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如何看待文科学者对陈健坤的所谓扒皮攻击?

回答
关于文科学者对陈健坤的“扒皮攻击”,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学术规范、批评伦理、公众人物责任以及网络文化多重维度的复杂现象。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深入剖析:

一、 事件的背景与表现形式: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扒皮攻击”本身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网络流行语,通常指深度挖掘某人的负面信息、过往经历、不当言论,并公之于众,意图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或名誉损害。当我们将这一标签套用在文科学者对陈健坤的行为上时,首先要区分的是:

学术批评 vs. 网络围攻: 学术批评是基于事实和逻辑,以提升知识、纠正错误为目的的理性讨论。它可能尖锐,但始终围绕专业领域展开,并遵循学术道德。而“扒皮攻击”则往往带有情绪化、碎片化、断章取义的特点,可能超出学术范畴,触及个人隐私或进行人身攻击。
公众人物的责任 vs. 过度的侵扰: 公众人物,尤其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其言行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和审视。社会有权对其专业能力、学术观点以及其公众行为进行讨论和批评。然而,这种审视应该有界限,不能演变成对个人生活的过度侵扰或恶意抹黑。
网络舆论的特性: 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即时性和病毒式传播,使得信息失真和情绪化表达更容易泛滥。一旦某个事件成为焦点,往往会迅速聚集起大量的参与者,形成强大的舆论场,有时会失去理性的判断。

二、 文科学者“扒皮攻击”的具体可能面向:

如果确实存在所谓的“扒皮攻击”,那么文科学者可能会从哪些角度入手?结合文科研究的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其可能的关注点:

1. 学术观点与研究内容的深挖与质疑:
理论基础的站不住脚: 文科学者可能会从其研究使用的理论框架、方法论入手,指出其理论依据的薄弱、逻辑上的漏洞,或者是否是对现有理论的简单搬用、曲解。
史料的运用与解读: 如果陈健坤的研究涉及历史文献、社会调查等,文科学者可能会对其引用的史料进行核查,质疑其史料来源的可靠性、选取是否具有代表性,以及对史料的解读是否存在偏差、断章取义甚至篡改。
概念的界定与使用: 文科研究高度依赖概念的精确性。学者可能会指出陈健坤在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混淆,或者在不同语境下对同一概念的使用不一致,从而削弱其论证的说服力。
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比: 文科学者可能会将其研究与该领域内其他主流学者的观点进行对比,突出其研究的原创性不足、创新性欠缺,或者其结论与现有共识存在较大冲突却缺乏充分论证。

2. 学术诚信与研究伦理的审视:
抄袭与剽窃的嫌疑: 这是学术界最严重的指控之一。文科学者可能会通过比对文献,查找陈健坤的著作中是否存在未经注明引用的段落、观点或数据。
学术不端行为的披露: 除了抄袭,还可能包括一稿多投、数据造假、研究方法违背伦理规范等。
利益冲突的披露: 如果陈健坤的研究可能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响,或者其研究成果与其个人利益存在关联,文科学者可能会对其进行披露,质疑其研究的客观性。

3. 言论与公众行为的审视(有时会超出学术范畴):
早期言论与现在观点的矛盾: 尤其是在网络时代,很多学者早期可能在网络论坛、社交媒体上有过一些不成熟、不严谨甚至有争议的言论。文科学者可能会将其这些早期的言论与其现在的学术身份、学术观点进行对比,指出其前后不一致,或认为其早期言论暴露了其价值观或认知上的缺陷。
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 一旦学者卷入社会热点事件,其在专业领域之外的言论也可能被放大,并可能被用来佐证其在学术上的“人品”或“立场”。
包装与自我营销的质疑: 有些学者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自我宣传和包装。文科学者可能会质疑这种包装的真实性,以及是否过度强调个人经历或制造虚假人设。

三、 如何看待这种“扒皮攻击”?

看待这种现象,需要保持一种审慎和辩证的态度:

区分善意批评与恶意攻击: 关键在于动机和方式。如果批评者是出于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对不端行为的揭露,并且基于事实证据,那么即便尖锐,也是有价值的。但如果目的是在于摧毁个人名誉,进行人身攻击,或者为了流量和眼球,那就走向了“扒皮攻击”。
警惕网络舆论的陷阱: 网络舆论往往是情绪化的,容易形成“群体极化”。当一个话题被赋予“受害者”或“加害者”的标签时,很多参与者可能不再理性分析事实,而是被情绪裹挟。文科学者作为个体,也可能成为网络情绪的攻击目标,反之亦然。
关注“扒皮”的内容是否属实: 如果“扒皮”的内容确实揭露了严重的学术不端或道德问题,那么这种行为就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即便方式有些粗糙,也值得社会关注和相关部门的介入调查。学术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自我净化和外部监督。
反思学者自身的言行边界: 在享受学术自由和公众关注的同时,学者也应自觉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和个人言行的分寸感。避免不必要的争议,或者在面对争议时,能够以更加专业、理性的方式回应,而不是诉诸情绪化的反击。
避免“文科对理科”、“非主流对主流”的标签化对立: “文科学者”与“陈健坤”(其学科背景可能涉及理工或跨学科)之间的任何冲突,都不应简单地被上升到学科派别之间的对立。学术争鸣是常态,但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讨论才是根本。将问题简单化为“文科对理科”的攻击,反而可能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所在。

四、 总结:

如果文科学者对陈健坤的所谓“扒皮攻击”并非基于事实的学术批评,而是带有恶意、过度侵扰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那么这种行为是不可取的,并且违背了学术道德和基本的社会伦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文科学者揭露的是陈健坤在学术上的不端行为、逻辑上的重大缺陷、研究方法上的不可靠,或者其言行与所宣称的学术立场存在明显矛盾,那么这种“扒皮”可能包含了严肃的学术质疑和对公共知识的捍卫。

关键在于辨别其中的真实动机和依据。对于公众而言,应该理性看待此类信息,不盲从,不臆断,关注事实本身,并鼓励在健康有序的学术讨论环境中解决问题。如果存在学术不端,理应由学术共同体和相关机构进行公正裁决,而不是任由网络舆论简单粗暴地处理。

总而言之,看待这种现象,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攻击”或“辩护”的二元对立,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具体情况、证据以及各方的动机。只有这样,才能更公正、更全面地理解和评判。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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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就关注了陈健坤学长,当时还没有注意他对社会学的抨击,就觉得这位学长的视野很广,而且三观很正。直到近期,才关注到他对中国社会学的抨击。尤其是那篇挑衅华理工社会学系的文章。一开始是很支持他的,直到昨天看到有人爆出他的母亲曾带着他发论文(《卓越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基于美国高校实践的分析》,以下简称《卓》文,截图如下),而一作居然是他母亲的研究生。简直不敢相信。

我非常认真地看了这篇文章,有几个疑问想请教 @陈健坤

第一,《卓》文所使用的数据都十分有限,既没有全面的统计数据(全文只涉及若干个由美国本科生科研理事会、其它论文公布的统计数据),也没有科学规范的大型调查数据,更没有大数据。全部数据都来自分散的各处。全文随处可见“美国各高校都……”、“大多数美国高校都……”等这样模棱两可的词汇。请问,作为一位计算社会科学的坚实拥护者,同时作为一名对本土定性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坚定否决者,您这样一份没有扎实数据做支撑的论文是如何具备推广性和解释力的?您在抨击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仅仅采用几百份问卷做研究的同时,是如何看待《卓》文的方法论的?

第二,《卓》文的核心观点是摘要中的“美国专业机构—本科生科研理事会根据会员高校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美国本科生科研训练体系的 12 个构成要素,即目标定位、组织管理、校园文化、研究项目、配套课程、暑期研究计划、成果管理、激励措施、评价机制、资金支持、研究平台和师资力量。本研究结合美国高校实施本科生科研训练的具体案例,对这 12 个要素及其运行机制展开分析。”然后,作者将这12个因素归纳为“顶层设计、实施路径、管理机制、软硬件支撑”四个方面,并进行了展开。我想请问,这四个方面是如何总结出来的?是依据什么理论总结出来的?为什么这样的总结具备价值性?我想,作为一名痛恨“纸糊的理论”的研究者,同时作为一名痛恨“没有数据瞎说话”的研究者,以及作为一名痛恨“凭空瞎琢磨出理论观点”的研究者,您一定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十分傲人的回答。

第三,我非常仔细地端详了您的论证逻辑。我发现,您在论证一个观点的时候,几乎都采用了例证法。比如,您在论证“成果管理”的时候,举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华盛顿大学;在论证“配套课程”时,举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论证“暑期研究计划”的时候也是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感觉您这篇文章并不是在写美国高校,而是在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种论证逻辑在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如果有的话)中是否可行?您曾多次撰文抨击我国社会学者的个案研究“如同枯木一般,就是在做传销”。那么我想请问您,您这种举例论证的论证逻辑与那些不入您法眼的案例研究有什么区别?

第四,我查阅了刘继安教授的其它论文,请问,您是如何看待您的合作者刘继安教授在其它论文中所惯用了这类举例论证方法?您觉得刘继安教授的论文与那些“纸糊的理论”有什么区别?您能否以刘继安教授为例,来阐述一下她的论文与其它“中国研究”的学者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区别?

……

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全都是关于理论和方法论的。毕竟,您在这方面是目前互联网上最闪亮的新星,您对计算社会科学的崇拜,对您导师Watt的崇拜,对利用计算社会科学来取代定性研究并碾压理论研究的前景无比憧憬,我相信,问您一定是问对人了。毕竟,您的《卓》文可是从头到尾有理论框架支撑的,并且也大量使用了举例论证方法。这让我很困惑。我相信,您的回答一定能对我这名正生长在“如同枯木一般的社会学学科里”的小草以深刻的启发。

最后,您可千万别告诉我,您只是论文的三作,所以不关心《卓》文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哦。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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