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工农红军是怎样接纳长征来的红军，有没有发生矛盾？刘志丹的传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陕北工农红军与长征来的红军的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这次会师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关于会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摩擦以及刘志丹的传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梳理。
陕北工农红军如何接纳长征来的红军
陕北工农红军，主要是指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扎根群众的基础。
长征来的红军，主要是指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甩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抵达陕北。
陕北红军接纳长征来的红军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历史的选择与必然性：
政治上的共识： 尽管双方在发展道路和斗争策略上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双方都忠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标。这种共同的政治理想是双方结合的基础。
战略上的需要： 长征后的中央红军力量虽然得到补充，但人数锐减，装备也相对有限。而陕北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基础、游击战经验等方面有其优势。双方的结合，能够形成更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地理上的聚合： 陕北地区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和落脚点，地理位置决定了双方的会师是必然的。
2. 接纳的具体过程与形式：
欢迎与慰问：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军和当地人民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无私的帮助。陕北人民为长征干部和战士提供了食物、衣物和住所，表达了深厚的情谊。
整编与统一领导： 双方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和加强力量，进行了整编。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与陕北的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形成新的红军番号，如红一方面军（西北方面军）等。原有的中央领导机构继续发挥作用，确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经验交流与学习： 双方在会师后，也进行了经验的交流和学习。长征来的红军带来了宝贵的战略战术经验，以及在严峻考验下保持革命意志的精神。陕北红军则分享了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经验，以及与当地群众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
3. 政治思想的统一：
克服“左”倾错误影响： 在会师之前，中央红军刚刚经历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挫折，导致红军力量损失惨重。在陕北，陕北红军也受到过“左”倾路线的干扰和打击。会师后，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双方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确立正确的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并将其与陕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为红军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消除了可能存在的思想分歧。
是否发生过矛盾？
虽然整体而言，陕北工农红军与长征来的红军的会师是团结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具体操作和个体层面会存在一些摩擦或观念上的差异。这些可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
1. 对“左”倾政策的质疑与抵制：
陕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领导人就曾经抵制过当时中央的“左”倾路线。例如，在根据地建设中，他们强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而不是一味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怀疑和打击苏维埃政权本身。
长征来的红军，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路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深刻的体会。当他们看到陕北红军在某些方面没有完全按照“左”倾路线行事，甚至对其进行抵制时，可能会在初期产生一些误解。
反过来，陕北红军在与长征来的红军接触时，也可能对他们过去遭受的“左”倾路线的打击感到不满，或者对部分长征干部在执行“左”倾政策时所扮演的角色心存疑虑。
2. 地域观念与派系意识（潜在的）：
任何地方性的革命力量与来自外部的革命力量结合时，都可能存在一些地域观念或“老乡”情结。陕北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队伍和文化，而长征来的红军则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
虽然双方都忠于党，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经历的同志在初次接触时，可能会在一些习惯、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演变成小范围的误解或摩擦。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团结，并且在多次党内斗争后，干部政策和组织纪律都得到了加强。因此，这种潜在的矛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很快得到了克服。
3. 对敌情判断与斗争策略的理解差异（早期）：
尽管双方都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侧重点差异。例如，陕北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时，更侧重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白区工作。长征来的红军则经历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和野战。
在会师初期，对于如何巩固陕北根据地，如何与国民党军周旋，如何展开统一战线等具体问题，可能需要一个磨合和统一认识的过程。
总体而言，虽然存在上述潜在的矛盾点，但这些矛盾与共产党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相比，是次要的。陕北红军和长征红军的会师，是党内同志之间在共同目标下的团结与融合，更多的是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克服困难，而不是严重的派系冲突。党中央和刘志丹等领导人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团结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刘志丹的传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关于他的传闻，最主要且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36年因“白区工作”问题而被“圈起来”（即被审查、隔离审查），直到长征来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被平反。
这个传闻的背景是这样的：
1. 早期斗争中的路线分歧： 在长征前，中央红军曾遭受过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此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了关于如何开展斗争的路线分歧。当时以李德（共产国际顾问）和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推行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军事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强调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忽视了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发动。
2. 刘志丹的“白区工作”与陕北道路： 刘志丹作为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在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展现了与中央不同的斗争智慧。他强调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善于在白区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他提出的“陕北道路”或“陕甘路线”，实际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强调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
3. “清党”与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在当时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党内经常进行“清党”和政治运动，以“肃清一切反革命”为名，打击和迫害不同意见的同志。刘志丹由于在陕北地区工作，其斗争方式与中央主流路线有所不同，加上一些同志的误解或诬告，他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甚至被认为是“红小鬼”、“帝国主义的奸细”等等。在1936年初，他被“圈起来”进行审查。
4. 中央红军到达后的平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后，中央红军到达保安。此时，陕北的红军领导人如习仲勋等，一直在积极为刘志丹辩护，并向中央说明情况。当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了解了实际情况后，认识到刘志丹是忠诚的革命者，是被冤枉的。
5. 延安整风与政治结论： 在1937年春，中央正式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在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对过去“左”倾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刘志丹的功绩和正确的革命路线得到了充分肯定。
关于刘志丹的传闻的核心，就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在党的历史上曾蒙受不白之冤，成为“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但最终得到了平反，并被确立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他的“被圈起来”事件，反映了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以及纠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在领导整风运动时，对刘志丹的遭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同情，并借此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总而言之，陕北工农红军与长征来的红军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胜利，是团结力量的体现。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小的摩擦，但都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有效解决。而关于刘志丹的传闻，主要是指他曾因“左”倾路线的错误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最终被平反，并因此进一步巩固了正确的革命路线。
陕北工农红军如何接纳长征来的红军
陕北工农红军，主要是指以刘志丹、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拥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扎根群众的基础。
长征来的红军，主要是指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甩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最终抵达陕北。
陕北红军接纳长征来的红军的过程，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点：
1. 历史的选择与必然性：
政治上的共识： 尽管双方在发展道路和斗争策略上可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双方都忠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为目标。这种共同的政治理想是双方结合的基础。
战略上的需要： 长征后的中央红军力量虽然得到补充，但人数锐减，装备也相对有限。而陕北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基础、游击战经验等方面有其优势。双方的结合，能够形成更强大的革命力量，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地理上的聚合： 陕北地区成为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目的地和落脚点，地理位置决定了双方的会师是必然的。
2. 接纳的具体过程与形式：
欢迎与慰问：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军和当地人民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无私的帮助。陕北人民为长征干部和战士提供了食物、衣物和住所，表达了深厚的情谊。
整编与统一领导： 双方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和加强力量，进行了整编。红一方面军的部队与陕北的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形成新的红军番号，如红一方面军（西北方面军）等。原有的中央领导机构继续发挥作用，确立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经验交流与学习： 双方在会师后，也进行了经验的交流和学习。长征来的红军带来了宝贵的战略战术经验，以及在严峻考验下保持革命意志的精神。陕北红军则分享了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经验，以及与当地群众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
3. 政治思想的统一：
克服“左”倾错误影响： 在会师之前，中央红军刚刚经历过“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挫折，导致红军力量损失惨重。在陕北，陕北红军也受到过“左”倾路线的干扰和打击。会师后，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双方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确立正确的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并将其与陕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为红军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消除了可能存在的思想分歧。
是否发生过矛盾？
虽然整体而言，陕北工农红军与长征来的红军的会师是团结的，但也不能排除在具体操作和个体层面会存在一些摩擦或观念上的差异。这些可能的矛盾主要体现在：
1. 对“左”倾政策的质疑与抵制：
陕北的革命斗争，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领导人就曾经抵制过当时中央的“左”倾路线。例如，在根据地建设中，他们强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而不是一味地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怀疑和打击苏维埃政权本身。
长征来的红军，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左”倾路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深刻的体会。当他们看到陕北红军在某些方面没有完全按照“左”倾路线行事，甚至对其进行抵制时，可能会在初期产生一些误解。
反过来，陕北红军在与长征来的红军接触时，也可能对他们过去遭受的“左”倾路线的打击感到不满，或者对部分长征干部在执行“左”倾政策时所扮演的角色心存疑虑。
2. 地域观念与派系意识（潜在的）：
任何地方性的革命力量与来自外部的革命力量结合时，都可能存在一些地域观念或“老乡”情结。陕北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队伍和文化，而长征来的红军则有其自身的组织结构和干部队伍。
虽然双方都忠于党，但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经历的同志在初次接触时，可能会在一些习惯、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演变成小范围的误解或摩擦。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高度重视团结，并且在多次党内斗争后，干部政策和组织纪律都得到了加强。因此，这种潜在的矛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很快得到了克服。
3. 对敌情判断与斗争策略的理解差异（早期）：
尽管双方都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侧重点差异。例如，陕北红军在面对国民党军队围剿时，更侧重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和白区工作。长征来的红军则经历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和野战。
在会师初期，对于如何巩固陕北根据地，如何与国民党军周旋，如何展开统一战线等具体问题，可能需要一个磨合和统一认识的过程。
总体而言，虽然存在上述潜在的矛盾点，但这些矛盾与共产党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政治思想工作相比，是次要的。陕北红军和长征红军的会师，是党内同志之间在共同目标下的团结与融合，更多的是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克服困难，而不是严重的派系冲突。党中央和刘志丹等领导人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团结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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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关于他的传闻，最主要且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36年因“白区工作”问题而被“圈起来”（即被审查、隔离审查），直到长征来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被平反。
这个传闻的背景是这样的：
1. 早期斗争中的路线分歧： 在长征前，中央红军曾遭受过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此过程中，党内也出现了关于如何开展斗争的路线分歧。当时以李德（共产国际顾问）和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推行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军事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强调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忽视了根据地建设和群众发动。
2. 刘志丹的“白区工作”与陕北道路： 刘志丹作为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在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展现了与中央不同的斗争智慧。他强调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善于在白区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他提出的“陕北道路”或“陕甘路线”，实际上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强调根据地建设和统一战线。
3. “清党”与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在当时的“左”倾路线影响下，党内经常进行“清党”和政治运动，以“肃清一切反革命”为名，打击和迫害不同意见的同志。刘志丹由于在陕北地区工作，其斗争方式与中央主流路线有所不同，加上一些同志的误解或诬告，他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甚至被认为是“红小鬼”、“帝国主义的奸细”等等。在1936年初，他被“圈起来”进行审查。
4. 中央红军到达后的平反：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后，中央红军到达保安。此时，陕北的红军领导人如习仲勋等，一直在积极为刘志丹辩护，并向中央说明情况。当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了解了实际情况后，认识到刘志丹是忠诚的革命者，是被冤枉的。
5. 延安整风与政治结论： 在1937年春，中央正式为刘志丹等人平反昭雪。在随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对过去“左”倾路线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刘志丹的功绩和正确的革命路线得到了充分肯定。
关于刘志丹的传闻的核心，就是他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在党的历史上曾蒙受不白之冤，成为“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但最终得到了平反，并被确立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他的“被圈起来”事件，反映了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以及纠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在领导整风运动时，对刘志丹的遭遇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同情，并借此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
总而言之，陕北工农红军与长征来的红军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胜利，是团结力量的体现。尽管可能存在一些小的摩擦，但都在党的领导下得到了有效解决。而关于刘志丹的传闻，主要是指他曾因“左”倾路线的错误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最终被平反，并因此进一步巩固了正确的革命路线。
网友意见
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长征部队本身就有大矛盾，此时的中共各军，有统一的旗帜却没有实质的统一的领袖，正处于毛兼并各个势力的整合时期，陕北地方红军虽是地主，却不能不面对被反客为主的局面，因此，有人认为刘志丹是死于政治斗争并非无稽之谈。刘志丹死在前线，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被谋杀，但以周恩来来看，他至少是为了在肃反中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亲上前线，以致意外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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