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曜封石勒为赵公后，又改国号为赵？

刘曜在石勒被封为赵公后改国号为赵，这一举动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民族关系以及政治策略考量，绝非仅仅是因石勒的晋升而一蹴而就。深入剖析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在动荡时代中，权力、身份、以及地盘争夺交织下的必然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当时的大背景。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中原大乱，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起兵，中原大地陷入了长期的分裂和混战。“五胡乱华”的局面由此形成。石勒作为羯族的首领，在北方崛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与刘曜所在的汉赵政权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刘曜，作为汉赵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之一，他的家族是匈奴人，与后赵的羯族并非同族。然而，在混乱的时代，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同民族势力之间常常需要相互联合，形成临时的联盟。石勒在北方势力强大，对刘曜的汉赵政权构成重要影响，既是盟友，也是潜在的威胁。

石勒被封赵公，并非无的放矢。这是刘曜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策略。当时，汉赵政权虽然占据了关中等地，但其根基并不稳固。北方地区，尤其是冀州一带，在历史上曾经是赵国的故土。石勒在北方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并占据了包括冀州在内的广大地区。通过封石勒为“赵公”，刘曜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了石勒在北方，特别是与赵国故地相关的统治地位。这是一种拉拢和安抚的手段，意图通过册封来稳固石勒的忠诚，避免其与汉赵政权直接对抗，将其纳入一个由汉赵政权主导的框架之内。

那么，为什么在册封石勒为赵公后，刘曜又将国号改为赵呢？这其中有几层深刻的含义和目的：

宣示对“赵国故地”的主权，并整合北方势力：刘曜册封石勒为赵公，本身就包含了对赵国故地的承认和拉拢。而当他进一步将国号改为赵时，这意味着他将自己的政权与历史上强大的赵国联系起来。在那个崇尚历史正统和“王气”的时代，能够与前朝的荣耀扯上关系，能够占据“故国”之地，对于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影响力至关重要。通过改国号为赵，刘曜试图宣示他对北方，特别是那些曾是赵国一部分的地区的统治权。他希望借此名义，将石勒及其势力更紧密地纳入到他的统治体系中，至少在政治上形成一种从属关系。这也有利于收拢那些认同赵国历史和文化的人心。

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汉赵政权虽然是由匈奴贵族建立，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大量的汉族元素。历史上，赵国（包括战国时期的赵国和秦汉时期的赵国）在中原地区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刘曜通过改国号为赵，旨在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一层“古老”和“正统”的外衣。这样做可以有效地提升政权的合法性，在与同样是“胡族”建立的政权竞争时，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平衡民族关系，笼络汉族士人：汉赵政权是匈奴建立的，但为了在汉族占主导的地区立足，必须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赵国，无论从哪个历史时期来看，都与汉族文化和历史紧密相连。改国号为赵，可以一定程度上淡化其匈奴政权的色彩，增加对汉族士人的吸引力，争取他们的效忠和帮助，从而巩固统治基础。

应对石勒日益增长的实力和野心：石勒的势力在北方不断壮大，其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都十分了得。刘曜册封石勒为赵公，一方面是拉拢，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对其潜在威胁的一种回应。然而，随着石勒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刘曜意识到仅仅一个“赵公”的头衔可能不足以完全约束他。改国号为赵，将整个政权的名字都与“赵”联系起来，可以在战略上将石勒的“赵公”地位置于一个更大的“赵”政权之下，试图在名义上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这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先发制人，通过将“赵”这个政治符号掌握在自己手中，来限制石勒未来可能提出的更高政治要求。

统一战略目标，形成合力：在当时的乱世中，汉赵政权和后赵政权（石勒的势力）都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凝聚力量，对抗其他诸如前赵、后晋等势力。通过将国号改为赵，刘曜是在尝试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框架，将石勒的力量纳入其中，共同对抗外部敌人。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整合尝试，希望通过共享“赵”这个历史符号，来达到资源共享、战略协同的目的。

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并不完全如人愿。尽管刘曜做出了这些政治上的考量和举措，但石勒的野心和实力并未因此受到完全遏制。最终，石勒的力量超越了刘曜的预期，后赵政权独立发展，并且实力远超汉赵。刘曜的改国号为赵，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通过政治手段来驾驭和整合石勒，但这种驾驭是有限的。

总而言之，刘曜在石勒被封赵公后改国号为赵，是一个集政治策略、历史认同、民族平衡以及地缘整合于一体的复杂举动。他试图借此宣示主权、提升合法性、笼络人心，并以一种更宏观的“赵”为框架来整合北方力量，尤其是纳入石勒的强大势力。虽然这一举措在策略上具有其合理性，但在权力博弈的残酷现实面前，它也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网友意见

刘曜在靳准之变前夕的身份是“屠各汉政权”的相国（官职）、都督中外诸军事（军权）、中山王（爵位），这些官爵名分本质上就是汉帝刘聪对于刘曜破两京、俘怀愍、灭西晋之功勋的封赏，也是刘曜以长安为根基的军政大权之正当性来源，所以，我们在考量刘曜称帝之后在国号上的“改汉为赵”时，首先就必须紧密结合刘曜长安政权的权力正当性来源，来评判刘曜称赵的缘由。

爵名中山：中山王爵是刘曜“改汉为赵”的权力正当性之来源

自公元311年（汉嘉平元年、晋永嘉五年）攻陷洛阳起，攻洛主力之一刘曜就在事后被论功封爵中山王，直到靳准之变后刘曜赤壁称帝前（公元318年十月），中山王都是刘曜本人的王爵名号。在公元319年六月的国号之议中，长安群臣朝议的结果被《资治通鉴》记录了下来：

光文始封卢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赵分也，请改国号为赵。

由此可见，汉光文帝刘渊最初的爵位——卢奴伯，刘曜在汉的爵位中山王，是刘曜长安政权改汉为赵的直接依据，卢奴县的位置在今河北省定州市，中山国的位置在今河北省平山县灵寿县一带，二者都在战国后期并入到赵国的版图之中，所以群臣才会指出“赵分也”，分为“分野”之义。

换言之，刘曜的长安臣僚为刘曜拟制、构造、编织了一条“卢奴伯→中山王→赵皇帝”的升格之路，虽然卢奴伯属于刘渊，而刘渊与刘曜为从父子关系，也即刘曜的祖父与刘渊的父亲为兄弟关系。但，刘聪与靳准两波屠戮之后，刘渊也没什么实力派直系子嗣可以承袭其名号了，刘曜把刘渊的“卢奴伯”拿过来用，倒也说得过去，毕竟在318年，刘曜在黄河边的赤壁（今山西河津赤石川）便在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的劝告下自称了“汉皇帝”的，也即接过了刘渊刘聪之法统。

中山王是刘曜长安政权与刘渊刘聪平阳政权之间的权力纽带，也是刘曜幕府君臣名分得以建立的基石，所以看似新生的赵政权，就必须从中山王之爵名，生长出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刘曜需要面对他帐下的被统治者，只能抓住刘渊一系的法理基础不动摇。

汉赵名位：称帝之初的刘曜或许只想继承汉国的政治遗产

在赤壁称帝到长安朝议之间的八个月间，刘曜的身份是“汉皇帝”，年号为“光初”。在汉帝刘曜的光初元年初期，平定靳准并稳定汉国内部是第一要务，所以对于当时的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军权）骠骑大将军（军衔）东单于（胡制官爵）上党公（爵位）石勒，汉帝刘曜自然只有笼络招徕的想法，这才把石勒尊为大司马（官职）大将军（军衔）加九赐（殊荣）赵公（爵位），也就是说，从“上党公”（双字爵位）升格为“赵公”（单字爵位），上党曾经在战国后期归属赵国，在汉皇帝刘曜君臣看来，是逻辑顺畅的，而且刚好应了石勒以襄国为大本营的地望。

我们通过石勒进爵赵公（318年十月）即可证明刘曜改国号为赵（319年六月）的那一份源于地望的基本逻辑，又可说明，刘曜君臣在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想着与“汉”之名号割裂。

在刘曜做汉帝的八个月中，刘曜君臣并没有在名分问题上想清楚，只是单纯想把汉国的名分与大义承继过来，用刘渊创建的“汉”，笼络靳准之乱后的人心，直到他们发现“屠各汉国”已经破烂不堪的时候，方才想起改头换面的事儿。

改弦更张：刘石绝好或许促发了刘曜君臣的改汉为赵

汉光初二年（公元319年）二月，刘曜授予石勒太宰的荣位、领大将军、进爵赵王，但石勒与刘曜的裂隙也在这一次君对臣封授行为中彻底爆发，以至于石勒并没有接受来自汉帝刘曜的赵王爵位，石勒甚至甩下了一句“管他赵王还是赵帝，我自取便可，哪里是他刘曜能够节制得了的？”的狂言。

所以，汉帝进爵赵公为赵王的礼制流程，事实上是搁浅了的，自此而后长安朝廷与赵公石勒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失控的、中断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石勒在这次事件后，就与刘曜彻底撕破了脸（绝好），独立了。

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耶？此后与刘氏绝好，俾所周知！

对于汉帝刘曜君臣而言，石勒的“实质独立”，宣告了刘曜在前一年十月继位以来践行了四个月的“继承汉国政治遗产”进程的无法进行下去，这就使得刘曜君臣萌发了“改弦更张”甚至“改旗易帜”的打算。

石勒集团的“桀骜不驯”，远超刘渊建汉之初的晋朝压迫，成为刘曜长安政权的主要敌人，从光初二年二月到六月的四个月间，刘曜君臣一方面继续其进一步征服关陇的地缘政策，一方面将大义名分做了一套全须全尾的改头换面，这才有了光初二年六月的这次朝议。

那么，二月以后的汉国体制内，石勒的官爵地位还会被刘曜承认么？私以为，至少在六月改国号时，应当是不承认的。既然石勒已经不再受到刘曜的汉国承认，那么刘曜改汉为赵时，自然不必忌讳石勒的赵公名号了。

永明光初：附着在国号“赵”之上的刘曜野望

光初二年六月，刘曜不仅把国号改成了赵，把都城正式迁往了长安，而且还在宗庙祭祀中直接以冒顿单于为祖先，予以尊奉，一改汉国礼制。

从这一点上来看，刘曜是彻底放下了刘渊尊汉高祖、汉世祖、汉昭烈之世系的“承汉路线”，彻底走上了以匈奴单于、汉光文为尊的“承胡路线”。摆出冒顿单于的神主，就是为了进一步宣扬自家的正统性，从而与匈奴别部羌渠部落出身的羯胡石勒拉开胡人心中的差距，进而争取在刘聪、靳准、石勒三人作用下不断分化的诸胡支持。

另外，按照汉魏晋时期流行的五德终始学说，“赵”在五行上为“金德”，“晋”在五行上为“水德”，“汉”在五行上为“土德”，水生金且土克水，用“汉”为号，便是对“晋”统的克灭，用“赵”为号，则是对“晋”统的继承。

需要注意的是，刘曜正是在称赵以后，方才以晋惠帝司马衷之皇后羊献容为皇后的，在311年到319年间，羊献容始终只是刘曜的妾，这个时候抬出羊献容来，按照匈奴收继婚的习俗，便是刘曜以晋惠帝司马衷为其父兄，收继其母嫂。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一种对晋惠帝之统序予以继承的政治表态，这样也能继续保持对怀愍二帝的政治否定，毕竟怀愍二帝都是刘曜直接攻灭的，刘曜自然不能承袭怀愍的统序。

那么，金德的国号多了去了，刘曜为何偏偏选择“赵”这个曾经颁发给臣下的名号呢？很简单，“赵”能够兼顾的“维度”是最多的。

除了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卢奴伯→中山王→赵皇帝”的升格路径以外，刘曜所尊奉的冒顿单于及其之后百年间的匈奴王庭都曾驻扎在阴山南麓，而阴山南麓在战国时期，也曾是赵武灵王以降的赵国领土，而且南匈奴入塞诸部的安置区也是当年以晋阳城为核心的西部赵地，称赵，既能兼顾冒顿单于到南匈奴之间四百年来的匈奴地望，又能符合中原汉魏王爵名分体系源自先秦诸侯的政治传统，自然是最合适的。

赵王自取：汉国赵公或许并非石勒称王前的爵位

对于刘曜君臣而言，刘曜原本授予石勒的赵公爵位自然是失效了，但刘聪授予石勒的上党公爵位未必失效，我猜测，光初二年二月到六月间，刘曜汉国内部估计是以“上党公”之名号来看待石勒，而且石勒也确实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是刘曜汉国认可的赵公，远不如“上党公”更加“扎实”。

我们从石勒建国后命令记室佐明楷、程阴、徐机等撰《上党国记》，也可看出石勒集团内部似乎对于源自刘曜的赵公爵位的否弃，以及对于源自刘聪的上党公爵位的认同。

换言之，自光初二年二月刘石彻底分裂之后，很可能刘石双方都已不再承认“汉国赵公”这一称号。至于石勒自称赵王，其实是在刘曜自称赵皇帝（六月）之后五个月的当年十一月，那么在当年二月至十一月之间的北方，事实上已经并不存在“汉国赵公”，遑论“汉国赵王”，更不存在“赵国赵公”或“赵国赵王”。

无论是刘曜君臣，还是石勒君臣，“汉国上党公”或许才是这十个月间，石勒的爵位名分。

而且，石勒在“绝好宣言”中，直接称呼刘曜为“刘氏”，而非“汉帝”，可证石勒集团此时（光初二年二月）至少是不把刘曜当汉帝的，至于他的权力来源刘渊刘聪，石勒暂时还没有必要否定，所以我才认为，石勒依旧是以“上党公”自居，而且是“汉国上党公”。

至于石勒之所以要在当年十一月自称赵王，绝非是对汉国赵公的升阶，而是对汉国上党公的升阶。之后十年的石勒也始终以赵王自居，并且以赵王纪年，直到消灭刘曜长安政权后，石勒方才先后自称赵天王、赵皇帝，并改以年号纪年（太和）。

至于，石勒自居赵王的十年间（319-328），究竟是否以刘渊创建的汉国为尊，是否会把刘曜对赵的寄托用在了后赵政权之上，就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参考资料

陈勇：《汉赵史论稿》
周伟洲：《汉赵国史》
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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