宫保是暂时先帮宣统帝看顾江山,等宣统爷长大了再还给他”,甚至有人以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是为了给宣统归来造势——而袁世凯为什么不让爱新觉罗皇室明言退位?
此次皇族及京内风潮,起点于‘退位’二字。秩庸来正式电,万不可言‘退位’二字,只言决定宣布共和可耳[9]
所以你会发现清帝辞位诏书里用的说法非常有意思,是:
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
所以直到权力没了,隆裕幻想的还是最后可能达成的是虚君共和,保留我一个爱新觉罗的皇帝,清朝遗老们也充满了幻想,这极大地减少了政权交替的阻力——至于那个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我以前让载沣做摄政王,也是“全权”授予他啊,这有很大区别么?
有啊!
辞位诏书所说的“政体”,其诉求在于君主立宪,实际上强调的是立宪,与强调共和的“共和立宪国体”并不一致。[10]
辞位诏下,隆裕治事如常,久不见有人来奏事,问“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太监回:“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11]
逼清帝逊位,大功一件,没错。然而欺负一个寡妇文化程度有限,玩文字游戏——这很光彩么?这很有脸面么?
最骚的地方在于,袁世凯原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然后宣告自己权力是自清廷手中获取的。因为假如他组织了北方临时政府,然后南北一合并,那么他从此就不用再看孙中山等人的脸色——老子的权力是清朝给的,跟你们这些革命党有什么关系呢?我授命“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啊!
孙中山表示我这有个“对袁内阁之要约”,你能坚持,咱们和平,不能,咱们继续。
1) 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2) 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以及“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12]
所以最后袁世凯捏着鼻子,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宣誓要对着我民国的临时参议院宣誓,“谨守宪法”要守我民国的临时约法——归根结底,中华民国的法统是革命党人打出来的,你袁世凯想做这个大总统的位置,就要从我们手上接过权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
袁世凯的主要特点在于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先是通过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和滦州兵变成功地由赋闲之人一跃成为内阁总理;然后又能抓住南北议和双方信息不透明的优势从隆裕手中骗到“全权”授权,忽悠她下了辞位诏书。然而归根结底,推翻满清的是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么?满清财源枯竭,是安格联下的黑手;十几个省纷纷独立,是晚清数年来革命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武昌起义、六路北伐,决定了清王朝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宣告自己命运的终结——只不过时间或长或短,解决或体面或不体面,袁世凯确实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加速的作用,然而上述三点关键因素里,有哪个是他做的么?这都不叫窃取,那什么叫窃取呢?
以上。
我们和隔壁的苏联作一个对比吧。辛亥革命比十月革命还早那么几年。面对类似的情况,而苏联是怎么做的呢?
一个基本的事实,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是民粹派和资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扑。而布尔什维克在议会斗争中确实处于不利的地位。
然后列宁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彻底取缔了所谓立宪民主党:过程见文后附录。
其实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批评列宁破坏了所谓“民主”,批评他出尔反尔。
然而如果列宁拿着孙中山的剧本,去做一个道德上的白莲花,会怎样呢?
例如说,列宁接受所谓立宪议会,放任反动势力上台。
然后列宁卸任,“袁世凯夫斯基”上任。
接着“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
那无疑后世就要有人问:“袁世凯夫斯基为什么能够窃取十月革命成功的果实”
列宁曾经说孙中山“如少女般的天真”(其实是一句夸他的话),实际上虽然在辛亥革命那一会儿,列宁在政治上还不见得有孙中山那么“成功”。但是列宁对辛亥革命的判断几乎全部一语成箴。
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
看来皇帝大概会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
——列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12年7月,距离袁世凯从临时大总统改任正式大总统还有三个月。距离袁世凯称帝还有三年。考虑到列宁还在文章里称呼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可能由于信息流通的问题,列宁不见得知道孙中山刚刚在几个月前卸任。
但是,列宁和孙中山的区别,并非完全是列宁和孙中山个人能力的区别,也并不是列宁作为一个毛子比较莽的关系(笑)
根本原因在于,列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清醒认识地到国家机器作为阶级专政工具的本质。
而民国政府、孙中山,却还天真地相信西方(从未践行的)政治伦理。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革命具有软弱性。
说到底,还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使他们相信这种,虚伪的政治伦理道德无暇。
附:再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如何面对反动势力的反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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