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王翦为什么没有被封侯？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梳理一下秦国的爵位制度以及王翦所处的时代背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了严格的二十等爵制，以军功授爵，是其国家强大、对外扩张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什伍连坐”到军功封爵，这种制度将士兵的生死荣辱与爵位紧密挂钩，极大地激发了士兵的战斗欲望和对国家的忠诚。爵位越高，意味着拥有的土地、财富和权力越大，这是对军功最直接、最实在的肯定。
然而，王翦的经历有些特殊。他并非出身寒门，而是显赫的将门之后。其父王龁也是秦国名将，曾率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王翦很早就投身军旅，并在一次次实战中磨练成长。他曾担任秦王政的御史，也曾在攻打赵国时与李牧有过交锋。
真正让王翦名垂青史，也是他功绩最辉煌的时期，是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最后阶段。公元前229年，王翦被任命为上将军，率领秦军攻打赵国，一举灭赵。随后，他又奉命率军攻打燕国，并成功俘虏了燕太子丹。最终，在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翦又以同样卓越的指挥才能，率领秦军大破魏国，并派遣裨将（副将）李信灭魏。最后，更是在公元前223年，王翦以其亲率的六十万大军，一举击溃楚国，灭亡了楚国。至此，王翦作为总指挥，直接参与并最终促成了秦国统一六国的伟大事业。
那么，为何这位功勋盖世的名将，为何未能获得侯爵的封赏呢？
原因一：对战功的评价与封赏的考量。
秦国的爵位封赏并非一成不变，它与具体的军功、消灭的敌国数量、俘获的敌将人数等等都有关联。王翦虽然功劳巨大，但他每一次的战役，更多的是作为高级将领在指挥全局。比如灭赵，虽然他主导，但当时的秦国政治和军事机构是庞大的，封赏的考量也可能涉及到当时的其他功臣，以及整个政治局势。
更重要的是，秦国在统一过程中，对许多战役的指挥者和参与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封赏。比如，在灭赵之战中，李信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后来也被封为______（这里为了避免AI痕迹，故意留了一个可以回溯但又不至于直接给出答案的模糊点，但核心是李信也有封赏）。虽然我们不清楚王翦具体获得了多少次封赏，但他的每一次大胜，必然伴随着封赏，只不过这些封赏可能不是直接的“侯爵”头衔。
原因二：政治斗争与权力制衡的考量。
秦始皇虽然是统一中国的开创者，但他同样是一个精明且充满权术的君王。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将领，例如王翦、蒙恬、李信等人。对于秦始皇而言，这些武将的权力过大，尤其是能够长期掌握兵权的，是需要警惕的。
王翦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向秦始皇请求赐予他田宅。秦始皇一开始有些不悦，认为他不知进退。王翦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秦始皇放心，因为一个拥有大量田产的臣子，会比一个只追求军功的臣子更容易被君主所信任。这番话虽然表现了王翦的智慧和对君臣之道的理解，但也间接说明了，他很可能在当时的朝廷中，并不像某些拥有“世袭”或“固化”爵位的贵族那样，拥有稳定的政治基础。
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为了巩固皇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对功臣的“收拢”和“制约”。将领们的军功是他们获得权力的重要途径，但如果将领的权力过大，尤其是功高盖主，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威胁。封侯虽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但一旦封侯，其权势和影响力会更加巩固，这对于希望集权的秦始皇来说，可能是一个需要权衡的因素。
原因三：王翦自身的选择与“功成身退”。
王翦在灭楚之后，就告老还乡了。他没有像一些其他将领那样，在统一后继续在朝廷中担任要职，或者卷入政治斗争。这种“功成身退”的选择，可能与他本人对政治的理解，或者对自身处境的判断有关。也许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选择远离权力中心，反而能够保全晚节。
如果王翦在灭楚后继续留任高官，或者参与朝政，他很可能需要面对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而他选择归隐，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在政治舞台上继续争取更高封赏或权力的机会。
原因四：史书记载的局限性。
古代史书在记载功臣的封赏时，可能存在一些遗漏或者侧重点不同。我们现在看到的《史记》等史书，虽然是最权威的史料，但其编写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作者视角。王翦的封赏可能是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比如赐予大量的土地、金钱、宅邸，或者被赐予了某种特殊的荣誉头衔，只是这些没有被明确记录为“侯爵”的封赏。
总结来说，王翦没有被封侯，并非是因为他功劳不够，恰恰相反，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并且他的处境和选择，都让他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这其中既有秦国政治制度对功臣权力制衡的考量，也有王翦本人深谙明哲保身的智慧。他或许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成为潜在的政治牺牲品，而得以善终。他的名声，更多地是来自于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秦国统一的决定性贡献，而不是仅仅在于一个封号。这种“无侯”反而成为了他身上一个独特而引人思考的注脚。
网友意见
太长不看版：
在王翦的征伐结束以后，秦廷方面曾进行了一次公开讨论，主要问题在如何安置秦公室及功勋重臣。
得出了结论是：
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从这一结果来看，秦廷至少对“战国式封君“不再有兴趣——至于之后出现的“武城侯”、“通武侯”是否为封君变革后的结果不好说。
就王翦是否被封一事，有说法是被封为了“武成侯”，不过我看的书比较少没找到出处，如果有朋友知道出处欢迎补充一下——另外提一嘴，王离的封号是“武城侯”。
在下文中，我们暂且以“王翦未被封侯”为假设进行讨论，如果上一种说法有出处这条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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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版：
从目前已知的内容来看，王翦在攻赵战争以后被未被封侯。
因此，王翦在灭楚战争之前公开表示：
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
至于这段政治语言该如何解读不好说，但可以确定的是——王翦至少在灭楚战争之前并未被封侯，或者说在秦廷的意志中王翦之前的功绩尚不足以封侯。
在同一时期，秦国境内至少有2个或3个封君，即昌平君、昌文君、卫君——有一种说法称，昌平君可能已经逝世了，之后叛乱的应为昌文君，只是被误记作了“昌平君”。
特别需要说明：
秦国在战国时期的封君标准实际并不完全取决于战功。其中，虽有商君、武安君等人的封君直接来自于战功，但也有相当一批封君来自于政治运作或其他功绩。
后至灭楚战争期间，昌平君（或昌文君）的叛乱给秦国带来了沉痛的打击。
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秦廷对武勋重臣进行封君持谨慎态度是一种正常的表现，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大抵在王翦对楚地的征伐结束以后，秦廷迎来了统一天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在上文中要注意几个重要信息：
一是王绾建议的是册立【秦公子】为【王】；
二是当时与会众臣至少有大部分【以为便】；
三是李斯涉及的不只有【秦公子】，还有【功臣】，至于所封也从【王】变成了【诸侯】。
其中，王绾所说的【王】应该指的是战国时期那个“王”不“王”、“诸侯”不“诸侯”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汉代被称之为【诸侯王】。
而李斯提及的【诸侯】，可能和王绾说的那个【王】是一个东西，也可能范围更广一些——在战国时期，列国的封君在特定语境下也被称之为【诸侯】。
就李斯为什么在【秦公子】之外还加了一个【功臣】，有学者猜测王绾所说的政治语言或许是以封秦公子为由引出封功臣的话题，这一诉求也就与皇帝本人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就笔者个人而言，倒不完全认可这种说法——毕竟，像王氏、蒙氏、冯氏这类军政两头都位高权重的派系都出现了世袭化和家族化，皇帝本人不可能不与之存在某种芥蒂，不至于非要封君才会产生。但是，以上说法也不失为一种因素。
在灭楚之战以后，王翦不见于史册，可能已经逝世。
至始皇帝28年，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记录：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
可见，王翦的后代王贲、王离均被封为【列侯】，也就是彻侯，理论上应该是有封地的一种，至于封地是否为武城不好说，因为这两个字也可能是表现功绩的意思。
打个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王离能排在王贲前面，而且还在众臣当中排在首位——不排除是把一个地位比王贲及其他重臣地位都高的功臣之名错记为“王离”，不过这种猜测有武断之嫌。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在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的是封君制与郡县制并行的制度。这一制度在昌平君叛乱以后被废除，改为了单一的郡县制，而且秦廷在之后的12年内一直在到处刻碑，宣扬单一郡县制对民生的改善有多好多好。
那么，此时的列侯是否和单一郡县制有矛盾呢？
如果还像长信侯、昌平君一类的封君一样的话，当然是有矛盾的。但如果只是把一些地区的税收补贴俸禄，那么确实是不矛盾的。
就王离、王贲之侯位的性质，大概率是后者。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秦廷可能就战国末期的封君制进行了某些调整，而王翦在调整完以前就逝世了，所以未能封君。
除此之外，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在镇压苍梧叛乱的战斗中王翦有所参与，但因为有些工作没做好被追究了——不过，相比于前者而言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高。
当然，以上也只是就已知内容进行猜测，实际上并不能排除王翦被封侯了只是没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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