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很少出现宗教势力大于王权的现象？
一、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央集权与皇权至上
集权体制的天然排斥性：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和象征。任何可能挑战或分享皇权的独立势力，无论是贵族、官僚还是宗教团体，都会受到集权体制的警惕和压制。宗教势力如果过于强大，就可能形成“国中之国”，威胁到皇权的垄断地位。
“天子”与“天命”的政治辩护：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天子”的概念至关重要。皇帝被视为“天”的儿子，是代行“天命”统治人间世界的。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将皇权与至高无上的“天道”联系起来，赋予了皇帝神圣性，同时也使得任何宗教的神灵或教义，在理论上都要服从于“天”的意志，而皇帝就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即使宗教有自己的神灵体系，皇帝也可以通过祭祀天地的仪式，将自己置于神灵之上，或至少是神灵的代理人。
官僚体系的驯化作用： 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建立一套庞大而高效的官僚体系，来直接管理社会事务。这个体系由皇帝任命和控制，其成员的升迁和命运都依赖于皇权。宗教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纳入这个体系的管理之下。例如，佛教和道教的僧侣和道士，其名册、寺院、财产等，都可能受到政府的登记、审批和税收。有些朝代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如佛教管理机构）来管理宗教事务，从而将宗教活动纳入国家控制范围。
法律对宗教的约束：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非常发达，并且明确规定了对宗教活动的限制。私自传教、聚众闹事、利用宗教进行反叛等行为都会受到严厉惩处。统治者可以根据需要颁布诏令，限制寺院数量、僧侣规模、甚至禁止某些宗教活动。
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根基：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儒家的世俗化与政治化倾向： 相较于许多强调来世、神秘体验的宗教，儒家思想更侧重于现世的生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政治治理。儒家将人生目标聚焦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忠君报国、孝悌忠信等社会责任。这种强烈的世俗化和政治化倾向，使得儒家思想能够与国家政治紧密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思想武器。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秩序： 儒家思想构建了一套严格的社会等级秩序，其中“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是核心。这种等级体系强调服从和等级关系，与任何可能挑战君权的神权或宗教权威都格格不入。宗教的教义，如果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冲突，很容易受到批判和抵制。
宗教的“变通”与“融合”： 面对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外来的宗教都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性和融合能力。佛教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断进行本土化改造，吸收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将一些佛教修行方式和理念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避免了直接与儒家产生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道教作为本土宗教，虽然追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但其许多分支也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甚至为朝廷服务。
对“出世”的警惕： 儒家强调“入世”和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而一些宗教的“出世”思想，如追求脱离尘世、遁入空门，在某些时期可能被视为对社会责任的逃避，甚至对国家劳动力和军事力量的削弱，因此会受到统治者的警惕和限制。
三、宗教自身的特点与发展模式
缺乏统一的神权领导核心： 与西方中世纪天主教会拥有教皇作为统一的精神领袖不同，中国古代的宗教（如佛教、道教）尽管有僧侣或道士的组织，但并未形成一个像教皇那样具有普世权威、能够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神权领导机构。佛教内部有不同的宗派，道教也存在许多流派，这些分散的组织结构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挑战王权。
经济基础的依赖性： 尽管寺院和道观拥有一定的土地和财产，但其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统治者的恩赐、社会的捐赠以及政府的扶持（如免税政策）。当统治者决定收回这些支持时，宗教组织的经济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打击。历史上著名的“灭佛”事件，就是统治者剥夺寺院土地、没收财产，从而削弱佛教势力的直接体现。
对政治权力的主动靠拢与策略性合作： 许多宗教组织并非一味地与王权对立，而是采取了策略性的合作态度。他们通过为统治者祈福、为国家祝愿、为皇帝举行仪式等方式，来争取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从而获得发展空间和合法性。这种合作模式使得宗教势力更容易被纳入统治者的轨道。
社会根基的有限性： 虽然宗教在中国社会拥有一定的信徒基础，但其核心信徒和组织者往往集中在特定群体，例如部分士大夫、城市居民、甚至一些农民。然而，整个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僚士大夫群体，大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宗教持实用主义的态度。宗教势力难以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挑战国家权力。
四、历史上的极端案例及其局限性
少数朝代的宗教复兴与挑战： 历史上并非没有出现过宗教势力相对活跃，甚至对王权构成一定挑战的时期。例如，唐朝中期的佛教一度非常兴盛，一些寺院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较大，曾引发过“安史之乱”后佛教势力的膨胀问题，最终导致了唐武宗的“会昌灭佛”。宋朝时期，理学（一种融合了儒家和佛道思想的新儒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佛教影响力的回应，并重新确立了儒家的思想主导地位。
宗教起义的性质： 有些农民起义会披上宗教的外衣，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但这些起义的本质仍然是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下的反抗，宗教只是其动员民众、提供思想纲领的工具。一旦起义的目标是推翻现有的政治秩序，其宗教属性反而容易成为被镇压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这类起义往往是暂时的、局部的，并且最终会被中央集权的力量所镇压。
总结来说，中国古代宗教势力很少大于王权，是以下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 中国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
2. 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现世秩序、政治忠诚和等级伦理，与任何挑战王权的宗教权威都不相容。
3. 宗教自身缺乏统一的神权领导，经济和组织基础相对依赖于政治权力，并且展现出强大的本土化和融合能力。
4. 国家通过法律、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多种手段，对宗教活动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正是因为这些多方面的制约，中国的宗教发展路径与西方等地区有所不同，宗教势力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更多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存在，与王权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存或被掌控的关系，而很少能真正超越王权，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网友意见
从以上回答里，我深深地感受到我国网民的唯物史观还需要进行教育。
1.谈历史蓄意绕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虽然许多你乎答主每天把毛主席挂在嘴上，但是在答题的时候仍然忽视唯物史观。既不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也不从社会角度进行阐述，反而大肆鼓吹中国例外论。即使有一些所谓的分析，也绕不开“我国人民勤劳”或“我国人民精耕细作”等念经式的回答。
我就很想问一点，在这种逻辑下，外国人既吃不饱还非常懒惰，从不考虑提升耕作技术，他们难道都饿着躺在地上等死吗？
2.缺乏对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历史的认知，没有做到唯物史观要求的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譬如在5-15世纪一千年的历史中，教权究竟有多少年高于王权？教权高于王权的事件有哪些？这些事件的具体背景又是什么？能否作为教权高于王权的论断？
譬如常被你乎拿来作为教权高于王权案例的卡诺莎觐见事件，有几个网民考虑过教宗背后还站着意大利最强大的诸侯玛蒂尔达女侯爵？与其说是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倒不如说是地方霸权与王权的斗争。
那么教宗和玛蒂尔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玛蒂尔达要推出教宗来对抗皇帝？如果你看过两人的信笺文书（已经英文化，这个国外的大学图书馆网上有电子稿），可以看出两人的交流是有很长时间的，颇有些神交已久的感觉。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就不应当把这些历史人物放到神的角度去评判，然后讽刺他们不是神。
3.缺乏辩证分析的意识。譬如在分析宗教的时候，简单的打上一个“宗教不好”的标签，然后再挂上一个“中国没有宗教西方才有宗教”的推论，最后简单分析出“我们中国真是太强了”的结论。在我看来，这种结论除了少许鼓舞民族主义以外没啥太大的用处。
实际上，这既忽视了中国皇帝的“现人神”身份，也忽视了中国封建政府同样具备一定的政教合一的特性。
结论：我觉得很多答案简单来说，就是鼓吹民族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为本质，实际上并不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式。其实这也没啥，但你还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旗帜，说自己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分析出的结果，那就有问题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认为一个是蠢，一个是坏。
蠢这个倒是很正常，许多网民的历史认识也就局限于初高中历史水平。导致这个结果，作为高中历史教师的我本人也同样具有责任。譬如为了应对考试而肆意切割教材，有利于提高成绩却不利于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建设。譬如一切为了成绩，而在新高考教学下五大核心要素的培养方面则有所缺损，这个确实是以我为首的历史老师群体的失职，但也是一种无奈。
至于坏嘛，这个大概就是为了鼓吹极端或非极端民族主义来恰饭了。恰饭并非坏事，我自己也恰饭。靠打赏在知乎恰了80块钱巨款。但是恰饭也得有底线，对吧？
5月23日，来看评论，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我把被逼乎折叠的评论都重新放了出来，我不是很喜欢折叠评论。
一、基督教为什么会崛起
首先从外国开始谈，在谈到外国的教权有没有大过王权之前，我觉得应该首先看一看外国人（我觉得你说的应该就是欧洲人）为什么信教。至于信什么教这一点，我觉得你说的应该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基督教，毕竟你明确的使用了“西欧”这一词汇。
教会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之强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在此时甚至后世如同摧枯拉朽一样战胜各地的原始宗教，并非是他们的信仰更为高尚，也并非是他们的神明真的强力，最为本质的原因不过是社会组织的力量而已。即“教会这一组织在社会行动中更为有力而且更为完善”。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社会性？
在基督教早期的时候，它仍然具有一切受到政府厌恶的特点，譬如秘密集会、反对从军、反对其他信仰等等。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被统治了不同区域文化的罗马帝国政府所接纳。
为了让基督教传播开来，在传教的过程之中，基督教徒们逐渐转换了传教的思路，将原本的秘密教会改为迎合社会需求和政府的需求。换句话说就是政府想要什么，那就给他什么。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想尽一切办法谋发展，找前途。
举个简单的例子，罗马帝国最大的经济特点是什么？是承认绝对私有制。由于女性拥有了财产经营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在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女性有产阶级。她们拥有自己的资产，并且通过经营资产获益，此外还能获得受教育权等一系列相关的权利。因而开始在帝国境内进一步要求女性的相关权利。
那基督教怎么办？长期以来，基督教一直支持教内皆兄弟的平等观点，只不过过去往往执着于下层阶级，难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既然如此，便完全可以高调一些，公开支持男女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地位，并尽可能支持社会生活中的平权运动，这一点在东地中海的区域表现的是相当多的。通过这一手段，基督教会就得到了贵妇人们的支持，不仅有了自己的基本盘，也有了进一步向上层发展的基础。要知道君士坦丁也是在其母海伦娜的影响之下产生了对基督教的好感。
至于下层阶级，这是基督教的原初基本盘，所以更要维持。在这方面具体表现为鼓励社会底层和奴隶阶级信仰基督教，同时主张解放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到了查士丁尼时期，通过《法学阶梯》和《民法大全》，罗马人正式废除了对于解放奴隶的数额禁令，规定主人对于解放奴隶的时间和数额没有限制，这也与基督教的努力有着一定的关系。
除此之外，基督教还主张济贫赈灾，主动协助政府主持相关工作。这就进一步在混乱的三世纪危机期间将自己的反政府色彩洗白了，基督教在此时就已经从一个反政府的教会变成了爱国爱民的皇帝之友了。
既然走到了上层，那就要获得君主的支持。如何获得君主的支持？很简单，神化君主。要知道，不光是东方的君主喜欢君权神授，西方的君主也一样喜欢君权神授。罗马皇帝的皇冠除了传统的橄榄枝皇冠外，还有来自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金刺冠（详见自由女神的脑壳）。既然皇帝喜欢给自己增添神性，那基督教就给予皇帝陛下神性。
以上是4世纪耶稣的图片，他驾驶着太阳战车，头戴赫利俄斯的冠冕。通过改变形象的方式，进而暗示皇帝的神性。同时又因为一神教的特点，因而更会受皇帝的偏好。
既然做了初一，那迟早就走到十五。在作出了宗教暗示之后，拉文那的教堂率先做出改革，在5世纪大胆废除了太阳战车，将耶稣的形象套上了皇帝的紫袍与金甲，用希腊地区的马其顿王权十字加强了耶稣脑袋后面的太阳日冕光环。说白了此时的耶稣形象已经与皇帝的形象重合了，教会对皇帝的支持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像传说中北魏石窟的神像是按照皇帝的身形雕塑的一样，基督教会也是这么干的。
因此，在罗马帝国逐渐衰落的时候，历代皇帝们选择了最能够支持皇权加强的基督教作为辅助性的治国机构。将基督教作为辅助国家政治的工具，并且将救济难民与扶危助困等工作转移给了这个宗教。
等走到了这一步，教会也就不单单只是个纯粹的宗教了，它还是罗马帝国在大地上的影子。换句话来说，4-5世纪时期，基督教与罗马帝国政府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一体两面。随着帝国逐渐衰落，教会承担的责任与职能也日趋增加。
因而在罗马帝国西部彻底瓦解之后，教会实际上肩负起了区域治理的任务。无论是传播文化还是组织拓荒，无论是消灭匪徒还是修建集市，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教会的影子。通过从教宗到教士的多级体制，教会能够在广泛的区域内集中资源对抗各种社会自然危机，这也是中世纪教会之所以能让百姓心安理得的接纳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不信仰基督教的地方，一旦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衰弱，百姓的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是各种宗教开始争夺信徒的时候了。这种情况甚至在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也屡见不鲜，毕竟不是所有的政府都像罗马政府一样以关注基层社会为主要目的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的希腊多神教，亦或者北方的日耳曼多神教，怎么能和基督教这种职业化的救灾队相抗衡？换句话说，组织形式原始而落后的传统多神宗教，如何对抗已经如同罗马帝国政府影子一般雷厉风行的基督教？这一点不光是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就连当今的拆尼斯也无法避免。
基督教的发展并不是因为它的唯心主义，而恰恰是因为其行为有着唯物主义的规律。它能在社会动荡的时候凭借自己庞大的规模和严密的组织协助纪律管理，而且能够完成资源的调配，并且可以对当地的经济进行恢复和再发展。对于缺乏法律的区域，教会也会通过自身的权威维持法律体系，这一点在西欧进入黑暗时代之后尤为重要。换句话说，西罗马帝国虽然覆灭了，但它的影子依然通过教会在管理着蛮族丛生的西欧世界。法兰克人建立的墨洛温王朝仍然需要主教们协助组建巡回法庭，不列颠和爱尔兰的教会在努力保护文化对抗蛮人。即使到了物质比较丰富的中世纪，教会也能维持相当的物质供给。
何况教会还有他们独有的操作——女人攻势。著名的社会史著作《私人生活史》曾经介绍过一种耸人听闻的社会习惯，即在西罗马帝国衰落后出现的日耳曼王国之中，往往通过联姻来维持盟约，但部落间的联姻与断盟就像喝喝水那么简单。因而早期的日耳曼人国家往往认可一夫多妻制度，并且经常会将断盟的联姻对象“处理干净”以示自己的政治站位。
教会再次敏锐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这些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日耳曼公主们绝不会同意自己像猪一样被屠夫宰割，她们会抓住一切机会自救。那她们需要什么？第一，需要推行一夫一妻制度，以便于尽可能的降低一夫多妻制度下带来的政治行动频率。第二，推行正统信仰的夫妻观念，尽可能让夫妻关系“相对平等”的迦克墩正信代替过去残暴粗鲁的日耳曼信仰残余以及那些落后的文化。这自然而然的与教会的要求相关，既然有了共同的目的，大家自然会一拍即合。王后们承担起了对子女的教育，而子女们则在王后们的教育下变得虔诚且愿意献身于基督教会。这种行为在中世纪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圣人”路易九世与“狮心王”理查。
即使本质上并不信仰，但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对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好感，在政治行动的时候会主动地选择与教会合作。
所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西方的传统文艺作品之中，王后这个形象在面对自己的子女时，往往是“慈爱的”、“虔诚的”、“充满母性光辉的”。这种社会印象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王后们的社会行动与政治行动。毕竟对她们而言，一个充满慈爱和教会信仰的一夫一妻制度的家庭远比一夫多妻且充满暴力和政治背叛的家庭要来的稳定而安全得多。
以上是一份教会的“赡养老者物资年配给清单。”每年会给老者18摩的谷物，12量度葡萄酒，1摩的干蔬菜，1量度橄榄油，50磅奶酪（1摩的约为17升，1摩的谷物等于12.8kg）。这些物资来自于教会的资产经营和信徒的募捐。
是不是觉得很难理解？教会为什么会把自己经营的教产拿出来捐赠？很简单，因为当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之后，就对你的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多少意义了。既然如此，何不如拿这笔钱去换点更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声望、名誉、合法地位以及社会影响？
可以看出，教会具有很强的物质性和组织能力，这可不是传统的多神教甚至是东方多神教能够相比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可以力压本土的佛教道教，因为人家压根不是来跟你玩玄学的。人家就是跟你比物质和组织度的，并且还能依靠自己在罗马帝国打工的几百年经验超越你的本土优势。
二、教会在中世纪是否能够长期主导政治权力
总体上来看，我们传统认知的中世纪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时间范围。对于其时间长度的界定也有多种说法，一般来说都是从5世纪开始，但对于结束则有多种讨论。有工业革命前均为中世纪的说法，也有用1453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精确说法，也有15世纪中世纪时代结束的模糊说法。
为了便于统一，我这里就采用15世纪吧，毕竟它包含了1453年中世纪结束等多种讨论范围，那么一般来说就是5-15世纪作为中世纪。
当然这里我们所谓的教会应该是罗马教廷，毕竟题目所说的也应当是西欧的天主教会。那么在这个漫长的一千年里，教会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呢？
至少在8世纪拜占庭帝国掀起破坏圣像运动之前，罗马教廷长期是直接被罗马皇帝所直接掌控的。而查士丁尼西征服之前的罗马教廷掌握在东哥特手中，我可不认为这群信仰阿里乌斯派的哥特蛮子会听从信仰迦克墩正统的罗马教会的话。也就是说，从8世纪中期开始，罗马教廷才开始摆脱拜占庭帝国的直接管理。至于非罗马帝国管辖的区域，教会实际上并不怎么能够完全接受罗马教廷的调遣和领导。虽然大家都信仰同样的理论和神明，但此时西欧的基督教会尚且处于一个相对分散的状态，力量并不怎么团结。既然连内部团结都做不到，那就更不要谈什么对抗王权或者对抗政权之类的奢望了。
即使教宗借助了种种手段脱离了控制，但这种脱离还并非是凭借教宗一人的力量脱离的，而是借助拜占庭帝国的内部宗教分歧脱离的。由于皇帝与罗马教宗的宗教分歧，此时的君士坦丁五世拒绝了增兵意大利对抗穆斯林的要求，希望用北非的武力教训一下教宗，让教宗知道谁才是意大利的守护者。
但这种行为实际上惹怒了意大利地区的罗马人，毕竟因为宗教分歧而坐视外敌入侵，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因而教宗才能够以意大利地区基督徒代表的身份请求法兰克人增援意大利，既然皇帝陛下不帮忙，那我自己去拉外援总可以了吧？
君士坦丁五世少算了一招，此时的法兰克已经不是二百年前被纳尔西斯吊起来打的法兰克了，他们迅速南下增援罗马，真正改变了意大利地区的局势。
但之后的丕平献土却并非意味着教廷的一家独大。因为丕平献出的土地不过是过去拜占庭帝国的军镇区域而已，这些地方本来也不可能效忠法兰克人，既然如此还不如做个人情顺水推舟来的合算。
所谓的教宗国，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在中意大利地区的制度遗存而已。著名的丕平献土，实际上就是伦巴第王国趁着罗马人又在和保加利亚人撕逼（为什么要说又），偷袭了中意大利地区的罗马军镇地区。教宗向罗马皇帝求救，但皇帝无兵可派，教宗转而向法兰克求救，随后便与法兰克的宫相丕平一拍即合。
丕平作为法兰克宫廷的独裁者，早就已经成了实际上的曹公，撺掇法兰克王位不过是须臾之间的事情罢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开国君主克洛维一世曾经给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当过执政官，还是力主法兰克从阿里乌斯派转向正统派转移之人。于情于理，墨洛温王朝的君主们都没有这么“失德”。这并不符合传统拆尼斯心中“天子失德，因而禅让与新君”的宣传逻辑，当然也不是那么符合法兰克人的认知。
所以不管结果好坏，都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认可丕平的行动。就像曹魏篡汉到处宣传天有异象一样，法兰克的宫相也需要一点小小的舆论宣传，那教宗就成为了这个给丕平登基背书的人。毕竟教宗除了宗教领袖，还是罗马帝国五大牧首之一，就算是论政治地位也比克洛维从皇帝那里讨来的执政官高得多。更何况教会长期主持赈济、教育、法律审判，早已经有了良好的社会舆论形象，让教会出来背书也容易让人感到信服。
不过同样，这也证明，当历史即将进入中世纪中期时，此时的教会已经逐渐与之前的形象相比有了相当的变化。经过长期的经营之后，教会也确实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地位，并且在社会舆论之中具备了甚至于超然的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同样并非是依托于神权建立的，而是实打实的物质。
但是问题来了，这场纯粹的政治利益交换，就让教宗崛起了吗？
答案是并没有，这些土地并不足以让教宗国变成一个能够统一欧洲的超级大国，所以在教会内部，教宗仍然无法有效管理各地的教会，譬如爱尔兰之类的教会仍然维持着自治的身份。而更尴尬的是，教廷也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接收这么一块土地，结果突然被丕平塞进来一块广阔的疆域，教廷“吃撑了”。罗马教廷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将会因为这种过度的扩张而纠缠于当地的政治、社会、宗教变幻之中，还要时刻提防南方的绿海盗北上，可以说不仅没有混上好日子，反倒是日子越过越困难了。
余下的以后有机会再谈，毕竟带高二，想打点内容不容易。
6月2日
被骂烦了，不继续写了，本回答关闭。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神叫（天）帝，俗名叫老天爷，一般认为可能是殷商的祖先神，祭天的地方在南郊的天坛。没有什么比老天爷更大的，佛祖道祖都不行，赌咒发誓大部分人是指天的。当然有人把后土也指一下，但那是文化人，皇天后土一字不落，普通人知道对天发誓已经算是体面人了。
皇帝是谁呢？皇帝是这个最高神的儿子，又叫天子。所谓的得到了天命就是说，天帝把你当儿子看了。
那不就完了。要是用基督教叙事的话，就是历代皇帝都是圣子，代表圣父治理人间。你能再高能比圣子高？除非你是洪秀全。
用王权和教权的对立来研究东亚社会是很搞笑的。哪儿有什么王权教权，天下一家好吧。人陈汤都说了，别给我扯主权治权，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古有唐虞，今有强汉，惹怒了天子跑到天边也要干死你。天子不高兴了，就是天帝不高兴了，天帝不高兴了，佛祖道祖西奈山神光明神米特拉等一众小神有用吗？没用的。
夏朝尚神，商朝尚鬼，所以这两个朝代的祭祀都很活跃，掌握祭祀的人也有很高的话语权，这个时候可以说神权和王权并立，甚至可以说神权大于王权。但到了文武周公这里，文王作易，周公定礼，不仅如何预测（祭祀）有了理论和标准、客观、可重复操作的方法，而且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规则（周礼）。从此所谓的祭祀就是礼法中的一部分，都受王法的监管，都属于社会中的一部分，别无二致。所以后来孔子见到“八佾舞于庭”的时候，才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才会强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都是强调人文社会规则的作用。
用现代的流行词来解释，那就是，周礼用礼法的形式赋予天子合法性。所以自古以来，统治者的合法性完全可以不鸟什么宗教。相反，不听话的宗教就拉出去砍头。历史上外来的人似乎看不起礼法权威，于是就有了三武一宗的法难，就是不服管教的结果。而本土的宗教，早在张角的时候就已经被教做人了。看历史上的一些神秘人物，实际上都是宗教界出来的，在历史记载中上时隐时现，大有作为。诸如黄石公、张良、鬼谷子、诸葛亮、刘伯温之类的人物，都是这样。到最后，在历史上留名的宗教人物，都必定是不谋一时一世的世俗利益之人。那些想利用宗教谋取世俗利益的人，在历史上都留下骂名。
所以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一定是这样。宗教就老老实实去教人向善就好了，稍有逾越，历史有前车之鉴。
因为皇帝自己就是皇天后土的大祭司啊
你猜为啥皇上叫天子？
这个神那位仙就算显灵了，老天爷的儿子生气会给你面子？
因为某种意义上，古中国的皇帝既是一种世俗身份，也是一种宗教身份。
毕竟皇帝是天子啊。
所以你说古中国是政教合一的文明，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宗教有很多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亚伯拉罕一神教是宗教，日本那种无限拔高天皇地位的神道教也是宗教。
说到底，宗教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的表现。
古中国把天子无限拔高，崇信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宗教表现，只不过我们的世俗性更浓厚一些。
其实古中国的道教、佛教、白莲教等都曾挑战过古中国政权的地位，只不过最后都被打压下去了。
宗教天然有一种社会性，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人类面对大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它所要处理的也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
伊斯兰教不用说了，其实基督教现在对欧美社会的影响仍旧非常大。比如美国总统就职，先去教堂礼拜，后面宣誓时还要手按《圣经》宣誓。
但到了中国这里就不同了。
一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性就很强，各大宗教都是政府打压的对象。汉朝道教昌盛，直接被灭，到了唐朝，道教不得不攀附皇室，还说道教始祖是皇室先祖。而且唐朝长安城那么多宗教，看上去是宗教自由，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宗教的手段。总之，古代哪个宗教敢动摇政府的利益，分分钟就得被干。
二是如今中国是个唯物主义国家，宗教不老实也得老实。
以上两点，让中国人对宗教的破坏力没有切实的感受。
宋元明清时期，天理教啊，白莲教啊各种连关系都搞不清的宗教，像阴魂一样，不断地作乱近千年，到了清朝，都杀到紫禁城了呢。
甚至直到八十年代都还有很多打着宗教幌子搞事情的。
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基层组织比西方国家更下沉。挑战世俗政权的宗教很多，但最后都没能坐大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种程度。
因为欧洲一直没有统一。因此上，教会才会左右逢源。
别说欧洲统一了。就算是一个区域统一，比方说，英格兰。比方说，卡诺莎悔罪事件。一个地区一旦统一，皇帝肯定要干掉神权。而一个地区一旦都是一个个领主，领主们就不得不利用教会的力量统治人民。
至于东方，呵呵，我们这边的皇帝叫天子。
呃......这是对欧洲史的普遍误解。相当于，一个欧洲人说：欧洲历史上为何没有出现一个至高无上的汉献帝。
因为，在四千多年前，我们进行了一场［绝地天通］。
然后，至清朝为止，在中华大地上，王权一直把神权按在地上摩擦……
在西方国王和君主跪下亲吻教皇的衣角，乞求教皇给他们加冕的时候。我们中国，就出现了很多皇帝敕封忠臣良将为［神灵］的事情。
比如，关羽，岳飞……
神灵，在我们中国，也是受制于人间天子的。
比如根据传说，武则天就命令牡丹花神按照她的意思让百花开放。
所以，几千年来，这种事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因为中国古代王权就是最大的宗教……
相信超自然力量，且认为超自然力量人格化，对人世间的事颇为关心：
皇帝表现不好了，降灾
有冤情了，降灾
百姓没有祭祀了，降灾
大家都表现的很好，国泰民安？
不好意思，天佑我中华么。
而皇帝呢，是天子，神圣不可侵犯，大殿上随便看一眼都要杀头，大街上随便骂一句都要入狱。
每年祭天还得皇帝出面，沐浴更衣，斋祝虔诚。提到列祖列宗，都得是在天的，而且还能运用自己在天上的关系和势力，逼迫老天爷保佑自己。
要不然怎么维护自己天赋的皇权呢。
这就是儒家社会和神权社会的区别，我们对欧洲一直有个误区，那就是宗教的欧洲是黑暗的，恐怖的！可是这种黑暗只是对于罗马故地，现在的意大利而言的。
很多人都忽略了基督教之下的欧洲，在之前是什么样的。欧洲目前主流口径就是“黑暗的中世纪”，宗教带给欧洲中世纪是暗无天日。他们故意带偏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在公元4世纪之前，一直都处于原始部落状态，除意大利地区外的所有欧洲版图，都是原始部落状态，或者说还是奴隶社会。
每个地区都有各种不同的原始神崇拜，各种祭祀手段血腥残暴，所有人都在蒙昧状态，每个地区部落群体里祭司的权力巨大，甚至在部落政策上有超过首领的权力。
基督教之前跟随罗马军团进入欧洲各个角落，在四世纪西罗马崩溃之后，基督教开始在整个欧洲传教，这时候的基督教思想是比之前的原始崇拜先进的，可以明确“善与恶”“罪与罚”“天堂与地狱”，最关键是让部落首领从祭司手里夺回被分走的权力，很多部落首领选择了迎接基督教，让自己获得祭司掌握的那部分权力。
这种合作方式也决定了后来罗马教廷在欧洲的生存方式，就是当地人管理国民，教廷给予神的权力。就好像总部授权加盟商一样，没有加盟商冠名就不正宗。
基督教有一个最关键的传教的手段，就是教堂和教区概念，的中国的靠儒家理论下的宗族观念不同，基督教以神为粘合剂，把人聚合到一起，每个人都是神的子民，神管理一切，早期基督教对神的解释权在神父手中。
神父拥有一切解释权，当时的欧洲知识掌握在神父手中，而中国知识掌握在儒家人手中。底层知识教育权也被神父掌握，中国是儒家掌握底层教育权。
儒家的特点是主动拥抱皇权，理论基础就是拥护皇权，希望皇权对国家进行集权管理，而儒家就是集权管理的执行者，成功的拥抱权力然后得到权力。
而神权则是，想要掌握知识都必须先成为神父，而神权下，不允许其他思想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父们都是私下阅读其他书籍，同时在神权结构下生存，因为神父的社会地位极高，否则的话就只能去封建国王那里当牛马。
于是整个中世纪，其实是基督教在改造处于原始社会下的欧洲，基督教用了一千年把欧洲社会改造成宗教社会，绝对的权力下，宗教的腐败令人发指，贪婪的基督教最终让掌握知识的人感到厌恶，开始改造宗教。
但是欧洲宗教社会已经形成，社会秩序的惯性让欧洲整个社会结构都是这种体系，直到新的技术出现，让更多人通过非宗教体系获得知识，开始质疑宗教。
儒家做的是捆绑社会结构和基础教育，这是其他各家所做不到的。
而中国儒家把社会改造成了儒家社会，以道德为中心，血缘为工具的宗亲长老、士绅混合的团体结构。
当一个村落某姓直系后人为主的时候，儒家就会以宗亲伦理构建这个乡村社会结构。当村中各种姓氏杂处，那么掌握土地的乡绅、秀才们就会建立一套乡村结构，以道德为主要工具约束乡村日常。
每一个乡村都是一个网格，这个网格里道德大于信用和法律，每个人心里不需要懂法律，但是道德会约束人的行为，管理成本很低，缺点是解释权归于长老士绅这些人。
在新中国之前，任何政府对乡村的管理都是依靠地主士绅来完成的。
同时两千年的乡村教育史上，儒家是唯一把教育当做学派核心理念的学派，所有儒家子弟都把教书育人当做自己的使命，大儒辞官回乡，都会把教化乡民，培养弟子当做使命之一。
在隋唐之前贵族子弟以及门阀还可以靠家学学习，那时门阀贵族家中族学还有法家、玄学、道家一直都是门阀贵族的首选，从汉朝到唐末，法家和玄学一直都是高高在上，在庙堂之中显赫，但是对于底层社会结构的捆绑一直没有理论突破，于是乡村一直被儒家占领。
每当乱世来临，社会结构遭到大肆破坏后，出来稳定局面又是儒家，在这样的反复中，乡村彻底成了儒家的天下。朝中大儒或者关于辞官后都喜欢回到乡村经营，这与其他学派喜欢归隐山林不同，进一步加强了儒家在底层的影响了。
等到门阀被破，教育彻底掌握在了儒家手里，儒家垄断了乡村教育。这是儒家坚持教育的必然结果，到宋朝时，读书的种子都被儒家垄断，其他学派只能是儒家学子们参考的学问而已，宋朝法家理论依旧是朝中主要手段，但是已经不能和之前相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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