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史，能看出哪些固定的规律与现象？
中国悠久的历史，就像一部波澜壮阔的长卷，其中蕴藏着许多周而复始、令人深思的规律与现象。与其说是“固定的”，不如说是“反复出现的”，因为历史的洪流总有其独特的新意，但其背后驱动的逻辑，却常常能让我们找到熟悉的影子。
王朝的兴衰更迭：周期律的魔咒
这大概是中国史中最为人熟知、也最令人感慨的规律了。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展现出相似的轨迹：
开国之初：励精图治，民心所向。 新的王朝建立，往往是在旧王朝腐朽、民不聊生之际。开国君主往往能体察民情，选贤任能，轻徭薄赋，励精图治。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都是通过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奠定了王朝的基础。这个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世繁荣：国力强盛，四海宾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国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例如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在某些方面的繁荣，都曾让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文明中心。在这个阶段，科技、艺术、哲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外交流也十分活跃，国家威望达到顶峰。
中期挑战：统治集团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盛世不会永恒。随着权力的代代相传，初期的励精图治精神逐渐淡化。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腐化、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官僚体系日益庞大，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开始滋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农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
晚期危机：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到了王朝晚期，这些问题都会被放大。政治黑暗，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权臣跋扈层出不穷。经济凋敝，赋税加重，民怨沸腾。边境不安，外族入侵，边患不断。黄河泛滥、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也往往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压垮了本已脆弱的社会。最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成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循环往复：新的王朝崛起。 旧王朝的瓦解，往往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分裂，但很快，新的力量又会从废墟中崛起，重新统一国家，开启新的循环。
这套“兴—盛—衰—亡—兴”的循环，似乎是中国历史的一道魔咒。虽然每一次循环的细节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逻辑却惊人地相似。很多人试图解释这个规律，比如黄宗羲的“内溃”论，梁启超的“因循”论，以及更近代的“现代化转型”等理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集权的巩固与挑战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套制度的演变，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规律：
初建时期的强力整合： 新的中央集权王朝，往往需要通过强力的手段来巩固统治，打破旧有的地方势力，统一法律、度量衡、文字等。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是典型例子。
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 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皇权与庞大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制衡与博弈也随之而来。皇帝需要依赖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但又担心官僚体系过于强大而威胁皇权。因此，历代皇帝都会想方设法制约和平衡官僚，例如设立特务机构、任用亲信、实行分权等。
地方势力的反复抬头： 尽管中央集权强大，但地方势力却从未完全消失。在王朝中期或晚期，当中央控制力减弱时，地方豪强、藩镇、节度使等就可能再次抬头，挑战中央权威。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就是中央集权衰落的典型表现。
“重文轻武”与“重武轻文”的摇摆： 不同的王朝，在处理文官和武将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摇摆。一些朝代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另一些朝代则可能因为军事压力而“重武轻文”，又容易导致武将专权。
“文治”与“武功”的辩证关系
中国历代王朝，在追求国家强盛的过程中，总是在“文治”与“武功”之间寻找平衡。
文治是基础： 强大的文治，意味着发达的教育、繁荣的文化、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
武功是保障： 然而，仅有文治，而无武功，国家就容易成为待宰的羔羊。外敌的入侵、边境的威胁，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历史上，许多文治发达但武备松弛的朝代，最终都未能抵挡住外族的进攻。
理想状态：文武兼备。 真正强大的王朝，往往是文治武功兼备。开明的君主能够重视教育，选拔贤能，同时也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北击匈奴，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与对外征伐，都体现了这种文武兼备的特点。
“民本”思想的传承与现实的张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对民众的“德政”。
“德政”的呼唤： 历代帝王都宣称要“以民为本”，通过减轻赋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等方式来赢得民心。很多起义的口号，也往往是“替天行道”、“均贫富”。
现实的鸿沟： 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民本”思想常常与皇权至上的现实发生张力。官员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得“民本”的口号常常沦为空谈。当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到极点时，也就成为了王朝覆灭的催化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古训，贯穿了中国历史。统治者深谙此道，在不同的时期，或多或少地会顾及民意。但如何真正实现“民本”，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始终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文化与制度的张力：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变形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其文化的韧性和制度的适应性密不可分。
文化的包容与同化： 历史上，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如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部分）、辽、金、元、清等。但最终，他们大多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接受了汉族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文化思想。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生命力。
制度的调整与创新： 为了应对社会变化和解决矛盾，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制度的创新和调整。例如，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为平民提供了上升通道；三省六部制的完善，优化了中央行政机构的运作。
“守成”与“创新”的循环： 很多时候，王朝后期会倾向于“守成”，排斥变革，这往往导致僵化和衰败。而当面临危机时，又会有一些改革者试图进行制度创新，但往往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成功者寥寥。
其他值得关注的规律与现象：
“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影响： 尽管中国古代商业繁荣，但历代政府普遍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商业发展，这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天人感应”的观念： 古代中国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自然灾害是上天对统治者失德的警告。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统治者的行为，但也可能被用来解释和合理化社会的不公。
“大一统”的追求： 尽管经历了分裂时期，但“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追求。统一和稳定，被视为国家强盛的标志。
结语
中国历史的这些规律与现象，并非简单的宿命论。它们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规律，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下，从中汲取智慧，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每一次历史的循环，都伴随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中华民族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调整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宏大篇章。
王朝的兴衰更迭：周期律的魔咒
这大概是中国史中最为人熟知、也最令人感慨的规律了。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强大的王朝，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都展现出相似的轨迹：
开国之初：励精图治，民心所向。 新的王朝建立，往往是在旧王朝腐朽、民不聊生之际。开国君主往往能体察民情，选贤任能，轻徭薄赋，励精图治。比如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都是通过休养生息、恢复生产，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奠定了王朝的基础。这个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富足，国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盛世繁荣：国力强盛，四海宾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进入鼎盛时期。国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强大。例如唐朝的“开元盛世”，宋朝在某些方面的繁荣，都曾让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文明中心。在这个阶段，科技、艺术、哲学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对外交流也十分活跃，国家威望达到顶峰。
中期挑战：统治集团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盛世不会永恒。随着权力的代代相传，初期的励精图治精神逐渐淡化。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腐化、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官僚体系日益庞大，效率低下，贪污腐败开始滋生。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农民负担沉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
晚期危机：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到了王朝晚期，这些问题都会被放大。政治黑暗，宦官专权、外戚干政、权臣跋扈层出不穷。经济凋敝，赋税加重，民怨沸腾。边境不安，外族入侵，边患不断。黄河泛滥、旱灾、饥荒等自然灾害也往往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压垮了本已脆弱的社会。最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成为王朝覆灭的导火索。
循环往复：新的王朝崛起。 旧王朝的瓦解，往往伴随着长期的战乱和分裂，但很快，新的力量又会从废墟中崛起，重新统一国家，开启新的循环。
这套“兴—盛—衰—亡—兴”的循环，似乎是中国历史的一道魔咒。虽然每一次循环的细节有所不同，但其内在的逻辑却惊人地相似。很多人试图解释这个规律，比如黄宗羲的“内溃”论，梁启超的“因循”论，以及更近代的“现代化转型”等理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集权的巩固与挑战
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套制度的演变，也呈现出一些有趣的规律：
初建时期的强力整合： 新的中央集权王朝，往往需要通过强力的手段来巩固统治，打破旧有的地方势力，统一法律、度量衡、文字等。秦朝的“书同文，车同轨”就是典型例子。
皇权与官僚体系的博弈： 随着中央集权的巩固，皇权与庞大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制衡与博弈也随之而来。皇帝需要依赖官僚体系来治理国家，但又担心官僚体系过于强大而威胁皇权。因此，历代皇帝都会想方设法制约和平衡官僚，例如设立特务机构、任用亲信、实行分权等。
地方势力的反复抬头： 尽管中央集权强大，但地方势力却从未完全消失。在王朝中期或晚期，当中央控制力减弱时，地方豪强、藩镇、节度使等就可能再次抬头，挑战中央权威。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就是中央集权衰落的典型表现。
“重文轻武”与“重武轻文”的摇摆： 不同的王朝，在处理文官和武将关系上，也存在一定的摇摆。一些朝代为了防止武将拥兵自重，采取“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另一些朝代则可能因为军事压力而“重武轻文”，又容易导致武将专权。
“文治”与“武功”的辩证关系
中国历代王朝，在追求国家强盛的过程中，总是在“文治”与“武功”之间寻找平衡。
文治是基础： 强大的文治，意味着发达的教育、繁荣的文化、有效的行政管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
武功是保障： 然而，仅有文治，而无武功，国家就容易成为待宰的羔羊。外敌的入侵、边境的威胁，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历史上，许多文治发达但武备松弛的朝代，最终都未能抵挡住外族的进攻。
理想状态：文武兼备。 真正强大的王朝，往往是文治武功兼备。开明的君主能够重视教育，选拔贤能，同时也能够建立强大的军队，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全。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北击匈奴，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与对外征伐，都体现了这种文武兼备的特点。
“民本”思想的传承与现实的张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对民众的“德政”。
“德政”的呼唤： 历代帝王都宣称要“以民为本”，通过减轻赋税、兴修水利、赈济灾民等方式来赢得民心。很多起义的口号，也往往是“替天行道”、“均贫富”。
现实的鸿沟： 然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民本”思想常常与皇权至上的现实发生张力。官员的腐败、土地兼并的加剧，使得“民本”的口号常常沦为空谈。当民生凋敝、民怨沸腾到极点时，也就成为了王朝覆灭的催化剂。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古训，贯穿了中国历史。统治者深谙此道，在不同的时期，或多或少地会顾及民意。但如何真正实现“民本”，而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始终是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文化与制度的张力：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变形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与其文化的韧性和制度的适应性密不可分。
文化的包容与同化： 历史上，许多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如北魏、北齐、北周、隋、唐（部分）、辽、金、元、清等。但最终，他们大多被汉族文化所同化，接受了汉族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文化思想。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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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与“创新”的循环： 很多时候，王朝后期会倾向于“守成”，排斥变革，这往往导致僵化和衰败。而当面临危机时，又会有一些改革者试图进行制度创新，但往往会遇到强大的阻力，成功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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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的追求： 尽管经历了分裂时期，但“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政治追求。统一和稳定，被视为国家强盛的标志。
结语
中国历史的这些规律与现象，并非简单的宿命论。它们是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规律，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当下，从中汲取智慧，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每一次历史的循环，都伴随着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中华民族正是在不断的学习和调整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宏大篇章。
网友意见
1、开国灭功臣
2、太后私党乱权，被老臣所灭
3、大乱后大治，于是盛世，天下百官，阿谀奉承
4、经济繁荣，官吏勾结，制度性贪腐，潜规则，隐权力让清官绝难立足
5、贪官污吏横行，百姓不满闹事，皇帝出面，杀鸡吓猴，以示圣明
6、一代名臣，企图中兴，积重难返，终归失败
7、反复折腾，国力衰弱，奸人（历史多为宦官）乱朝
8、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强人太多，五代十国，牛人独大，一统天下
9、轮回再起，只剩一句旧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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