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在当时的时代算不算逆历史潮流?
为了详细阐述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了解：
1. 周礼是什么？
2. 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什么？
3. 孔子恢复周礼的具体内容和目的。
4. 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什么？
5. 孔子“逆”的方向和意义何在？
1. 周礼是什么？
“周礼”并非指某一部特定的典籍（尽管后来有《周礼》一书），而是指西周时期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政治制度、礼仪规范、道德伦理和宗法体系。其核心在于：
等级秩序： 明确区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不同阶层的权利和义务。
宗法制度：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稳定家族和社会结构。
礼仪规范： 涵盖了祭祀、朝聘、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各个方面，强调“礼尚往来”，通过仪式来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
德治思想： 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推行仁政，以德服人，而不是单纯依赖刑罚。
明分守责： 各个阶层、各个职位的职责明确，不得僭越。
周礼的核心是“秩序”和“和谐”，通过一套严格的、仪式化的规则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体现了古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构建愿景，认为只要遵循礼，社会就能井然有序，人民安居乐业。
2. 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春秋时期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生活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这是一个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其主要特征是：
周王室衰微： 周天子失去了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已名存实亡，“礼崩乐坏”的说法就源于此。
诸侯争霸： 各个强大的诸侯国如齐、晋、楚、秦等为了争夺霸权，不断发动战争，吞并小国，导致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宗法秩序瓦解： 原本维系社会稳定的宗法制度开始松动。诸侯甚至卿大夫之间互相攻伐、篡夺权力、废立君主的事情屡见不鲜。过去基于血缘和名分的等级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僭越礼制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后，其国君的后裔可能沦为大国的臣子，但仍然保留着君主的某些尊号；甚至一些大夫僭越君主的礼仪，例如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等。
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得生产力有所提高，商业也逐渐发展。一些新兴的贵族和富商的势力开始抬头，对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构成挑战。
思想解放与多元化： 随着旧有秩序的动摇，各种思想流派也开始涌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虽然在孔子之后更为显著，但其萌芽在春秋时期已然存在。士阶层作为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有了更多参与政治和思想活动的机会。
3. 孔子恢复周礼的具体内容和目的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孔子认为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礼”的失落和“仁”的缺失。他并非要恢复的是某个具体的制度细节，而是要恢复周礼所代表的那个有秩序、有道德、有等级、有尊严的社会理想状态。
孔子的具体做法和思想体现在：
提倡“仁”： 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仁”是爱人，是推己及人，是将心比心。通过“仁”，人们才能真正做到忠、恕、孝、悌等美德，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强调“礼”： 孔子认为“礼”是实现“仁”的外在表现和行为规范。他主张“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约束自己，回归到合乎礼的规范上来，就能达到“仁”的境界。他通过宣扬、教授和身体力行地践行各种礼仪，希望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来重建社会秩序。
倡导“正名”： 孔子认为，“名”与“实”必须相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希望通过“正名”来恢复社会各阶层的本分和职责。
复兴贵族政治的理想： 孔子对当时由武力、权谋主导的争霸格局感到痛心，他怀念西周初期那种以德行和血统为基础，周天子作为核心，诸侯相互尊重，遵守共同准则的政治模式。他理想中的政治是“为政以德”，统治者应该像北辰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德化民。
4. 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什么？
从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春秋时期实际上是从早期封建制向更集权、更官僚化的郡县制过渡的时期。
中央集权趋势： 强大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大疆域，强化内部统治，实际上是在走向一种更集权的模式，虽然这种集权是以强大的诸侯国为单位的。
等级制度的松动： 功臣、富商等新兴势力对旧有的世袭贵族制度构成了挑战。人才的选拔开始不完全拘泥于血统，一些有才能的平民也有机会进入政治领域（尽管这种机会仍然非常有限）。
理性主义的抬头：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寻求新的解释和出路，各种思想学说应运而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
5. 孔子“逆”的方向和意义何在？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说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明显的“逆历史潮流”的成分。
“逆”的体现：
方向上的逆： 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打破旧有的血缘和等级壁垒，走向更灵活、更开放（相对而言）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而孔子则希望回归到一个他理想化的、以严格等级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
手段上的逆： 当时强大的诸侯国普遍依靠军事力量和政治手腕来扩张，而孔子则强调“德治”、“仁政”，主张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这在以力服人、以智取胜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
理念上的逆： 当时的政治家们更关注如何赢得战争、扩张领土，而孔子更关注如何培养君子、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如何构建一个有文化、有礼仪的社会。
但是，孔子的“逆”并非简单的复古，也并非不识时务，其“逆”的方向和意义是多层面的：
对混乱现实的深刻反思： 孔子并非不了解时代的变化，他对当时的“礼崩乐坏”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痛心。他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和权谋无法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被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作为基础。
对理想社会的构建： 孔子所追求的“周礼”并非简单照搬西周的具体制度，而是提炼了其中维护秩序、强调仁德的核心精神。他是在用他所理解的“周礼”来抵抗当时政治的野蛮化和社会的道德滑坡。
强调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即使时代如何变迁，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其道德素质和行为规范仍然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孔子对“仁”和“礼”的强调，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人人都能够克己复礼，遵循仁道，那么即使面临政治动荡，社会也能保持一定的韧性和秩序。
为后世文化奠定基础： 孔子虽然在当时并未能实现其政治抱负，但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对道德、教育、社会秩序的重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他的思想成为了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内核之一。他所“逆”的，恰恰成为了一种文化上的“常”。
打个比方： 想象一下一个城市，原本依靠古老的排水系统运行良好。后来城市发展迅速，人们开始拆除旧的排水系统，建造更现代、更快速的地下管道。在这个过程中，旧的系统被废弃，甚至成为阻碍。这时，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应该恢复古老的排水系统！” 这在当时看来可能是“逆潮流”的。但如果这位“复古者”发现现代管道虽然快，但容易堵塞，且没有考虑到城市的生态平衡，他所倡导的“恢复”或许是对现有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后，提取了旧系统中那些被遗忘的合理性和智慧，并试图将其与新技术结合，以创造一个更可持续的城市。孔子对周礼的理解和提倡，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并非要回到农业社会，而是要从那个他所尊崇的时代中汲取智慧，以应对自己所处的混乱时代。
结论：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在当时的时代，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来看，确实可以被视为“逆历史潮流”。因为当时的趋势是打破僵化的等级制度，走向更集权和灵活的政治模式。然而，孔子的“逆”并非简单的怀旧或守旧，而是对时代弊病的深刻反思，是对人类社会稳定和道德根基的坚守，是对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他所“逆”的方向，恰恰包含了对后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启示和深远影响，使他的思想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石。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逆潮流”来否定孔子的价值，而应理解其“逆”中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网友意见
现在都有人致力于恢复前三十年，就知道法先王的魅力有多大。没人知道哪条路是对的，前路茫茫只有手头的利益是真的。
人民群众，指的是顺应历史潮流，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
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人，却影响了汉以后两千年的发展。这种人，叫逆历史潮流。
孔子是打左灯往右转，扛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代弄潮儿。
封建社会也就是贵族社会，最有价值的垄断资源是知识垄断，孔子是私人教育的开创者，一生致力于诲人不倦、有教无类。
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井田制崩溃，士人阶层崛起，新兴地主阶级不满足于政治地位的落后，向血缘贵族阶级不断发起总攻。
而孔子无疑是时代的弄潮儿，孔门弟子三千，大多数是平民和破落士人，孔子教会这些人知识，用实际行动为士人阶层的冲锋提供炮弹。
比如很多反儒人士，对法家津津乐道，但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根上倒几乎全部出自孔门一脉。
商鞅的思想源自李悝、吴起，而李悝吴起师承子夏，子夏是孔子亲传弟子，孔门十哲。
可以说子夏是狂砍战国一条街的法家思想总舵主。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韩非、李斯也是荀子高徒。
毫无疑问，孔子亲自推动的普世教育行动造就了一大批后来的风云人物，从实际结果看，孔子无疑对封建制的结束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我知道以上这些话会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从事实上看，确实如此。
至于孔子是否意识到自己在扛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看。
另外说几句仁的问题。
孔子的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礼，二是恕。
为什么不说忠恕？
因为忠的本意是尽心最好份内的事，它包含了君君臣臣父父子，但忠只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的一部分。
忠隶属于礼，包括中庸也是一样，这些概念都接近于各人做好各自的事，安分守己，都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礼的一部分。
孔子之所以吹捧周礼是出于现实考虑，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代。
很多人在教材上看过这句话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
要说乱世，以后的两千多年比战国乱的时期有的是，战国凭什么最黑暗？
你能把这个问题想通，你就能理解孔子，就能摸到仁的门槛。
其实道理很简单，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乱世，当时的生产力实在太低。
以秦赵长平之战为例，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秦国从后方运到长平前线的粮食损耗率达到惊人的99%，即一百单位的粮食最后能运到战场的仅存其一。
春秋战国的大乱世相当于刚出生的婴儿被砸了一拳，这种伤害远远超过后世婴儿长大后更猛烈的拳打脚踢。
这才是战国是中国历史最黑暗时期的真正原因。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大厦将倾，这是当时所有人都明白的现实，法家的方法是拆掉危房另起炉灶，这当然是历史的必然宿命。
但孔子看到的是生活在这危房下的无数生灵，法家是不负责拆房过程中的生灵涂炭的，但孔子不能视而不见坐视不理。
所以孔子基于现实目的，提出的主张就是克己复礼，作为道德层面就是“中庸”。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孔子因此认为，中庸是道德最高境界。
试想如果你全家都住在危房下，逃无可逃，稍微一碰房就塌了，想必这时候你一定可以理解什么叫安分守己是幸福，平平淡淡才是真，中庸才是坠好的。
从这句话来看，孔子一方面认为中庸是最高道德境界，另一方面指出这种道德已经缺失很久了。
这也是一个证据，如果整个社会缺失已久的是中庸，那么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什么？
很明显就是春秋无义战，以土地人口为目的的蓬勃野心在各国间越烧越旺，不断蔓延。
我们用当时社会不缺的蓬勃野心反推孔子说的缺乏已久的中庸到底是什么？
再一次印证了孔子提出的中庸、克己复礼都是基于现实目的下的人文关怀。
旧话重提，法家的路当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这条路上的百万千万生灵涂炭是后来人有意无意忽略掉的进步牺牲品。
另一方面，克己复礼也好，中庸也好，这些不折腾的“历史倒退”的本质是孔子基于当时现实条件下的人文关怀，是有历史局限性的。
当旧房子已经被推倒，牺牲品已经被牺牲，整个历史进入新的阶段，克己复礼、中庸就不再适合作为道德最高境界。
你是从危房里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幸运儿，站在新房的地基前，你不甩开膀子建设新家园，还抱着不折腾的心态口口声声念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岂不是腐儒？
这是很多人学传统文化学魔怔的地方，也是后世没抓住孔子思想精髓的人一步步把儒学推到极端，使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以上是仁的第一方面——礼。
有空更新仁的第二方面也是最核心的——恕。
对孔子仁的理解，主要障碍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孔子有很多对仁的肯定式表达。
二是孔子有很多对仁的否定式表达。
这一正一反的打哑迷，让孔子的弟子们都颇为头疼。
但是，仔细想一想，还是有规律存在的。
孔子肯定的，大多数是某个具体的行为符合仁的标准。
孔子否定的，大多数是某个具体的人不符合仁的标准。
这一正一反的讨论对象不是一个范畴的，所以不能直接拿来做对比分析。
我们举个例子。
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子张向孔子询问两位贤明的士大夫是否符合仁的标准。
这两位贤人是齐国大夫陈文子和楚国令尹子文。
子文的品行体现在他三次做宰相（令尹），又三次被罢官。每次上任的时候脸上没有喜色，被罢免时脸上没有怒色，而且还会和继任者详细地交代自己执政期间的工作事项。
孔子对子文的评价是“忠”，也就是恪尽职守。但果断地否决了子文符合仁。
焉得仁？
意思是：这也能算仁？
陈文子的事迹是齐国的国君被乱臣崔杼所杀，陈文子不愿同流合污，从齐国出走。
路上先后到过两个国家，陈文子看到这两位国君都不是有德行的人，依然不愿同流合污，拔腿就跑。
孔子对陈文子的评价是“清”，也就是洁身自好，清白做人。但同样用“焉得仁”否定了陈文子符合仁的概念。
陈文子、子文这种私德上毫无缺点的贤人，连子张都觉得符合仁（否则他也不会向孔子求证），然而在孔子看来，连仁的门槛都进不了（焉得仁这种否定是非常彻底的）。
那么孔子有没有对某个人做出仁的肯定式表达呢？
答案就是管仲。
论语里提到管仲四次，第一次就是孔子对管仲破口大骂。
先是批评管仲气量小（管仲之器小哉！）
然后批评管仲不知节俭，奢侈无度（焉得俭？）
最后直接骂管仲不守礼（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一共三段话，孔子从头骂到尾，对管仲的个人品德进行全方位批判。
然后就是这么一个私德一塌糊涂的烂货，却在孔子另外的两段对话里，得到了陈文子、子文连门槛都进不了的仁的评价。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向孔子询问，齐桓公杀了哥哥，而管仲是哥哥公子纠的下属，却在主公死后没有跟着一起死，这是不是不仁？
孔子说，齐桓公不动刀兵，匡扶天下，这都是管仲辅佐的功劳啊，这就是他的仁德！
子路这个提问其实埋下了他日后死亡的伏笔，在子路看来，所谓忠就是为主死节，而管仲苟且偷生，这不是子路心中的仁人志士。
但孔子的看法是管仲帮助齐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让天下恢复了秩序，让百姓安居就业，这才叫仁。
孔子的仁，立脚点不是忠君忠主，不是个人私德，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百姓不受兵车之苦。
这叫人文关怀，这就是仁的真谛。
再看另一端孔子评管仲。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这一段里子贡也以同样的理由觉得管仲不是仁人，无非就是管仲没有在齐桓公杀掉公子纠时为主公死节，反而辅佐杀掉主公的敌人齐桓公。
孔子又一次摆明观点，并且更加具体。
管仲辅佐齐桓公匡扶天下，老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好处（安身立命），难道要像匹夫一样死守小节小义，然后吊死在山沟里无人问津吗？
到这里为止，孔子的仁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当陈文子、子文这些贵族士大夫像爱惜羽毛一样修私人品德时，孔子并非不夸奖，但这些人最多只是贤，因为他们高高在上，他们的品德并没有给最黑暗时代的劳苦大众带来半毛钱的处境改善。
苛政猛于虎。
在孔子的眼中，这些士大夫一个个人模人样，而他们治下的人民依旧痛苦不堪。
管仲虽然私德方面烂货一个，孔子都骂的他狗血淋头，但管仲让老百姓不受战乱之苦，能在乱世喘上一口气，吃上一碗饭，这就是仁。
如其仁，如其仁！
对比陈文子这些贵族士大夫的“焉得仁”，孔子对管仲连说两句“如其仁”，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穿越两千年还能让人感受到孔子对管仲的感激，而这份感激的立足点就是对劳苦大众的人文关怀。
这就是孔子仁的另一面——恕，这不是宽恕，也不是单纯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已所不欲只是“恕”的一小部分，或者说某个表现形式。
恕的真正含义是超越阶级的终极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整个中国古代史只有孔子一人具备。
孔子的弟子们，颜回安贫乐道，子路忠君死节，这些人始终无法真正领会孔子的仁。
因为这些人包括当时的各路贤大夫，终究无法超脱时代局限性，无法超脱阶级性，他们的眼睛始终往上看，从来没有像孔子一样往下看，看一看最黑暗时代的老百姓们如何安身立命，如何苟延残喘。
其实仁的两方面，礼和恕，或者忠和恕，最终在一点上是统一的，礼、忠、中庸，这些都是孔子在大厦将倾的时代，在老百姓无法生存的情况下基于人文关怀所坚持的“不折腾，少折腾”。
恕则是超越阶级的终极人文关怀，忠和恕可以统一于一点。
此后的中国，虽然有爱民如子的清官，虽然有为民请命的士人，但他们都无法超越阶级的桎梏。
只有孟子得了孔子的真传，也只有孟子能揭示仁的本质
仁者，爱人
正是这种超越阶级的人文关怀被孟子领悟，孟子才能在更黑暗的战国时代，对率兽食人的国君们拍案而起，喊出那句惊天动地的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只有把心完全放在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身上，才能对压迫剥削大众的统治阶级发出如此怒吼。
这就是孔子为什么提倡周礼，最终却成为周礼的掘墓人，扛着红旗最终反了红旗的原因。
只要一个人怀有真正的人文关怀，无论他处于什么时代，处于何种历史转折点，最终都会做出顺应历史潮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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