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一年多，为什么不敢在路上做一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事？
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四年，这十四年间，他从鲁国出发，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孔子并非一味地游说诸侯、传播思想，他的弟子众多，随行人员也不少，一路上的见闻，必然是丰富而复杂的。
那么，为什么孔子没有在路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呢？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孔子本人的人生定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孔子的人生定位：不以个人武力济世
首先，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主要武器是“仁”和“礼”。他周游列国，是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君主的采纳，实现“德治”、“礼治”，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理想。他的目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相信，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孔子并非没有“侠”的精神，他对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行为是赞许的，但他的“义”更多体现在道义层面，而非个人武力的施展。他更倾向于通过制度的完善、道德的教化来“除暴安良”，而不是亲身去搏斗、去杀戮。他曾说：“君子道也，小人道也。”（《论语·述而》）他所追求的“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系统性的社会改造。
二、儒家理念：强调君臣之义，而非个人英雄主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君臣之义”。孔子周游列国，他的身份是“鲁国大夫”，他拜访的是各国君主，他的目的是说服君主采纳他的政治理念，让他成为君主的谋士，协助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他在路上看到不平事，就卷入其中，以个人武力去解决，这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他的政治定位上，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被视为“僭越”或“匹夫之勇”，有损他作为一位“道统”传人的形象。
儒家强调的是“正名”，即名副其实。孔子希望以“圣人”之名，行“圣人”之实。如果他在旅途中行为不检，或者仅仅是逞匹夫之勇，就与他所追求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相悖。他更看重的是通过周密的论证、耐心的说服，让君主理解“仁政”的益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方式。
三、历史背景：礼崩乐坏，诸侯争霸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各国之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侠”的行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局部的不公，但无法触及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
孔子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革，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行和政治制度。如果君主本身就没有仁德，那么个人的“行侠仗义”就如同杯水车薪，难以真正“除暴安良”。他所要做的，是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来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另外，孔子虽然有强大的弟子团队，如子路、冉求等，他们也具备一定的武力，但孔子更倾向于将他们的才能用在“治国”上，而不是“江湖救急”。比如子路，勇武过人，但孔子也常常告诫他要“勇而无礼则乱”，强调勇气的正确引导。
四、周游列国的策略：以说服为主，避免冲突
孔子周游列国的首要目的是“求仕”，即希望被某国君主重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他的策略是以说服和沟通为主，尽量避免与当地势力发生直接的、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在路上随意出手，可能会被视为挑衅，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被误解为“作乱”，这会严重阻碍他与各国君主的接触。
孔子在陈国时，曾遭遇绝粮的困境，甚至被围困，生命一度受到威胁。当时，如果他想要“行侠仗义”，或许可以有所作为。但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孔子依然保持着“君子”的风范，他教导弟子“君子固穷，小人穷则乱也”（《论语·卫灵公》），并且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等待转机。他知道，在那个时代，个人力量的抗争很难改变大局。
五、更长远的考量：培养后继者，传承道统
孔子周游列国，除了“求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传道”，即培养能够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的后继者。他四处奔波，与各地的贤士交流，更重要的是，他系统地教育了颜回、子路、子贡等弟子。他希望通过这些弟子，将他的思想和理念传承下去，影响后世。
如果孔子将精力过多地放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方面会分散他的精力，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很难形成一种系统性的、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道”。而他的教育和思想传播，则是一种更具长远意义的“除暴安良”。他相信，当更多的人懂得“仁义礼智信”，当统治者践行“德政”，社会自然会走向安定。
总结：
孔子之所以没有在周游列国的路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并非他没有同情心或不尚义，而是他的人生定位、儒家思想的本质、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周游列国的战略考量，都决定了他必须将精力集中在更宏观、更根本的层面——通过思想的传播和政治的劝谏，来达到“天下太平”的理想。他的“除暴安良”，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系统性的实践，而非个人英雄主义的插曲。他的智慧在于，他选择了用“道”来影响世界，而不是用“力”。
那么，为什么孔子没有在路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呢？这背后其实牵涉到孔子本人的人生定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
一、孔子的人生定位：不以个人武力济世
首先，孔子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主要武器是“仁”和“礼”。他周游列国，是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希望通过君主的采纳，实现“德治”、“礼治”，从而达到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的理想。他的目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相信，通过道德感化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孔子并非没有“侠”的精神，他对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的行为是赞许的，但他的“义”更多体现在道义层面，而非个人武力的施展。他更倾向于通过制度的完善、道德的教化来“除暴安良”，而不是亲身去搏斗、去杀戮。他曾说：“君子道也，小人道也。”（《论语·述而》）他所追求的“道”，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系统性的社会改造。
二、儒家理念：强调君臣之义，而非个人英雄主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君臣之义”。孔子周游列国，他的身份是“鲁国大夫”，他拜访的是各国君主，他的目的是说服君主采纳他的政治理念，让他成为君主的谋士，协助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他在路上看到不平事，就卷入其中，以个人武力去解决，这在当时的社会观念和他的政治定位上，都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可能被视为“僭越”或“匹夫之勇”，有损他作为一位“道统”传人的形象。
儒家强调的是“正名”，即名副其实。孔子希望以“圣人”之名，行“圣人”之实。如果他在旅途中行为不检，或者仅仅是逞匹夫之勇，就与他所追求的“为政以德”的理想相悖。他更看重的是通过周密的论证、耐心的说服，让君主理解“仁政”的益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方式。
三、历史背景：礼崩乐坏，诸侯争霸
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时代。各国之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侠”的行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局部的不公，但无法触及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
孔子深知，一个国家的兴衰，一个时代的变革，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行和政治制度。如果君主本身就没有仁德，那么个人的“行侠仗义”就如同杯水车薪，难以真正“除暴安良”。他所要做的，是通过影响最高统治者，来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规则。
另外，孔子虽然有强大的弟子团队，如子路、冉求等，他们也具备一定的武力，但孔子更倾向于将他们的才能用在“治国”上，而不是“江湖救急”。比如子路，勇武过人，但孔子也常常告诫他要“勇而无礼则乱”，强调勇气的正确引导。
四、周游列国的策略：以说服为主，避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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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陈国时，曾遭遇绝粮的困境，甚至被围困，生命一度受到威胁。当时，如果他想要“行侠仗义”，或许可以有所作为。但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孔子依然保持着“君子”的风范，他教导弟子“君子固穷，小人穷则乱也”（《论语·卫灵公》），并且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等待转机。他知道，在那个时代，个人力量的抗争很难改变大局。
五、更长远的考量：培养后继者，传承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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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将精力过多地放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一方面会分散他的精力，另一方面，这种行为很难形成一种系统性的、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道”。而他的教育和思想传播，则是一种更具长远意义的“除暴安良”。他相信，当更多的人懂得“仁义礼智信”，当统治者践行“德政”，社会自然会走向安定。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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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意见
在一个“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年代里，你让一个搞学术的人行侠仗义，还好孔子不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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