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称国会山骚乱是一起「武装叛乱」，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为什么美国建制派揪着国会山沦陷事件不放？

因为他们明白国会山沦陷事件结局似乎非常完美，美国又恢复了平静。
从整个历史上来看，类是的现象都并不少见，不过如何平静，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那种稳固状态，只要再有风吹草动，形势就马上会急转直下——因为在这些人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组织，这些人虽然在不利条件下偃旗息鼓，但是一旦出现机会就会马上行动起来。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通常一种统治受到挑战的情况下，就要面临是镇压还是妥协的选择。
首选妥协的往往在日后不得不进行更大幅度的妥协，或者从新选择镇压，因为在你拖延的时间里，在被统治者中，那些最坚决最有想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最有智慧和意志力）成员，就会互相接近，并形成一个组织，通过这个组织他们可以驱动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并赢得其他反抗并不那么坚决人的顺从——这些中坚分子往往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不太得志的人，在反抗行动中，他们获得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通常是破坏的才能），并赢得了地位和继续向上攀登的社会阶梯，所以他们是不会因为时局再次平静而放弃斗争，他们只会在不利的情况下潜伏起来，等待时机。
当时局再度动荡不安，这些已经形成组织，并且有了经验的人，就可以更快更迅速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新的反抗。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让人想起英美战争历史上一个历史人物萨缪尔.亚当斯。
“历史从不重复自己，但它会押韵。”
英军到达列克星敦的时候，英军已经连续行军20个多小时，没有片刻休息。这时候只听突然一声号炮响起，伏兵四起，铺天盖地的人马从四面而来，把几百名英军团团围住，只见左面竖起一杆帅旗上写“汉考克”，右面竖起一面帅旗上写“亚当斯”，帅旗之下，只见一人坐在四轮小车上，摇着鹅毛羽扇，不是塞缪尔.亚当斯又是何人——后面一段纯属玩笑。
总之，走到列克星敦这个地方的时候，英军就再也没法走了，因为好几千人把他们包围了，正当史密斯考虑是不是要举白旗投降的时候，听见包围圈外面枪响和战鼓声，史密斯知道波士顿的援军来了，带领英军奋起余勇，和援军里应外合，杀开一条道路，亡命而去。
此战，民兵伤亡人数不详，英军死73人，伤174人，失踪26人，七百多人的部队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而且差点就全军覆没，就此英美之间的战争正式打响。
枪响了！
整个北美上下反映是复杂的。大体上在富裕的阶层里，对这个反映是恐慌，原本的反英派就此分裂，其中包括反英派最著名的笔杆子之一，写过《宾夕法尼亚农民来信》，并且为《自由之歌》（自由之子的会歌）谱写了歌词的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现在也变成的保守派，他开始坚决反对任何激进的行动，因为这会导致和英国的全面开战。
与之相对应的是平民阶层中，却是一片激昂情绪，要求支援新英格兰的反英斗争，并且要求从英国独立出来，一些人干脆打点行装，准备去波士顿参战了。
这种好战的屌丝现象，在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可以看到，对此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熟悉的。
为什么屌丝们这么好战？
是呀？
为什么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打仗需要一些廉价的炮灰，而他们就是这些炮灰的最佳人选。
难道他们不知道打仗就是要把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投入的到军事工业上去，这样各种消费品就会涨价。
然而“存在就是合理的”，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总是反复出现，就有它符合理性的一面。
这些好战的屌丝们得到了什么？
这如果是一部通俗史演义的话，也许我应该卖个关子，把一些事情放在后面去说，然而这不是一部通俗史演义，所以现在就要交代一些这场战争给屌丝们带来的好处——
首先，他们没收了“保皇派”们的财产，瓜分了富有阶层的土地。
其次，他们以爱国主义的名义赖掉了富有的债权人们的放出的高利贷。
第三，他们改变了军队的成分，下级军官普遍都是由在战争中表现优秀的屌丝们组成的，而过去这些人都是精英阶级的子弟。
第四，他们改变了政治程序，控制了很多地方的立法会议，即便是在没有控制的地方，所谓“平民民主派”也成为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
在当时欧美资产阶级中流行一种古罗马共和的崇拜，这也是当时共济会的纲领。这些人把美洲的独立当作实现共济会纲领的试验场，比如说一美元背后的金字塔和眼睛，华盛顿城市的建设，国会山的灵感就是赖于罗马万神殿，最初还雇佣了一名年轻的处女来看管“圣火”，按照这种罗马崇拜，他们认为权力在于“元老院”——一个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机构，同时政府的日常运作由一个非世袭，权力受到约束，任期有限的执政官来领导，这个执政官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统领军队和进行战争。
大体上美国联邦政府的体制是综合了这两者的观点，然后他们不得不对现实妥协。因为还存在平民民主派，这一派系控制着乡村政治，同时在独立战争中壮大，一些政治精英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实际上是同情平民民主派，并愿意充当他们的代言人。
建立联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成为一个反对民主的堡垒，要打击平民民主派，不过在开会时他们都不敢让人旁听，都是闭门会议，并且任何人如果不得做笔录，带出去一个纸条都要被处罚，就是因为害怕平民民主派，所以最后还要有一个众议院来制衡，元老院（参议院）和执政官（总统），这个众议院不一定都是平民代表，但是肯定并不都是精英，这是对平民民主派一种妥协，同时这种妥协也是照搬了英国的经验，一个贵族院，一个平民院互相制衡的模式。
上述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在安定的岁月里做得到，精英阶层的铁统江山只有在动荡中才能够打破。
屌丝们渴求的东西不是战争，而是动荡。
所以每当有大批“激进的爱国者”要求支持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执政者并不是感到支持率暴涨的快感，而是充满了疑虑——因为这只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民心思变。
这些激进的政府支持者也许明天就变成现有统治的摧毁者，正如拜占庭的尼卡起义一样，昨天还是皇帝的铁杆粉丝们的君士坦丁堡市民，今天就要毁灭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也许他们所想要的只是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们不喜欢今天过的日子了。
比如上次次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之一的桑托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按照正常的想法他应该和极右翼的特朗普是一个天使一个恶魔，不过他们的支持者都是同一群人——不太富裕的白人固定收入者。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的德国，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德国共产党势如水火，不过希特勒反复对自己的手下强调，一定要到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中发展党员，因为这些人都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这些人和纳粹党现有的支持者一样，都是对现实不满要求改变的人。
好战的屌丝是多变的，他们会被各种激进的理念所俘获，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往往是以爱国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因为这个身份是最容易受到同情，也最不容易让当权者找到借口镇压，他们可以迅速的达到动荡的第一步骤——合法的走上街头闹事。
不过尽管是饮鸩止渴，但是当一个政府自身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时候，往往会求助于屌丝们的爱国激情，或者主动去煽动一些爱国激情——不过这是一种相当玩火的举动，弄不好就有自焚之忧，因为他们都清楚，屌丝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自2020年3月全球陷入新冠以来，美联储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美国到期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美国搞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6万亿美元下一财年预算案，美国已经累计放水印钞31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

不仅美国选择超发货币，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各国都不约而同选择超发货币进行洪水漫灌，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以新发行的货币持续兜底违约到期债务。

二是超发美元入境其他国家央行也会被动的超发本国货币。

三是主动把货币洪水水位搞得跟美国一样高来防御美元资本的入境洗劫。

由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的货币超发一样的通胀螺旋，美国无法把通胀输出全球只能在美国国内循环，导致了美股暴涨行情，股价随便控制随便涨，美国物价已经开始全面暴涨。

经济上最核心的是，货币发行之锚是实际的生产。而随着生产的增长，全球的货币供应理论上是应该不断膨胀的。而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国，最健康的状态就是通胀水平略高于整体生产增长水平。这样虽然美国大规模收割铸币税又保证了全球货币供应，被收税的也不至于太疼 。

所以根本矛盾在于全球疫情导致生产实际上是萎缩的，但是美元却大规模印刷造成通货膨胀背离了全球生产。所以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更关键的是，经济局部增长点又不在美国，货物流通也不畅。

造成需要表现美元增长的部分还得不到美元表现。需要表现美元收紧的部分反而出现大量的美元结余。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风险也不在于美元的超发和通胀，而是由于疫情长期得不到控制，造成世界生产停顿进而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

相比较而言，通货紧缩才是最恐怖的，每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通货紧缩。

其实广义而言，几次超级通货膨胀的根源也是通货紧缩。

比如48-49的常党大通胀，表面是法币金圆券的超级膨胀，实际上是常党真正的锚定货币美元资产的严重外流造成的通货紧缩。

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加上早期的黄金兑换政策，造成常党的储备硬通货金银、外币不是通过贸易逆差流出本国就是被民间储藏起来。从有真实购买力的货币供应量来比较，解放战争后常统区的货币实际上是逐渐减少的。

所以常党通过大量超发本币来榨取市场上仅存的硬通货，才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根源是通缩。

德国魏玛共和国的通货膨胀也是因为美元投资大规模中断，造成的实际资产的通货紧缩。

1929年金融危机以后，大量美元资本从德国抽离出来回归美国。德国有真实购买力的货币供应量也急剧减少，德国魏玛政府也是采取本币通胀来榨取最后的硬通货。

津巴布韦的百亿大钞也是如此，是实际上的货币锚定紧缩造成的。

疫情以后，真正的购买力稳定之锚不是货币而是生产，中国一直保持高生产，就保证了全球物资供应的基本稳定，保证了物资稳定那么美元和各国才没有急剧通缩。

如果中国的生产也出现问题，出口锐减。那么传导下来的结果就是欧美的生活必需品需求不会降低多少，但是供应量少了很多，必然造成进口价格暴涨，欧美需要更大量的硬通货来抢购少量的贸易份额。这就必然造成其实际购买力的通缩，进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

简单总结就是：如果中国一直保持高生产，提供足够多的产品，经济持续增长。则世界上需要流通的美元就一定会增加，而如果美国超发不远高于这个增长值，美元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而一旦中国高生产不再或者美元超发失控，则会传导到所有的进口国会出现急速的美元外流，到达临界点就会产生大量国家放弃美元转而使用其他硬通货。这就将形成全球性的通货紧缩。

美元的超发对应了很大一部分世界生产的增加值，一旦美元崩溃，则全球没有足够多的其他货币或等价物迅速弥补空白，这就造成了阶段性严重的通货紧缩。

数据显示，美国 9 月 CPI 连续 16 个月上涨，9 月 CPI 同比上涨 5.4% ，超市场预期 5.3%，连续第 5 个月同比增长超过 5%，为 2008 年 7 月以来最高水平，较前值 5.3% 进一步攀升。9 月 CPI 环比上涨 0.4%，超市场预期的 0.3%，前值为 0.3%。

生活用品的涨价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偷着涨一块两块的对人类没有特别大的刺激性感知。
然而，非农数据是刺激性的感知，因为失业了就归零了。

所以美国的物价上涨，大多数人只会觉得越来越艰难了，但是不会特别去感受和在意。

但是失业就是天塌了，这个会非常痛苦。

多观察美国的失业率和非农就业岗位增长，如果非常不好看，那就是真的有事。

如果，那么，现在美国究竟是哪些人不好过？顶层/上层/中层/下层/少数族/流浪者/移民？

美国的中产，因为中产以下再惨也惨不到哪里去了。

而中产尤其是08年以后进入工作的这批韭菜，在青年时代正好经历过经济危机，刚恢复了信心过日子，就又遭上了。

涉及民生的指标性价格对国家影响，近的事件就在1月5日，哈萨克斯坦因「取消液化石油气价格管制」爆发大规模抗议，总统宣布解散政府‘’。

远的列子可以看看埃及的大饼，印度的洋葱，这都是指标性的民生数据，如果有小波动带来的往往是大动荡

塞西能推翻穆尔西的原因就是因为埃及的大饼价格上涨。

穆迪老仙能上台的一大助力是印度洋葱价格飙升，再往前看英迪拉甘地就干过把洋葱挂脖子上竞选的事情，口号是“连洋葱价格都控制不了的人，当什么总理”。

很多国家的指标性价格比较独特，有的你都理解不了。

比如智利因为地铁票价涨几毛就乱了。

法国因为增加了燃油附加费而爆发游行等等。

美国的指标性价格就是食品和油价。这两个直接关系到底层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所以非常重要。

美国的低价食品和上述两个国家类似，都是超级指标，平时看似无用，实际非常重要 。

而美国的食品价格一直是管控项目的，只是不明说而已。

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预测，由于政治两极分化，美国在未来十年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为30%。

现在经常有人把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和20世纪三十年代引发二战的那次做类比，不过它对世界走势的影响会更像1873年的那次，也就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1929年经济危机是在一战的残局上影响世界的，而1873年的的经济危机是终结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全球黄金时代，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内，这个世界都没有恢复到1850年到1873年的那个时代对于社会进步和财富增长的自信。
同样这次经济危机也终结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这个世界在未来的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到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危机爆发之前的那种乐观情绪中。
第一轮全球化是大英帝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启的，到1850年之后，开始形成巨大的规模，到了1887年经济危机之后达到顶点，而后经济保护主义逐渐抬头，总结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球大同化。第二轮全球化是二战之后美帝主导的，在1980年之后，开始形成巨大规模，到了2009年时达到全球化的顶点。
全球化从顶峰而跌落，除了经济危机使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工业和工人就业，而不得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每一轮全球化都要有一个主推的霸权性力量，第一轮是英国，第二轮是美国。
最开始的时候，主推工业国出于巨大战争红利和制造业规模，拥有足够的力量推动全球化，并且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材料中获益。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其他国家也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追赶，但是全球化制定国际游戏规则，虽然客观上有利于处于最领先地位的那个国家，但是总体来说，这套体系降低了交易成本，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转移速度，从而开辟新的市场和更廉价的原材料。所以追赶国家，虽然对自己的地位并不满意，但是依然会拥护这套体系。
但是一旦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现有的可开发区域的开发殆尽，全球化带来的做大蛋糕的红利减少，那么后起国家就有自己的小算盘了，在加上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刺激，那么最后保护主义就会逐渐重返舞台，蚕食全球化的成果。
在1887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时如此，就像凡尔纳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里体现的那种世界变小，大规模的铁路和航运让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得到开发。同样在2009年之前的世界也是如此，当时世界上的几乎所有经济体和经济区域，除了少数战乱区域之外，都已经投入全球化。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全球容易开发的市场和资源都已经被利用起来，容易取得红利都已经赚取，没有什么新的红利可以刺激全球化继续的热情。
第二点是，在主推的霸权国家内部的反对声音。随着全球化的推动，无论是当年的大英帝国，还是今天的美帝，都会以工业出口转变为资本输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资产阶级，他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但是随着产业的空心化，作为本国的人民由全球化获得收益却在减少，最后这些人就会和一些没有全球化的国内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形成反全球化的力量，比如现在美国的民粹和特朗普的联盟。在维罗利亚晚期，很多英国国内工业家也是加入了反对全球化的的势力中，他们是支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这两点就决定了全球化的无法继续。
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它代表了二十多年的全球化红利已经枯竭。
如果做个简单的比喻的化，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就像是在做蛋糕，如果想要把蛋糕做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入更多的面粉、鸡蛋和奶油。
同样西方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也是一样，为了把蛋糕做大，就必须把更多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源纳入到他们的经济体系内，这就是全球化，通过把中国、印度、越南等更多的国家对接到国际的共同市场里，提高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除了朝鲜、缅甸等少数几个“隐士国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市场、劳动力和资源都已经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达到了尽头。

另一个方法就是采用新的材料和新的方法去做蛋糕，后者要复杂的多，并且有出错的风险，所以在简单的方法有效时，没人会想到一个复杂的方法。
而且这种方法往往就代表着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它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国民的教育和健康方面，并且要激发出国民对国家的热爱，更好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往往意味着对阶级关系的调整。
这两种方法，在历史往往交替充当主流，在19世纪中叶由大英帝国主导的第一轮全球化终止与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继续企图在全球化道路上勉强支撑的英国逐渐衰落，而率先拥抱了民族主义的德国开始迅速缩短了和英国的差距。
同样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代表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美国主导的一轮全球化走到尽头。从此之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意外，相反，这一点完全符合历史规律。
在未来的一些年里，世界的贫富差距会随着经济减速进一步扩大，这种扩大的速度甚至比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更快，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的收入更高，而经济衰退过程中由于投资机会的减少，大量资本会由生存性和建设性的投资变成掠夺性的资本运作（比如金融投机），这样一增一减，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到减速过程中，贫富差距会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再加上过去几十年的积累，贫富差距会扩大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富人政治和民粹政治都齐头并进局面会加速，在最后两者不是因为斗争让社会崩溃，就是出现否极泰来的现象，正如哲学上的“正反合”一样。
这个世界由旧的资产阶级政治走向全新的富豪政治，这个趋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可逆转，那么这样一种全新的政权将会对占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没人可以窥视未来，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加以推演。
当年为什么罗马帝国要优待城市居民呢？
我们把历史先前推送两千年的古罗马帝国，会发现这是一个由大地产者、包税人集团和高利贷者统治的政权，他们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里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和他们手下的奴隶代理人敲骨吸髓的行径。
不过在帝国的中心，罗马人生活时幸福的，他们住在政府和富人提供的廉租房里，贫困人口每天在广场上可以领取免费派发的面包，在节日里剧院和角斗场里可以免费观看表演，公共浴池和健身房也是享受补贴亏本运营，可以让贫穷的罗马公民也可以享受这些豪华的设施。
此外，罗马城还不断大兴土木，建造一个又一个的公共工程，除了要显示帝国的辉煌和财力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给罗马城的居民提供工作机会。
提供这些东西的人首先是帝国的元首，他可以动用政府的资金，也可以用自己的私产收益（当时最富庶的埃及是元首的私产），然后还有为数众多的富人们，他们在节日里花钱雇佣演员和角斗士为穷人表演，捐建大型公共设施。
罗马城的官员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官员群体，他们的薪水很少，却工作的兢兢业业，而且经常要用私房钱补贴自己的工作，当然他们都出身于富人阶层。
是罗马的富人们太善良吗？
不过同样一群人如果外放到行省做总督就是另一张嘴脸，他们会想尽办法捞钱。
是什么原因产生了这种差异，是因为民族感情吗？
这个帝国是历代罗马人用铁和血征服的，有幸摘取到胜利果实的少数人，在道德和感情的层面有义务去照顾没有他们那么幸运的同胞们。
那么后来类似的政策和补贴在帝国的范围却在不断扩大，那不勒斯被列入了名单我们可以立即为他们是罗马人最早的盟友，曾经在布匿战争中帮助罗马人打败了可怕的汉尼拔，拉文那被列入名单是因为它是罗马元首日常办公所在地，帝国的实际行政管理中心。
不过亚历山大、安条克等东方城市被列入小麦补贴的名单就没法用情感来解释了，唯一的可信的说法就是，这些城市人口太多了，一旦反生暴动就会危及帝国的安全，这是花钱买稳定的措施之一。
实际上整个罗马帝国里，城市居民享受的待遇都好于农村居民，不仅有地方政府提供的各项补贴，而且当地富人也会效仿罗马城的富人在节日里提供娱乐经费或者捐修公共设施来促进就业。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一万人分部在50个村子里，加入他们对统治阶级不满，采取暴动，那么每个村子只有200人，帝国只要排除一个连的士兵就可以轻松的镇压，最坏的局面，临近的三五个村子一起暴动，那么也仅仅需要一个营的士兵，但是如果是一万人全部聚集在城市里，就有可能发生同时暴动的危险，那么就需要出动整个军团了（十个营）。
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被统治阶级的分部越分散，互相联系越少，那么统治成本就越低。相反分部越密集，互相联系越多，那么统治成本就越高，为了降低统治成本，那么统治阶级必须让这被统治阶级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满意。
历史上数量更少的统治阶层为什么可以统治数量众多的被统治阶层，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统治阶层更有组织，而被统治阶层是一盘散沙。
就像在中世纪，贵族们成年之后都要四处游历，结交其他贵族，而其他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也有义务款待众多的访客，这些游历和款待宾客的行为让很多小贵族们不堪重负，但是这些行为也正是贵族们可以统治下去的关键，因为他们因为这些活动而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系，一旦某个贵族的领地发生了农民暴动，那么其他贵族带着军队就会赶来支持他们，而大部分农民们一生都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庄，他们之间互相的联系很少，组织也仅仅限于同一个村庄之内。
贵族们拥有铠甲、战马，并受过武器训练，这些固然是取胜的因素，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农民们可以用人数和地形取胜，最关键是贵族们是有组织的，而农民们是无组织，那么发生的反抗总是零星的，有组织的一方可以轻松的分时段制服他们。
但是一些个别因素，会导致农民们被聚集起来，比如元代末年宰相脱脱决心治理黄河水患，当时大臣们就警告他这样会把几十万农民聚集在一起，结果会很危险，但是少年得志的脱脱听不进去，结果果然这个工程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此外大规模的天灾会让农民背井离乡，形成流民，而流民们一旦聚集在一起，那么很快就会变得更有组织起来。
在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前，作为被统治阶级中的主体的农民们的组织是非常有限的。
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而城市化让更多的被统治阶级居住在一起，同时工业化也导致科技进步，交通的便利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也让被统治阶级更有条件进行自我组织，即便是不居住在城市里的分散的被统治阶级也远远比过去更有组织能力，就像在当年苏联援助给中国闹革命的装备里第一位的不是武器弹药，而是通信电台一样，只有拥有这些电台，那么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才能够得以付出实践。
在19世纪前半期，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对铁路的发明都感到无限的欣慰，因为这项发明不仅可以提升经济，而且让他们一劳永逸的摆脱了城市居民暴动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盘旋在各国统治阶层的头上。
有了铁路，一个团的士兵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城市部署到另外一个城市，而在过去徒步行军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并且因为疾病、受伤、开小差等原因，这种行军都会导致至少十分之一的减员。
然做出这样的预测的前提是，铁路只允许货运和社会上层人士、军队使用。
这样我们假设一下，为什么不能让铁路只进行货运和让社会上层人士旅行使用？
那么答案很显然，这样会增加成本。
一种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如果用户越少，运营效率越低，那么它们均摊的成本就越高。
同时，如果成本足够低，那么让平民阶层使用铁路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
比如在19世纪后期工人们在郊区和城市间乘坐铁路上下班，企业的下级办事员们乘坐铁路进行出差，这些都活跃了经济，让信息和人员以更快捷的方式流动，而这些经济发展的成果又会更多的回馈占据更好社会地位的人群中。
如果拒绝让下层人使用铁路，那么铁路的运营成本就会增加，然后增加的成本就必须分摊到货物运输上，而人员和信息流动的下降也会同时阻碍经济，那么最后经济就会衰退，股市就会崩盘，昨天还是亿万富翁的人今天就可能跳楼自杀，这样的后果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铁路必须运行下层人使用。
但是一旦下层人开始使用了铁路，他们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组织，那么就会要求在经济果实中分得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局面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
当时同时从另一方面说，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中，现有消费后有生产，如果下层人获得了更多的经济果实，那么早晚他们会把它投入消费中，而消费又会拉动经济，经济增长又会让资产阶级赚钱更容易，那么这种局面又是让他们乐于见到的。
但是无论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无法逆转，这就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当年对于铁路如此，后来对于电报电话，对于汽车工业和因特网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发展，要想统治就需要更高的技巧，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法逆转这个趋势，除非他们可以建立不依赖这套体系的新的财富来源方式。
从火车、汽船、电报、电话和因特网的不断演化，以及全球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这个事实，让统治阶级要想继续统治就必须更有技巧并且让渡更多的利益，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城市化率更高，而且交通和通信更便捷。
所以以为作风够凶狠，就可以很轻松的统治，只能发生在非洲的落后国家。
在历史上所有大陆国家的社会革命中，无论是采取各种形式的活动，最终目的实际性上都对军队的游说，有时候走的是上层路线，有时候走的士兵路线，有的时候是走外部宣传路线，有时候是走打入内部的路线。
然而在底牌最后揭开之前，谁也不知道军队在关键时刻会站在那一边。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军官阶层这一重要的组成，军队的强大不仅仅训练和武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组织能力。没有军官的军队 就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军队也许可以在军里闹闹晔变,在乡村搞搞抢劫,但是绝对不会从事政变或者向罗马进军。出现这样是一定军官参与了。
而军人们又总是习惯于统一行动，所以最后就会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
既然你已经赢得了一切，对方已经输的没有任何还手之力，那么只有傻瓜才和他妥协，所以这一点和所谓的民族性格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他们的社会结构有着直接关系。
但事实上证明，为了实际军事需求，就必须让一个有着地面战争危险的国家维持一直强有力的陆军。
所以要成长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的花朵，除了要面对宽阔的市场和资源之外，还要有一个利于防守的地理位置，以便于缩小陆军的规模。
同样英国也和欧洲大陆凭借着一条英吉利海峡间隔，由于风高浪急以及经常的大雾，这道海峡在风帆时代并不容易渡过。
而荷兰虽然是大陆国家，但是他们国土同样被大量的河流和沼泽地保护着，必要的时候开可以打开水闸用洪水退敌，他们曾经靠这一手击退过西班牙军队。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建立了先进的工程兵团之后，这些障碍就很难在继续阻止大军的行动，在1672年要不是那一年河流水位比较高，可以开闸放出足够多的水，法军已经占领整个低地国家了。
在1940年，荷兰人还想故技重施打算用开闸放水的方式对付德国人。
就像20世纪初有人讽刺美国的地缘政治原则。
他们总是让自己国土的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并且要确保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软弱无力。
这也是所有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陆军不友好，努力限制陆军的规模，因为陆军往往是孕育出政变和独裁的温床。
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由于缺少一支有规模的陆军，对于统治社会的富人阶级来说，这在关键时刻少了一个可以推翻或者取代他们的不稳定因素。
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也缺少了一支可以用来维护他们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器。
就像在19世纪曼彻斯特的工人罢工和占领工厂之后，资本家们发现他们的政府无法派出任何武装人员来协助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带着亲戚朋友、工头和雇佣来的打手们组成骑兵队去和工人战斗。
同样在卡内基的钢铁厂工人占领工厂时，他也得不到政府的武力支持，只能通过雇佣平克顿公司的枪手们去镇压这次工潮。
一名军事家说的一句话：陆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中产生的最有力量的组织，它的规模、组织度、执行能力都同一时代的其他社会群体望尘莫及。不了解一个时代的陆军，那么就不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
通常历史中习惯性的将一支军队简单的看做一个单体来简化的研究的做法是毫无意义。
通常要了解一支军队，最基本的要知道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他们士兵从哪里来？
第二，他的军官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他们的补给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第四，他们的指挥体制是集中式的还是分散式的？
第五点，他们的士兵是短期服役还是长期服役的？
第六点，他是否经历过高烈度的战争？
第七，他们的指挥官是否能力给士兵安排足够的福利。
第一，由于对数量的需求和对经济成本的控制，一支陆军中的大部分士兵必然来自于平民阶层，这样军队就具有一种平民民主倾向，所以一支军队不可能是统治阶级花钱雇佣来安全可信的打手组织。
如果这个一直被虚拟的事实成立，那么现在大清的皇帝还在紫禁城里待着呢。
在法国大革命还是辛亥革命，或者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他的各种社会变革中，都可以看到是由于陆军的倒戈才让旧统治阶级覆灭。
但是即便是来自于平民，也需要具体的研究他们来与那个具体的群体。
比如如果士兵们大多数来自于农民阶层，他们可能对城市里的居民不抱太大同情心，就像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的情况，当时欧洲各国的王室已经纷纷出逃，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发现军队并没有像1793年的法国一样参加革命者的行列，于是一切很快就翻盘了。
另一个可能性是，士兵们可能是外国人，在一些情况下可以用更优惠的价格雇佣到更加勇敢善战的士兵。
比如中世纪的阿拉伯人雇佣突厥人，意大利城邦和法国国王雇佣瑞士人和苏格兰人，英属印度雇佣尼泊尔人，这些士兵对雇主国的居民没有太多情感联系，往往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稳定的战斗力。
比如在路易十六的由瑞士人组成的皇家卫队在大革命中的忠诚表现，还有尼泊尔雇佣兵在镇压印度人起义时的高效勇猛。
第二，通常一支军队的军官产生有两种办法。
第一从统治阶级中产生军官，这也是最安全妥当的办法。
统治靠什么？
这一点上在古罗马的统治精英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进入罗马帝国时代之前，罗马所有的知名历史学家都是元老院成员，一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有了李维第一位以御用文人身份成就大历史学家的的人物。与其抓枪杆子不如自己就是枪杆子，与其抓笔杆子不如自己就是笔杆子。
古罗马的统治精英们一面领兵作战，一面著书立说，强大如斯，这样的统治阶级，想要撼动，难比登天。但是一个问题是，无论枪杆子还是笔杆子，都不是很能赚钱的东西。
等到罗马帝国时代，罗马的统治精英们把笔杆子的事情交给御用文人，把枪杆子的事情交给职业军人，然后的事情自然就是他们只能在历史的浪涛中挣扎求生，完全依靠命运的垂青才能给自己续命了。
但是问题是，军事生活是艰苦的，并且需要学习大量的知识和积累经验，所以这就是要求军官具备天赋并且愿意长期从事艰苦的生活。
同样抓枪杆子不如自己就是枪杆子，因为枪杆子这东西是很复杂的，你以为一个久经行伍的职业军人还是一个临时赶鸭子上架的公子哥更能玩转这个东西。
这样的前提就限制了从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军官的效能，要么他们是不合格的军官，要么就必须对整个统治阶级进行系统性的教育，以确保他们可以及时提供这种人才。
一个事实是，即便是被看做职业化典范的美国军队，大部分士兵的也仅仅签订了2到3年的服役合同，这一点和义务兵国家的服役期限非常类似，美国的军队的职业化并不是为了适应所谓的现代战争的技术发展，而是社会危机的回应——当越南战争的需要把征兵计划扩大到大学校园时，富二代子弟们造反了，后面有他们的父母撑腰，结果把美国政府搞的灰头土脸，只好用雇佣制取代义务兵。
第二种方式是从行伍中晋升军官，这种做法是最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大部分军官来自于平民阶级。
历史上如果采取这种方式产生军官，通常只有两种情况，战争中大量贵族军官阵亡，或者陆军处于某种历史原因自身做大，无法从外部去控制他们，只能允许实行陆军自治。
第三方式从中产阶级中产生军官（这个中产阶级是狭义的），他们不是统治阶级，但是也不是平民阶级，在动荡的年代里，他们不会轻易和平民士兵站在一起。
这三者的区别从军校的入学考试中就能看出区别，大部分面对中产阶级的军校入学考试主要考文化课，身体素质只要达标就可以了。
陆军学校，却要直接考军事技能，而标准定的非常高，如果没有在军队中摸爬滚打若干年根本无法通过这种考试，而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可能在浪费这些青春，这就屏蔽了大部分富裕阶层进入陆军军官行列的机会。
而美国西点军校必须拿着国会议员或者现役将军的推荐信才能入学，这样就保证了西点生的血统纯正。
当然由于现行的美国陆军规模庞大，所以仅靠一所军校不能培养足够的多的军官，大部分军官是通过陆军和普通大学院校签订的合约的大学生产生的，他们只能利用课余时间从事有限的军事培养，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远远低于西点生。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经费原因，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为所有的陆军军官提供第一流的教育。这种高低档搭配的方式，就是为了确保西点生的竞争优势，这样在职业生涯中最终晋升到高级军官的必然都是西点生，这样在美国军队中就产生了统治阶级生产高级军官，中产阶级充当普通军官的格局。
第三，军队需要补给才能维持战斗力，而这个补给是如何进入军队的手中就有决定性的意义。
就像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来自东北的藩镇军队逼近长安时，是来自西北的藩镇在和他们战斗。
刨除情感之类难以量化的不可控因素来看，安禄山的东北部藩镇从来不是培养忠君报国的好地方，因为这个地区的军队向来是自己养活自己的，他们驻扎的地区土地肥沃，有盐铁之利，还可以控制非常有利可图的边关贸易，对面的契丹靺鞨等部落也是整个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比较富裕的，所以打起仗来很有油水可捞，所以早就不把唐朝中央放在眼里了。
西北藩驻扎在不毛之地，每天和吐蕃的山猴子们作战，他们吃的用的穿的，都是长安送过来的，没有唐朝中央的物质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这样自然在藩镇官兵无论是实际的情况还是心理的依赖性都是让他们效忠于唐朝政府。
现代军队比起冷兵器时代来说需求的补给要多得多，需要弹药、油料、零部件等各种东西。
而在冷兵时代，刀剑砍完人磨一磨下次用更顺手，长矛断了随便找根木杆就可以凑活用，射出的弓箭可以捡回来接着使唤，至于粮食，这个东西似乎到处都是，可以沿途抢劫。所以在冷兵器时代，军队更容易出现各种变乱。
第四，在指挥体制上，集权制更容易控制好军队，但是在京城的指挥中心并不了解边疆的实际情况，在大部分年代里的通信速度也不足以做出迅速的反应，所以集权制的指挥效能很低劣。
同时由于军队的补给体系也是集权制的，所以需要更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也不善于因地制宜，补给的成本更高。
在大部分情况下，分权制的军事指挥可以提高军队的作战效能，降低军队的维持成本。
比如战国时代，边疆守将享受广泛的自治权时，中国很少收到北方的边患，等到汉朝把军权收归长安后，就变得边患不断。
而拜占庭的军事体制在由集权制改为军区制之后，迅速的击败了阿拉伯人的进攻，稳固了拜占庭的国防，但是也正如唐朝藩镇一样，这些军区也会是拜占庭内部的不稳定因素。
在一个国家外部的军事压力有限，而内部又又足够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把军队更加集中的管理起来。
第五，短期服役的士兵和长期服役的士兵在心理上完全不一样。
士兵的服役时间越长，职业化程度越高，那么他们就会越视自己为武士集团而不是平民社会的一份子。
那么军队就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且行动，或者让自己成为统治集团。
就像罗马军团的故事一样，最初他们为国家服务，然后为自己的统帅服务，因为统帅负责给他们发饷和提供奖金，在后来谁给钱多他们为谁服务，到了最后他们开始为自己服务。
一个普遍性的观点是，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国，由从帝国走向军阀混战，关键性的动因就是在于军队的职业化。
但是关于军队职业化的问题，其实现在很多误区。比如美国的军队是被认为是职业化的，有知名军事专家以不可以质疑的口吻指出了军队职业化的好处——因为现代战争的技术含量非常高，对士兵的培训和训练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投入，义务兵制度因为服役时间过短，士兵往往刚学会军事技术就面临退役，这样的军队必然无法对抗职业化军队。
当然但是说这种话的到底算是专家还是砖家是在很难评论，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阶段。一个反例就是，以色列国防军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员素质最高的军队之一，不过这支军队却不是职业军队，而是义务兵。
一个事实是在二战就被证明的，那就是随着战争的技术水平上升，在军队里真正负责扣扳机的一线战斗员的比例很少，大部分被征召如军队的士兵会发现，他们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在和平时期的工作很类似，过去的开卡车的现在也在开卡车，过去的维修工从修民用车辆过度到维修坦克，过去的仓库管理员现在调度军用仓库的物流配送。
反过来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学到的技术也可能用来在日后退役时求职，比如现代的西方军队服役的士兵就有很多是就业市场不景气时希望到军队过度一下，并且免费学点技术。所以一个国家的平时的工业化水平和国民教育对进行战时动员时产生的军队素质有直接的影响。
现代军队兵源素质最主要的客观因素是和本国的工业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哪个国家制造业强、工业岗位多，哪个国家的军队潜力就大，更容易形成强大军队。
因为高组织性的工业生产和军队是互通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受过工业化教育的人民进入军队组织性更强，对机械和装备更加容易掌握。同理，在军队严格训练过的军人复员转业，其组织性和技能也更加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要。
这种良好互动，必然带来军队硬实力的增长。
二战就是很好的例子：德国、苏联、美国、英国都是工业化很强的国家，所以哪怕是普遍征兵，也能很快组织起比较庞大的技术兵种队伍。相反，工业化能力相对较弱的日本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日本损失掉第一批精心培养的飞行员以后就成了美国围猎的火鸡，而美国爆出比日本多得多的飞机，仍然有足够的飞行员来驾驶，这就是差距。
古代也可以举例说明：为什么游牧民族在掌握了与农耕民族差不多的装备能力后往往就能对农耕民族产生极大的压制呢？除了机动性的问题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游牧民族生产、作战、训练在一块儿。游牧民族的孩子从小就骑羊射野兔，长大骑马游牧，训练是在生产生活中同步进行的。而农耕民族生产和军事训练是分开的，能做到农忙生产、农闲训练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相比较同等时间内，游牧民族训练一个合格的士兵至少比农耕民族快一倍到两倍，如果装备没代差怎么能不吃亏？
同样国民的受教育水平也影响了军队的素质，比如当年十月革命之后，很多沙俄炮兵流落到中国，当时号称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阀张作霖就对这些俄国炮兵惊为天人，因为炮打的太准了，而中国炮兵都是文盲和半文盲，更不懂数学，根本不会计算弹道，这一点训练很多年的中国老兵油子也比不了俄国的年轻炮兵。
所以说，如果要客观的评价所谓的西方职业化军队是很不妥当的。
关于职业军人的问题，影响服役期长短的问题很多，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举个简单例子：日本的自卫官、德国的国防军已经全面公务员化干到四五十很正常。台湾的草莓兵一共四个月服役期，喝水喝水300CC。服役期长短和战斗力也不成正比。
在二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帝统治下的和平年代里，除了朝鲜半岛上之外，大部分国家都不需要让所有适龄青年入伍，所以即便是采取普遍义务兵制度的国家也是采取抽签或者其他方式入伍。现代西方的军队与其说是职业化，不如说是采取了制度性的设计，避免社会上强势阶层的子女被不情愿的征入军队服役。
正如上面所说的，在现代大部分国家里无论它的士兵是如何进入军队的，但是总体上他们的服役时间并不长，仅仅是他人生中的一小个片段。而在马略改革之后，士兵的服役年限达到16年之久，这样他们就逐渐和主体社会隔绝开来，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群体。
除了因为服役年限的漫长之外，新生的罗马军团的兵源成分也非常成问题。
理论上说，罗马军团应该是由罗马公民组成，但是实际情况是，每年200多个银币的军饷对罗马公民的吸引力非常有限，按照当时的估计，在罗马城里，非技术工人一天也能赚到一个银币。
所以如果一个罗马公民如果不算太懒的话，决定可以赚到比参军更多的钱。顺便说一句的是，当时的罗马军队除了武器装备是国家免费提供的，其余的衬衫、靴子、皮带，都是要士兵直接付钱，同时还有扣除伙食费，在加上繁重的训练，所以罗马士兵的职业吸引力不高，尤其是对享受免费面包供应和政府廉租房的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来说，更是没有吸引力。
在马略改革之后，很快就发现，他们提供的待遇在罗马公民中根本不足以组建数量足够多的军队，在军队中很多人都是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意大利人，其中有一些有拉丁公民权，另外一些连拉丁公民权也没有，甚至还有很多奴隶背着主人参加军队。
所以新组建的罗马军团，在生活方式上是与主流的罗马社会脱节的，人员组成上也是非罗马化的，后者也是始终困扰罗马政权的问题，罗马军团的士兵来源总是来源于罗马化最浅的边疆地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非常有限。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统帅如苏拉和凯撒可以轻易的让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首都进攻的原因。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现代国家，在所有的时代里，如果采取付钱招募入伍的方式，那么都要面临如何花最少的钱，得到数量最多的军队，所以必然形成从边缘群体和边缘地带大量招募人员的现象。
外国雇佣兵往往是这种例子中最坏的一种，因为他们来自于国外的，所以就不可能像本国公民一样短期服役，所以外国雇佣兵都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而他们和供养他们的社会之间的情感联系有最淡漠。
外国雇佣兵在所有军队中最危险的，因为他们既是职业军队，而且和所在国的社会也没有任何联系。
第六，一群人在共同经历苦难和共同分享秘密。
尤其是一些坏的秘密，就会迅速拉近关系（比如所谓的投名状），这也是为什么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和一起嫖过娼会变成铁哥们。
经过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这是一种人类的本能，无法通过意志来改变。
而一只军队在经历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就等于一起经历过苦难，那么军人之间就会形成强大的袍泽情谊，这种情谊可能会超过他们出身的阶级背景。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行动就更加难以推测，有时候上层出身的军官可能更容易说服自己的士兵，也有可能军官放弃自己的立场去支持士兵的行动。
这超阶级的文化很可能给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以灵感，他经常对别人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从一战的战壕里产生的，认为是战壕让不同阶级和出身背景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
这种战壕情节，可能又是进一步激发希特勒的防御战术的灵感，他相信把一支军队放在一个坚固的防御阵地上比机动作战更能激发官兵的意志。
第七，如果将领们可以给自己的士兵以更多的福利，那么就可以更好的驱使这些士兵跟着自己走。
就像古罗马的大将苏拉在罗马元老院宣布自己为公敌时，并不是急于进军罗马，而是进攻希腊城邦。
因为他需要获得足够多的战利品来犒赏自己的军团，才能让士兵们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反对作为合法政府的元老院，由于他让士兵们发财，所以士兵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幸福的苏拉”。
同样的道理，当五代时期的郭威治军严格，他在澶州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但是当年他造反后汉向汴梁进军的时候，依然要放任士兵沿途劫掠，攻克城市都倾府库犒赏士兵，攻陷大梁之后更是纵兵奸淫捋掠十日。
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在向皇帝造反，大局未定，军士中的很多人都是大梁人，不重赏不足以稳定军心。
这种福利的有效性一般和士兵的来源和服役时间有关，士兵服役时间越长职业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这种福利的激励。
相反，如果士兵只是服役一两年的义务兵，那么他们身上平民的特性就更重，更愿意考虑整个社会的福利而不是军人自身的福利。
一些国家的军队虽然是以义务兵为主，但是他们长时间经营大量的国有企业，可以将退伍士兵安置到这些国有企业中就业，越是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越高的社会里，这些就业岗位就越珍贵，所以士兵就越是对军队上层依赖性更强。
比如埃及、泰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如此，他们频频发动政变，而且成功率非常高。
土耳其军队在反对埃尔多安的政变中败下阵来，就是因为在上世纪末，土耳其的大部分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同时经济也迅速发展，让军官再也驾驭不了士兵。
同样在泰国上世纪80年的经济大发展之后，军队的影响力也迅速的下降。
另外要提一下义务兵役制和募兵制。
义务兵役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军事动员制度发展来的，从沿革上更接近于府兵制，只不过国家将府兵变成了全民兵而已，但是从养育和补偿机制来说更接近于府兵制。
义务兵役制是府兵制的变种，国家提供的最大兵饷其实是土地，折算到现在除了土地还有工作岗位等类土地。
募兵制从古一直延续至今。
俄罗斯、古巴、以色列、瑞士、韩国、以前的台湾地区、东南亚一些国家实行的是普遍义务兵役制，也就是适龄男人都要参军，参军未必打仗而已。
美国、法国的外国军团是典型的募兵制。
还有，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混合兵役制，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动员的权力，有的国家有相应的国家动员法或紧急事态法，有的国家没有但是宪法一般也都赋予了国家动员的权力。在国家动员下，基本就不存在募兵问题了，直接是征兵制。
无论是府兵制还是募兵制，军制最大的对手是时间和财富的集中。在国家初期，土地兼并不严重，国家掌握土地多，掌握的资源多，养活安置士兵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这个时候无论府兵制还是募兵制都可以招到很不错的士兵。等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土地兼并增多，国家掌握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减少，自然而然成本极度增加，士兵质量迅速下降。
这种例子很多：东汉末年，军户一般是将军奖励给士兵的特殊身份，如曹魏屯田户每年要缴纳收成的六成甚至更多给国家，这样不用种地的军户就是奖赏。等到了曹魏后期到西晋时期，国家打仗少了，农户的赋税下来了，军户由于人口滋生军饷不足以满足家庭生活，反而成了社会上最贫穷的一部分人，从以前的赏军户身份变成了赏脱离军籍。明朝的军户制度也是这么完蛋的，清朝的八旗制度发展到后期也是国家财政负担不起人口增长，出现大量的闲散旗人，整体质量急速下滑。
宋朝是典型的募兵制体系，在太祖、太宗时期，军队人数不太多， 战斗力还是很强的，到了后来，禁军经过几代繁衍军饷就不足以满足养育一大家子人了，宋朝禁军偷偷种地、做买卖的非常多，吃空饷也越来越多，成为冗兵冗官冗费的社会毒瘤。
美国的募兵制也出现了类似问题，现在美军中黑黄墨越来越多，当兵换绿卡的很多。而且以前美军的退伍军人补助计划里是有资助其上大学低息贷款的，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全国通用，后来支撑不下去了变成各州负担本州的贷款，现在有的州已经因为财政问题变成打白条或者变相取消了，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也逐渐负担不起其士兵的安置工作了。
罗马军制变革的本质不是军饷的高低，而是国家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即退役军人如何获得安置土地。在军阀那里，他们有大量的金钱来购买土地，逼迫国家拿出仅剩的公地进行分配，还有就是在边远地区建立殖民地或者社区。明末关宁铁骑就是这么来的。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对于罗马公民来说，给军阀当兵也比给共和国当兵好。给多少钱倒是小事儿，给多少土地也能凑合，关键是给军阀当兵是有明确的退役期限的，也就是十六年退役制度。在马略改革以前，罗马公民兵没有明确的退役期限，真就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种典型的府兵制再加上军队安置困难，当兵当到死时有发生，这也是罗马公民不愿意去当兵的原因之一。

借用我前面问答评论区一名叫zero的评论：作者说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元老院已经被冲击了一次，贵族老爷们惴惴不安，特朗普可能是第二个格拉古，可能不是。平民开始躁动，军队动向不明，后面接踵而至的是各路军事强人的崛起，马略，苏拉，安东尼等等，而他们中注定会产生新的凯撒-无冕之王。而最令他们感到可怕的是，即使他们奋力一击刺杀了凯撒，凯撒背后的无数后继者里，总会出现一位奥古斯都兼元老院首席公民，哦对了，现在大家都叫他 《元首》 。

现在大家明白，作为元老院集团的一份子，拜统领为什么 （着急） 了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