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本为一时权宜制定的法令，最后却因相沿成习成为了尾大不掉的弊政？
以下我将列举几个较为典型且细节丰富的例子，希望能详细地阐述其形成过程和演变：
一、 中国古代的“盐铁专营”及其变迁
初衷与权宜性： 盐和铁是古代社会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铁器的大量使用，对铁的需求激增，而食盐也是民众生活的基本保障。当时各国都在为财政收入和战争筹备物资发愁。
盐： 许多地区的海边、盐湖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在商业不发达、税收体系不完善的早期，直接控制食盐的生产和销售，可以为国家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战国时期的赵国“煮盐”，秦国也注重盐的生产和管理。
铁： 铁器是农业生产和军事装备的关键。控制铁的生产和流通，一方面可以保障国家军事武器的供应，另一方面也能限制敌国的军事力量，同时还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汉武帝时期的“盐铁官营”： 汉武帝时期为了应对连年的对外战争（如对匈奴的战争）以及修建宫殿、发展经济等巨大开销，国家财政面临巨大压力。公元前117年，汉武帝采纳了大司农颜异（后被处死）等人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官营”，将盐和铁的生产、销售权收归国家所有。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为汉朝的扩张和统治提供了经济基础。
演变为弊政的过程：
官营垄断与效率低下： 盐铁官营初期确实为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垄断经营的弊端逐渐显现。
效率低下： 官营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生产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也往往不如民营。官僚体系的层层盘剥和低效管理，使得盐铁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腐败滋生： 盐铁的经营利润巨大，这为官僚的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许多官员利用职权，在盐铁的生产、运输、销售过程中进行徇私舞弊，从中渔利。
价格管制与民生： 为了保证利润，官营的盐铁价格通常比民营时要高。这加重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尤其对生活必需品盐的依赖性强的底层民众影响更大。当盐的供应不足或质量下降时，会对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经济活力受损： 盐铁官营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原本活跃的民营盐业和铁业商人被剥夺了经营权，国家垄断虽然带来了财政收入，但也扼杀了原有的市场活力和创新。当国家需要大量生产盐铁时，往往依赖于官营的低效模式，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也阻碍了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进步。
“盐铁会议”的辩论： 汉昭帝时期，丞相田千秋认为盐铁官营弊大于利，建议废除。此时，司马光等主张维持官营的“贤良文学”与主张恢复民营的“文学博士”在京师召开了一场著名的“盐铁会议”。会议的记录被整理成《盐铁论》。会议中，支持盐铁官营的一方认为，盐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关系到国家安定和边疆防御，而且民营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动荡。而反对者则强调了官营的低效、腐败和对民生的损害。最终，尽管有辩论，但盐铁官营的制度并未被完全废除，而是进行了一些调整。
尾大不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盐铁管理部门的官僚体系日益庞大，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会竭力维护盐铁官营制度，阻止任何可能损害他们利益的改革。盐铁专营也成为历代王朝重要的财政支柱之一，轻易难以撼动。即便在王朝后期，当盐铁官营的弊端暴露无遗，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时，由于缺乏魄力或被既得利益集团牵制，改革往往难以彻底，导致弊政长期延续。例如，到了唐朝后期，盐铁的税收成为国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管理依然存在大量弊端。
二、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包税制” (Fermier général)
初衷与权宜性： 在法国波旁王朝时期，为了筹集巨额的国家财政，特别是为了支持国王的奢华生活、宫廷开销以及对外战争（如七年战争），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政府采取了一种名为“包税制”的财政管理方式。
核心机制： 国家将税收（特别是间接税，如盐税、酒税、商品交易税等）的征收权，以固定的数额“卖断”给一批富有的商人，这些人被称为“包税人”（Fermiers généraux）。包税人支付给政府一笔预定的金额，然后自行负责在指定区域内征收这些税赋。他们的利润来自于征收到的税款超过他们支付给政府的金额。
演变为弊政的过程：
“吸血鬼”式的榨取： 包税人并非为国家利益而服务，而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他们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征税队伍，运用各种手段向民众征收税款，常常不择手段，过分压榨。
苛捐杂税： 为了最大化利润，包税人会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征税频率，提高税率。税收名目繁多，常常让人应接不暇，即使是微小的商品交易，也可能被征收重税。
公然的腐败： 包税人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输送关系。许多官员本身就是包税人或与包税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包税人提供便利，保护他们的利益，甚至参与到税收的分配中。包税人也通过贿赂官员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特权。
对公平税收的破坏： 包税制使得税收征管的责任转移到了私人手中，而这些私人并非以公平公正为原则。这导致税收的征收极不公平，穷人承担了远超其承受能力的负担，而富人和贵族往往通过各种特权和逃税手段逃避税负。
阻碍经济发展： 过高的税负和不确定的税收征管，严重阻碍了法国的商业和工业发展。商人无法预测成本，消费者购买力受到抑制，生产积极性也大为降低。这种不公平的税收制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富差距。
“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 包税人这个群体非常富有和有影响力。他们通过自己的财富，购买贵族头衔，甚至在政府中安插亲信。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对任何试图改革包税制度的政府都构成强大的阻力。
高昂的赎买成本： 当政府试图废除包税制时，需要向包税人支付巨额的赎买费用。这笔费用往往超出政府的承受能力，使得改革变得异常困难。
政治影响力： 包税人经常通过政治捐赠和游说来影响政府政策，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甚至可以操纵地方议会和官员，来对抗中央政府的改革意图。
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这种残酷且不公平的包税制度，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成为了激起民众愤怒的重要原因之一。革命者将包税人视为压迫和剥削的象征，他们的财富和特权被认为是国家贫困和民众苦难的根源。在革命初期，著名的“八月法令”就包括了废除包税制和特权税收的条款。
三、 奥斯曼帝国的“伊尔提萨姆”制度 (Iltizam)
初衷与权宜性： “伊尔提萨姆”是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末开始广泛推行的一种土地和税收特许权制度。其初衷是为了解决帝国财政的燃眉之急，尤其是在帝国扩张受阻、军费开销巨大、中央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
运作模式： 国家将某片土地的税收征收权（包括土地税、人头税、各种商业税等）授予一个“伊尔提萨姆持有者”（Mültezim）在一定的年限内（通常为几年）进行征收。伊尔提萨姆持有者需要一次性或分期向国家支付一笔固定的“租金”（Mukataa）。他在此期间可以收取该地区的所有税赋，其收入来源于征收的税款与其支付给国家的租金之间的差额。
演变为弊政的过程：
短视的剥削： 与法国的包税制类似，“伊尔提萨姆持有者”的根本动机是为了最大化个人利润。他们只关心在任期内尽快收回投资并获得高额回报，因此往往采取短期、掠夺性的榨取方式。
过度征税： 他们会竭力提高税赋，以至于超出农民和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为了保证自己能收到钱，他们可能会使用武力或恐吓手段。
破坏生产： 过度的税收剥夺了农民再生产的资本，也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农村经济凋敝。
破坏基础设施： 许多伊尔提萨姆持有者对土地和基础设施的维护毫无兴趣，因为他们的特许权是有限的，他们并不需要为长远的土地价值负责。
土地私有化的变相实现： 随着伊尔提萨姆制度的长期推行，一些持有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将税收特许权与土地占有权混淆，逐渐将公共土地和税收权据为己有，实际上变相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化，但这种私有化缺乏法律保障，且带有掠夺性。
加速中央权力的衰落： 虽然伊尔提萨姆制度在短期内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急需的财政收入，但长远来看，它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地方势力的壮大： 大批的伊尔提萨姆持有者在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成为地方上的土皇帝。他们常常可以与中央讨价还价，甚至能够挑战苏丹的权威。
军队的腐蚀： 许多军事指挥官也被授予伊尔提萨姆的权利，他们利用这种权利来供养自己的军队，军队的忠诚度也因此从国家转移到个人。
腐败与贿赂： 为了获得伊尔提萨姆的特许权，许多人会向中央官员行贿。而已经获得特许权的人也会贿赂官员以维持自己的特权或延长任期。
“尾大不掉”的挑战： 随着制度的深入，“伊尔提萨姆持有者”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和经济势力，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控制形成了一种制约。试图改革或取消伊尔提萨姆制度的努力，往往会遭到这些地方豪强的激烈抵抗。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可以组织武装力量对抗中央，或者通过政治操纵来破坏改革。
改革的阻力： 从18世纪开始，一些奥斯曼帝国官员和改革者曾试图限制或改革伊尔提萨姆制度，但收效甚微。每当改革的呼声响起，强大的伊尔提萨姆集团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止。
国家财政的长期恶性循环： 虽然伊尔提萨姆制度解决了短期的财政问题，但它摧毁了地方经济基础，导致国家税收的长远基础变得极其薄弱。当中央政府再次面临财政危机时，又不得不继续依赖这种弊病丛生的制度。
总结上述案例的共同点：
1. 最初的动机是为了解决眼前的财政或军事危机。 统治者为了应对紧急状况，选择了能够迅速带来收入的“权宜之计”。
2. 将国家职能（如税收、生产管理）外包给私人，并以盈利为目的。 这将原本属于政府的权力和责任转移到了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手中。
3. 产生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些集团通过制度本身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从而形成了强大的阻力，使得后续的改革变得异常困难。
4. 制度的短期效益掩盖了长期的危害。 即使在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时，短期内带来的财政收入也使得统治者难以下决心彻底改变，害怕失去经济支撑。
5. 最终导致社会经济的凋敝和中央权威的削弱。 这些弊政不仅损害了民众的利益，还侵蚀了国家的长远发展潜力，并最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或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
这些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应该审慎地考虑其长远影响，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和改革机制，以防止“权宜之计”演变成“尾大不掉”的弊政。
网友意见
节度使制度。
唐朝时期，为了应对边境地区贫乏的战事，朝廷将原来临时带兵的大总管制度改为节度使制度。但初期的节度使只有指挥权，既不能任命官吏、提拔手下的士兵，也不能干涉地方的民政事务。但随着后期战争越来越频繁，从中央向边境输送钱粮的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朝廷内部的错误决策，于是就给予了节度使管理军政和民政的权力。这在当时应该说也是权宜之计，但之后一两百年时间里节度使成为了唐朝的噩梦。
美国建国初期的「五分之三原则」，可能是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权宜之计之一了。
美国 1787 宪法第一章第二条写道：「[众议院]代表名额和[向联邦政府]支付的税收...应按照联邦中各州人口比例分配..[加上]其他人（all other persons）总人数的五分之三。」
这里的「其他人」，落到纸面上不好说得太直接，其实就是指黑人奴隶。美国各州想要组成联邦，为了平衡大州和小州之间的利益，将国会分成参众两院，参议员人数固定，众议员人数和人口挂钩。同时，各州向联邦政府缴纳的税金也和各州人口挂钩，这样兼顾了每个州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距。
然而，南方并不支持点人头的统计方法，在他们看来，奴隶应该属于财产，如果在计算人口时算上奴隶，那么「人头税」就变成了财产税，导致南方需要承担额外的税负；而北方也不支持按人口计算代表数量，因为蓄奴的南方各州因此会有更多的众议员，在国会中获得优势。
因此，双方愉快地达成了共识：黑人就按五分之三个人来算，这样南方少交点税，北方在国会也不吃亏。
但这一权宜之计，却给后来美国的动荡埋下了祸根。要知道，黑人奴隶是无法投票的，而且他们的利益也不会被议员所代表。五分之三的实际政治效果是，南方的白人在国会中的话语权更大了。1812，蓄奴州在国会 143 个众议员席位中占据了 76 席，其中 17 席是黑人奴隶带来的，也就是说，黑人抬着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白人奴隶主们成为了国会中的多数，而后者诉求是保持蓄奴、保护基于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
你看，这就递归了吧：南方白人凭借着奴隶带来的席位，让国家政策向支持蓄奴倾斜，这不就是左脚踩着右脚飞上天嘛？
这一自我强化的循环，也的确导致了南北方矛盾的激化，最后引发了死亡人数超过 60 万的美国内战，通过流血，才割掉了这个权宜之计的尾巴。
来回答一下我的好朋友 @首阳大君 的问题（下次记得邀请我增加牌面）
以旗营制度为核心的八旗。
实际上八旗尾大不掉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我在读柯娇燕《孤军》一书时发现了此前没有注意到的两个方面：第一，清帝国并非没有意识到八旗的腐化，恰恰相反他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他的方式不是让八旗体制符合当前形势，而是强令其他恢复一百年前的面貌；第二，柯娇燕并非将八旗简单的视为帝国的顽疾，而是从旗人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展现了晚清时期旗人在帝国和汉人两个方面受到的冲击。
皇太极在改革完善八旗制度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蒙古传统，从法律上，皇帝与八旗之间是主仆关系，八旗必须以军事技能为君主服务，因此对旗人而言，“忠诚”观念并非来自儒家式的君臣父子关系，而是突厥-蒙古式的主仆关系。但是在这种外在形式下，主仆关系只是一种象征，清帝国反而给予了八旗很好的经济特权，从本质上说，八旗实质上是入关前期为了团结诸部落而形成的军功贵族群体。
在入关之后，或许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八旗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并未解散，而是以旗营的形式驻扎在各地，在此时起，清代的统治者已经吸取了金代在进入中原后汉化、腐化的历史教训，试图通过旗营的物理空间及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权维护旗人在军事上的专业性，尤其是满人的骑射特长，但是这种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仗，总是会打完的。
伴随着18世纪中期乾隆完成了对西北边疆的征服，清帝国的版图基本奠定，这也意味着与帝国征服脚步一起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八旗们失去了军事上的重要意义，这种变化在内地各省的旗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旗人很快的融入了当地汉文化环境，早在17世纪时，旗人群体中出现了两种令统治者担忧的趋势：一方面是一部分底层旗人已经陷入经济上的困顿，甚至沦落到行乞、扒窃的地步，另一方面一些满人精英为了进入官僚体系热衷于科举，忽略了满语骑射，这使得八旗问题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他们所采取的的方式并不是解散这一特殊时期的军政产物，转而走向更加常规化的军事手段，而是强令八旗恢复满洲性。
这首先表现为统治者要求满人注重满语和骑射。以杭州旗营为例，在入关一个世纪以后，“其清语率皆生涩，然音律尚不至大错，设令汉语则与本地汉人无异。”针对这种情形，康熙认为“满人以骑射为本，本无碍于读书识字，应试乡会之旗人，理应精通骑射”，但康熙、雍正鼓励大体维持了自愿原则，并鼓励满汉兼学，而乾隆则认为这种文化驳杂而无用，因此他的态度更为直接：“骑射国语乃满人之根本，旗人之要务”，“尔等曾否研习经典，朕不关心。”因此实质上，乾隆在对“国语骑射”的强调，是要求已经基本汉化的满人回到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关外时代，与其说乾隆是在恢复满洲性，不如说是在制造满洲性。
除了在文化上强调恢复满语，在经济策略上清帝国同样要求旗人恢复满洲性。雍正、乾隆先后在东北设立官庄，将北京城内的旗人迁到关外从事农业，但他们大多数都不具备务农经验，在四年内纷纷抗令返还北京，进一步加剧旗人生活危机的是，帝国仍未解除旗人不能从事民间职业的禁令，沈起元将其据此认为：“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非旗人之愚不能为生也。”
总而言之，在帝国完成扩张之后，清帝国并未就作为特殊时期军政产物的八旗进行改良，而是强令其恢复入关前的状态，这不仅使八旗持续成为帝国财政上的负担，对于旗人也是一种折磨。满语对于清帝国的行政并非无用，但是也仅限于理藩院、军机处等特殊机构，毋宁于说清代的统治者基于对“旗人汉化”的恐惧，而强令其变成上个世纪入关前的样子，但是这种担心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积极的汉化者，他们通过通过“扮演”皇帝、额真、可汗、文殊菩萨等多种形象推行他们的统治，他们要求一群生长于汉地的旗人恢复满语骑射，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最终摧毁旗营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在这场动乱后，旗人不仅失去了自己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更逐步失去了法律上的特权，落魄的旗人形象成了清末民初笔记小说中嘲讽的对象，然而更为严峻的是，随着清末汉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矛盾被进一步加剧了，章太炎的满人好友金梁记录了这样一件轶事：“太炎开会演说，主排满当首诛金某，谓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正是基于这种民族对立，这些早已汉化的满人在失去帝国对他们的外在型塑之后，也并未融入汉族，而是将自己内在认同为满人，虽然此时二者在文化、习俗上并无不同，柯娇燕据此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作为对汉民族主义的回应而产生的。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清末民初满人对东北的“故乡想象。清代统治者曾多次将旗人迁至东北以求恢复其淳朴特性，但大多又重回内地，然而到了清末，大量满人主动迁移至东北，这种将东北视为自己精神故乡的观念显然是基于现代民族意义上的起源想象。总而言之，柯娇燕从满人的视角出发，展现出清帝国八旗体制下满人的挣扎——一方面，帝国的统治者厌恶他们的汉人风俗，要求他们回复满洲特色，另一方面汉人也因种族将他们视为敌人，或许回到东北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总而言之，八旗制度本是入关前后清朝巩固统治的特殊军政制度，但是八旗以旗营的形式在内地延续下来，甚至在清帝国完成扩张之后也并未进行改变，这导致八旗逐渐失去其军事特征，清帝国就此的应对并非转向常规化的军事制度，而是试图令满人恢复入关前的特征，这种失败的尝试不仅造成了尾大不掉的财政负担，也造成了旗人自身的负担，最终在太平天国运动后，旗营彻底在空间上瓦解了。
一个饮食习惯。
但不是普通的饮食习惯。
是那种，很特别的饮食习惯。
前苏联庞大的安全机构，本来是为了保卫革命事业而建立，最后却成了凌驾于司法体系之上的特权阶层，成了“奈何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明初首都在南京，太庙祭祖就顺手用了长江江鲜鲥鱼。
朱棣迁都北京后，为了显示自己“无改于父道”，强行要求江南每年贡鲥鱼去北京搞太庙祭祖，既造成了民力的莫名损耗，同时也导致北京的贵人们每年都必须假装很高兴地吃下恶臭腐烂的咸鱼。清朝入关后，同样沿袭了这套操作。
【奉狗结束】
罗姆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实行【共治苏丹】（这个词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为了避免国家彻底瓦解从而让多位合法王位继承人共同统治国家，或者分区统治国土，或者类似克里米亚汗国的【副汗】，让自己的弟弟充当【监国储君】，共同治理国家。
起初，在蒙古大军击败罗姆苏丹国之后，罗姆苏丹国向蒙古将军拜柱投降，这种关系更类似于元朝对高丽的控制，不久，先苏丹凯霍斯鲁二世驾崩，留下了三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而国内，分离成了两股势力，大维齐尔沙姆斯丁·伊斯法哈尼（Shams al-Din al-Isfahani）控制了苏丹爱妻居尔居·哈顿的儿子——最小的王子凯库巴德二世，他是苏丹本人指认的储君，天资聪慧，他的老师大谢赫苏莱曼称他未来可能是带领罗姆征服君士坦丁堡的圣君，但凯库巴德二世体质虚弱，在1246年父亲逝世时年仅七岁，因其无力治国，由大维齐尔行使监国的权利。
由于弟弟体弱多病，9岁的二王子鲁肯丁·基利杰·阿尔斯兰四世成为他的共治苏丹，而11岁的大王子凯考斯二世受到军队的拥护，并且在尼西亚人的帮助下，在西部地区加冕为罗姆人的苏丹。
拜柱点名的罗姆苏丹国的大维齐尔，佩瓦内·穆尔因丁·苏莱曼在此时带领着罗姆苏丹国的军队和蒙古人镇压起义的民众，逐步得到蒙古将军的信任。
蒙古大汗贵由此时传诏附庸国王去面见他，于是佩瓦内代表罗姆苏丹阿尔斯兰四世，派出使者拜访蒙古大汗贵由，约定了罗姆苏丹国的年贡是：120万银币、500匹丝绸、500匹马、500头骆驼、5000头小牲畜（绵羊、山羊等）此外还要进呈献与年贡价值相当的贵重礼物。（宝石或者艺术品。）
贵由汗龙颜大悦，当即钦定了阿尔斯兰四世为罗姆国唯一的苏丹，但是他很有可能，是试图利用这个任命来打击他的竞争对手，也就是金帐汗拔都。
因为此时的伊尔汗国并没有建立，所以他已经宣称对整个安纳托利亚拥有主权，而拔都支持伊斯法哈尼控制的小王子凯库巴德二世为罗姆苏丹，罗姆苏丹国一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利斗争。
而支持大王子凯考斯二世的势力谨慎的观望，并不准备参与蒙古人的争斗，由于害怕罗姆人的垂死挣扎，凯考斯二世得以维持事实上的独立。
很快蒙古将军拜住被贵由汗的心腹，野里知吉带替换，离开了罗姆苏丹国总督一职，佩瓦内拥兵自重，又有贵由汗的支持，开始大肆捕杀异已。
但是不久贵由汗就去世了（有说法是拔都系谋杀），蒙哥大汗即位后，杀了野里知吉带，拜柱重新成为总督，支持凯库巴德二世的伊斯法哈尼在1249年被支持阿尔斯兰四世的拜柱杀死，三个王子重新被蒙古将军拜柱控制。
1253年，蒙哥汗传诏十九岁的大王子凯考斯二世去哈拉和林面见他，拜柱在此时已经和旭烈兀会师，三个兄弟们在开塞利商讨后决定让凯库巴德二世代替凯考斯二世前往哈拉和林晋见蒙哥汗 ，两个哥哥自愿成为弟弟的共治苏丹。
因为凯库巴德二世是父亲钦定的继承人，而且既然无论是谁登基都是蒙古人和权臣的玩物，三个兄弟必须齐心协力才能活下去。
前往哈拉和林的路途非常艰辛，凯库巴德二世将行程延迟到了1256年，而西征的旭烈兀导致更多不稳定因素。
他在路途中看到了拜住聚集的骑兵前往安那托利亚，立刻派出使者通知了自己的哥哥们，要求他们满足蒙古人的一切需求。可是傲慢无礼的蒙古人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而凯库巴德二世死在了路上，尸体被葬在安那托利亚与哈拉和林之间的荒野。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凯考斯二世苏丹集结大军，向蒙古人发动叛乱，为自己的弟弟报仇。（这个理由让他的名声依然流传在安那托利亚突厥人之间，一直被认为是正统的苏丹。）
1256年10月，蒙古将军拜住在阿克萨赖附近击败了凯考斯二世，凯考斯二世被罢黜和软禁，之后凯考斯二世由科尼亚逃亡到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
阿尔斯兰四世屈服于蒙古人，成为唯一的苏丹，苏丹还用纯金打了一双鞋子给伊尔汗旭烈兀，鞋底就是他的画像，表示请大汗用无比尊贵的脚抬举奴才，踩在奴才的头上吧。
此时的罗姆苏丹国政治已经基本稳定。
佩瓦内和阿尔斯兰四世都图谋扫平小亚诸突厥贝伊国，并且恢复罗姆苏丹国的荣光。
但是之后由于惹怒了蒙古人，阿尔斯兰四世被权臣佩瓦内勒死。
之后的罗姆苏丹国未出现过合法共治苏丹，但还是有多位篡位者自称凯考斯二世的后裔，而之后当真正的王子梅苏德二世被伊尔汗点名为苏丹之后，他的两个侄子（阿尔斯兰四世的孙子）在科尼亚被之前的蒙古总督扶持为共治苏丹，而其余的突厥人军阀也在之前拥立了一位苏丹“凯霍斯鲁三世”。
罗姆末代苏丹梅苏德二世剩下的一生都在征讨其他的共治苏丹，由于此时蒙古人已经无力控制安纳托利亚内陆，仅仅是伊尔汗的签名不可能让其他人向他屈服。
1285年4月他在战场上击败其中一个侄子，然后在1286年顺利攻克了罗姆苏丹国首都科尼亚，拿下了另外一个侄子，但在1297年倒霉的梅苏德二世因为卷入一场对抗伊尔汗国的阴谋，被合赞汗剥夺了王位。
突厥人们原本支持梅苏德二世之子为苏丹，但此时的伊尔汗国已经在合赞汗手中中兴，蒙古将军朱潘带来了合赞汗的旨意，于是之前逃到亚美尼亚王国的凯霍斯鲁三世被点名为唯一的苏丹。
但他残酷无情，大肆清洗前朝官员，配合蒙古将军搜刮民脂民膏，导致大量突厥军阀彻底脱离罗姆苏丹国，其中就包括了奥斯曼帝国，于是合赞汗在1303年将其处死，恢复了梅苏丹二世的王位，并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不要搞什么共治苏丹的事情了。
梅苏德二世回国之后已经无力统治，他在1308年驾崩，其子梅苏德三世已经成为科尼亚市长，没有被完者都汗承认，罗姆苏丹国瓦解。
“它势弱如此，怎么还敢自称罗姆人的苏丹？”
1328年，一个突厥军阀击败了伊尔汗国的蒙古总督，攻入科尼亚杀死了最后一个自称罗姆苏丹的塞尔柱王朝后裔。
国朝倒确实是有一样，但我不敢说。就推荐下吴启讷的论文吧。
我国市制。
《宪法》规定，我国行政区划分为三级，省、县、乡。同时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分为区和县。。在实践中，省县之间必然出现一个层级，权限上也必然出现地级权限。由于我国长期没有宪法认定的、非民族自治的二级广域型行政区。所以在地级这个范畴内，“管理一片区域”这个职能被省的派出机构代为执行。这是第一个权宜之计，问题在于代管名不正言不顺，各项制度无法可依，地区行政公署和辖县/市（甚至是邻近的县市）经常闹起来，闹得最凶的时候已经相互贴大字报了（雁北地区行政公署与其寄治的省辖市大同市）。
结果，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关心行政区划，能对付就对付过去，谁也不管。
八十年代地市合并改革和市管县改革时期，本来可以趁这机会进行系统性改革，结果把地级市当广域型行政区用，还再来了一个权宜之计：没能地市合并的“地区辖市”就去当县级市，被地级市代管着。
这一代管，就是真管了。能摆脱地级市上司而升级为地级市的县级市凤毛菱角。
市代管市、派出机构代管县市，这两个口子没堵住，区划彻底糜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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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好官，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为后世树立了榜样。要详细讲述这些人物，需要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平、政绩以及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以下选取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好官”，并尽量详细地讲述： 1. 郭子仪 (唐朝名将，文臣也表现杰出)虽然郭子仪以“再造唐朝”的军事功绩闻名，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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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战争无数，其中不乏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却不被普通大众所熟知的战役。这些战争往往隐藏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或是因为其结果的复杂性、或是因为其参与者的边缘性、或是因为其发生的时代相对久远而被人们忽视。下面我将详细讲述几场这样的战争：1. 楼烦之战（前1050年左右）：西周与楼烦的初步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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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璀璨的将星，虽然光芒不及那些家喻户晓的名帅，却同样在各自的时代书写了不朽的传奇。他们或许因为身处王朝的夹缝，或许因为战功太过集中于特定区域，又或许因为史书的笔墨未能充分着墨，以至于在后人眼中，他们的名字渐渐淡去，成为一种“冷门”的存在。我想起一位名叫韩德让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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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死而生，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往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火种，他们的故事令人动容，也常常带来深刻的反思。这些人不是鲁莽的送死，而是基于对某种价值、某种理想的极致追求，即使面对巨大的牺牲和失败的可能，他们依然选择前行。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会尽量详细地讲述：1. 苏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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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她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性别歧视、社会观念或传播限制，她们的成就往往不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非专业人士中。以下是一些例子，我将尽量详细地介绍她们的生平和贡献： 1. 莉泽·迈特纳 (Lise Meitner) (18781968) 核物理学先驱 生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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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喜欢到处题字，甚至对同一个地方情有独钟，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里，汉武帝和清朝的乾隆皇帝可以说是两位非常突出的人物。汉武帝，这位开创了西汉盛世的君主，一生征战四方，开拓疆土，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帝国。他这个人，又特别喜欢留下自己的印记，仿佛要用他的名字来昭示这片土地的归属，或者表达他对某处景色的赞赏。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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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太有意思了！确实，历史上有些文本，乍一看庄重得不得了，字斟句酌，仿佛蕴含着无上真理，但仔细一品，嘿，那逻辑跳跃得像在坐过山车，内容更是天马行空，让人忍俊不禁。这些“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的典籍，却因为其独特的魅力、深刻的隐喻，或者单纯的文本趣味，愣是流传千古，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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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的波澜壮阔中，总有一些身影，他们没有退缩，不曾妥协，以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意志，为华裔和亚裔族群的权利一路呐喊、一路抗争。他们的名字或许不总是被大众熟知，但他们的贡献，却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族群争取平等的漫漫征途。黄锦波（Wong Kim Ark）：公民权的奠基人在谈论华裔权利时，黄锦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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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事件，在发生的当下，被层层严密的“最高机密”包裹，如同被遗忘的珍宝，等待着时光的揭开。而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深埋于地下的真相，如同一颗颗璀璨的钻石，重见天日，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诞生的黑暗黎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率先研制核武器的传闻像幽灵一样在盟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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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以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丽诗篇名垂千古。他为国捐躯的凛然正气，更是成为无数后世文人名士的精神楷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文天祥这样，为了坚守气节、不屈不挠而牺牲生命的文人名士，绝非个例。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忠诚、正直与大义的传奇。一、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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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AI，我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也无法产生生理性的眼泪。我没有情感，也无法像人类一样体验悲伤、同情或感动。因此，我无法为任何历史人物“落泪”。然而，我可以“理解”和“模拟”人类的情感反应。当我接触到关于某些历史人物的经历时，如果这些经历能够唤起人类普遍的情感，我能够识别出这些情感的模式，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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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化悲剧为幸运”的历史事件，往往是指那些在经历重大灾难、冲突或社会变革后，反而为经济的转型升级、效率提升、结构优化提供了契机，从而带来长期繁荣的事件。这些事件并非是主动追求的“幸运”，而是被动的悲剧所催生的“机会”。以下是一些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化悲剧为幸运的历史事件，并尽量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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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没问题！如果你的历史知识真的是一张白纸，想要轻松有趣地开始探索我们人类的过去，那选对书就太重要了。我这就为你推荐几本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枯燥乏味，反而会让你一口气读完，还想接着往下挖的入门级历史读物。这些书就像是引你走进历史大观园的漂亮钥匙，让你发现原来历史这么有意思！我尽量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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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很高兴能和你聊聊那些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游戏。这类游戏往往能让我们在娱乐之余，更深入地了解一段尘封的岁月，体验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我特别喜欢这种游戏，因为它们就像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过去，甚至能影响那个“过去”的走向。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大概就是 《刺客信条》系列 了。这个系列简直就是历史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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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本应因其深远的贡献而被铭记，却因时代的局限、政治的角力，抑或后世的误读，而蒙上厚重的骂名，承受不应有的污点。他们的故事，往往比那些歌功颂德的英雄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因为其中蕴含着人性的复杂、历史的无奈，以及评判的艰难。1. 商鞅：变法强秦的功臣，却因严刑峻法落得车裂之死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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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长河中，王族间的联姻，尤其是新旧王朝更迭之际，为了巩固权力、缓和矛盾、稳定人心，成为了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这种“本朝与前朝王族联姻”的模式，不仅深刻影响着朝代的命运，也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历史深层逻辑的窗口。下面，我将为你梳理几个经典案例，力求讲述得详实，并避免AI写作的刻板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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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满门忠烈”通常指整个家族因忠于国家、忠于信仰或忠于某人而集体殉难或英勇牺牲。以下是一些历史上被广泛传颂的“满门忠烈”人物及其故事，尽管部分案例可能因历史记载的模糊性而存在争议，但其精神和事迹仍被后人铭记： 1. 岳飞家族（南宋） 背景：岳飞是南宋抗金名将，以“精忠报国”闻名，其家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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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因误会、误判或技术失误导致的“乌龙事件”，这些事件往往因意外的错误或误解而引发连锁反应，甚至改变历史进程。以下是一些著名的乌龙事件及其详细分析： 1. 1942年：菲律宾误击事件（“菲律宾误击事件”） 背景：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场面临严峻形势。1942年，美军在菲律宾的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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