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南医大林伶被害一案时隔28年告破？

南医大一案，追诉时效是否届满？

根据案件信息表明，南医大凶杀案发生在1992年。我们都知道，现行刑法也被称为1997年刑法（下文称《1997刑法》），意即1997年修订的刑法，那么1992年这个案子发生时，正在生效并且实行的其实是《1979年刑法》（下文称《1979刑法》）。

事实上，在1997年新旧两大刑法“换岗”之际，关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新刑法还是旧刑法的问题，是有明确的解释规定的，这个规定就是1997年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在这个《解释》中的第1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的规定。也就是说，1997年9月30日前的罪行，已立案但因为逃避侦查、审判而超过时效的，适用旧刑法，也就是1979年刑法的规定。

那么《1979刑法》对追诉时效的这个问题是怎么规定的呢？《1979刑法》的第七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里需要注意，《1979刑法》和《1997刑法》在“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时间节点”的规定有所不同，现行刑法规定立案后便无限追诉，而《1979刑法》规定，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才无限追诉。

这种不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1979刑法》看来，只有当案件事实相对清楚，且有较为明确的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启用“无限追诉”；而在《1997刑法》看来，无论是否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只要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立案——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视为只要发现罪行（当然，发现罪行和立案还是有所区别），便可启用“无限追诉”。

而在1992年南医大一案，办案机关并没有侦破该案，更无从说起对真凶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从法律层面来看，92年的南医大凶案距今已过将近30年，法律规定的20年时效已届满。

当然，即便是79刑法，也规定了追诉时效限制的例外操作：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有的网友说适用79刑法是因为从旧兼从轻原则，这个推断过程其实是有误的。一般来说，在有法律规定的时候从法律规定，不适用法律原则。

关于凶手是否会因为追诉时效的届满而逃脱法律制裁？我认为这个答案实际上也非常的简单——不会，因为该案社会影响恶劣，即便过了追诉时效，检察机关也会通过最高检核准程序，来实现对该案的追诉。

最高检会对哪些案件核准追诉？

在许多法学院的《刑法学》教材中，刑事追诉制度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知识点。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刑事追诉时效的适用却有着大学问——因为它往往决定了是否对犯罪行为予以追诉。若因追诉时效的缘故而不予追诉，则不仅谈不上对案件的犯罪定性，更谈不上对嫌疑人的刑事处罚了。

刑事追诉时效制度并非什么无足轻重的法律制度，相反，该项制度蕴含了非常多的学问，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案例可作研究基础。

根据《刑法》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因此，最高检核准继续追诉，成了许多严重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唯一途径。

事实上，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案子并不少见，我们非常轻易的便能搜索出许多有代表性的案例。

在【韦某某故意伤害致死一案】中，安顺市人民检察院、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均认为，犯罪嫌疑人韦某在案发后改名换姓逃避侦查，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对被害人家属造成严重创伤，矛盾未化解，逐级将该案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最终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

在【邬定国故意杀人案】中，涪城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认为，邬定国故意杀人一案，虽过追诉时效，但犯罪手段残忍，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作案后长期外逃潜藏，逃避侦查，没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尽管案发21年后才落网，但死者家属、当地群众、村民委员会以及镇党委政府仍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证明由邬定国故意杀人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尚未消除，追究其法律责任是有必要的，同时，追诉并依法判处，对当前的刑事犯罪也有警示效果，能发挥震慑作用，因此根据案件性质恶劣程度和维护社会稳定要求，应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予以追诉。涪城区检察院逐级呈报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复，核准追诉。

在【陈定顺、王绍胜、陈春雷拐卖儿童一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陈定顺以出卖为目的盗窃婴儿的行为，已触犯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的规定，涉嫌绑架儿童罪，虽然已超过20年追诉期限，但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依法应当追诉。根据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陈定顺予以核准追诉。

通过上述三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检察院往往会对罪行严重、社会矛盾尚未化解、恶劣社会影响尚未消除的案件，予以核准追诉。

而我们在整理过往的刑事案例时，也不难发现，并非所有追诉时效届满的犯罪都会被最高检核准继续追诉，一些社会危害性较小、社会矛盾已基本化解、即便不追诉，对当前影响也不大的刑事案件，往往会不被核准追诉。

在【杨菊云故意杀人一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核准对嫌疑人杨菊云的继续追诉。

1989年9月2日，杨菊云与丈夫吴德禄因琐事发生口角，吴德禄因此殴打杨菊云。杨菊云乘吴德禄熟睡，手持家中一节柏树棒击打吴德禄头部，后因担心吴德禄继续殴打自己，便用剥菜尖刀将吴德禄杀死。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杨菊云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死刑。本案虽然情节、后果严重，但属于因家庭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且多数被害人家属已经表示原谅杨菊云，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杨菊云之子吴某也要求不追究杨菊云刑事责任。案发地群众反映案件造成的社会影响已经消失。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不属于必须追诉的情形，依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决定对杨菊云不予核准追诉。

在【蔡金星、陈国辉抢劫罪一案】中，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没有核准对嫌疑人的继续追诉。

1991年3月12日上午，几名嫌疑人租乘一辆面包车到被害人林文忠租住的房屋附近。按照事先约定，蔡金星在车上等候，其余五名犯罪嫌疑人进入屋内，陈国辉上前按住林文忠，其他人用水果刀逼迫林文忠，抢到装在一个密码箱内的14万余元现金后逃跑。
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蔡金星、陈国辉伙同他人入户抢劫14万余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应当适用的法定量刑幅度的最高刑为死刑。本案发生在1991年3月12日，案发后公安机关只发现了犯罪嫌疑人李建忠、蔡金文、陈锦城，在追诉期限内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蔡金星、陈国辉，二人在案发后也没有再犯罪，因此已超过二十年追诉期限。本案虽然犯罪数额巨大，但未造成被害人人身伤害等其他严重后果。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实际赔偿了被害人损失，被害人不再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综合上述情况，本案不属于必须追诉的情形，依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六条第四项规定，决定对蔡金星、陈国辉不予核准追诉。

结尾：刑事追诉制度还会有哪些发展？

在中国，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首要任务，是通过适用刑法，打击犯罪行为，制裁犯罪实施者，平息社会矛盾，震慑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其实就大致能够明白，为什么有的犯罪在过了追诉时效后，会被最高检核准追诉，而有的案件却不会被核准追诉了。

总体来说，目前关于刑事追诉时效的规定相对完善。然而，目前的刑事追诉时效制度，也并非没有提升的空间。一些刑事司法从业者和刑事司法学者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对追诉时效制度改进的建议和思考。

譬如，服务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的欧阳检察官提出，是否存在不受追诉时效限制情形下，再次适用追诉时效的可能。刑法通说虽然认为第88 条的追诉时效延长是因为发生法律规定的事由，而使追诉时效暂时停止执行，但对暂时停止执行多久、何时何种情形下应当恢复执行、由谁来决定恢复执行并未进行规定。欧阳检察官认为，在出现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况后，存在再次适用追诉时效的情形——司法机关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的，追诉时效将重新启动，以此得以约束司法机关的追诉权。

在铁腕反腐的大背景之下，监察追诉时效也是个热门话题。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后，一般会产生“政务处分”或“移送检察院起诉”两种法律后果，“移送起诉”属于职务犯罪层面的程序性法律后果，直接适用刑法的追诉时效；而“政务处分”属于职务犯罪违法层面的实体性法律后果，是否需要设置政务处分的时效制度？设置多长的政务处分时效？这些都是饱受热议的话题。虽然在2019年10月1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中并没有见到时效的内容设置，但是仍然有法学家向立法机关建议设置相关的时效制度。

追诉时效在个案的适用上，也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当然，这些争议的产生，并非完全系追诉时效制度存在问题，也有涉及到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便是若犯罪所引发的不法状态持续时，应当如何进行追诉时效的起算，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另外再撰文与大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