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中原王朝为什么不通过开发海外殖民地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回答
中原王朝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开发海外殖民地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议题,需要从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技术和观念等多个角度来审视。

以下是对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

一、 历史与观念的制约

1. “天朝上国”的观念与农业中心的定位:
农本思想根深蒂固: 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皇帝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劝课农桑”。土地是国家最根本的财富和税赋来源,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农业文明的局限: 虽然中国有悠久的商业和海洋贸易历史,但整体社会结构和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对土地的崇拜和对“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追求,使得国家政策的重心长期放在国内的土地分配和管理上。
“非我族类”的观念: 对于海外土地和人民,中国传统观念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华夷之辨”。开发殖民地意味着与非汉民族共存、管理,这在传统观念中并不占据优先地位。相比之下,将国内的“流民”或“无地者”重新安置在国内土地上,被认为是更符合“化民成俗”的政治目标。
“内向型”的政治思维: 中国王朝的政治重心始终在国内。统治者更关注如何管理好现有的疆域和人口,而非向外扩张领土以解决内部问题。海外殖民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治理模式和长期的投入,这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就近管理的模式有所不同。

2. 对“边疆”和“海外”的认知差异:
在中国古代,“边疆”通常是指与中原王朝接壤的陆地地区,这些地区虽然也曾面临治理挑战,但其纳入王朝版图的逻辑相对清晰(征服、册封、羁縻)。
而“海外”则是一个更遥远、更模糊的概念。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有过的海洋活动(如郑和下西洋),其目的更多是朝贡贸易、宣示国威,而非建立永久性的殖民地。

二、 经济与技术上的阻碍

1. 高昂的成本与风险:
远洋航行与运输的困难: 在古代,远洋航行技术虽然存在,但远不如现代发达。运输大量人口、物资、军队到遥远的海外,需要庞大的船队和精良的导航技术,成本极高且风险巨大(风暴、海盗、疾病等)。
建立殖民地的长期投入: 成功建立并维护一个殖民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用于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军事保护、管理当地人口、发展经济等。这对于一个本就面临土地兼并压力的王朝来说,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经济回报的不确定性: 虽然海外可能有资源,但开发殖民地的经济回报是长期且不确定的。相比之下,国内的土地即使被兼并,其税赋和产出仍然是可见的,国家更倾向于从中挖掘潜力,而非冒险投资一个未知的海外项目。

2. 国内经济结构的制约:
农业经济的惯性: 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中国经济的根基仍然是农业。殖民地经济如果以农业为主,容易与国内产生竞争,而且在新土地上建立起成熟的农业体系需要时间和技术。
技术瓶颈: 古代中国虽然在某些领域技术领先,但在大规模海外殖民所需的海事技术(如大型远洋货运和军舰)、殖民地建设技术(如新物种引进、土地开发效率)等方面,可能存在技术瓶颈。

三、 社会与政治因素

1. 政治动荡与王朝周期:
王朝更迭的风险: 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频繁,许多王朝在土地兼并问题严重时,自身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此时,王朝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统治、镇压内乱、抵御外敌,难以抽调资源去进行耗时耗力的海外殖民活动。
统治者优先考虑的议题: 统治者更关注如何巩固权力、稳定内部、增加税收,这些目标更容易通过在国内进行土地改革、开垦荒地、抑制兼并来达成,而不是将资源分散到海外。

2.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考量:
“离土不安”的社会心态: 大部分中国民众根植于土地,具有“安土重迁”的观念。大规模向海外移民,尤其是在缺乏社会保障和文化认同的情况下,往往会遇到民众的抵触。
精英阶层的利益: 土地兼并往往伴随着官僚、地主阶层的壮大。他们是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们的利益与大规模海外殖民活动并不必然契合,甚至可能被视为对自身利益的潜在威胁。
处理国内矛盾的逻辑: 当出现土地兼并问题时,中国王朝更习惯于在内部寻找解决方案,例如:
开垦荒地: 利用国内未开发的土地。
移民垦荒: 将人口迁移到边疆地区(但更多是国内边疆,非海外)。
抑制兼并的政策: 例如限田令、均田制(虽然难以长久执行)。
通过战争消耗人口和转移矛盾: 一些王朝会通过对外战争来消耗国内过剩的人口和缓解内部压力,但这并非殖民性质。

四、 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与动力

1. 短期行为的普遍性: 中国历代王朝在面对危机时,往往更倾向于采取短期、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以求度过眼前的难关。大规模海外殖民需要的是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战略规划和持续投入,这与王朝政治的短期性存在冲突。
2. 缺乏外部动力和竞争者: 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在东亚地区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没有强大的外部力量迫使中国发展大规模海外殖民来争夺资源或生存空间。欧洲列强之所以热衷于海外殖民,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获取战略资源以及寻找新的市场以解决国内经济矛盾(如工业革命后的过剩产能)。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这种外部竞争的压力。
3. 缺乏早期殖民的“成功案例”驱动: 相较于欧洲国家从早期的探险和商业扩张中尝到了甜头,中国虽然有海洋活动,但并没有形成以殖民地开发为目的的成功经验,自然缺乏进一步投入的动力。

五、 土地兼并的性质与解决思路

最后,还需要认识到土地兼并问题的性质。土地兼并是一个财富和权力集中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权力对资源获取的垄断。单纯将一部分人口转移到海外,并不能根本解决国内贫富差距、土地分配不公等问题。如果海外殖民地仍然是由国内的权贵阶层控制和剥削,那么土地兼并的根源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将这种不平等关系复制到海外。

总结来说,中原王朝没有大规模开发海外殖民地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观念、高昂的成本与风险、国内经济结构的限制、政治动荡的周期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考量以及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外部竞争动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历代王朝更倾向于在现有疆域内,通过行政、经济、军事等手段来应对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问题,而非采取风险更大、成本更高、且不符合主流观念的海外殖民道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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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海外殖民就不能解决前工业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

在蒸汽船发明之前,移民的交通成本是很高的。欧洲向美洲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而不是殖民地时期。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移居阿根廷的意大利裔和移居美国的德裔的人口甚至超过了殖民地时代就过去的西班牙、英格兰裔居民。在19世纪之前,新大陆对于欧洲人来说主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和资源(所以18世纪的时候法国人会觉得加勒比海的几个产蔗糖的小岛比半个美洲大陆还有价值)。美洲为欧洲疏解人口压力,接纳因为饥荒,战乱,贫困而背景离乡的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东欧人,已经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在工业革命前,从16到18世纪末,也就是整个殖民地时代,欧洲往美洲的移民一共才有141万人。平均下来,一个世纪也不过50万人。当时具备向海外移民条件的国家,也就是西欧的英法荷西葡的人口加一块,应该在3000万以上。换句话说,那个年代每个世纪向美洲移民最多只能移走总人口的60分之一。

这个数字明显是无法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口在康熙三年到雍正二年这60年间,就从9千万增长到1.2亿,暴涨了三分之一,这还是在存在大量隐匿人口的情况下。雍正摊丁入亩之后,隐匿人口的意义不大了,官方统计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不到7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5倍。与这个可怕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每百年50万,或者每百年总人口的60分之一的输出量,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还是建立在中国能够达到和同期的西欧一样的移民效率的基础上,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太平洋的宽度几乎是大西洋的两倍,而且美洲的西海岸可供开发的土地远不如东海岸,古代中国就算撞了狗屎运发现了新大陆,等着中国移民的也是两倍于西欧移民的航海距离。到了美洲之后,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发现面前就是连绵不绝难以逾越的雪山。开发富饶的美洲东海岸和经济效益巨大的加勒比海,估计还要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成本。西欧海岸线漫长,即便处于相对靠近内陆的地方,距离能够去往殖民地的海港也大概率不会超过600公里——这大概是郑州到连云港的距离。对于位于河南,四川,关中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的老百姓来说,走到海边可能就得要半条命了,要是再让人家跨一个太平洋怕不是直接就原地揭竿而起了。

至于说更近一些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那也不会改变什么。华人下南洋也下了几百年,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同期还有闯关东和走西口这样的人口大扩张,但是加一块也没有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澳大利亚的话,在21世纪人口尚且不到三千万……更不靠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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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都是天堑,如何渡海?

我们这个民族是人类早年欧亚大移民的东进兵团,越过了荒野,止步于大海,这块祖居之地雨热同期,于是农耕太早太久的中国人,非常擅于排沼泽,垒梯田,但过早地放弃了骑马,始终怠于驾船。

所以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先机,就被海岸破碎的西进兵团占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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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海南就是封建王朝移民能力的极限。至于东南亚,算一下交通费用、口粮费用、种子费用、农具费用、耕牛费用、基建费用、驻军费用、作战费用、俸禄费用,再加上经办官吏的好处,就会发现还不如直接镇压农民起义更省钱。

假如现在某个封建王朝爆发饥荒,有一百万饥民。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往东南亚移民,也就送去一万人,剩下九十九万还是要反。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赈灾,能救济最强壮的十万人,剩下九十万老弱也没法造反,或者被地方武装剿灭,或者饿死。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养两万军队,可以把这一百万人都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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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矛盾。

土地兼并问题,大多是王朝后期才出现的,此时王朝本身已经式微,在财力和意愿上都不具备开发海外殖民地的条件了。

开发海外殖民地(像中原王朝的“开疆扩土”),大多是王朝初期和鼎盛期才有条件进行的,这时王朝往往才有开疆扩土的意愿和财力。

农业时代,劳动几乎完全依托于人力,越是大一统,就越是必须限制人口流动和“转业”(像是“重农抑商”和官办垄断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高利润产业和海外贸易,打击民间的手工业和科技发展)。

而为了维护大一统,农业是稳定国家的重中之重,现代以前,农业总体还是看天吃饭的,农业人口必须充足,就像即便较近的“古代”,明清时代,上层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还是认为其“不忠”。

且中国幅员辽阔,大多数农业时代的产品都可以进行本土化生产,自然会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了。

对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朝代来说,因为稳定优先,安全优先,所以农业优先。

而彻底消化幅员辽阔的本土领地,是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陆地边疆地区的开发尚未完成(像“西部大开发”,想想这是哪年才提出的?),开发海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缺乏。

而另一方面,在工业时代之前,科技的力量很有限,大多数地区都是“不宜居”的,以前像南方和东北、西北都是“流放”“发配”的目的地,在近现代科技发展后,这些地区才开始逐渐“宜居”起来,实打实地适合大规模“移民”和经济发展。

这点对于近现代的殖民列强来说也是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瓜分非洲”、太平洋诸岛,以及殖民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也是近代后期科技发展后才实现的,早期殖民美洲带来的财富效应虽然强大,但在移民人数上仍是小规模的(因为此时各国的运输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科技树不够,长途海运人员的“非战斗减员”是常事,都不见得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所以像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国家真正开始大规模吸引移民,也是十九世纪后期才开始的事情,就像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也还是地广人稀的待开发状态,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生活在本国的欧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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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殖民这个概念直到明朝以后才有实际意义。那么可以简化为为什么明清没有通过开发海外殖民地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因为文官们不愿意。

别以为明清时代的文官还有把周礼传遍天下的热情。那种血性人早死在唐宋了。明清文官首先保命最重要,其次是维护特权。略有侧重,明朝文官更在意特权,为此甚至可以牺牲性命;清朝文官更在意性命,可以牺牲一些特权。总的来说,明清越往中后期,文官的性命和性命越安稳。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拓殖这种又危险,又没赚头的事情他们是不愿意干的。危险不说了,不服教化的生番攻进来负责绥靖的地方官有可能会被杀死在府衙里;和开发成熟的汉地相比,海外气候恶劣,瘴痢遍地,条件艰苦,不如家里蹲着;海外拓殖的巨大花费使得朝廷极其敏感,没有腐败的空间。

那么皇帝呢?

明朝皇帝自成祖之后都是儒家乖宝宝。虽然文官很难忤逆皇帝的决策,但是文官一般都能保证皇帝的决策都在自己的期望之内。有点像是大臣中汉弗莱和哈克的关系。不是说皇帝想殖民被文官堵着不让,而是文官通过消息封锁,思维驯化等等方式让皇帝从不认真考虑海外拓殖这个概念。

少数的狼人比如嘉靖,又是个有名的昏君,钱都给他拿去修道观了,哪有钱搞海外拓殖?这里要提一个万历,有狼人的心没狼人的本事,想脱离文官的束缚却没有爷爷嘉靖的手段,斗不过文官,只能自暴自弃的躲在宫里抽大烟。外面文官活干的有条不紊,有他没他一样。万历基本上算是中国海外拓殖的最后机会了。

清朝皇帝呢?

清朝皇帝前期有自己的满蒙贵族团队,基本不受文官束缚,所以康雍乾三代打下了青海新疆西藏,虽然不是海外,也算拓殖了吧。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没有设置流官,而是设置将军府,办事大臣之类的特殊机构节制。乾隆之后清朝皇帝也成了乖宝宝。嘉庆道光咸丰一个赛一个的费拉。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殖民时代已经过了,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基本已经顶在了中国门口。机会已经永远丧失了。

比如兰芳共和国,面对这种送上门的殖民地,皇帝(其实就是文官)的态度是:那是“天下”之外,懒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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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张与管理成本高。

中原王朝喜欢流官式扩张。而流官统治的管理成本太高。

二。死亡率太高。

就算是欧洲人,也只是喜欢大规模迁移到北美这种纬度相近,气候相近的土地。

东西扩张远比南北扩张容易的多。

因为四川人到上海生活没多大不适。

但广东人到东北会瑟瑟发抖。

而中原东边是大海西部是高原

向北,太冷,降水太少。

向南,其实一直在向南,就是太热,各种痢疾之类的,死亡率太高。人口涨的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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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问,问就是大清光芒万丈的政策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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