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孔子终其一生,也不及管仲、张仪成功,为什么后世不学管仲和张仪,而要去学孔子?

回答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触及了历史评价、价值取向以及文化传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说,后世之所以选择学习孔子而非管仲或张仪,并非因为孔子在“成功”的定义上超越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各自所代表的“成功”维度不同,而孔子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和思想,在更长远的意义上,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要详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定义“成功”的不同维度: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管仲、张仪和孔子所追求的“成功”是不同的,而且衡量“成功”的标准也因时代和个人视角而异。

管仲:政治家与改革家之成功。 管仲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其治国理政的实效性上。他辅佐齐桓公,推行一系列改革,如“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瘠征税)、“族耕”、“工商食官”等,使得齐国国力大增,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他的成功是物质富足、国家强大、百姓安居的直接体现。他更注重“实业救国”,通过经济手段和政治策略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国家的强盛。在那个时代,能够让国家富强,百姓安生,就是极大的成功。

张仪:纵横家与外交家之成功。 张仪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其个人才智与政治手腕的运用上。他以其出色的辩才、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灵活的外交策略,在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瓦解六国合纵,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的成功是通过个人智慧和策略影响国家命运,达成政治目标的典范。他的成功是权谋、智谋、舌辩的极致展现。

孔子:思想家与教育家之成功。 孔子的成功,从其生前来看,确实不如管仲和张仪显眼。他一生周游列国,希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屡屡碰壁,甚至有颠沛流离之苦。从“功业”层面讲,他没有像管仲那样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也没有像张仪那样直接参与国家统一的宏大进程。然而,孔子追求的成功,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道德层面、文化层面以及人格塑造层面。他希望通过“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培养有德行、有修养的君子。他的成功,在于其思想的普适性和长久生命力,在于其对后世精神世界的塑造。

二、 后世选择学习孔子的原因:

理解了他们“成功”的不同维度后,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后世选择学习孔子的原因:

1. 对孔子思想的长期价值认同:
道德与人格的指引: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尊重和责任。他对“礼”的强调,构建了一套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些道德理念和人格塑造的价值,是跨越时代的。后世统治者希望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需要道德伦理来约束人心;普通民众也需要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行为的依据和人生的意义。孔子提供的思想体系,恰恰满足了这种需求。
教育理念的传承: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育原则,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开创的私学,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为知识的传播和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他的教育理念至今仍被广泛借鉴和研究。
文化基因的塑造: 孔子及其思想,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基因之一。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家庭观念、社会习俗等方方面面。学习孔子,就是学习中华文明的根基和精髓。

2. 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需求:
管仲的时代局限性: 管仲的许多治国方略,如“工商食官”、“贫富无禁”(一定程度上允许商业发展)等,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极具前瞻性的,但随着时代发展,很多具体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可能不再完全适用。他的成功更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张仪的技能难以普适: 张仪的成功依赖于其高超的辩才和游说能力,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和技艺化的成功。虽然辩论和游说的技巧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价值,但要成为像张仪那样影响国家格局的纵横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技巧,更需要特定的历史机遇和政治环境。这种成功模式的门槛和普适性相对较低。
孔子思想的普适性和启示性: 相比之下,孔子提出的关于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虽然不是具体的政策,但更具普遍性和指导意义。它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一种人生追求的方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总是需要面对道德困境、社会关系、个人成长等问题,而孔子的思想能提供深刻的启示。

3. 不同“成功”的社会功能和定位:
管仲的成功是“治世”的成功: 他的成功是国家强盛、政权稳固的成功。这种成功是显性的,直接的,但更多是服务于统治者和国家的。
张仪的成功是“权谋”的成功: 他的成功是个人能力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成功。这种成功是刺激性的,但有时也带有负面色彩,因为它更多强调的是利益的博弈和策略的运用。
孔子的成功是“立德”的成功: 他的成功是通过道德教化影响人心,塑造文明的成功。这种成功是潜移默化的,深远的,长久的。后世更倾向于从教育、文化、道德层面去传承和学习,因为这是一种更具建设性、引导性、稳定性的力量,能够为社会提供持久的精神支撑。

4. 历史评价的侧重:
政治统治的需要: 历代王朝,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往往会选择宣扬和推崇那些能提供道德规范和政治伦理的思想家。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体系恰好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统治者通过尊孔,可以强化其执政的“道义性”,并以此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
文化认同的构建: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孔子及其思想逐渐被塑造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学习孔子,成为了维系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对“德”的追求: 相较于管仲的“富国强兵”和张仪的“纵横捭阖”,后世对孔子“仁”、“德”的追求,在精神层面更具吸引力。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能做到,但这种理想化的追求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成为一种道德标杆。

三、 管仲和张仪的价值是否被忽视?

当然不是。管仲和张仪的价值在历史上同样被肯定,他们的思想和事迹也得到了一定的学习和研究,只不过其学习的“场域”和“目的”与学习孔子不同。

管仲: 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在历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那里都受到重视,尤其是在讨论国家治理、经济政策等方面。他的《管子》一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文献。
张仪: 他的外交策略、辩论技巧、政治游说能力,在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的研究中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在分析历史上的外交事件和政治博弈时。

然而,他们没有像孔子那样,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跨越阶层的、影响整个文化体系的思想符号。 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功”更多体现在具体的方法论和策略上,而孔子的“成功”则体现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的构建上,这是一种更深层次、更基础性的影响。

总结来说:

后世选择学习孔子,是因为孔子所代表的道德伦理、人格塑造、教育理念和文化价值,具有更普遍、更长久、更深刻的影响力,能够为个体和社会提供精神指引和文化根基。虽然管仲和张仪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成功”,但他们的成功更多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实效性成功和个人才能的发挥,其普适性和对后世精神层面的塑造力,不如孔子深远。孔子以其思想的力量,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底色,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和民族的精神图腾,这才是他被后世广泛学习的关键所在。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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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秦以后的中国在大部分时期都是东亚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内部治理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外交往,在技术条件不发达的古代,想要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儒家的德治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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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当然学管仲,只是孔子和管仲的定位不一样。

管仲是个搞实务的杂家,经后人整理的《管子》流传到今天的还有14万字,根据刘向的说法,他手头的《管子书》是三百多篇,是整理后的四倍多,这还不算其他各馆搜罗来的二百多篇,这也就是说初始版本的管子书杂七杂八加起来可能得有五十多万字(虽然不一定都是管仲亲自写的),这在先秦说一句卷帙浩繁不为过。

看管子各篇标题就知道,管仲及其门徒啥都研究一点,政治实务、自然科学、哲学、经济、道德伦理都有涉猎。后人学习治国之道,管子大抵还是绕不开的,只是内容太庞杂,不是特别成体系,我们可以说管仲是法家先驱,道家的实践者,对儒家纵横家也有影响,但你要给管仲的观点做一个哲学高度的系统梳理就比较难。

孔子比管仲专精一些,孔子思想被后人所取的并非其政治实务方面的思想,而是其宏观的政治哲学,孔子搭建了一个家-国-天下的治理框架,并有门徒充实内容,形成了今天的四书五经。

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

《管子》相当于 《管仲的治国与经济建设手册》

儒家四书五经相当于《政治学与伦理学》

前者不能说不好,但你要选一本当招牌挂起来,肯定选《政治学与伦理学》,而不是选一本手册

至于张仪,他是个外交家,本身着眼的角度要比管仲和孔子更微观一层,自然也取代不了孔子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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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有个回复,说儒家这不好那不好,为什么历朝历代都用儒家

我:少年啊,我们这些儒黑穿越回去不用当皇帝,当个小地主,推广儒家的力度能让儒粉都自愧不如。我们这些工业党穿越回去压制自然科学的力度能让康熙都五体投地。


同样的,学儒家,或者学孔子


看汉宣帝就知道了,骂太子,说乱我汉家天下者,太子也

但是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还不是要用儒家


这对继承人好


天下都是狼,你不是老虎是管不了了

但是天下都是羊,虎父的犬子也能看的住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清朝

用儒家思想培养出来的就是武训这种圣人了

家里房子和地被儒家大师抢了,出去打工被拖欠工资了,武训不上访不告状,坚决不给衮衮诸公找麻烦,而且自己乞讨办学,教育大家都不能给衮衮诸公找麻烦

当年这电影拍出来,一群变成了恶龙的屠龙勇士纷纷叫好

只有一个人看的那叫一个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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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多简单,告诉人们,这是对的,那是错的,OJBK.

张仪进阶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在那种情况下,这就不对了,那就对了。当这两种矛盾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如此这般,矛盾统一了,然后参照之前学的,你这就对了。学生一脸MB,但通过实践还能掌握。

管仲牛逼了。老板只要请了管老师做CEO,哪怕老板是酒鬼,渣男,游戏迷?换别人亡国了,但是管老师在就没关系,虽然不好但是不耽误事。先这样,于是他们必定会这样或那样,于是就再这样一下,那么他们除了那样也不能其它怎么样。(经济战)我今天说这个不对的,那他就是不对的,明天我自己去做这个不对的事情,但就没有人能说我哪里不对,或者哪怕人人都说我是不对的,但还就只能按我的意思做,如果不这么做,天下就要大乱。(管子晚年的奢侈生活带动贵族奢侈消费,进一步促进就业,所谓安居乐业)。

管老师你那么厉害,光经济学你就可以写本书?

算了,写了你们也看不懂,看懂你也不会好好用,还是过两千年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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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价值观,管仲是方法论。


方法论这个东西,不是谁都能学好的。诸葛亮可以自比管乐,因为人家确实可以学会管仲的治国之术,乐毅的军事能力。但是你敢自比管乐么?你能学会管仲的管理能力,乐毅的军事天才么?

而且,方法论是有局限性的,往往某个方面可以用,换个方面就不行了。管仲乐毅都是某个方面的尖端人才,不是做什么都需要学的。放在今天就是,你说我学物理,可以学习钱学森的方法,但如果我学戏曲呢?总不能还学钱学森的方法吧。


孔子提出的思想更多是一种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谁都可以学可以用。你说具体到某个事情上,孔子这套用多大用?很难说。但是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他可以统一思想。

而这套价值观,和农业社会特点其实是高度契合的。所以推广的话,不但对统治者有利,对老百姓也容易接受,现实中也确实可以普遍解决很多问题。


所以后世把孔子定为万世宗师,是有道理的。


当然站在今天我们知道,社会环境是会变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量变成为质变时候,过去的价值观就可能过时。而过时的价值观反过来会束缚社会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


当然,这时候需要的是新的价值观出来砸了旧的价值观。但你不能因为有了新的价值观,就说旧的价值观从诞生就是错的。旧的价值观有适宜自己的时代,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不合时宜时候该抛弃也要抛弃(或者批判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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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曾讽刺过儒家,说它就是一个盒子,看起来能防盗其实真正的大盗是连盒子都一起偷走的。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齐国的田成子就是这样把姜氏的国家变成了田氏的国家。法度,规则,一应如旧,全部打包带走。

两千年下来看到庄子说的话,都会会心一笑。因为这两千年里每朝每代的开国之君都是造反立国。然后又都不约而同的用尊崇儒家,任用前臣。儒家体系下最大的那个逻辑漏洞,庄子早就洞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儒家这个箱子又会如何呢?

春秋战国就是没有这个箱子,或者这个箱子到处都是孔洞的时代。于是大大小小的盗贼就都能来偷窃,其中偷东西偷得最凶的就是“纵横家”这一派。

被奉为纵横家圣经的《鬼谷子》里通篇都在谈论如如何找到别人的关切,恐惧和贪婪来说服别人。

类比儒家,法家,道家和纵横家的思想,会发现纵横家并未提出一套完整的治国,治军,生产的理念,它更多的是精研一套蛊惑人心的技巧。

所以,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论语》)而法家的韩非子则直接把纵横家视作危害国家的蛀虫(《五蠹》)。至于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说得虽然含蓄,但反对的也极为坚决。

纵横家如同今天的传销,它能够让苏秦,张仪这样少部分的人鸡犬升天,但其不事生产,利用信息差,破坏秩序为自己牟利的本质却不会变。事实上,没有矛盾,没有纷争,就不会有纵横家的生意。天下越乱,草头王越多,纵横家的市场就越大。

因此,法家,儒家,乃至道家这种崇尚一定秩序,重视生产,节俭,可以用来治国的思想,它们天然与纵横家是敌人。

可以这么说,儒家如果是一个箱子,那么这个箱子防范的主要盗贼就是“纵横家”。它有防不住的大盗,可对于普通人而言,小贼才是最让凡人头痛的。

张仪和苏秦的辉煌中充满了欺骗,吹嘘和恐吓。然而,随着秦国的国力增强,长平之战后,秦国一力降十会,纵横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不见于正史。没有势均力敌的态势和各国相互猜忌,纵横家也就失去了表演的机会。而后的两千年里,再无纵横家配六国相印,为纵约长的盛举。

纵横家的成功的确非常耀眼,但它不过是昙花一现。究其根本,纵横家只是技巧而不是治国思想,更加无法作为处世哲学。这样的学说本就不可能登堂入室,成为国家的正统。最多作为出奇制胜的奇兵。

但在个人层面上,《鬼谷子》能够传世就证明它其实也有不少人在钻研。只是纵横家与儒家,道家的务实守拙相矛盾,就算是精研于此的人也不太会声张。

所以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不是无人学习纵横家,而是学了都不声张。得了便宜,不卖乖。



至于管仲,他的情况有些复杂。很难简简单单的把管仲的治国说清楚。管仲是缺少系统的独到的理论的,《管子》里面的东西很杂乱,既有儒家的东西,也有法家的东西,更有道家的东西,甚至兵家,纵横家也有涉及就是一个大杂烩。今天的学者都认为《管子》不是管仲所著而是稷下学派一群学者所著。

《管子》比较尴尬,一方面什么都有,另一方面什么都不是特别好特别通透。所以没有那么高的学术价值。唯一特别之处就是其中有许多有关国家经济的论述。在《管子》的《巨乘马》,《乘马数》等篇章里谈道了许多很超前的经济理念。

总结起来大概有三条

1.国家要平抑物价,进行宏观调控

2.国家要把盐铁等核心产业收归国有

3.国家要防止出现巨富商贾与国争利

如果你对中国这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稍有了解,就会发现,管仲的这些经验是每个王朝的标配!

建仓储粮,用以平抑物价

盐铁国有,用以增加税收

重农抑商,用以打击商贾。

哪里不向他学习了?学得都成精了!哪怕是到了今天,有些东西换了个包装,换了个说法,还是延用管仲的那套。

法家有秦始皇统一六国,纵横家有合纵连横,道家有文景之治,兵家有三万吴甲灭荆楚,儒家有汉武大一统,管仲有九合诸侯……

想想消弭的墨家,能拿出手的也就只有墨子跟鲁班的兵棋推演。但比起其他学说的功业,相差远矣。

所以,一个学说能够源远流传,必须要有高光时刻。而反过来说,历史上所有功业卓越的人,相信我,后世都研究过,学习过。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提及社会主义的人,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梁启超提到

干涉主义者,谓当集权于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监督之,助长之,其所重者在秩序;

而后

1904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指出,社会主义“最要之义”不过是“土地归公”和“资本归公”,而“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今译马克思)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所有这些思想都属于“中国固夙有之。”文中,他还认为北宋苏洵抨击田主不劳而富强、耕者却“穷饿而无告”的言论,与1866年万国劳力党同盟的宣言书声气相投;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社会主义是“同一落脚点”。1918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是“不是外来的,原是我固有的。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直到1922年,他仍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少亦必为率先发明者之一”,断言“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等先秦哲学家的言论“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


所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有着远超常人理解的深刻原因和历史沉淀,绝不像许多人想的是几个伟人一拍脑袋就决定的。教员一辈子百分之七八十读的都是古书,教员思想,其实是把中国古典的治国理念跟现代马克思主义无缝连接。看《矛盾论》的时候,想想《周易》里的阴阳相争相依,《孙子兵法》里的“批亢捣虚”,真是遥相呼应。

儒家,法,道的重农抑商,换个时髦的词就是“工业党”,“发展生产力为第一”,“避免过度金融化,制造业空心化”

从管仲《管子》到桑弘羊的《盐铁论》,再到两千多年盐铁的收归国有,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共同发展”

儒家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管子的建仓平抑物价,打击巨富,放到今天就是“宏观调控”“加强金融监管”最近对马云蚂蚁金服的处理可以溯源到两千年前管仲治齐。

可以这么说,中国几乎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天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意识到这点也要明白,我们如果搞制度输出恐怕注定失败。整个世界,甚至包括日本韩国都不具备中国这种条件。因此哪一天如果中国开始搞制度输出,就是胜极而衰的开始。


我发现有评论开始纠结中国古代是不是“社会主义”,答案显而易见,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有严格定义的,至少在生产力上,有要求。所以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不是社会主义

但读我通篇文字,应该知道我这里所说的中国天然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意思是什么,也即是说,中国古代有着比其他国家更多的“社会主义”元素。

  1. 无神论,《史记》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陈涉世家》,里面把装神弄鬼,煽动民意揉碎了,掰开了,完完整整地放在你面前来看。同时期无论是印度,玛雅,波斯,希腊,罗马,都还在用装神弄鬼来构建政治合法性,中国早早放弃了这套东西。今天印度,伊朗还在搞政教合一,美国总统面对疫情还要跑到教堂来打卡。除了中国,没有哪个国家的精英愿意把自己跟鬼神给摘干净。因为没有这样的传统。
  2. 对宏观调控,政府干涉的习以为常和信任,此处已谈
  3. 被科举给砸得稀烂得贵族制度,中国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上的贵族。

这三个要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无神论一条就能把中东,印度给排除掉了。

大一统传统,中国仅此一个。如此长时间掌控如此巨大疆域和人口,在世界文明史上就是首屈一指。这么多年,统一才有好日子是一个经过时间验证刻到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所以苏联可以一夜之间就解体,中国在经济,军事,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如苏联的情况下也没有解体,这里除了政府和领导人的远见之明,更重要的还是大一统的传统。

至于科举,或者上千年的科举,更是绝无仅有。我们对“富不过三代”习以为常,而今天的世界,顶级富贵家族动辄十几代,稀松平常。甚至在美国这种所谓的“民主,平等”的国家,老百姓也不觉得有政治门阀,金融大鳄,媒体大亨,房产巨鳄,几代甚至十几代利用规则把持社会资源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说,输出制度是荒唐的,小心翼翼地尝试着提供一些建议和帮助才可能真正意义上帮助别人。

以为把国有资产打包平分就能立刻富贵的俄罗斯,现在是什么样子?以为给每个人选票,就能马上发展的伊拉克阿富汗什么样子?同理,让穆斯林学中国?首先,光是世界没有真主这一条就足以让这个政权万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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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知道没学啊,都学了。两者要这么结合:孔圣人说 blah blah,所以必须建立盐铁专卖总公司。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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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的条件下,很可能只能跟孔子或者孔子的弟子学

孔子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他思想是否万古不易,或者他空前绝后,他自己都说自己“述而不作”。

他最大的贡献是有力在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下,积极推动了知识受众的扩大化,他不挑学生,“自行束脩”来求教他就传授,所以颜回、子夏、子路、曾子出身不怎么样的人接触知识,改变了命运。

这是一次知识的爆炸,从贵族到平民,下一次估计就是王建、冯道等人雕版印儒家典籍了

例如,子夏开创了西河学派,催生了李悝等人,吴起也曾是曾子的学生,而李斯的老师荀子其实和孔子思想差别很大了,依然算儒家,尊孔门,因为他们都得管孔子叫“师爷”。

举个例子,张桂梅老师的学生哪怕是院士,获诺奖,她的起步仍然是张桂梅的学生,不是人大附中的学生,因为没有那个起始条件

孔子某种程度上就是古代版张桂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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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它让我们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去比较两位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巨人。孔子和牛顿,一位是东方的哲人,一位是西方的巨匠,他们的贡献领域不同,影响的维度也各有侧重,所以直接断言谁的“贡献更大”其实并不容易,更像是比较两位伟大的艺术家,一位精于雕塑,一位擅长绘画,各自达到了顶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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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仁”,这是我们中国人心里绕不开的一个词。如果非要给它一个定义,那还真不容易,因为它太博大精深了,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能概括的。与其说是某个具体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活法,一种对待人对待事的方式,一种人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美好的情感和品格的集合。“仁”的根,是“爱人”孔子自己讲过,“仁者爱人”。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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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何以伟大?此问刨根问底,实则触及了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脉络。若要细说,不妨从几个层面展开,尽量以人话、带着温度的方式来聊聊。首先,他是一位极具远见卓识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那个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社会秩序混乱,人们对未来感到迷茫。孔子却能洞察到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心和道德的失范,他提出的“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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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耳顺”这句来自孔子的名言,在很多人心中,应该描绘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到了六十岁,阅历丰富,心性沉稳,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甚至能分辨出话语背后的真意,不再轻易被情绪左右。然而,当我们放眼现实,会发现许多老人却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固执己见,难以劝说,甚至可以说是“耳塞”而非“耳顺”。这其中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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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这位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思想和学说被尊崇了二千多年,这背后究竟是他发明创造了什么,还是他集大成并发展了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要说孔子“发明”了什么全新的东西,可能有些概念化的界定会显得不够准确。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经历剧烈变革,旧的礼乐制度崩塌,诸侯争霸,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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