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东吴的将军反叛比蜀魏都多？
首先，咱们得瞅瞅东吴是个怎么样的国家。三国之中，曹魏号称“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政治上的正统；刘备自称汉室宗亲，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名义上也有号召力。而东吴孙氏，则是在江东地盘上，靠着几代人的经营，一步步坐大的。这种“地方割据”的色彩，虽然让东吴拥有了稳定的后方和特殊的文化认同，但也埋下了一些种子。
第一个关键点：孙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与权力真空
孙权这人，聪明是有聪明，但晚年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后期，对于继承人的问题处理得相当不顺当。太子一个接一个地被废，最后立的太子也早早去世，这导致了朝堂上派系林立，大家都盯着那个最高的位置。在这种权力真空和不确定的状态下，那些掌握兵权的将领，自然就容易产生想法。
想想看，如果国家领导人明确，继承人稳定，大家都知道往哪儿使劲，那将领们可能就更安分些。但孙权晚年，这种不确定性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大家心头。那些有功劳、有威望的将领，手握重兵，自然就成了各方势力拉拢的对象，也更容易被怀疑。在这种环境下，一些本就心怀不满或者被逼上梁山的将领，就更容易走向反叛这条路。
第二个关键点：东吴对人才的依赖与同僚之间的猜忌
东吴之所以能鼎足江东，离不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这些牛人。但这些牛人，很多都不是孙氏家族的嫡系。他们是孙坚、孙策那一代打下江山时提拔起来的。到了孙权时期，为了平衡各方势力，他确实也提拔了不少新人，但旧将的威望和影响力依然很大。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一些老臣或者有能力的将领功高盖主，或者与朝中权臣关系不睦时，就容易成为被猜忌的对象。孙权本人虽然英明，但也难免会有用人不当，或者被谗言所惑的时候。一旦被猜忌，军权被架空，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曾经为孙氏卖命的将领，就容易心生怨恨，甚至铤而走险。
比如像陆逊，当年是东吴的支柱，赤壁之战、夷陵之战都是他的功劳。但后来他因为对孙权立储问题发表了意见，结果被逼得无处话说，最后郁郁而终。这种对有功之臣的打压，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反叛，但无疑会造成一种寒蝉效应，让其他将领感到不安。
再者，东吴的派系斗争也比较明显。有朱然这类孙氏宗亲出身的将领，也有像陆逊、诸葛恪这些非孙氏家族出身但能力超群的将领。这种家族势力和寒门士族之间的微妙平衡，一旦打破，就容易激化矛盾。
第三个关键点：东吴的战略定位与外部压力
相对而言，东吴的战略压力不像曹魏那样面对四面楚歌（虽然曹魏实力最强，但也要同时面对蜀和吴的夹击）。东吴的战略主要是守势，依靠长江天险来抵御北方的曹魏。这种相对稳固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吴内部的权力争夺，有时比外部的军事威胁显得更为紧迫。
而且，东吴的军事行动，很多时候是为了巩固统治、扩张地盘或者配合北伐而进行的。一旦军事上失利，或者战略决策出现重大失误，比如诸葛恪北伐的失败，都会动摇一部分人的信心，也可能引发内部的不满和权力洗牌。
第四个关键点：与其他两国的对比分析
曹魏： 曹魏集团的权力更迭相对平稳，尤其是曹操时期建立起来的那套班子，虽然有内部斗争，但整体上对曹氏的忠诚度更高。后来司马懿专权，虽然是篡夺，但也是逐步渗透，而不是突然的将领反叛。曹魏的制度和官僚体系也相对更成熟。
蜀汉： 蜀汉的“汉贼不两立”理念，以及刘备集团早期艰难的创业经历，使得部下对刘备的忠诚度极高，尤其是那些早期跟随刘备的老臣。诸葛亮时期，虽然也强调法治，但对将领的控制力很强，而且蜀汉人才凋零，即使有不满，也很难找到有实力挑战现有格局的人。
具体的反叛例子
虽然说“反叛比蜀魏都多”可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但我们确实能看到东吴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将领被怀疑、被逼反，或者确实有反叛行为的例子：
全琮：作为孙权的女婿，按理说地位不低。但关于他晚年的事情，史料不多，但有些记载显示他似乎也卷入了一些复杂的政治漩涡。
吕壹：这个人虽然不是将军，但他是东吴朝廷里一个臭名昭著的权臣，专门告发陷害忠良，比如诸葛亮、陆逊都曾受其害。这种人一旦得势，就会制造大量的冤案，逼反那些有能力、有骨气的将领。
魏延：虽然魏延是蜀汉的将军，但他最终被诸葛亮北伐后被马岱所杀，性质上更像是“被清除”而不是主动反叛。而且魏延的反叛意图，从史料上看，也并非那么明确，更多是诸葛亮在战时出于谨慎的怀疑。
吴质：此人也是孙权晚期受到猜忌的例子，虽然没有公开反叛，但其境遇也反映了当时的不安。
总结一下
东吴将领出现反叛或者被猜忌的情况相对多一些，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1. 孙氏家族统治根基的特殊性：地方崛起，而非挟天子以令诸侯。
2. 晚年权力交接的混乱：导致朝堂不稳定，将领易生异心。
3. 对非孙氏家族人才的高度依赖：但同时又存在家族势力与寒门士族间的平衡问题，以及对功高震主的猜忌。
4. 内部派系斗争的复杂性：尤其在权力真空期，更容易激化矛盾。
5. 相对稳固的地理环境：使得内部矛盾有时比外部威胁更突出。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东吴在三国时期，虽然军事上顽强抵抗，但在内部政治稳定和将领忠诚度方面，确实面临着一些比蜀魏更严峻的挑战。当然，这也不是说东吴就没有忠臣良将，只是说，那些导致“反叛”的土壤，在东吴可能相对更肥沃一些。
网友意见
严格的说东吴将领叛变不少，但带军队投敌的多，带地盘投敌的就不多了，貌似一直到灭亡，虽然叛乱将领确实多一些，但并没有因为叛乱丢失地盘的，像韩综和晋宗这样的都是只带走了本部的军队，无法带着整个防区投降，步阐的叛变已经算比较大的投敌叛乱了，但也是被成功镇压了。
其实东吴将领能带兵叛变的主要原因就一点，即政府对军队和基层控制力太差，世兵制普遍运行下的军队正规化程度低下，兵归将有的程度太高，士兵利益和将领捆绑程度较深，想带兵叛变的掣肘程度低。
对比一下，自己一个人叛逃的难度和带兵叛逃相比
夏侯霸和韩综
南趋阴平而失道，入穷谷中，粮尽，杀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闻之，乃使人迎霸。
综欲叛，恐左右不从，因讽使劫略，示欲饶之，转相放效，为行旅大患。后因诈言被诏，以部曲为寇盗见诘让，云“将吏以下，当并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当去耳。”遂共图计，以当葬父，尽呼亲戚姑姊，悉以嫁将吏，所幸婢妾，皆赐与亲近，杀牛饮酒歃血，与共盟誓。
军队正规化程度越高，将领的个人意志贯彻的越少。带不动人一个人跑去投降的难度可以看看夏侯霸，差点死在半路，再者，投降之后的待遇很大程度上和带去的资源正相关，如果孤身投奔的话，能有多少好处还不好说。
世兵制下的问题除了将领可以部分世袭领兵之外，还有一点在于士兵和家属住在一起，只有将领本人需要将家人留在后方做人质，但也不是全部比如说上面的韩综身边就有家属。这样的话控制士兵的手段又少了一件。
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谢其母，母曰：“但当勉之，何足泣也？”
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爱养吏士，赡护六亲，俸禄产业，皆与共分。
当然根源在于扬州地区发展的落后性，整个扬州东汉时期只有七郡92县，请注意这是全国最大的州，包含了现在的苏皖浙赣闽五个省的面积，户籍人口二百万出头，去掉淮南的两个郡28个县80万人口，也就是说整个江东地区在东汉时期只设了六十多个县（乡亭一级的长官不属于官员，县级以下也没有国家名义的军队，不允许有城墙），实际上在三国之前江东甚至没有出现过以此为中心独立的割据势力（秦汉属于以淮北为中心的项羽，两汉之交也是传檄而定，当地军阀我粗看都找不到名字）。县城以外的地区宗族势力只会因为安全和抱团生产的需求逐渐壮大，在南方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农具从北方传来，实用性未经过南方实践改造，旱田和水田生产经验不能借鉴，南方经济实力逐步上升源自铁制农具在南方逐步实践运用，以及大量的北方劳动力南迁带来的管理经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对比孙吴灭亡时，共有43郡313县，虽然是包括荆扬交广四州的，但行政区划相对于东汉过于广阔的划分，总算勉强和北方的郡县面积相似）而作为首都的丹阳郡，在孙权称帝之后依然能维持着十万人以上的山越聚集，本地人口相当分散而且过度依赖长江干支流的交通。另外提一下，东吴没有玉玺，因为做不出来，这生产力可以说落后的现代人想象不到。
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
之所以带兵叛变的多，带地盘投敌不成功也有东吴本身在搞这种松散军制的同时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危险，也会用各种手段来进行修正，比如说缩小单一将领的防区，在军队中掺沙子等行为，到后来孙壹这种大将能直接控制的也就三百人而已。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江防线的整体维持，单一防区的失陷并不足以威胁到全局，相反会受到江南地区的围攻，因而叛乱无法站住脚，当然这只是对江北的，上游地区就需要靠军队硬实力维持了，东吴的两任丞相，陆逊驻武昌，步骘驻夷陵，一直都是重点所在。
东吴的将领叛变真正值得诟病的在于，军队可以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因为将领的政治问题而集体叛变，这一点才是非常恶劣的，放在其他两国都挺少见的（即正常情况下军队整体投降都是在遭受攻击的前提下，没有受到攻击就投降的孟达算一个，其他的在正式的三国鼎立完成政权正规化建设后确实不多，当然司马家掌权之后的魏国，由于政治混乱出现的淮南三叛，这个才是将领叛乱的最严重后果）。
另外反对一下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建设落后的答案，东吴的意识形态建设是落后，但确实不是将领叛变的最根本性原因。因为对比一下按理说季汉本身是意识形态建设最好的，但就将领叛乱的破坏力来说，季汉的将领投敌危害显然大多了，大部分地盘的丢失都和这有关。如果说季汉的将领也能像东吴这样一念之差就能把整个防区献出去，难道说政权的正规化建设更差？这种逻辑明显不对，该谈钱的时候感情再好也不顶用不是。
因为背叛是孙吴政权的根源及永恒旋律。
孙吴政权对此早融会贯通，又不断精益求精。
将背叛刻在骨头里，流淌在血脉中，万事俱备只欠精神钢印。
孙权从背叛袁术时期一路走来，然后数次投降曹操父子，又数次复叛；二次与刘备结盟，又二次背盟，通过不断的“背叛”获取利益。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执政五十二年，其治下的叛乱事件超过四十五次。
与刘备相比，他没有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无立锥地的苦楚。与曹操相较，他没有内部拥汉的尖锐矛盾，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斗争，结果呢？
建安十三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封豕以养爪牙长达八年的孙权集团，其股肱，谋主们竟然在鼓励孙权向曹操投降。
刘备集团也好，曹操集团也罢，几时出现过群臣推着君主投降这画面？刘琮倒是有过这待遇，不是鲁肃和周瑜力挽狂澜，孙权早是刘琮第二了。
怕不是要生子当如某某某，若刘景升，孙文台儿子若豚犬耳。
单是赤壁这波主降派群臣，其数量和质量已经冠绝蜀、魏，当世无对。也只有蜀、吴亡国投降时尚可一论。
请问，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了，还是屡战屡败弹尽粮绝了，曹操一封信，吓得江东官僚们翘首以盼，心痒难耐的劝孙权投降，这就是据有江东，已历三世？这就是孙权统治八年的江东政权？
秋七月，将军马茂等图逆，夷三族。
吴历曰：茂本淮南锺离长，而为王凌所失，叛归吴，吴以为征西将军、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领千兵。权数出苑中，与公卿诸将射。茂与兼符节令朱贞、无难督虞钦、牙门将朱志等合计，伺权在苑中，公卿诸将在门未入，令贞持节称诏，悉收缚之；茂引兵入苑击权，分据宫中及石头坞，遣人报魏。事觉，皆族之。
诸位，这又是什么，又是一波政变呗，此时孙权已统治江东四十多年。魏将马茂降吴后，拉拢孙权的宿卫军无难督和首都禁军外部督，兼孙权心腹符节令一起设计，准备围困公卿诸将，击杀捉拿孙权，控制吴国首都、然后联络魏国投降。一旦成功，吴国便彻底玩完。
问题在于“朱”和“虞”显然是江东著姓，而无难督，外部督，符节令，皆是亲近孙权的禁卫和官员。这些人没有讨伐汉贼，维护汉家天下的的政治意向，也没有兵临城下大势已去的形势压迫，和一个魏降将一起竟然要干掉孙权，挟持群臣去投降魏国，这种背叛才是最厉害的。若说马茂想回魏国，那么朱贞和虞钦等人的动机是什么？
对于挥之不去的背叛，孙权不是没想办法，他曾经至少下过二道诏书：
江表传载权诏曰："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
江表传曰：是岁将军翟丹叛如魏。权恐诸将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诸将有重罪三，然后议。"
足见江东督将亡叛现象在孙权时期常有之，且到了孙权数次下诏维系的局面，其数量绝非我们能看到的记载这么少。这些督将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宁可妻子不要了也要叛国投降？
粗略统计孙权执政期间，孙吴反叛事件：
建安五年：
- 庐江太守李术叛。
- 李术又多纳孙权方亡叛。
- 策薨，权统事。定武中郎将暠，策之从兄也。屯乌程，整帅吏士，欲取会稽。
建安八年：
- 候官既平，而建安、汉兴、南平复乱，（贺）齐进兵建安，立都尉府，是岁八年也。
建安九年：
- 边鸿、妫览、戴员杀丹杨太守孙翊。
建安十三年前：
- 会稽东冶五县贼吕合、秦狼等为乱， 权以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将兵讨之。
建安十三年：
- 孙贲欲遣子入质。
- 孙辅遣使与曹公相闻。
- 张昭、秦松等劝孙权降曹。
- 十三年，迁威武中郎将，讨丹阳黟、歙。
建安十四年：
- 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
- 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
建安十六年：
- 吴郡馀杭民郎稚合宗起贼，复数千人，齐出讨之，即复破稚。
建安十八年：
- 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馀人。
建安二十年：
- 长沙太守廖立逃。
- 普杀叛者数百人。
- 安成长吴砀及中郎将袁龙等首尾关羽，复为反乱
建安二十一年：
- 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相应。
建安二十五（二十六）年：
- 於是诸县及五谿民皆反为蜀（樊伷，习珍）。
- 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
- 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 关羽主簿廖化逃。
黄武二年前：
- 周舫七事曰：陆议、潘璋等讨梅敷（即梅敷降而复叛）。
黄武二年：
- 戏口守将晋宗杀王直，以众叛魏。
- 江陵令姚泰领兵备城北门，见外兵盛，城中人少，谷食欲尽，因与敌交通，谋为内应。
黄武四年：
- 冬十二月，鄱阳贼彭绮自称将军，攻没诸县，众数万人。
- 鲂所代故（鄱阳）太守广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为变，以见谴责……因立密计，欲北归命，不幸事露，诛及婴孩。
黄武五年：
- （韩琮）将母家属部曲男女数千人奔魏。
- 是时丹杨、吴、会山民复为寇贼，攻没属县，权分三郡险地为东安郡，琮领太守。
- 遣良与时南入，而徽不承命，举兵戍海口以拒良等。
- 徽大将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奋击大破之。
- 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
黄武六年：
- 吴将张婴、王崇率众降。
黄武七年：
- 是岁将军翟丹叛如魏。
黄龙二年：
- 而（隐）蕃果图叛诛夷，众乃归服。
黄龙三年：
- 公孙渊降而复叛。
- 遣太常潘濬讨武陵蛮夷。
- 庐陵贼李桓、罗厉等为乱
- （桓凶狡反覆，已降复叛。前后讨伐，历年不禽……）。
赤乌元年前：
- 贼帅董嗣负阻劫钞，豫章、临川，并受其害。
赤乌二年：
- 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
赤乌五年：
- 高凉贼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残害吏民。
- 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众数千人，历十馀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赤乌八年：
- 外部督马茂，符节令朱贞、无难督虞钦、牙门将朱志等叛。
赤乌十一年：
- 交阯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
这是孙权在位期间的粗略统计，到吴国灭亡还有二十八年没纳入统计。
最后看骆统怎么说：
今强敌未殄，海内未乂，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徵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闻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寻所由，小民无知，既有安土重迁之性，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饱，死则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於死。每有徵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天则生之，而父母杀之，既惧干逆和气，感动阴阳。
骆统阐述孙权治下的民间百姓和屯田兵们弃子不养，杀子不养。而面对不断的徭役征发，江东百姓们是怎样选择？
贫困本分的只能任劳任怨；稍有钱财的不惜倾家荡去行贿逃避；轻率剽悍的逃到险要中结伙作恶。
更悲哀的是，用全部积蓄去行贿的这些人，即便逃得了这次，也难逃下次。
这不过是夷陵之战之前一纪（十二年）内的情况，孙权他老人家继续统治了三十年，其子嗣又接着统治了二十八年。
孙吴朝野这种统治基础和状态，有这么多叛变实不足为奇，归根结底，孙权的统治能力和统治方式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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