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是否是李渊纵容二子派系斗争造成的？
玄武门之变，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宫廷政变，其背后原因复杂，牵涉到唐朝建立初期的政治格局、权力分配以及两位储君的个人性格和野心。将这场悲剧完全归咎于李渊的“纵容”或许过于片面，但李渊在处理儿子之间的矛盾和权力继承问题上的确存在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唐朝建立之初。李渊能从一个偏居一方的河东太守，最终建立大唐，靠的是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的军事才能，以及最重要的——对人才的运用和笼络。他手下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其中李世民和李建成是他的左膀右臂。
李渊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是在隋末乱世中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李渊本人似乎更偏爱享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胜利的果实上，而非细致入微地梳理和巩固王朝的基石。这为日后儿子们争夺权力埋下了隐患。
储君之争的根源：
1. 李世民的功劳与野心：
李世民无疑是李渊建唐事业的最大功臣。从瓦岗军的叛乱，到河北的平定，再到最终击败王世充、窦建德，都是李世民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完成的。他的“天策上将”封号，以及在朝中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人脉，都让他成为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人选。然而，正是这份巨大的功劳，也滋生了他的野心。他看到父亲对朝政的懈怠，看到自己的付出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内心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渴望可想而知。他麾下的“十八学士”更是他重要的政治支持力量，为他出谋划策，巩固其在朝中的地位。
2. 李建成的地位与支持：
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制，他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李渊在建国之初就册立他为太子，这本身就给予了他名正言顺的地位和政治资源。李渊也确实给了太子一些支持，例如让他掌管中央军队，并得到了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些朝廷重臣的支持。太子府邸也聚集了一批支持他的人，如魏徵、王珪等。然而，李建成的能力相较于李世民而言，在军事和政治手腕上显得稍逊一筹，这使得他在与李世民的竞争中处于被动。
3. 李渊的摇摆与处理不当：
李渊并非不知道儿子们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但他处理的方式却显得犹豫不决，甚至有些纵容。
没有明确的继承人： 虽然立了太子，但李渊并没有完全剥夺李世民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一方面依赖李世民的军功，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太子的地位。这种不明确的态度，使得两派都有可以倚仗的资本，也使得双方的争斗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
平衡政策的副作用： 为了平衡两位儿子之间的势力，李渊有时会采取一些看似公平实则加剧矛盾的政策。例如，他会要求李世民向太子汇报军情，但同时又会给予李世民很大的自主权。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猜忌和敌对情绪。
对李世民的猜忌与打压： 随着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李渊和李建成之间，包括一些朝臣，都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李渊对李世民的“天策上将”一职，虽有肯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行动，并让他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李建成及其党羽则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李渊面前打压李世民，制造各种借口陷害他。
4. 朝臣的派系划分：
在权力斗争中，朝臣的站队也至关重要。一些朝臣因为个人利益、政治理念，或者对太子和秦王的评价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支持李世民的派系： 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多是追随李世民一起打江山的老臣，或者看重李世民的才能和魄力。
支持李建成的派系： 以太子詹事萧铣、礼部尚书杨文干（李渊之侄，后反叛被杀）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或出于对长子的尊重，或出于对李世民的忌惮，或者出于对朝政方向的不同理解，站到了太子一边。
纵容的体现：
李渊的“纵容”体现在他没有有效地制止儿子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反而有时在不经意间助长了这种斗争。
默许或不加阻止的猜忌： 当李建成和其党羽在李渊面前诬告李世民时，李渊并没有严肃处理，而是听之任之，有时甚至会采信。例如，当李世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时，李建成却能在京城安然无恙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分配上的不公和李渊处理不当的表现。
未能有效化解矛盾： 李渊曾试图通过让李世民和李建成互相推举功臣等方式来缓和关系，但这些措施往往流于表面，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双方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李渊的调和手段也显得软弱无力。
在关键时刻的犹豫：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身体抱恙，本应是储君稳定政局的关键时期。然而，他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压制不断升级的冲突。甚至在李世民派尉迟恭等人准备刺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时，李渊仍然在病榻上，未能做出有效的干预。
玄武门之变与李渊的责任：
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储君问题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未能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两个最优秀的儿子，未能为大唐王朝的权力平稳过渡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的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以及对儿子们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视而不见或处理不当，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通过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皇位，开启了“贞观之治”。虽然从结果上看，李世民的统治带来了盛世，但这场流血政变却直接源于李渊未能有效管理好自己的权力继承体系。
因此，虽然不能完全说李渊是“纵容”了二子派系斗争，但他的失职和处理不当，无疑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他本可以采取更坚决、更明智的措施来避免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但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顺其自然”或者说“无为而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大唐初建，权力斗争激烈的环境下，是极其危险的。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到唐朝建立之初。李渊能从一个偏居一方的河东太守，最终建立大唐，靠的是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果断的军事才能，以及最重要的——对人才的运用和笼络。他手下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其中李世民和李建成是他的左膀右臂。
李渊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他是在隋末乱世中凭借武力夺取天下的。天下初定，百废待兴，而李渊本人似乎更偏爱享乐，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享受胜利的果实上，而非细致入微地梳理和巩固王朝的基石。这为日后儿子们争夺权力埋下了隐患。
储君之争的根源：
1. 李世民的功劳与野心：
李世民无疑是李渊建唐事业的最大功臣。从瓦岗军的叛乱，到河北的平定，再到最终击败王世充、窦建德，都是李世民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完成的。他的“天策上将”封号，以及在朝中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人脉，都让他成为最有实力继承皇位的人选。然而，正是这份巨大的功劳，也滋生了他的野心。他看到父亲对朝政的懈怠，看到自己的付出未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内心的不满和对权力的渴望可想而知。他麾下的“十八学士”更是他重要的政治支持力量，为他出谋划策，巩固其在朝中的地位。
2. 李建成的地位与支持：
李建成作为李渊的长子，按照传统的宗法制，他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李渊在建国之初就册立他为太子，这本身就给予了他名正言顺的地位和政治资源。李渊也确实给了太子一些支持，例如让他掌管中央军队，并得到了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些朝廷重臣的支持。太子府邸也聚集了一批支持他的人，如魏徵、王珪等。然而，李建成的能力相较于李世民而言，在军事和政治手腕上显得稍逊一筹，这使得他在与李世民的竞争中处于被动。
3. 李渊的摇摆与处理不当：
李渊并非不知道儿子们之间存在矛盾和竞争。但他处理的方式却显得犹豫不决，甚至有些纵容。
没有明确的继承人： 虽然立了太子，但李渊并没有完全剥夺李世民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他一方面依赖李世民的军功，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太子的地位。这种不明确的态度，使得两派都有可以倚仗的资本，也使得双方的争斗更加公开化和激烈化。
平衡政策的副作用： 为了平衡两位儿子之间的势力，李渊有时会采取一些看似公平实则加剧矛盾的政策。例如，他会要求李世民向太子汇报军情，但同时又会给予李世民很大的自主权。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激化了双方的猜忌和敌对情绪。
对李世民的猜忌与打压： 随着李世民功劳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李渊和李建成之间，包括一些朝臣，都对李世民产生了猜忌。李渊对李世民的“天策上将”一职，虽有肯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行动，并让他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而李建成及其党羽则更是不遗余力地在李渊面前打压李世民，制造各种借口陷害他。
4. 朝臣的派系划分：
在权力斗争中，朝臣的站队也至关重要。一些朝臣因为个人利益、政治理念，或者对太子和秦王的评价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支持李世民的派系： 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人为代表。这些人多是追随李世民一起打江山的老臣，或者看重李世民的才能和魄力。
支持李建成的派系： 以太子詹事萧铣、礼部尚书杨文干（李渊之侄，后反叛被杀）等人为代表。这些人或出于对长子的尊重，或出于对李世民的忌惮，或者出于对朝政方向的不同理解，站到了太子一边。
纵容的体现：
李渊的“纵容”体现在他没有有效地制止儿子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反而有时在不经意间助长了这种斗争。
默许或不加阻止的猜忌： 当李建成和其党羽在李渊面前诬告李世民时，李渊并没有严肃处理，而是听之任之，有时甚至会采信。例如，当李世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时，李建成却能在京城安然无恙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分配上的不公和李渊处理不当的表现。
未能有效化解矛盾： 李渊曾试图通过让李世民和李建成互相推举功臣等方式来缓和关系，但这些措施往往流于表面，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双方的矛盾已经深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李渊的调和手段也显得软弱无力。
在关键时刻的犹豫： 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身体抱恙，本应是储君稳定政局的关键时期。然而，他仍然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压制不断升级的冲突。甚至在李世民派尉迟恭等人准备刺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时，李渊仍然在病榻上，未能做出有效的干预。
玄武门之变与李渊的责任：
可以说，李渊在处理储君问题上犯了战略性的错误。他未能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两个最优秀的儿子，未能为大唐王朝的权力平稳过渡奠定坚实的基础。他的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以及对儿子们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视而不见或处理不当，最终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通过政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了皇位，开启了“贞观之治”。虽然从结果上看，李世民的统治带来了盛世，但这场流血政变却直接源于李渊未能有效管理好自己的权力继承体系。
因此，虽然不能完全说李渊是“纵容”了二子派系斗争，但他的失职和处理不当，无疑是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他本可以采取更坚决、更明智的措施来避免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但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顺其自然”或者说“无为而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大唐初建，权力斗争激烈的环境下，是极其危险的。
网友意见
如果李渊扶持李建成制约李世民说法成立，那么李渊几个安排就非常说不通：
第一，雍州牧和雍州治中一直是秦王系把持，雍州牧因为太过重要，而由亲王遥领情况下让李世民遥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雍州治中作为李唐首都实际行政负责人，还让秦王系的人担任，这就说不通了。
以高士廉和长孙氏、李世民的关系，李渊和李建成要弱智到什么样才会相信高士廉不是李世民一派的人？
而且以法定接班人执掌首都行政，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例子的，虽然是宋朝的例子，宋太祖为了扶持法定接班人赵光义，就直接任命赵光义为开封府尹，所以这也成了“烛光斧影”是无稽之谈最重要佐证之一。
可是李渊让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这个操作类似于宋太祖确立了赵光义为自己法定接班人，但是却让自己的儿子赵德昭担任开封府尹。
这不是我故意抬杠，真的是这个任命大有问题。
第二，李渊对杨文干事件以及张亮事件既然不同的态度。
杨文干谋反因为涉及到李建成，李渊暴怒，如果不是李建成单骑入行宫，李渊就要用李世民取代李建成做太子了。
可是李世民派张亮去洛阳收买豪杰，李渊在人赃并获的情况下居然就这么算了。
李渊对待涉及李建成以及李世民的类似事件截然不同的反应，也让我觉得“李渊用李建成制约李世民”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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