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一票否决权能不能改为两票否决权，五常单独一国否决不生效，五常有两国否决才能产生否决的效力？
安理会一票否决权，这个由二战战胜国享有的特殊权力，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国际政治中一个充满争议的议题。它赋予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在安理会几乎所有实质性问题上“一票否决”的权力，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阻止一项决议的通过，即使其他所有安理会成员国都赞成。
那么，将这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即需要至少两个常任理事国同时投反对票才能产生否决效力，是否可行？这背后又牵扯到哪些复杂的因素和可能的后果呢？要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背景、现实困境、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难度以及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多个层面来审视。
一、历史的烙印与现实的困境
首先，理解为何会出现“一票否决权”至关重要。在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希望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但同时也要确保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防止这个新组织被其他国家利用来对抗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一票否决权的设计，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妥协”，是让大国参与并对新秩序负责的“压舱石”。它保证了安理会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时，都不能完全忽略常任理事国的意愿，避免了大国之间直接的冲突升级。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许多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它们对安理会现有权力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加剧。一票否决权的使用，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涉及人道主义危机或国际和平安全的关键时刻，常常因为某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导致安理会“束手无策”，这不仅损害了安理会的公信力，也让许多国家质疑其维护全球和平的有效性。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安理会多次因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改革的呼声与必要性
将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这并非一个凭空出现的想法，而是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改革呼声的一部分。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提升效率与代表性： 两国否决权的设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单一国家否决而导致安理会僵局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共同反对，一项决议就有可能通过，从而提高安理会的决策效率。同时，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常任理事国与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增加其他国家对安理会决议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其代表性。
降低否决的滥用： 当前的一票否决权，有时被批评为被用于保护本国利益或盟友，而非真正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两国否决权可以增加否决的门槛，使得单纯出于政治考量而否决一项得到广泛支持的决议变得更加困难。
促进共识与合作： 改革为两国否决权，迫使常任理事国在采取否决行动时需要与至少一个其他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这可能会促使常任理事国之间加强沟通与协商，寻求更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合作，而非仅仅是各自为政。
三、改革的巨大挑战与“两国否决权”的复杂性
尽管改革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但将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其难度之大，几乎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安理会否决权的规则是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要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得到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批准，其中包括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阻止这一改革的发生。鉴于一票否决权是常任理事国最核心的权力，他们是否愿意轻易放弃或调整这一权力，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将一票否决权视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石。他们可能会担心，一旦否决权门槛提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更频繁的否决，或者他们的影响力会被削弱。例如，某些常任理事国可能会认为，两国否决权可能会使其在面对某些挑战时，更容易被其他常任理事国联手压制，从而无法有效维护其国家战略利益。
“两国”的标准与界定： 即使在理论上同意改革，具体“哪两个”常任理事国才能构成否决，也可能引发新的争议。是随机的两个？还是某些特定组合？这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
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旦安理会否决权的规则发生改变，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或要求分享否决权等连锁反应？这对于现有权力格局的稳定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四、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
如果假设改革能够实现，即安理会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积极影响：
安理会行动能力增强： 更多原本可能被一票否决的议题能够通过，安理会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将更具效率。
国际社会信任度提升： 改革将有助于回应发展中国家对安理会代表性和公正性的关切，提升安理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
常任理事国之间协调与合作增强： 为了行使否决权，常任理事国之间需要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有助于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
消极影响或潜在风险：
常任理事国之间新的政治博弈： 两个常任理事国联手否决，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工具，从而引发不同阵营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更深层、更复杂的博弈。
部分常任理事国权力被削弱的担忧： 少数常任理事国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影响力被削弱，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否决权的定义与适用范围： 关于何种性质的决议可以被否决，以及否决的理由，可能仍然是争议的焦点。
总结
将安理会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理论上似乎是一种能够提升安理会效率和代表性的改革方向。它有望缓解因单一否决而导致的僵局，降低否决权的滥用，并促使常任理事国加强协调。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一改革的难度是极其巨大的，其核心在于如何说服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意削弱自身的核心权力。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投票规则调整，而是一次触及联合国根本架构的重大改革，它牵扯到国家主权、地缘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力量平衡等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下，要实现这样的改革，需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意愿和共识。否则，两国否决权的设想，很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难以真正落地。
那么，将这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即需要至少两个常任理事国同时投反对票才能产生否决效力，是否可行？这背后又牵扯到哪些复杂的因素和可能的后果呢？要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背景、现实困境、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难度以及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等多个层面来审视。
一、历史的烙印与现实的困境
首先，理解为何会出现“一票否决权”至关重要。在二战结束后，战胜国希望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但同时也要确保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地位，防止这个新组织被其他国家利用来对抗他们的根本利益。因此，一票否决权的设计，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必要的妥协”，是让大国参与并对新秩序负责的“压舱石”。它保证了安理会在采取任何重大行动时，都不能完全忽略常任理事国的意愿，避免了大国之间直接的冲突升级。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格局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许多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它们对安理会现有权力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加剧。一票否决权的使用，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涉及人道主义危机或国际和平安全的关键时刻，常常因为某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导致安理会“束手无策”，这不仅损害了安理会的公信力，也让许多国家质疑其维护全球和平的有效性。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安理会多次因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而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二、改革的呼声与必要性
将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这并非一个凭空出现的想法，而是国际社会对安理会改革呼声的一部分。这种改革的必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提升效率与代表性： 两国否决权的设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单一国家否决而导致安理会僵局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没有两个常任理事国共同反对，一项决议就有可能通过，从而提高安理会的决策效率。同时，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常任理事国与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差距，增加其他国家对安理会决议的认同感，从而提升其代表性。
降低否决的滥用： 当前的一票否决权，有时被批评为被用于保护本国利益或盟友，而非真正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两国否决权可以增加否决的门槛，使得单纯出于政治考量而否决一项得到广泛支持的决议变得更加困难。
促进共识与合作： 改革为两国否决权，迫使常任理事国在采取否决行动时需要与至少一个其他常任理事国达成一致。这可能会促使常任理事国之间加强沟通与协商，寻求更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合作，而非仅仅是各自为政。
三、改革的巨大挑战与“两国否决权”的复杂性
尽管改革的必要性显而易见，但将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其难度之大，几乎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联合国宪章》的修改： 安理会否决权的规则是写在《联合国宪章》中的。要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得到联合国会员国三分之二的批准，其中包括所有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阻止这一改革的发生。鉴于一票否决权是常任理事国最核心的权力，他们是否愿意轻易放弃或调整这一权力，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常任理事国的意愿： 每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将一票否决权视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的基石。他们可能会担心，一旦否决权门槛提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更频繁的否决，或者他们的影响力会被削弱。例如，某些常任理事国可能会认为，两国否决权可能会使其在面对某些挑战时，更容易被其他常任理事国联手压制，从而无法有效维护其国家战略利益。
“两国”的标准与界定： 即使在理论上同意改革，具体“哪两个”常任理事国才能构成否决，也可能引发新的争议。是随机的两个？还是某些特定组合？这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
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一旦安理会否决权的规则发生改变，是否会引发其他国家要求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或要求分享否决权等连锁反应？这对于现有权力格局的稳定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四、改革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
如果假设改革能够实现，即安理会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那么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积极影响：
安理会行动能力增强： 更多原本可能被一票否决的议题能够通过，安理会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将更具效率。
国际社会信任度提升： 改革将有助于回应发展中国家对安理会代表性和公正性的关切，提升安理会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
常任理事国之间协调与合作增强： 为了行使否决权，常任理事国之间需要达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有助于促进其外交政策的协调。
消极影响或潜在风险：
常任理事国之间新的政治博弈： 两个常任理事国联手否决，可能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工具，从而引发不同阵营的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更深层、更复杂的博弈。
部分常任理事国权力被削弱的担忧： 少数常任理事国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影响力被削弱，可能会采取其他方式来维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
否决权的定义与适用范围： 关于何种性质的决议可以被否决，以及否决的理由，可能仍然是争议的焦点。
总结
将安理会一票否决权改为两国否决权，理论上似乎是一种能够提升安理会效率和代表性的改革方向。它有望缓解因单一否决而导致的僵局，降低否决权的滥用，并促使常任理事国加强协调。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这一改革的难度是极其巨大的，其核心在于如何说服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同意削弱自身的核心权力。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投票规则调整，而是一次触及联合国根本架构的重大改革，它牵扯到国家主权、地缘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力量平衡等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当前国际政治环境下，要实现这样的改革，需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以及更广泛的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意愿和共识。否则，两国否决权的设想，很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难以真正落地。
网友意见
先说观点:决议更容易通过，但却无法执行的话，会反而更严重损伤联合国本来就不多的权威。
我举几个例子给你看吧
假设情况1:
越南在安理会试图提起一个决议，要求中国承认南沙群岛属于越南。
正常剧情:中国一个否决权糊在越南脸上，决议卒。这种决议在外人看来可能是有点霸道，但起码说话算话。
题主设想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美英法赞成越南提案，俄罗斯看戏。中国反对。对这种和俄罗斯没厉害关系的提案，别指望毛子会帮中国。最后提案通过。然后呢?中国表示自古以来的国土一寸都不能少，这决议就是一坨翔，不服来南海干一架，你赢了南沙就给你。
然后呢?这决议通过但还是黄了，那你这安理会存在意义是啥?说话都不算话啊。
＝＝＝分割线＝＝＝
昨天乌克兰和毛子在亚速海干起来了。
假设情况2:乌克兰在安理会要求俄罗斯归还三艘船，赔礼道歉，还要归还克里米亚。
现实中:俄罗斯表示呸，决议卒。
题主设想的:美英法赞成，俄罗斯呸呸，中国想了想乌克兰好像和我还不错，没必要为了讨好俄罗斯去得罪乌克兰，投了个弃权。决议通过。俄罗斯表示乌克兰有种你打过来呀，有种别叫帮手。
好了，决议又完了。
＝＝＝分割线＝＝＝
假设情况3
阿拉伯国家发起决议，要求美国大使馆搬出耶路撒冷，并禁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抢占巴勒斯坦土地的行为。
现实中:决议还没说完美爹就离席了，听都懒得听，反手给你一个NO
题主设想的情况:由于中英法俄赞成，决议通过，但美爹还是离席了，听都懒得听，反手还是给你一个NO。不服?不服你去打他呀。
反正中英法俄不可能因为这点屁事和美国彻底闹翻，真想打美国还得你们阿拉伯人自己上呢。
所以，回到开头的观点:
通过但无法执行的决议，有何意义呢?
题主你要明白，不是联合国给五常权力，而是五常给联合国权力。谁是谁爹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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