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包括陶器、铜器和小件器物,这些文物都有哪些研究价值?

回答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无论从器物本身还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这些发现不仅能填补我们对秦朝历史认知的空白,更能深化对秦始皇陵背后文化、社会、技术等方面的理解。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这些文物的研究价值:

一、 丰富秦朝物质文化体系的认知

陶器:
工艺技术与审美: 新出土的陶器可以细致地展现秦朝陶器的制作工艺,如泥料的选择、拉坯或模制技法、烧制温度和气氛等。通过对陶胎质地、器壁厚薄、釉色(如果存在)、器表装饰(如纹饰、刻划、印花)的分析,可以了解当时陶工的技艺水平和审美情趣。例如,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墓葬中陶器的差异,可以揭示地域性文化特征和等级制度在物质文化上的体现。
器物形制与功能: 各种类型的陶器,如容器(罐、瓮、壶、盆)、炊器(鼎、鬲)、盛食器(豆、碗)、饮器(杯、盏)等,能够反映秦朝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器用规范。通过比对不同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组合,可以推断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以及其在丧葬仪式中的具体用途。
纹饰研究: 陶器上的纹饰是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这些纹饰可能包含植物、动物、几何图案,甚至神话传说或宗教符号。通过对纹饰的分类、风格演变和文化内涵的解读,可以了解秦朝的宗教信仰、宇宙观、审美追求,以及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情况。

铜器:
冶金技术与铸造工艺: 铜器是衡量古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新出土的铜器,特别是礼器、兵器、工具或日用器,可以揭示秦朝在铜矿开采、铜料冶炼、合金配比(如青铜的锡铜比例)以及铸造技术(如范铸法、失蜡法等)方面的水平。对铜器表面的锈蚀、成分和结构进行科学分析,能够提供直接的技术证据。
礼制与社会结构: 铜质礼器(如鼎、簋、尊、盘)在古代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功能,是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的象征。研究这些礼器的形制、纹饰、铭文(如果有)及其组合,可以深入了解秦朝的礼仪制度、政治结构、宗族关系以及社会等级划分。
军事与生产: 如果出土了铜质兵器(如剑、戈、戟、矛),可以研究其形制、尺寸、重量以及制造工艺,从而推断秦朝军队的装备水平、战术风格和军事技术。铜质工具和生活用品则能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日常生活面貌。
铭文研究: 如果铜器上有铭文,其价值更是难以估量。铭文可以记录家族史、官职、功绩、契约、法规甚至文学作品,是了解历史事件、人物生平、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第一手资料,对正史的补充和纠错具有重要意义。

小件器物:
生活习俗与个人身份: 小件器物种类繁多,如玉器(佩饰、装饰品)、金银器、骨角器、漆器等,它们往往更贴近个人的生活,能更直观地反映秦朝贵族或普通人的生活习俗、审美偏好、社交方式和个人身份。例如,玉佩、耳饰、发簪等可以反映当时的服饰文化和个人装饰潮流。
工艺美术与技术创新: 小件器物往往是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玉器的雕刻技法、金银器的錾刻、鎏金、掐丝工艺、漆器的髹饰技法(如彩绘、雕漆)等,都能够展示出秦朝工匠高超的技艺和创新精神。
交易与流通: 一些小件器物,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物品,可能反映了当时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活动。它们的材质、工艺风格和产地考证,有助于理解秦朝经济网络的广度和深度。
宗教信仰与墓葬习俗: 一些小件器物可能具有特定的宗教含义或象征意义,如与丧葬仪式相关的陪葬品、辟邪物等。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朝的生死观、灵魂观念以及具体的丧葬习俗。

二、 深化对秦始皇陵整体布局与制度的理解

陪葬墓的等级与功能: 陪葬墓通常是为皇室成员、高级官员或功勋卓著的贵族而设。通过对不同陪葬墓出土文物的比较分析,可以辨别墓葬的等级高低,推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与秦始皇陵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理解秦朝的宗法制度、分封制度以及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
陵园的组织与管理: 大量陪葬墓的发现,意味着秦始皇陵园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这些陪葬墓的分布规律、规模大小以及随葬品的丰厚程度,可以反映出陵园的整体规划、区域划分以及管理模式。例如,某些区域可能集中了特定类型的陪葬墓,暗示着某种功能分区。
丧葬制度的演变与影响: 陪葬墓的随葬品组合和埋葬方式,是研究秦朝丧葬制度的重要依据。与先秦时期以及汉初的丧葬制度进行对比,可以观察出秦朝丧葬制度的特点、创新之处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三、 揭示秦始皇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水平

经济生产力: 陶器、铜器等日用器皿和工具的数量、种类和质量,可以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与农业、手工业相关的器物,能够提供关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劳动分工的线索。
手工业的分工与专业化: 同一批次出土的器物,如果展现出高度统一的风格和精湛的工艺,可能暗示当时存在专业化的工匠队伍和成熟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对不同器物类型的工艺分析,也能揭示出不同行业的手工业特点。
技术传承与创新: 文物的形制、工艺、材料等方面,可以反映出秦朝技术是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发展,还是引入了新的技术。例如,铜器的合金配比和铸造工艺,可以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进行比较,找出技术上的传承与突破。
资源利用: 文物的材质,如陶土的成分、铜的来源、玉石的产地等,可以研究当时秦朝对自然资源的勘探、开采和利用能力,以及其地理范围。

四、 拓展对秦朝文化交流与对外关系的认识

文化影响与传播: 如果在陪葬墓中发现了具有异域风格或使用了外来材料的文物,则直接证明了秦朝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交流。通过分析这些文物的特征及其在墓葬中的位置,可以推断出交流的类型(如贸易、战争俘获、使节往来)和影响的程度。
思想观念的融合: 某些器物上的纹饰、图案或符号,可能融合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观念,如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对这些元素的解读,有助于理解秦朝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与其他文化的互动。

五、 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依据

“物证”支持历史文献: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是“活的化石”,它们为史书上关于秦朝的记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证据,可以用来印证、补充甚至修正历史文献。例如,如果发现与史书中记载的某种制度或器物相符的实物,将极大地增强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弥补文献的不足: 许多历史文献可能语焉不详,甚至已经失传。考古发现的文物,尤其是铭文、图饰等,能够填补这些文献的空白,提供全新的历史信息。
推动学术研究深化: 每一件珍贵文物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它们的发现将激发新一轮的学术研究,带动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工艺史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并可能引发新的学术观点和理论。

总而言之,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展现,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载体。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去深入细致地剖析秦始皇时期的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和制度,从而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代。对这些文物的深入研究,必将不断刷新我们对秦朝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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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失传的书籍出土,其他文物有没有考古价值?说实话也有,但是比书籍的价值差很多。

希望始皇帝是爱读书的皇帝,这样就可以挖出好多好多书籍。不过目前还没有相关消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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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传国玉玺就是假的,别期待了。

其次,这个陪葬坑,说彰显了墓主人的身份显贵,这个还真说不准。

有可能是秦始皇的儿子或者女儿。

先秦时期有人殉,秦汉时期俑殉较多。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下令废除陪葬的制度。

反而是秦二世,把后宫佳丽和兄弟姐妹都宰了陪葬。

传国玉玺,我通过二十四史,总结归纳一下资料。

史记记载: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

之后史书再一次出现玉玺,也是第一次叫传国玺,是《汉书·元后传》: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臧长乐宫。

第三次出现是王莽篡汉,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汉书中只说投之地以授舜,并未说传国玺是什么材质制成,更加没有说其缺一角。

再之后,就是赤眉军得到传国玺,更始七尺宝敛及玉璧各一。

直至东汉末年,三国志记载,袁术又闻孙坚得传国玺,遂拘坚妻夺之。与我们所知的三国演义出入较大。

东西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传国玺上刻字记载。

《晋书·帝纪·卷八》八月,平西将军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冉闵子智以鄴降,督护戴施获其传国玺,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百僚毕贺。

冉智年幼,蒋干命刘猗求助晋朝,戴施让蒋干给传国玺才救援,最终,传国玺被谢尚骗走。白板天子也就有了所谓的传国玺,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署置百官。

《北史·魏本纪》,鄴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

这里就有两块传国玺,而且第一次记载了是玉玺,并且有两块。

所刻字也不一样,底部都有“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与冉闵那块玉玺底部刻字不一样,另一块旁边刻字“魏所受汉传国玺。”

而这个魏,是曹魏还是北魏,并未解释。

到了隋朝,《隋书·高祖纪上》改传国玺曰受命玺。

隋书对传国玺做了更加详细记载,传国玺,白玉为之,方四寸,螭兽钮,上交五蟠螭,隐起鸟篆书。

不过并未说是否缺一角,自冉闵传国玺之后,这已经是第四块传国玺,并且字体也是鸟纂书。

到武则天时期,改传国玺曰“宝”。

五代时期,田令孜之为监军也,盗唐传国玺入于蜀而埋之。

北宋时期,蔡京为了拍彩虹屁,也弄了块玉玺来糊弄皇上。

靖康之难,金人取玉宝十四。北宋末年,张邦昌遣人同王舅韦渊来献传国玺。

金人伐辽,获其子赵王习泥烈及传国玺。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置玺于怀中,东面恭谢天地,乃大录诸帅功,加赏焉。

宋灭亡后,元三十一年,拜监察御史。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桓辨识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乃顿首言曰:“此历代传国玺也,亡之久矣。今宫车晏驾,皇太孙龙飞,而玺复出,天其彰瑞应于今日乎。

至于明清时期,就更不用说了。在这之前,史书所记载的传国玺就五花八门。

传国玺是和氏璧所做,第一个这样说的是北魏崔浩在《汉纪音义》中写道: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

唐朝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也写道:卞和璧,始皇以为传国玺也。

至于传国玺上所刻文字,更加是五花八门。

冉闵的“受天之命,皇帝寿昌”

北魏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元朝的“受天之命,既寿永昌”

还有写“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受命于天,既寿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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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报告出来之前,可以关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相关考古信息。从2009年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现名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团体发掘领队资格。这之后的发掘工作都是秦陵博物院负责,并且每年都有考古发掘项目。

2021年有秦兵马俑一号坑、秦兵马俑二号坑,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秦始皇帝陵西侧陪葬墓等四个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

mp.weixin.qq.com/s/wuk2 1号坑

mp.weixin.qq.com/s/9bNe 2号坑

秦始皇帝陵园外城东门遗址发掘新收获

mp.weixin.qq.com/s/Qpv8 陪葬墓M1

陵西陪葬墓(编号QLCM1)是从2013年开始发掘的,2019年公布了成果(十大考古候选项目|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发现大型陪葬墓)并参与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视频见:mp.weixin.qq.com/s/l5m2 信息量巨大。

位置示意,在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

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根据墓道坡度复原,全长约100米,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陪葬坑3个,1个位于南墓道西侧,2个位于北墓道东侧。墓葬周围有壕沟,作为墓葬界限的标志。墓葬结构示意:

但多年以来,因为土地租赁问题没有解决,该墓的北墓道和两个陪葬坑(上图黄色部分)一直无法发掘。2021年,经过院领导的多方努力,终于成功解决这一难题,使墓葬得到完整的发掘。除了田野发掘之外此次也公布了一些室内整理和修复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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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主要的收获和认识:

填补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秦始皇帝陵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根据墓葬所处位置、墓葬形制及出土物来看,可以推定一号墓时代在秦统一之后,属于秦代墓葬。墓葬采用壕沟及自然河流合围,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墓主与秦始皇关系密切。这批墓葬是秦始皇帝陵园有规划的一处高等级贵族陪葬墓区。

一号墓是目前发现秦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好的大型墓葬,填补了秦代高等级贵族墓葬考古的空白,是秦始皇帝陵考古的又一重大收获。

秦始皇陵陵西墓葬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有助于对秦代高等级贵族的丧葬制度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秦始皇帝陵乃至中国古代陵墓规划和陵墓制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关键性依据,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血缘政治转向地缘政治、从封国走向帝国的考古资料证明。

众多出土遗物为秦代政治、经济、生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由于后期整理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大部分器物还没有来得及修复,对其整体面貌尚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尽管如此,就现在已经出土的部分器物来看,已经弥足珍贵。墓中出土的许多器物为秦代政治、经济、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乐府”铭文,为秦陵地区发现的第二例,是研究秦代乐府机构及音乐乐器的第一手资料;铁甲,为秦代首次发现,为研究秦代兵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材料。

金、银等金属质地的乐舞俑、百戏俑、骑马俑、马、猎犬等器物形象多为首次面世,开创了以小型乐舞百戏俑和动物造型等组合形式来随葬的先例。为我们展示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生活气息浓厚的秦代社会风貌,是研究秦代高等级贵族日常生活和丧葬习俗的珍贵资料。

金、银骆驼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单体金、银骆驼。为研究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更好地确定秦陵西部范围,为秦陵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准确的考古学依据

通过此次考古勘探与发掘,认定这批墓葬的性质以及它与秦陵的关系,从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秦始皇帝陵范围的西侧界线,为秦陵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准确可靠的考古学依据,从而以点带面,促进这批墓葬乃至秦始皇帝陵科学有效地得到保护。

图片和文字来源:蒋文孝:十大考古候选项目|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发现大型陪葬墓,文博中国,2019-12-29

2021年的新收获: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引入高光谱色彩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联合建筑学等多学科参与,逐步加强秦陵考古工作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建设,使一号坑、二号坑、陵西大墓和外城东门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号坑将军俑与中级军吏俑的发现对研究一号坑的军阵排列有重要意义;二号坑东北部“跪射俑区域”将军俑和铠甲武士俑的发现改变了以前对二号坑陶俑分布的认识;陵西大墓北墓道及其东侧陪葬坑的发掘,明确了墓葬的形制、结构与内涵,为秦始皇帝陵陪葬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外城东门遗址发掘确认了东门的形制、结构与规模,为秦始皇帝陵的陵园布局与陵墓制度研究提供了翔实科学的基础资料。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乘时奋起笃行不辍——秦陵博物院2021年工作回顾,2022-01-02 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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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再补充一些背景信息,在最近一轮考古工作(2011年以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的陵区展开详细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勘探和复探面积约50余万平方米)之前,该墓所在区域的重要性早已被认识。

2003年在这里发现一批墓葬称为“砖房村大型墓葬”,其中的1座中字形大墓是秦始皇陵区范围内地位仅次于秦始皇帝陵主墓的高等级贵族墓。袁仲一先生曾推断墓主人为秦朝末代皇帝子婴。2012年陕西省文物局申请抢救性发掘该墓葬未获国家文物局批准(xian.qq.com/a/20120228/)。

当然,新的工作发现该地中字形大墓不是仅有一座而是有4座,目前只发掘了其中的M1。发掘者倾向于认为墓主是朝中重臣。具体墓主身份随着信息逐渐披露应该会有更多讨论。

关于保护的问题。发掘现场的环境是这样的:

地面原种植石榴与玉米,附近是一个村子的民房。这种环境中原地保护古墓葬不太容易,如果能通过发掘其中一座而保护下来一大批(提高保护级别、纳入秦陵大遗址保护规划)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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