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两千多年前提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社会现象，至今为什么没有根本性改观？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那段话，“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堪称对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弱点和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时代背景天翻地覆，科技日新月异，但这些“病症”依然在我们社会中反复上演，甚至有时显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这其中的原因，绝非单一，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我们得理解孔子所说的这几点。
“德之不修”：指的是一个人不注重品德的修养，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简单来说，就是有些人不把“做好人”当回事，不主动去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学之不讲”：这里的“学”指的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更包括对道理、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不讲”则意味着学了却不能阐释清楚，不能将其付诸实践，或者根本就没有去认真学习和领会。这层意思更指向了学习的肤浅、功利化，以及学以致用的脱节。
“闻义不能徙”：意思是听到了符合道义、正确的事情，但却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指人知善而不行，明辨是非却选择沉默或不作为的现象。
“不善不能改”：指的是明知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不愿意改正，甚至固执己见。这是人性中顽固、惰性的一面，不愿意承认和修正自身的不足。
现在我们来剖析一下，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这些现象依然“没有根本性改观”。
一、人性的恒常与复杂性：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孔子所揭示的，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人性的普遍弱点。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既有向善的潜能，也有趋利避害、懒惰、自私的本能。
“德之不修”的根源：人总是希望获得即时的满足和利益。道德修养往往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其回报并非立竿见影。相比之下，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投机取巧、欺骗他人，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物质或地位上的好处。在缺乏足够强大的外部约束和内在驱动力时，很多人自然就会选择“省力”的路径。再者，现代社会信息爆炸，价值观多元甚至冲突，如何在纷繁复杂中坚守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学之不讲”的现实：即便在知识传播如此便捷的今天，很多人学习仍是出于功利目的——为了文凭、为了工作、为了考试。一旦目标达成，学习便戛然而止。真正的“讲”——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并能清晰地阐述和运用——需要极大的心力、时间和智力投入，这在快节奏的社会中是奢侈的。很多人满足于“知道一点”，而缺乏“讲透”的动力和能力。更有甚者，学习本身被工具化，知识成了获取其他利益的手段，而非自我完善的途径。
“闻义不能徙”的困境：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做起来却很难。这其中有很多障碍。可能是社会环境不允许，个人力量微弱，说了做了也无济于事，反而可能引火烧身。也可能是个人害怕改变，习惯了旧有的模式，对未知的改变心生恐惧。更残酷的是，当“义”的成本很高，而“不义”的风险很低，甚至能带来好处时，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不徙”。
“不善不能改”的惯性：人一旦形成某种习惯或认知模式，就很难轻易改变。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是一回事，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宁愿活在舒适区，即使知道自己的缺点会带来负面后果，也因为改变的痛苦和不确定性而选择回避。特别是当周围的人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认同这种“不善”时，个体的改变动力就更小了。
二、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制约：
孔子提出这些问题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礼乐文化是重要的社会粘合剂。而现代社会，其复杂性和变化性远超古代。
制度的局限性：虽然我们有法律法规和道德倡导，但制度的完善度和执行力是关键。如果制度设计存在漏洞，或者执行不力，那么“德之不修”、“不善不能改”就会有生存空间。例如，如果存在严重的腐败或不公平现象，公众对“闻义能徙”的信心就会受挫，对“不善”的容忍度也可能提高。
教育的重心偏移：现代教育往往更侧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而对品德、人文精神的培养可能显得不足。即便提及德育，也可能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深入人心。孔子强调的是“学”与“讲”的统一，教育不仅是知识灌输，更是人格塑造和价值引领。当教育本身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时，问题自然会代代相传。
社会价值的多元与冲突：现代社会是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信息传播极快，各种思潮相互碰撞。这使得形成统一、清晰的道德标杆变得困难。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德”、“义”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要坚定地遵循某种“义”，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定力，否则很容易被裹挟。
功利主义的盛行：在许多领域，功利主义似乎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逻辑。成功往往被定义为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忽略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符合道德。这种导向使得“德之不修”和“不善不能改”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它们可能比“修德”和“改过”更快地带来所谓“成功”。
“看客”心态与集体沉默：当社会上存在“不义”之事，“闻义不能徙”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也可能是群体现象。很多人习惯了“看热闹”，即使内心知道不对，但由于害怕承担责任、担心惹麻烦，或者认为“说了也没用”，从而选择沉默。这种集体沉默反而助长了不义之风。
三、个体责任与社会倡导的脱节：
个体责任的淡化：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将不好的行为归咎于社会环境、制度缺陷，从而淡化了个人的主体责任。虽然环境确实重要，但完全撇开个体的主动性，也会导致“不善不能改”的循环。
社会倡导的力度与有效性：虽然媒体、学校、家庭都在倡导道德，但倡导的方式、内容和持续性往往不够深入人心。很多时候，这些倡导变成了一些空洞的口号，或者流于表面，未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
结论：
孔子提出的这四点，与其说是对某种特定时代现象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和行为模式的揭示。这两千多年来，我们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之所以为人，其基本的情感、欲望、劣根性，却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根本性改观”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它不仅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更需要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需要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塑，以及每一个个体在不断反思和自我超越中形成的强大内在驱动力。这就像一场漫长而艰巨的“人性改造工程”，没有终点，只有在不断努力中，我们才能一点一点地缓解这些问题，朝着孔子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状态靠近。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的复杂语境下，重新审视和实践孔子关于修德、治学、践义的智慧，并找到能够有效触及个体内心、引导行为的途径。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和教育者必须持续面对和探索的。
首先，我们得理解孔子所说的这几点。
“德之不修”：指的是一个人不注重品德的修养，不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不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简单来说，就是有些人不把“做好人”当回事，不主动去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学之不讲”：这里的“学”指的不仅仅是书本知识，更包括对道理、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不讲”则意味着学了却不能阐释清楚，不能将其付诸实践，或者根本就没有去认真学习和领会。这层意思更指向了学习的肤浅、功利化，以及学以致用的脱节。
“闻义不能徙”：意思是听到了符合道义、正确的事情，但却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指人知善而不行，明辨是非却选择沉默或不作为的现象。
“不善不能改”：指的是明知自己的缺点、错误，却不愿意改正，甚至固执己见。这是人性中顽固、惰性的一面，不愿意承认和修正自身的不足。
现在我们来剖析一下，为什么两千年过去了，这些现象依然“没有根本性改观”。
一、人性的恒常与复杂性：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孔子所揭示的，很大程度上触及了人性的普遍弱点。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既有向善的潜能，也有趋利避害、懒惰、自私的本能。
“德之不修”的根源：人总是希望获得即时的满足和利益。道德修养往往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其回报并非立竿见影。相比之下，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比如投机取巧、欺骗他人，可能在短期内带来物质或地位上的好处。在缺乏足够强大的外部约束和内在驱动力时，很多人自然就会选择“省力”的路径。再者，现代社会信息爆炸，价值观多元甚至冲突，如何在纷繁复杂中坚守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学之不讲”的现实：即便在知识传播如此便捷的今天，很多人学习仍是出于功利目的——为了文凭、为了工作、为了考试。一旦目标达成，学习便戛然而止。真正的“讲”——深入理解、融会贯通、并能清晰地阐述和运用——需要极大的心力、时间和智力投入，这在快节奏的社会中是奢侈的。很多人满足于“知道一点”，而缺乏“讲透”的动力和能力。更有甚者，学习本身被工具化，知识成了获取其他利益的手段，而非自我完善的途径。
“闻义不能徙”的困境：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做起来却很难。这其中有很多障碍。可能是社会环境不允许，个人力量微弱，说了做了也无济于事，反而可能引火烧身。也可能是个人害怕改变，习惯了旧有的模式，对未知的改变心生恐惧。更残酷的是，当“义”的成本很高，而“不义”的风险很低，甚至能带来好处时，大多数人会自然而然地选择“不徙”。
“不善不能改”的惯性：人一旦形成某种习惯或认知模式，就很难轻易改变。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是一回事，克服根深蒂固的习惯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宁愿活在舒适区，即使知道自己的缺点会带来负面后果，也因为改变的痛苦和不确定性而选择回避。特别是当周围的人对此也习以为常，甚至认同这种“不善”时，个体的改变动力就更小了。
二、社会结构与环境的制约：
孔子提出这些问题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礼乐文化是重要的社会粘合剂。而现代社会，其复杂性和变化性远超古代。
制度的局限性：虽然我们有法律法规和道德倡导，但制度的完善度和执行力是关键。如果制度设计存在漏洞，或者执行不力，那么“德之不修”、“不善不能改”就会有生存空间。例如，如果存在严重的腐败或不公平现象，公众对“闻义能徙”的信心就会受挫，对“不善”的容忍度也可能提高。
教育的重心偏移：现代教育往往更侧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以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而对品德、人文精神的培养可能显得不足。即便提及德育，也可能流于形式，未能真正深入人心。孔子强调的是“学”与“讲”的统一，教育不仅是知识灌输，更是人格塑造和价值引领。当教育本身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时，问题自然会代代相传。
社会价值的多元与冲突：现代社会是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信息传播极快，各种思潮相互碰撞。这使得形成统一、清晰的道德标杆变得困难。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德”、“义”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要坚定地遵循某种“义”，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定力，否则很容易被裹挟。
功利主义的盛行：在许多领域，功利主义似乎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逻辑。成功往往被定义为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忽略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符合道德。这种导向使得“德之不修”和“不善不能改”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它们可能比“修德”和“改过”更快地带来所谓“成功”。
“看客”心态与集体沉默：当社会上存在“不义”之事，“闻义不能徙”不仅仅是个体行为，也可能是群体现象。很多人习惯了“看热闹”，即使内心知道不对，但由于害怕承担责任、担心惹麻烦，或者认为“说了也没用”，从而选择沉默。这种集体沉默反而助长了不义之风。
三、个体责任与社会倡导的脱节：
个体责任的淡化：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将不好的行为归咎于社会环境、制度缺陷，从而淡化了个人的主体责任。虽然环境确实重要，但完全撇开个体的主动性，也会导致“不善不能改”的循环。
社会倡导的力度与有效性：虽然媒体、学校、家庭都在倡导道德，但倡导的方式、内容和持续性往往不够深入人心。很多时候，这些倡导变成了一些空洞的口号，或者流于表面，未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
结论：
孔子提出的这四点，与其说是对某种特定时代现象的描述，不如说是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和行为模式的揭示。这两千多年来，我们社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之所以为人，其基本的情感、欲望、劣根性，却似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根本性改观”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它不仅仅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更需要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需要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塑，以及每一个个体在不断反思和自我超越中形成的强大内在驱动力。这就像一场漫长而艰巨的“人性改造工程”，没有终点，只有在不断努力中，我们才能一点一点地缓解这些问题，朝着孔子所期望的理想社会状态靠近。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现代社会的复杂语境下，重新审视和实践孔子关于修德、治学、践义的智慧，并找到能够有效触及个体内心、引导行为的途径。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和教育者必须持续面对和探索的。
网友意见
因为这套是扯淡，这就仿佛说，我们组建一家几万人的公司，每个员工都自备狼性、积极好学、胜于任事、以公司为家、以老板（君王）为爹、以老板娘们为大娘二娘三娘四娘，集体努力，让爹可以再给大家找一个五娘，明年再找个六娘。
建议，移步“为什么那么多狼性公司都倒闭的问题”。
因为，这套扯淡的精神胜利法，是反人性的，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都是扯淡，说辞越高尚，意义越扯淡，实现不了嘛。我是老板（君王），我也喜欢这样的员工（奴隶），但，我们知道，这些屁话，顶多公司墙面上贴一贴，管理靠这个，公司早倒闭！
近代的一切巨变，都是因为承认了人类的不完美，不再以古代的道德手段（中西方都有）来驭民，而改为经济手段。
在哪儿找孔子说的这样的绝世好人（好奴隶）啊，现代社会是找不到了，至少找不到大批量的傻子。但，如果仍有采用古代道德手段洗脑的地方，肯定会有大批的。
比如，某沙漠教派，以他们的标准，想想，是不是许多底层教民都可以做到这几句呢，我觉得大有人在啊，妻女都可以杀了，修正自身的过错，这些人，在自己的道德体系内，堪称完人！
这就是，孔子一门，鼓吹道德的变种，本质都是以“某一种价值标准”对人民群众进行洗脑，以批量产出服从于神或者君王的奴隶！
不信，你把这几句，套在沙漠教派里，完美！
现代人和古代人，很大的区别是，古代追求道德的完备，现代则承认人的不完美，用各类手段来遏制人的反面，用经济手段诱发人的能动性。在现代，房价十万一平的时代，我真不知道，这些仍在鼓吹儒家道德体系的人，你们摸摸良心，赚这样的黑心钱，心不疼吗？或者傻了叭唧，听这样讲这样的狗屁话，对得起嗷嗷待哺的孩子和家里的老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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