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招募夷丁？为什么不用汉人编练精锐?

因为蔡头会飞大师，我就夷丁这个问题稍微多谈一点。从15年开始，不知道冷吧哪位大仙发明的，明末只有夷丁能打这个暴论就遗毒深远，主要论据翻来覆去也就这三条，一是尤继先有“夷丁能打”的姨语姨行，参加萨尔浒的杜松手下有姨丁，明季北略记载吴三桂手下有姨军——就是传的神乎其神的姨丁突骑。

尤继先确实有那么个事，但前提是他当时想收编投降自己的蒙古降人，和当时的蓟辽总督蹇达起矛盾，两边本质是为政治目的突出强调姨丁（尤继先的意思是自己收编的对，蹇达的意思是尤继先用降人是包藏祸心），而且尤继先很快就因为自己的姨语姨行去职了。

杜松先按下不表，总结晚明将领的家丁与夷丁现象时一起说。吴三桂手下的夷丁按记载只有两营，而且除了明季北略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吴军特别倚重这支部队，至少吴三桂手上不是，无论松锦会战还是之后山海关之战，洪承畴和清方的报功文书里吴军里基本见不到有什么夷将。

杜松和尤继先的言行，确实反映了嘉靖后期到万历末九边将领盛行家丁制的事实，而夷丁作为家丁的一个变种受到部分明军将领喜爱也是事实，但这是否证明夷丁的战斗力特别强劲？并不是，姨丁或者说家丁制是嘉靖后期开始的明代军事变革无意中诞生出的一个畸形恶果。

明代中后期军事体系的总体变革趋势可以概括为从卫所制到营兵（募军）体系，这个阶段有一个特点是军为地有，即一支军队跟自己负责的属地绑定，将领的权威来自于他是中央为这个军镇指派的军事长官，但没有一兵一卒和他本人有人身依附关系。可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能保证军队完全承认新长官的权威，而明中后期开始的财政危机导致的军队闹饷、哗变行为以及边疆军情的客观要求，都要求新到任的总兵或者更高一级的督抚有足够的力量压制军队，而此时营兵制度还很不完善，标营和正兵营都还只有个雏形，那么将领个人招募的家丁就成了弹压士卒最好的工具。事实上，明中后期关于家丁的历史记载，除了跟随将领作战外，另一个突出作用就是镇压军变。“蓟军久缺饷，围巡抚王应豸于遵化。从治单骑驰入，阴部署夷丁、标兵，分营四门，按甲不动，登城而呼...众应声而散。”

在这个过程中，九边不少将领自然尝到了甜头，家丁制部分程度上实现了“兵为将有”，而这阶段明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在给将领的家丁发饷就能控制家丁的神奇思路下，默认和推动了家丁制的合法化。用朝廷的钱，听大帅的话，简直不要太爽。而夷丁作为比普通家丁更依附于将领的存在，以家丁变种的形式普遍存在，这也是为何嘉靖末到万历末不少边军将领有姨语姨行姨丁的真正原因。但恶果也很明显，依仗家丁制使得明军越发倾向于一支小型化精干武装，大规模作战的能力则不断降低。最终的体现，恰恰就是萨尔浒，萨尔浒集结了明军系统中最多的一次家丁，结果我不客气地说，打得非常糟糕，杜松及属下夷丁在萨尔浒的表现根本不是什么武德，以千余家丁为核心的一万多明军在一天内被八旗团灭，菜大师居然能得出要提高含姨量的结论，也是醉了，这不恰恰证明所谓“夷丁”或者说家丁制在大规模会战中是多么垃圾吗？

但是，哪怕到了明末，明军没有彻底丧失会战能力，甚至于在灭亡前夕还能发起松锦这样的大规模会战，正是因为营兵制改革的主轴确实成功了（其实因为财政原因最终还是未能成功，但成果北被清前期的绿营兵制吸收）。嘉靖后期开始，以督抚标兵和总兵手下的正兵营为核心，辅以募兵制，最终在明末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营兵体系。其中督抚标兵作为明末明军真正的核心力量，无论兵源和武器都得到了优先供应，战斗力还在家丁之上，卢象升、孙传庭和洪承畴都相当倚重自己的标营，标营的兵力从三千到一万不等，但都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家丁兵力。而作为营兵制改革成果的体现，崇祯时期在财政和政治都腐朽至极的情况下，依靠营兵系统居然有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战绩，明末义军面对镇压主力的标营在很长时间内打得相当艰难，明军有能力组织和完成针对农民军的大规模会剿行动。而对外战绩上来说，集结各镇精锐营兵发动的松锦会战，是明军正规军对清战绩最好的一次，甚至存在一定的胜利希望（如果明军以救出祖大寿而不是保住锦州为目标）。

那么为何有了标营，还是有将领采用家丁，因为标营主要是为督抚之类的统军文官服务的，而想要在额定兵力之外维持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是用家丁靠谱一些，即使如此，家丁制也逐步和正兵营合流。后续的历史发展，也不存在夷丁或者说家丁制的历史后继了，无论闯、西、郑、吴，基本都采用了营兵制及其变种，除了岱清还去抓索伦夷丁外，没人这么玩了，即使岱清，绿营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营兵制。

实际上，明末明军盛行家丁制本身也算是明末小说中的一个刻板印象，大多数明末小说都将明军描写为少数家丁精锐+大多数叫花子兵的模式，这其实和真实历史偏差很大，点出明军督抚标营和总兵麾下的正兵营才是中坚力量的小说极少。

最后，按战绩来说，含姨量明明和战绩成反比，萨尔浒之战的明军最姨，打得最拉胯；松锦之战明军相对不姨了，打得好一些；大西、郑军和吴军都几乎由纯汉构成，完全没有姨，对清作战的战绩则最好。可见，谁姨学入脑，谁就被武德人大洪水剿洗，请做纯汉武德人，不学万历末明军做姨学费拉人，谢谢。

顺边，蔡头大师居然教育我说要看《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我没看过这玩意，怎么敢说这一仗明军主力是以营兵而不是夷丁为主，看《兵部为辽东巡抚方一藻题报清军进攻宁远行稿》

即遣本职标下副将窦溶等 , 参将武定国等 , 各领有马官兵设伏于宁城东北李胜 屯 山要 处 又遣游击 阎思明 、 董永显 等 , 亦各领有马官兵 设伏于宁 城西北枣儿 山要处 。 本职统领标下旗鼓都司叶起凤 , 内丁 守备 王三功 , 大拨都 司刘世 爵 , 督 阵守备指挥朱成雳 、 刘崇基 、 张世缓 、 刘篙基 、 吴 国震 、 倪誉 、 任之重 、 韩应第 、 吴绍价 , 随征材官冯廷 臣 、 王廷 正 、 大张友功 、 蔡逢太 、 叶凤鸣 , 听用千 把 张 国 柱 、 相 世 珍 、 余振 国 、 郭进奉 、 康永祥 、 巫景玉 , 督阵红旗张成功 、 刘 信 、 孙保 、 张惟禄 、 姜 可进 等 , 同抚院 中军副将王廷 臣 、 池凤高 , 道标 中军 吕品奇 , 并抚标旗鼓及随征赏功巡 捕等官陈诞 、 左堪 、 张大宾 、 单思智 、 于起龙 , 督阵参将金黄 , 听用将领窦承烈 、 杨汝 庆 , 都 守 吴 贞 诚 、 谢 弘 柞 、 虞煌 、 汪鱼鸣 、 黄 甲选 、 赵历综 、 乌卜元相 、 诸 国宾 、 郭 成 都 、 葛 有 法 、 张 荣 登 、 刘正纪 、 于亮 、 朱子 昌 、 高得功 、 何 腾龙 、 左浩成 、 张敖 、 武延命 、 娄应魁 、 倪成廉 、 王有福 、 张景高 、 朱朝卿 、 许天祥 、 丁志成 、 郑云龙 、 李焕 、 李景桐 、 杨腾龙 、 高得捷 、 相天擎 、 孟 道善 、 李遇时 、 王爱 民 、 张文 成 、 王柞熙 , 兵部差官萧舜韶 、 陈克让 , 道标副 中军刘得溥 、 千总陈应选 、 红旗守备 吕如式 、 吕如严 、 曲元登 、 吕鸣忠 、 吕全忠 , 百总张志祥 、 督阵守备 官李云龙 、 刘芳名 、 武洪漠 、 刘 守国 、 葛世用 、 李华桂 、 黄家第 、 万应选 、 李定国 、 李时新 、 王 守印 、 李景元 、 王效舜 、 王永祥 、 线丝 纶 , 宁远城守都司裴承爵 , 并合营中千把等官刘炜 、 黄承恩 、 周元 、 王平 、 萧荣辅 、 陈夭福 、 黄世卿 、 萧凤 、 苏守志 、 张可友 、 口元 、 戴圣思 、 张永芳 、 把喇兀 、 柏赖 、 王 治科 、 王廷元 、 王道隆 、 吕品一 、 沈世美 、 叶世华 , 带领兵丁于 宁城北中路列阵待战 。

想从这堆人里找姨那可真太难了点。就算姨含量最多的吴三桂和祖大寿部，大部分可也不是姨，

本职 即遣 内丁守备方成功 、 吴友贤 、 何起 凤 、 巴 克 勇 , 西 协中营沈 朝华 , 练兵营 中军奕守荣 , 平 夷左营千 总张大经 , 骡骑营把总周邦太 , 督阵游击 陆九衡 , 都 司白含真等为前茅 以参将丁志祥 , 副将程继儒 , 千总傅文魁 , 把总张禄 、 刘芳 、 刘应贵 、 陈志富 、 金学 罗 , 督阵都司董应龙 , 守备李世用等 , 前锋镇分遣游击戴 明 、 大拨参 将崔士 杰 , 东协 中军吴妆 价 , 平 夷右营 中军马从选 , 千总张登 云 、 祖云龙 、 祖豹 、 祖祥 、 守 备陶安 、 兔 卜太 , 督阵大旗王景柏 , 把总 李成 印 、 吉喇艾 、 胡三才 , 拨夜把总祖思 , 降夷把 总敖乞二 为前茅接应 以副将张鉴 , 中军陈太和 , 守备王得功 、 梁得胜 、 兀把炭 、 高孩子 、 猛克兔 、 厄麦儿 、 同献章 , 把总血 喇 出 、 卜言兔 、 刘蠢 、 哈什兔 、 王得功 , 督阵都司赵兴邦 等为左翼 以副将于永缓 , 参将高桂 , 戍将李得威 , 中军 陶志安 , 千总于 守金 、 居有德 、 张 志高 、 盛存住 , 把总鲁澄 、 郭进功 , 部院标下督阵守备孙士贵等右翼 以参将伶师圣 , 道标 领兵署千总李奇芳 , 大拨 都 司张成 中 , 中军李志 荣 , 把总傅 朝勋 等为 中权 本职亲督副将周 枯 、 杨伦 , 内丁守备赵志祥 、 李可植 、 何起龙 , 旗 鼓郭天撤 , 副旗鼓陈一经 , 传宣中军参将 郭登元等为后劲 。 本部差官萧舜韶 、 陈克让 、 刘 可仓 , 总督标下传号都 司王廷 智 , 守备郭进 孝 、 徐大科 、 王登 云 , 部院旗鼓陈诞 , 副旗鼓左堪 , 宁前道 中军 吕品奇 , 旗鼓陈应选等 , 随 营督阵 。 分练镇列营于夹马 山之南 ,

所谓姨含量最高的吴三桂部，也不过如此。我寻思松锦大战，不是洪承畴集结关内各镇营兵给祖大寿解围，难不成还是祖大寿的夷丁们会空间跃迁。随时随地跑出城外跟八旗作战？

大量？

多大的量才叫大量？

我也看了一些中晚明时期的史料，至今没发现哪里提到过明军有“大量招募夷丁”且“不用汉人编练精锐”这种说法。

没错，中晚明时期的明军的确渐渐转向了募兵制，卫所制崩溃，且军队中家丁制盛行，但并未见专门招募夷虏而不用汉人。

如果真想就这方面探讨，应该问为什么家丁制盛行，家丁能打。有夷虏之人充作家丁，并不代表所有家丁就都是夷人，实际上大多数家丁还就是汉人，无论南北。北方九边军镇的一些将领，他们的家丁中有一些夷人，但也不是主要的。南方长期在两广福建一线剿匪作战的浙兵，军中也多用家丁。

裁革浙江巡抚标下游击一员，其设省水陆官兵尽付总兵以下各将官统领训练，遇警调遣，以专责成。兵巡道止平时查阅，不得占用，亦不许主标兵家丁等项名色糜饷冒功。闽广等处有监军司道亦属牵制，俱行查议，以凭裁革。

而且朝廷有识之士也并不怎么赞成多用夷虏之人充作家丁，原因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兵部武选司主事谭纶奏边备兴革七要：
一、处降胡以戒不虞。各镇将官多招募降夷以充家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失驾驭，必启衅端。况近日黠虏宾服，塞徼无事，虽有月粮之给，难系骄纵之心（難繫驕縱之心:廣本繫作息。）。乞行各将不许擅招，其见充家丁者，拨发各卫所顶补逃亡，食粮操备。庶势分力孤，销意外之变。

那么到底用哪里人充当家丁呢？答案就是边地穷苦地方的汉人，比如陕西的就是边境延绥、宁夏当地的兵剽悍：

经略尚书郑雒奏言：
全陕西镇唯延兵素称强劲，嘉靖四十五年，定经制之时，尚有官军五万五千有奇，今该镇所存者止四万九千六百五十有奇矣。盖繇尺籍耗于凶年，精猛疲于远戍，流亡失额，召补无术，年复一年，遂成积弱。宜责令该镇官召募土著，择其精勇者充为家丁，每名给安家银五两，仍严禁逃窜，务足三千之数，其马匹、盔甲、弓箭另为议处。
又召募既以家丁为名，必另编司队，方可调遣。又恐新募之卒未履行阵，宜于旧营练熟惯战军丁每队选拨十名，以便教习，而统领各官必骁勇知兵者，方充其任，庶成节制之师。因荐原任总兵李真久经战阵，有大将材（有大將材:廣本抱本材作才。），原任游击吴显、来保俱堪教练之任。
疏下所司。
陕西督抚梅友松等奏言：节奉明旨，各镇简阅兵马，宁夏一镇以隆庆五年计，彼时本镇额军二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名，今止二万一千六百六十九名，马骡一万四千八百八匹，今止八千八百七十一匹，以一千二百里长边，军丁马匹仅仅如此，而且多不堪职，窃寒心。其逃故军丁已行清补，及召募土著充为家丁，以实营伍，复于广裕库借军饷一万二千两，委官分投买补马一千匹。仍乞先发太仆寺银五万五千五十五两，除抵补已借军饷余四万七千有奇，并前不堪马变价共买四千匹，与先一千匹分发各营，虽不足原额，亦不至缺乏之甚。
疏下部议。

可以看到，这种家丁光安家费就是每名五两银子，装备另算。简单地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古代那些能打的兵基本就是用钱堆出来的，不直接给钱给粮那你给土地也一样，让当兵打仗的都有个奔头能养家糊口。

而有些兵，比如明朝中后期的卫所兵，搞得跟叫花子似的，社会地位跟奴隶一样，天天都要伺候卫所的官员。另外很多还是被抓壮丁抓捕过来的，吃不饱穿不暖，平时还要免费伺候军头老爷们，谁他么肯用心打仗啊？

兵部覆巡视京营刑科给事中欧阳柏等条陈营务六事：
一、练集家丁（練集家丁:廣本抱本集作習。）。家丁月支双粮，岂得襍以脆弱？即将各将家丁逐一挑选，令居住戎政府傍，听副将实心训练。又查戎政厅东西有空宅二区，用官银修理，以为总协大臣常川居住，则诸将就近禀承（則諸將就近稟承:抱本將下有易字。）而总协谋议，亦可佥同速发。

但这种家丁制的弊端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兵部覆巡视京营兵科左给事中林景旸等条上事宜：
一、立选锋以倡勇敢。京营家丁目为副将私人，一有名缺，竞相营补，且俱拥护各将，不隶营操，实为徒设，请于家丁营军中选其骁而善射者，名曰选锋，务足四千八百人，六副将仍各与三百名，十战兵营，各三百名，月给双粮，而革家丁名色。

家丁月支双粮，专门挑选出来安排在戎政府（即统帅京军三大营的衙门）旁边由副将训练。钱给足了，而且挑选的时候就有“家丁无用懦弱”的要求，这些“素强劲悍勇”的人自然肯用心练习，好好打仗，战斗力也就上去了。

而所谓的“夷丁”虽有，但数目算不得“大量”，一般称之为“真夷”，这批“真夷家丁”的确很危险，尤其是在北方边境，主要是担心他们内外勾结。略举一例，万历二十年宁夏哱拜之乱，总督陕西三边叶梦熊就有提到过这批人，攻下城后，他将所有真夷家丁尽数屠戮：

总督陕西三边叶梦熊题：宁夏大逆，皆哱贼父子造谋，因臣前后设间以离其心，遂手刃东旸等，妄求脱罪家丁尚二千人，真夷过半，恐奔虏构祸，朔方终非我有，臣痛心切齿，会同巡抚朱正色、监军御史梅国桢，授计总兵李如松、参将杨文等限十七日灭哱氏，哱承恩冲出至南关，杨文登时擒获，李如松同如樟攻围哱拜，贼丁披甲拼死拒敌，如松谕令投顺者给令箭免罪，乃渐弃甲投奔，哱拜独与真夷抗敌，用火攻之，如樟扑入斩首，真夷尽戮，果不出十七日之期。其总、副萧如薰、麻贵等及同谋诸臣候查详另叙。臣十八日入城，见宗室并佥事随府乡官通政穆来辅俱无恙，童叟欢呼动地，颂陛下救活之恩，臣与抚臣极力安定，更无他虞矣。
命兵部知之。

这批跟随哱拜造反作乱的家丁，经过连日的战斗，尚余二千，其中“真夷过半”，也就一千人，其他还是汉人，称不上大量吧？实际上他总共就两千“真夷家丁”，后来李如松下令，投降的保证免罪，于是汉人家丁不再抵抗，直接临阵投奔，只有“真夷家丁”继续拼死抵抗。随后李如樟攻入，尽戮真夷。所以，关键时刻，还是按照族群分得挺清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诚不我欺。

当然，后来监军御史梅国桢又参劾了总督叶梦熊一通，说他杀降及纵军抢劫，还在公署题诗“军门忽下坑降令，官市翻为劫夺场”以讽刺叶梦熊，叶的题本对此有辩解，坚称他尽屠“真夷家丁”是以绝祸本，“哱拜生长虏中，与酋深结”，之前就有外虏为之策应。至于抢劫，抢的是贼，“数万官兵垂涎贼资”“人人思归”，他不能跟士兵争夺财物。

三边总督叶梦熊题：
......
近观御史梅国桢疏，谓臣不当擒承恩，杀哱拜，及尽诛其真夷家丁。又题诗公署，云：“军门忽下坑降令，官市翻为劫夺场”，果尔，则臣为陛下罪人矣。
前此谋叛者有安化王半月成擒，有宁王四十日成擒，哱贼何至七月余而后平哉？盖寘鐇、宸濠不能勾虏，哱拜生长虏中，与酋深结，故叛后更不入城，惟住著力兔帐房，以便调度。
臣六月六日到灵州，十九进兵，二十到城下，哱拜领达虏家兵迎敌，被副、参麻贵、马孔英等擒斩一百一十八名颗，追拜入城（追拜入城:廣本抱本追作迨。），从此不敢再出，虽有数万虏入边，阻不渡河，以不得见拜为之招也，此断招虏之始也。
臣代总督，报虏初至，即令提督李如松等迎击，张亮堡之战，杀虏一百二十颗，诸虏从此解体，此断招虏之终也。
虏绝则宁夏大计定，因决水围之，行间离之，扰城疲之，垫土临冲以惧之，皆庙筭所授，与魏学曾将成之绪，孰敢认为己功？且哱拜托刘东旸为难首，待事成而后居之，事败则二千真夷家丁足制刘许之命，不得已亦可收仇钺之功，本谋狡矣，故攻城用间，无一刻忘哱氏。
......
我将士得意而骄，人人思归，其谁与敌？臣宁负杀降之名，以绝祸本，保封疆，虽斧钺不辞。倘当机不断，狥众人之见以误国，寸斩何益？
至谓各贼资财足供犒赏，昨入城后，数万官兵垂涎贼资，即城中被害者今而后得反，其何以禁？古谓秋毫无犯者，言不扰居民，不侵府库，非与兵士争贼财物也。乞敕按臣查勘，坑者何人，劫者何家，哱贼应否当灭当宥，庶公道明而人心白矣。

综上所述，本提问难以成立，中晚明以来，中外各军队的确大量招募强壮剽悍的家丁，提高待遇，勤加训练，充作精锐敢战之兵。其中北方军镇将领麾下也的确有所谓的“真夷家丁”，但并未大量招募“夷丁”，更不存在什么“不用汉人编练精锐”，这纯属无稽之谈。而朝廷有识之士其实已有警觉，并不建议招募来降夷虏充作家丁。

实际上即使本身就出身夷虏的哱拜，其麾下“真夷家丁”也不过就二千人，其他大多数的家丁还是出身穷苦的边镇汉人。而真到了关键时刻，发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仍旧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本就靠近边境的外族家丁，他们容易同北虏勾结，最起码也可以北奔叛逃，多了一条退路，这导致他们同朝廷及汉人官员彼此之间难以互相信任。

我原本以为这问题很简单不需要解释，看到前两个答案我发现我错了，这都写的什么东西？？？

首先如题主所说，确实很多官员都反对招募夷丁，理由很多。

比如谭纶就认为“夷丁”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失驾驭，必启衅端”，“虽有月粮之给，难系骄纵之心”，建议“各将不许擅招，其见充家丁者拨发各卫所顶补逃亡，食粮操备。庶势分力孤，销意外之变。”

尤继先曾收蓄夷丁八百人作为精锐，但是蹇达“恐夷情难驭，致贻后患”，就请求把尤继先所部调离蓟镇，于是“继先将所蓄夷丁携至新任安插停妥，用清隐忧。”

金明时建议“汰夷丁以消隐祸。夷丁生长夷狄，非我族类，有商借用，其力久蓄，将为内忧。今辽衅未弭，虽难尽驱，亦当严谕将领，去者不追，缺者不补，潜为消弥。”

那个说“夷丁”便宜的回答简直是不知所谓，

李养志明确提到：

“降虏衅萌宜杜。诸边自来降日增，每一夷食三汉军之食，夷丁日盛，万一忘我豢养内地，宁堪噬螫。宜分布各营堡，令不得聚为一所。营队之长，悉令汉丁充之。其初降者分别老弱强壮，异其名粮，使驾驭之权在我。若乃禁硝黄铁器之阑出，绝内地外投之交通，此尤吃紧要务，宜时严干撖而谨防之。”

金忠士在 “款议原出佥谋再折遽难定决秋防逼近虏情叵测谨陈预战守机宜以保封疆以振国威事疏” 中也提到：“夷丁例食双粮，即军有逃亡，亦须以二补一。”

一个夷丁就要吃三个汉军的粮食，养一个夷人等于养三个汉人，哪里便宜了？

谈抚恤就更加可笑了，这个稍有常识都知道，将领蓄养的“家丁”待遇是远超于一般士兵。而明朝政府对一般的“夷人”态度也是“蛮夷慕义，作我藩篱，应加抚恤”，“番夷归附者厚加抚恤”。

那么明朝将领为什么喜欢招募“夷丁”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因为夷丁他猛啊，能打啊。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被你们想的这么复杂呢？

就拿题主提到的王崇古来说，王崇古对招纳夷丁之害可谓是深有体会了。

在王崇古的“确议封贡市宜疏”中提到这样一种现象：边将喜欢招纳夷人充作家丁，因此每年大概有十分之三的夷人被招募进入边军，但是其中有不少是诈降而来的探子，在了解明朝边防虚实后就逃跑了成为了蛮夷的向导，导致了边患。

然而边将却还是乐此不疲的招纳归附而来的夷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各将领利其骁健，喜为招纳，而不虞其后”，战斗时“冲锋破敌大抵皆恃夷丁”，并且认为“故养五弱卒不如养一胡骑。”

所以时人认为边将打仗就是“养夷丁为爪牙，收健儿为羽翼，捣巢对垒仅此辈耳。”

边将们只是单纯的喜欢猛男而已，不要想的太复杂。

问得好，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晚明隆万新政大概改革时期，就是蓟、辽两镇大肆招收夷丁的一个时期。

就以辽东来看，有五点需要注意：

1、明朝中后期的募兵活动，并非是以将领私募为主的，而是以官府公募和将领私募同时存在的。

2、对于将领私募家丁亲军这个问题，明朝中央政府是即默许和鼓励、也会戒备和防范的心态，并采取必要手段进行压制和分化；

3、隆万新政时期，辽东不是只招募夷丁，同时也从辽东本地卫所兵（包括汉兵和已经汉化的女真、高丽族兵）广泛招募勇壮；

4、辽东不仅招夷丁，也长期存在有南兵和蓟镇募兵合编的蓟镇客军啊。

戚继光、俞大猷、谭纶、汪道昆等人，都非常推崇新式战车营，认为结合了步骑和火器的战车营，是在野战中对抗蒙古的利器。

嘉靖末年，这些人在东南沿海组织抗倭作战，取得很大战果。到隆庆初年，朝廷将除俞大猷以外的其他人都陆续调往北方，或出任兵部侍郎、或出任蓟辽总督、蓟镇总兵等职务。他们以蓟镇作为试点，进行全新的练兵活动。蓟州的练兵活动已经取得实效后，在“蓟辽一体，合防联守”思想的指导下，万历元年，经北京内阁和兵部的统一协调，由蓟镇调遣客兵约3500前往辽东支援。

这些蓟镇兵不仅是援军，还是教导队。在随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新政时期，蓟镇客兵长期在辽东，与李成梁等辽将配合，协同作战。蓟镇客兵虽然最多时只有3500人，但都是朝廷招募、戚继光亲自操练出来的生力新式车战营。

5、晚明隆万时期，辽东镇招募夷丁，得到当政者截然不同的对待态度。

首辅张居正、巡抚张学颜、巡抚顾养谦等人，持积极态度；蓟辽总督谭纶、巡按熊廷弼等人，是质疑和反对态度。

比如说谭纶确实对招夷表示过反对，但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他反对的是什么情况。

在隆庆朝的前期，谭纶奉旨北调后，一度出任蓟辽总督，和总兵戚继光配合，主持练兵事务。隆庆六年，明朝把他调回中央，准备让他担任兵部尚书。谭纶就在这个时候拟了一份奏疏，向朝廷提交一份《边备兴革七要》，里面就提到了“处降胡”——

处降胡，以戒不虞。各镇将官，招募降夷，以充家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失驾驭，必启衅端。近日，黠虏实服，塞徼无事，虽有月粮之给，难系骄纵之心。乞行各将不许擅招。其见充家丁者，拨发各卫所顶补迯亡食粮，操备庶。势分力孤，销意外之变。

就是说，谭纶不同意边镇将领私自招收降胡，但是他并不反对由总督、巡抚出面，官方集中招收和改编降胡。谭纶和张学颜都认可官招降人，他们认为，由官方统一招募、收附降夷，编丁官署，是可行的。对于这一点，后者会有叙述。

总体而言，支持招附虏夷，认同“夷为我用”的当政者，相对更多，权势更盛。比如说张居正就持这一观点，在隆庆到万历初年，他又是作为首辅和事实上的权相，长期主持国家政务，推动经济和军事改革。在首辅张居正、和张学颜等数任巡抚的大力倡导下，辽东招收夷丁政策能长期得到支持。

但是万历十九年李成梁第一次下野和后来熊廷弼巡按辽东时期，相辽东政治风向就发生剧烈逆转，不仅否定了招夷政策、也否定了隆庆末年开始推行的“辽人守辽、辽将久任”政策，还对武将的家丁数量进行大幅削减和限制。

所以有一点需要注意，题主问题里说的是“明朝中后期”，而有些答主回答的是“明末”。这两个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仅在晚明隆庆到万历二十四年年的约三十年时间内，明朝招附夷人的政策就出现了剧烈的调整变化。不能简单的用“明末”的状况来解释“明朝中后期”的情况

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晚明蓟辽军事改革与辽东戎政。这样吧，我把有关晚明蓟、辽两镇与京师三大营中，公募兵与私募兵、隆万新政蓟辽两军备体制改革、以及辽东戎政当中的相关内容贴出来一部分。

时间有限，内容会比较多，今天肯定发不全，只能随时有空随时补，还请谅解

一、公募与私募

很多历史段子和档次不高的通俗历史读物，都会讲述和夸大明朝的家丁亲军的作用。甚至说明朝中后期，明军主要靠家丁来保证战斗力。

这种说法比较偏颇，是不对的。

明朝中期开始，随着卫所军户世袭兵制弊端的逐渐凸显，卫所世兵不堪用，开始出现募兵。这个募兵现象，是既有官府公募，也有将领私募。

明朝中后期，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即晚明隆新政改革时期的蓟、辽、宣、大四个主要边镇和京师三大营的士兵来源结构来看，是官府公募标兵、将领私募亲兵、传统卫所世兵三种兵源，同时存在。

将领私募兵，也不是将领自己出资招募家丁，花费的依然是公帑，并非严格意义的私人武装。

对于将领私募家丁亲军这个问题，明朝中央政府是即默许和鼓励、也会戒备和防范的心态，并采取必要手段进行压制和分化。

1、

边镇武将广收家丁，组建效忠于他个人的亲兵武装，对于这个现象的出现时间，各种说法不一。有的文章说是成化年间出现的，也有说在正统、天顺年间就出现了。

对于家丁现象的成因，各种解释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明代中叶，无论卫所军户体制还是镇戍营兵体制，都出现大量弊端。国家长期拖欠俸饷导致兵变频发，边镇士兵逃亡问题屡禁不止，在册军户正兵虽然数以万计，但大都是冗兵弱卒，守城自保勉强可行，野战杀敌是指望不上的。长期仅仅维持温饱水准的士兵，平时疏于操练，一旦遇到战事，即便官府大幅提高俸饷标准和犒赏待遇，也无法激发战斗力。所以边镇武将利用自己的职权，自行招募军事素质过硬的家丁，给他们提供优厚的俸饷待遇，组建家丁亲兵。武将和家丁们之间，通过认义父、收义子等形式，建立依附关系。

有些文章说，将领私募家丁，花的是自己的钱。这个说法也是不正确的。

将领私募家丁，最常用的方式是吃空饷，钻军户补替制度的漏洞和清勾程序中的空子，冒用卫所下因匿、逃、疾、故等原因，士兵本人早已经死亡、久病或失踪，兵册却没有及时替补和清勾的缺额。

“每遇征战，家丁当先，有支双粮者，皆顶逃故军粮”。

2、

明代中期，明朝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卫所兵的弊端。在虏患日益严重的正德、嘉靖年间，为保障战斗力，朝廷也开始在边镇推行募兵，“招募勇敢，以壮军实”，这就是公募。

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日，兵部尚书王宪向皇帝呈《御虏方略》一册，里面提出了要为边镇和要冲关隘募军——

“辽东、宣、大、延绥、山海关，各募二千人；山西偏头等处、三关，三千人……编入附近卫所，收支月粮。仍人给衣装银三两，以太仆寺马价银充之”。王宪的提议得到嘉靖皇帝准许，明朝随后为这些边镇与关隘招募到1.8万边军。——《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三年六月二十日

对于公募兵的用途，明朝兵部的解释也很清晰“设为游兵，以备征调”。

那些连月粮都常被拖欠、战斗力低下的卫所军户兵，只能守城自保，但边镇又经常遭北虏突入，守边将领要想出城御虏，就依靠这些招募来的精兵，后者组成可以出城野战，充当机动支援力量的生力军。

官府公募和将领私募两种形式共存，后者长期处于“虽不合理法，但情有其缘”的状态，得到朝廷的默许。到了嘉靖朝后期，将领私募家丁这种现象，终于得到朝廷的明确认可和大力支持。

“许诸将自募家丁，一体给饷，每员下虽至二、三百人，亦不为多——《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说的很明白，将领可以私募家丁，俸饷不是自己出，而是由国家公款支付。

名叫家丁，吃的可是公帑，花着国家拨下来的钱款，经营听命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对于这种现象，明朝政府采取即能容忍和支持、也要保持戒忌和防范的态度。

立选锋，以倡勇敢，京营家丁，为副将私人，一有名缺，竞相营补，且俱拥护各将，不隶营操，实为徒设。请于家丁营军中，选其骁而善射者，名曰“选锋”，务足四千八百人；六副将，仍各与三百名；十战兵营，各三百名。月给双粮而革家丁名色。——《明神宗实录》万历五年正月二十八

这是万历初年，兵科给事中林景暘的一道奏疏，他提出一个建议：对京师三大营当中的家丁劲卒进行统编、改组。

京师三大营，这可是天子脚下的首都卫戍部队。三大营分为五军、神枢和神机营，每营设有副将二名，一共有六名副将，还有总计十个战兵营。

这些副将都想方设法把家丁安插进来。万一你们串通一气，做出对朝廷不利的事呢？这样吧，朝廷正计划筹建“选锋军”，从家丁里挑选4800精兵，六名副将，每人各留下三百家丁，算是照顾你们了；余下的三千家丁，也以三百为一队，分成十队，分别安排到战兵十营内，充作骨干。

朝廷能容忍武将蓄养家丁，是为了保证军队能维持一定的战斗力。但家丁的数量过于庞大，长期蜂聚在武将身边，武将之间又保持着密切联系，出现某种集团化倾向，就会引起朝廷的警觉。

“月给双粮而革家丁名色”，这个用意同样很清晰：保证你们的待遇不会降低，但你们也要记住，今后就是朝廷的兵，不是副将的家丁了。

上述林景暘的这道奏疏，就是对京营数量庞大的家丁动手，把他们拆分打散，断绝副将与家丁的私人依附关系，清除潜在威胁的例子。

3、

每个副将留三百家丁，这就是林景暘认为比较安稳的数字。

前面诸如 @冯胜 答主，提到招募夷丁，要给双分月粮俸饷、甚至“每一夷食三汉军之食”。不过，没必要这么过份强调夷丁的俸饷待遇。

因为明朝募兵，无论公募、私募，募汉、募夷，成本都非常高，即便是招汉兵，也不比招夷兵省多少钱。募兵的月粮俸饷，仅仅是其供养成本中相对较少的一部分。其他诸如采办装备、操练、征调等活动的开支，对明朝财政造成压力才更大。

辽东武将经常要和以骑兵为主的蒙古兵对抗，所以辽镇募军，必备条件之一是必须配有战马。嘉靖朝中期，辽东都司通过广宁马市，购买蒙古马，马价还能维持在10两银以内。

因察哈尔东迁，辽西走廊受到侵扰，嘉靖二十七夏，辽东巡抚李珏呈奏朝廷，提出要增强广宁到宁远一带的兵力，需募军3029名。这次公募活动得到了朝廷的许可——

“每军给军装银六两、马价银八两，发太仆寺银四万二千四百六两”——《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十日

14*3029=42406，分文不差。

嘉靖年间，北京户部每年拨给辽东的“京运银”，保持在15～20万两之间，这里面有15万两的年例银，其他属于应对各种额外开销的银子，其中也包括“慕军粮银”。

朝廷每年拨给辽东的募军粮银，保持在2～3万两之间的水平，是应付不了这4.2万两开支的。所以这笔钱不是从户部拨出，而是“发太仆寺银”。

在嘉靖朝，这种因中央财政财政极端紧张，户部拨不出银子，从其他部门挪用钱款应付边镇军费开销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

同样在嘉靖年间，辽东卫所世兵的月粮，是按照以一石粮作为标准，俸粮和折银“本折色隔月兼支”的方式来支领的，即单月领取一石粮，双月领取二钱五分的折银。

每名募军的军装与战马的采购装备费达到14两银子，是一个卫所世兵四年零八个月的月粮银。这还只是募兵装备的初期采购费用，以后他每个月的双份月粮薪饷、马料、出征犒赏等后续开销还更多。

募军的高昂成本，由此可见一斑。

晚明辽东镇的实际募军活动中，公募的精兵仅仅有几千人，总兵和副总兵身边的家丁亲兵，各自保持在几百人的规模，很少能超过千人。总兵把家丁维持在几百人的规模，一是控制自己的亲军实力，避免让朝廷对他产生猜忌；二来是每年户部拨给辽东京运银当中的“募军粮银”很有限，只能维持这个规模，数量再多就养不起了。

一边是相对有限的募军粮银，另一边是募军高昂的供养开支，互相权衡妥协后，嘉靖末年，辽东地方武备与兵力配置情况，就呈现出如此景象：

辽东巡按李辅的《全辽志》和户部尚书王国光的《万历会计录》，这两份权威官方统计资料，都详细记录此时辽东明军兵力，前者为95369人，后者为94693人，差别不大，基本保持在9.5万人左右。

9.5万人看着多，但只是账面数字，大部分都是冗兵，而且分散在各城镇卫所堡中，遇到虏骑犯边，这些无马、平时又疏于操练的冗兵，短时间即难以集结，也不具备出城野战的能力。

此时辽东，是总兵、府总兵和参、游等武将私募的家丁，以及分别部署在广宁、辽阳、锦、义、开原等要冲重镇的公募营兵。当虏骑破边犯境，总兵只能带着数百名家丁和营兵出城作战，兵力并无优势，往往会被对方集中兵力包围、分割，或诱入伏击圈。

嘉靖四十一年阵亡的辽阳分守副总兵黑春和隆庆四年阵亡的辽东总兵王治道，都是只带少数亲兵家丁出城驱敌，被对手诱入包围圈，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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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 2020 10.28 23:50，第二次内容

第二次更新，临时改一下，因为很多人军户的俸饷待遇这块很有兴趣。这样吧，今天先说下明朝辽东军户的的待遇和财政情况

明朝是怎么给辽东边军筹措军饷的，以及隆万新政时代的张居正等人，又是如何通过变法改善欠饷困局的，这个话题很值得详细讲述。

一、

辽东明军基层士兵的主要经济来源，有四部分：

一是国家按月发给他们的俸饷，叫作月粮；

二是余丁提供的供养；

三是服徭役时，官府发放的工钱；

四是参加御敌作战、日常训练、出边烧荒等征操任务时，领取的各种赏钱，相当于执行军事任务时领取的补助。按天算的叫“行粮”，按月发的叫“行月粮”。正德朝之后，月粮、行粮，都普遍采取直接发折色银子的方式，但名字不变，

前三种收入属于常项收入，第四种收入很丰厚，也成为引发官民矛盾的症结。

1

“吾养兵百万，当不费百姓粒米”、“养兵百万，不费朝廷一钱”，这些话据说是朱元璋说的，通常是肯定明朝的卫所军户屯田制度。这种话只能反映朱元璋的某种愿望，他希望卫所军户通过组织屯田就能实现自养自足，可惜在现实中完全做不到。

就以辽东镇为例。辽军的军费与俸饷开支，靠本地是根本解决不了的，打明朝初年，辽东明军和北元军阀长期对抗开始，辽军就高度依赖从山东、南直隶等外省调拨来的钱粮物资。

明朝前期，白银还不是流通货币，通行实物赋税，山东和南直隶在本省征收粮食、棉布等物资，解送到辽东。辽军将士领取实物俸饷。洪武朝之后，南直隶不再向辽东调拨物资，改为由朝廷向辽东调拨京运，外加山东向辽东调拨的民运。调拨物资也逐渐施行折色供给制，除了粮食还需要输送到辽东以外，其他物资都先基本折算成白银。

从弘治末年到万历九年，在这长达八十年的时间内，辽东明军的月粮，是以一石粮作为标准，俸粮和折银“本折色隔月兼支”的方式来支领的，即单月领取一石粮，双月领取二钱五分的折银。

明代中期，银子虽然逐渐成为流通货币，毕竟还没到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晚明时代，购买力相对较强。遇到庄稼丰稔的好年景，北直隶、山东等北方地区的粮价，勉强可以维持在每石粮二、三钱银子的水平。二钱五分的折银和一石粮食之间，基本是等价的。

问题是一旦遇到荒歉凶年，明朝缺乏及时、有效的粮价平抑保障措施。

辽东本地的屯粮长期不能自给，高度依赖外地的供应，使粮价波动更明显。每遇凶年，辽东粮价骤涨，二钱五分折银子的购买力大幅缩水。嘉靖三十七年夏秋，辽东遭遇大灾，蓟辽总督王忬向朝廷上疏请求赈济，“今岁大祲，斗米至价银八钱，民饥，死者十八九”。因此辽兵偏好领粮食和棉布等稳定保值的实物月粮。

直到明朝灭亡，这个缺陷也没有得到根治。萨尔浒战败后，明朝启用熊廷弼收拾辽东局势，恰逢辽东遭灾，粮价飞涨。熊廷弼担心因粮贵银贱影响士气，上奏朝廷，要求赶紧向辽东多运粮食，尽量给士兵发实物俸饷——

“宁、锦、义一带，自春徂夏，踰时不雨，赤地千里；河东开、铁诸处，早为戎马之场，独辽阳、海、盖初春沾雨，不意六、七两月，旱魃为虐。……当此珠桂之秋，辽地召买已属无望，或多截漕粮，或量增运额，每月饷军，务放七分本色、三分折色，宁使食浮于银，无令银浮于食（《明光宗实录》泰昌元年八月十一）”。

2、

辽兵的第二种常项收入，是余丁提供的供养。

从明朝初年开始，全国卫所都通行帮丁政策：每名正军佥派卫所时，可以带一个帮衬生理、享受免除差役优惠的余丁。

辽东马军多，马匹采购价格贵，军户无力自备马匹。都是官府出钱，通过马市购马。但官府只管买不管养，他把马匹分给官兵，由后者负责饲养，马匹丢失或病亡，后者照价赔补。养马开销也不低，辽东都司再给每个有马正军划出五十亩牧马田，允许再添加两个可以免除差役的余丁名额。所以辽东卫所和其他地区不同，是三丁养一。三个余丁从收获里划出一部分，供养一名正军。

3、

辽兵的第三种常项收入，是服徭役的工钱。

一提到中国古代的徭役，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官府强征百姓，后者为前者提供无偿劳动的一种剥削制度。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至少在明代中叶嘉靖年间的辽东，辽东都司府征调卫所军户办差行徭，无论正军还是余丁，官府不仅要管吃住、提供生产工具，也得支付工钱。

辽东有约超过两千里的边墙，还有数以百计的要塞堡城，以及数量更多的烽火台和路台。风吹日晒雨浇雪浸，再加上地表沉降和洪水冲击，这些人工建筑经常坍塌，必须年年修月月补，所以辽东最常见的徭役是修边。修边的工资标准，是由边墙与关塞边堡位置、工程的难度与施工量、工期、工种等因素决定的。

笔者在《明代辽东档案汇编·呈报辽阳沈阳等呈报应修坍塌墩台数目及所需夫匠口粮砖灰器具等项预算清册》当中，查阅到一件事：辽东都司要从正军和余丁中抽调人手，招募修边夫，修缮南起东宁卫长宁堡、北到沈阳中卫十方寺堡等十一个堡城沿线的边墙和烽火台。

从最常见的《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朝辽东都司相关地图上，就能找到这些堡城的位置:

在《谭图》上找到这11个堡城，就会发现：这是辽东东路防区要冲地带的西侧边墙，属于辽河套边墙的一部分。

这段边墙位于辽河东岸，处在辽泽之内，地表湿软低洼，经常坍塌，修缮难度高，工程量又大。而且这段边墙紧靠辽河套，施工工期长，还很可能受到虏骑袭击，修边工作存在着较大的危险性。

所以官府给修边夫开出一份相对较高的工资待遇：每人每天一升五合粟米和五厘银子

明代粮食计量单位是石、斗、升、合、勺，采取十进制；白银的单位是两、钱、分、厘、毫，同样采用十进制；一升五合粟米，重量大致相当于现在公制的800～900克。

上述三种常项收入非常微薄，仅能让辽兵维持温饱。一直到万历九年，辽兵好不容易得到一次全体涨月粮的机会，由二钱五分涨到四钱。万历九年的四钱银子，在辽东只能买到28斤好猪肉或40斤质量比较差的“下程猪肉”，或一只整羊、或五分之一头牛。

从成化年间开始，因平时收入微薄，月粮还时常被拖欠，导致辽东边堡的守军和军户都热衷参与走私。他们偷缒边墙，和女真人交换物资，或自制一些小件铁器和手工艺小商品，拿到马市做点小买卖，最常见的就是打制和贩售铧子。粗制的铧子，在马市上能卖到四钱银子，其中利润过半，需求量又大，是辽兵贴补家庭的一项重要收入。

4、

不过遇到战争爆发、出边烧荒等情况，待遇标准就不同了。

想让士兵集结动员，官府至少要给开拔费。被征调的士兵能领取补助，按天算的叫行粮，按月算的叫行月粮。视军事任务的轻重缓急程度，行粮的标准在每天2～5分银子之间。而在万历初年，在辽河套边墙堡城承担作战值守任务的士兵，行月粮至少在一两一钱以上。

此外，立功者要赏，伤亡者要恤。犒赏和抚赏的费用，更是数倍于行月粮。那怕不打仗，就是官府组织出边烧荒，与边外的虏骑没有发生交战，也没有伤亡，不需要犒赏和抚恤，最起码也要给士兵按天发行粮银子、再发一身新衣服新鞋，采办举火燃料和投毒鸩药。

万历朝中后期，辽兵的月粮又得到一次提升。萨尔浒之战爆发前，一个底层辽军的月粮是五到六钱银子，战争爆发后，凡是被征调动员的辽兵，每人每月额外再领一两五钱的行月粮，此外还能领取到数额不等的犒师赏银。战争对国家有什么影响，咱们姑且不谈，至少能让卖命打仗的士兵，赶上发战争财的好机会，每月收入暴增为原来的四到五倍。

5、

打仗不能只动员人，士兵的俸饷，只是军费支出里面相对较少的部分。官府还得筹措粮食，采购和提供防具、兵器和服装等装备，保障火药和箭弩这些耗材的供应。

万历年间的辽东马价，已经涨到每匹12～15两银之间，还受到战争局势与供需因素的影响。万历二十年，因为日本入侵朝鲜，壬辰战争爆发，战马立即成了稀缺资源，供不应求，一度突破了每匹15两银子的单价。

萨尔浒开战前，明朝朝廷一边开征辽饷，向百姓催钱；一边发令辽东，向主帅催战，希望速战速决，也是被巨额军费开支逼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绝非戏言。

因为饲养方式和用途的差异，马和牛羊的价格极为悬殊。按照《定辽后卫经历司呈报马市抽分与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等资料中的信息，万历初年，四钱银子可以在马市上买一只羊，二两银子能买一头大牛，而青壮健马的价格已涨到十二两银以上。

有些人会有另一个疑问：既然马这么贵，蒙古人和女真人又是怎么做到有马骑，能随随便便组建骑兵呢？

实际情况，是蒙古也未必能做到人人都有马。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结束后，明朝被迫在宣化、大同等地对俺答开市，一年开市两次。嘉靖三十年五月首次开市后，俺答提出要求，希望将马市延期至七月，理由是五月开市时，明朝只热衷购买马匹，对牛羊却缺少购买兴趣，而本部还有很多“无马之人”，他们想用自己的牛羊交换汉人的米粟棉布。

二、

讲过了辽兵的俸饷待遇，我们换一个视角，再来看嘉靖年间，辽东的财政收入。

嘉靖末年，辽东的“岁入银”维持在每年约50万两的水平上。这笔财政收入由三部分组成：

A、辽东本地的屯政、盐政和开矿等项收入；

B、山东的解送银；

C、朝廷户部拨调的京运银，其中包括从太仆寺等其他机构挪用的钱款。

1、

辽东的卫所屯田、开荒的科田等，同样要缴纳地租，官府就相当于地主。辽东湾沿岸还可以晒制食盐。地下还有较丰富的金属矿藏。通过官营的屯政、盐政、矿税等地方事务，每年为辽东提供约15万两的财政收入，大约占岁入银总数的三成。

明朝过于依赖农业税，商税开发却很不充分，辽东本可以把马市开发成丰厚的税源，官府对马市却采取轻税原则，而且只想赴市的羁糜卫所征税，貂参之利中附加的利益，大都通过纳贿等形式，流入了大小官员的私囊。

2、

因在地理位置和行政管辖权方面，山东和辽东保持着特殊关系，山东每年向辽东提供15万两银子，叫作“山东解送银”或“山东民运银”。这笔钱也占辽东岁入银总数的三成，即可以是山东征收上来的粮食、棉布等实物，也可以折成白银。

明代中期，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出现了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状态的财政困局，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辽东的拨款。山东的解送银，几乎年年都有久拖和欠发的情况。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嘉靖朝，甚至到隆庆新政时依然没改观，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政时期。

辽东巡抚张学颜就曾数次向张居正告状，在奏疏里边大发牢骚吐苦水，说他向山东催银子，山东的官员态度侮慢，把他当叫花子打发，

“山东解银如富翁施舍，迟速任意而常行德色，本镇得银如乞儿求食，多寡听人而不敢少争（《乞处额饷以济时急疏》）”。

3、

户部拨调的京运银，相当于中央财政拨款。京运银始于明英宗正统初年，之后百余年呈逐渐增长趋势。到嘉靖年间，京运银维持在15～19万两之间。这笔钱占岁入银总数的约四成，是辽东镇最大的一笔财政来源，其中又细分成“定例银”和“特供银”两部分。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朝廷将定例银定为15万两，以后保持在这个数额，年年如此，一直维持到嘉靖帝死后的隆庆年间。

辽东偏处边塞，会发生无法预估的突发事故，朝廷和辽东地方处置这些突发事故，平息局势，由此产生很多计划外的财政支出。水旱病疫，说来就来，老天爷不会提前给皇帝打招呼，遭了灾，官府是不是及时拨钱粮赈济？虏骑又犯边入塞，辽军就算自己不主动出边作战，也要组织防御作战吧。

因征调、籴粮、犒赏、抚赏、充实武器、购置火药、补充战马等开销而产生的军费，辽东本地和山东都解决不了，还得管朝廷要。为解决这些因赈灾、御敌等处置突发事务产生的财政开支，明朝在京运银中追加一笔数额不定的“特供银”。

到嘉靖四十四年，京运银已多达198088.5两（《全辽志·赋役志·岁运》），刨去15万定例银，余下的4.8万余两就是特供银。

京运银和山东解送银一样，账面数额看着真不算少，却不能全额兑现，在嘉靖年间也常出现拖、欠情况。

嘉靖十四年，辽东巡抚吕经上任，辽东财政紧张，他没有追惩贪腐文武官员，却从底层辽兵下手，削减正军的余丁供养待遇，又追夺正军的牧马田。

“巡抚辽东都御史吕经，以苛虐失众心，辽东诸卫所，每军一，余丁三供之；每马一，给牧田五十亩，其来久矣，经檄行清革，每军给余丁一，余悉编入徭册，征银解广宁库，追牧马田还官，召佃租，由是众益怨之（《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时值辽兵的月粮已被拖欠数月，现在又看到巡抚削减余丁供养待遇，分明是要绝我生路。辽兵群情激愤，冲进巡抚行台衙门，把吕经软禁起来，向他讨说法，酿成震动朝廷的兵变。

4、

嘉靖帝在位时，明朝向边镇提供军费，长期保持着“抢救性拨款”和“应急式补欠”两大特色：俺答的虏骑又破塞南侵，在山西和京畿地区肆虐一遍，嘉靖帝在恐惧和愤怒之余，杀几个大臣，户部就赶紧想办法弄出些银子来，随后的几年，宣大蓟辽四大边镇可以得到相对充足的财政拨款；辽东大同因为长期欠饷，边镇守军闹哗变，又把巡抚扣押了，朝廷赶紧派人平息，许诺补发部分欠饷。拨款和补欠都是短时间内有效，时间稍长，朝廷又开始拖欠银子了。

嘉靖朝前期，因官府长期欠饷、官员逼榨太甚，生活困苦的边镇士兵被迫犯上作乱，惹出几场恶性兵变后，朝廷才吸取教训。嘉靖十四年后，每年拨给辽东的15万两定例银，户部基本不敢拖欠了，但额数不定的特供银，就采取能“省”则“省”的方式了。

省字多加了引号，就是另有所指的了。嘉靖朝，辽东明军消减特供银的方式，是消极避战，减少操练，尽量节省军费开支。虏骑犯边冲进来了，辽军才能阻止防御战；虏骑没犯边，辽军不得主动出边驱赶，避免引发冲突。

到打仗的时候，官府如果每个月还是只发二钱五分银子，士兵们莫说上阵杀敌，恐怕会倒戈造反的。那既然如此，朝廷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少打仗或不打仗。官府为了尽量省银两，甚至在报功论赏的过程中故意拖欠、刁难和侵扣，达到少发、缓发犒赏银的目的。

6

到了隆庆年间，高拱和张居正主持政务，开始推动各项改革。那么在隆庆五年，明朝与俺答实现封贡和议之后，他们就要先解决辽东的军费和募军练兵两大难题。

万历二年，朝廷拨给辽东的京运银涨到20.4万两。在辽东巡抚张学颜多次向朝廷申诉，指出山东方面依然拖欠每年15万两解送银这一旧弊后，万历六年，朝廷对此也做出改动：从这年开始，山东不再直接向辽东解送银两，由户部提供15万两银子，与京运银合并，一同拨给辽东。山东这15万两银子，以后改为上缴给户部，如果山东方面再有拖欠，就是中央政府与山东地方之间互相扯皮，辽东巡抚不必为这事操心劳神了。

万历六年之后，京运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万历九年是41万两，万历十九年达到“辽镇主客兵饷银，六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两（《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九年十月初二）”的水平，万历中后期，京运银常年维持在70万两以上。

钱多了，辽东就能适当增加募军数量、采购更多、更好的装备和战马。明朝随后开始加紧募军练兵。

万历五年七月，蓟辽总督杨兆向朝廷呈《条陈辽镇六事》，总结了有必要进一步巩固的事情：一加折粮、一加行粮、一补家丁、一处马匹、一免屯粮、一处本色。这就是建议提高士兵的俸饷待遇和家丁亲军的数量，为辽镇打造精兵强将。

从隆庆末年开始，兵部侍郎汪道昆等就通过上奏疏，为辽兵争取更高的俸饷和补助待遇。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到万历九年，辽兵的月粮银终于涨到每月四钱银。而行粮银和兵种有关，比如战车营军士在日常征调和操练时的行粮银标准，是每天二分银子。

嘉靖年间，辽军的士兵逃亡问题比较严重，嘉靖末年辽军在册的9.5万人，里面有很多没有及时清查的缺额。在隆庆到万历初年，相关官员先要组织清查。

隆庆三年和四年，辽东进行首次大清查，“惟存主客官兵八万五千四百二十七名（《四镇三关志·卷三·辽镇军旅》）”。

隆庆五年，张学颜出任巡抚，组织第二次大清查。他恩威并用，即采取雷厉手段抓逃兵、也晓之以理，号召逃人主动归附，又革除一批不堪用的老弱残兵。这次大清查活动在万历元年结束，此时辽镇额兵为8.66万人。随后，辽东镇开始打造骨干精兵。

这些骨干精兵，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开出优厚待遇，从这8.66万额兵，各卫所余丁和招附的蒙古、女真人里面招募勇壮；

第二是同样开出优厚的待遇，给总兵以下大小武将“补家丁”；

第三是因戚继光在蓟州的练兵活动已经取得实效，在“蓟辽一体，合防联守”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北京内阁和兵部的统一协调，从蓟镇调来客兵，支援辽东。

这些蓟镇兵不仅是援军，还是教导队。因为明朝在东南沿海的抗倭作战中取得胜利，而谭纶、汪道昆和戚继光这些曾主持抗倭作战的将领，都特别推崇战车营，认为这是明军在野战中对抗蒙古骑兵的绝技。隆庆初年，这些人奉旨调回北方，出任兵部侍郎和总督、总兵等职。他们大力推广战车营，以蓟镇作为军事改革的试点，取得成效后再向辽东等地进行推广。

隆庆五年到万历元年，辽东本地新招募3900多名勇壮，外加蓟州派来支援的3500客兵，使辽军总兵力达到万历二年年末9.4万人。

这9.4万辽军中的大部分，依然是主要用来守城的卫所冗兵，只不过不再拖欠俸饷，平时维持训练，保证月粮和行粮待遇。剩下的精锐募兵，一部分是总兵等大小武将身边的家丁亲兵；一部分是按照新式战法集中训练，部署在广宁、辽阳等要冲地带的车营和骑兵。

当虏骑犯边入塞时，冗兵把守各自堡城，总兵以下将弁带家丁亲兵，组成“选锋”出战驱敌，称“居守”；当辽东镇要集结大军主动出战时，将部分精锐募兵组成小队，作为骨干与冗兵进行混编，合成战兵营，组成数万人的大军，称“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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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更新就到此吧。下次给诸位讲述万历初年，辽东财政改革和军事改革，以及张学颜等几任辽东巡抚的招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