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海外殖民就不能解决前工业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
在蒸汽船发明之前,移民的交通成本是很高的。欧洲向美洲最大规模的移民潮,发生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而不是殖民地时期。因此,工业革命时期移居阿根廷的意大利裔和移居美国的德裔的人口甚至超过了殖民地时代就过去的西班牙、英格兰裔居民。在19世纪之前,新大陆对于欧洲人来说主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和资源(所以18世纪的时候法国人会觉得加勒比海的几个产蔗糖的小岛比半个美洲大陆还有价值)。美洲为欧洲疏解人口压力,接纳因为饥荒,战乱,贫困而背景离乡的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东欧人,已经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在工业革命前,从16到18世纪末,也就是整个殖民地时代,欧洲往美洲的移民一共才有141万人。平均下来,一个世纪也不过50万人。当时具备向海外移民条件的国家,也就是西欧的英法荷西葡的人口加一块,应该在3000万以上。换句话说,那个年代每个世纪向美洲移民最多只能移走总人口的60分之一。
这个数字明显是无法与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提并论的。中国人口在康熙三年到雍正二年这60年间,就从9千万增长到1.2亿,暴涨了三分之一,这还是在存在大量隐匿人口的情况下。雍正摊丁入亩之后,隐匿人口的意义不大了,官方统计的人口增长速度甚至更快,不到7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5倍。与这个可怕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每百年50万,或者每百年总人口的60分之一的输出量,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了。
当然,这还是建立在中国能够达到和同期的西欧一样的移民效率的基础上,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太平洋的宽度几乎是大西洋的两倍,而且美洲的西海岸可供开发的土地远不如东海岸,古代中国就算撞了狗屎运发现了新大陆,等着中国移民的也是两倍于西欧移民的航海距离。到了美洲之后,他们走不了多远就会发现面前就是连绵不绝难以逾越的雪山。开发富饶的美洲东海岸和经济效益巨大的加勒比海,估计还要在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之后。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成本。西欧海岸线漫长,即便处于相对靠近内陆的地方,距离能够去往殖民地的海港也大概率不会超过600公里——这大概是郑州到连云港的距离。对于位于河南,四川,关中这些人口稠密的地区的老百姓来说,走到海边可能就得要半条命了,要是再让人家跨一个太平洋怕不是直接就原地揭竿而起了。
至于说更近一些东南亚和澳大利亚,那也不会改变什么。华人下南洋也下了几百年,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构成,同期还有闯关东和走西口这样的人口大扩张,但是加一块也没有解决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澳大利亚的话,在21世纪人口尚且不到三千万……更不靠谱了。
长江都是天堑,如何渡海?
我们这个民族是人类早年欧亚大移民的东进兵团,越过了荒野,止步于大海,这块祖居之地雨热同期,于是农耕太早太久的中国人,非常擅于排沼泽,垒梯田,但过早地放弃了骑马,始终怠于驾船。
所以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先机,就被海岸破碎的西进兵团占据了。
台湾和海南就是封建王朝移民能力的极限。至于东南亚,算一下交通费用、口粮费用、种子费用、农具费用、耕牛费用、基建费用、驻军费用、作战费用、俸禄费用,再加上经办官吏的好处,就会发现还不如直接镇压农民起义更省钱。
假如现在某个封建王朝爆发饥荒,有一百万饥民。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往东南亚移民,也就送去一万人,剩下九十九万还是要反。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赈灾,能救济最强壮的十万人,剩下九十万老弱也没法造反,或者被地方武装剿灭,或者饿死。
如果花一百万两银子养两万军队,可以把这一百万人都杀了。
这里有一个矛盾。
土地兼并问题,大多是王朝后期才出现的,此时王朝本身已经式微,在财力和意愿上都不具备开发海外殖民地的条件了。
开发海外殖民地(像中原王朝的“开疆扩土”),大多是王朝初期和鼎盛期才有条件进行的,这时王朝往往才有开疆扩土的意愿和财力。
农业时代,劳动几乎完全依托于人力,越是大一统,就越是必须限制人口流动和“转业”(像是“重农抑商”和官办垄断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高利润产业和海外贸易,打击民间的手工业和科技发展)。
而为了维护大一统,农业是稳定国家的重中之重,现代以前,农业总体还是看天吃饭的,农业人口必须充足,就像即便较近的“古代”,明清时代,上层对于移民海外的国人还是认为其“不忠”。
且中国幅员辽阔,大多数农业时代的产品都可以进行本土化生产,自然会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了。
对于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朝代来说,因为稳定优先,安全优先,所以农业优先。
而彻底消化幅员辽阔的本土领地,是至今都还没有完全做到的事情,陆地边疆地区的开发尚未完成(像“西部大开发”,想想这是哪年才提出的?),开发海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缺乏。
而另一方面,在工业时代之前,科技的力量很有限,大多数地区都是“不宜居”的,以前像南方和东北、西北都是“流放”“发配”的目的地,在近现代科技发展后,这些地区才开始逐渐“宜居”起来,实打实地适合大规模“移民”和经济发展。
这点对于近现代的殖民列强来说也是一样的,真正意义上的“瓜分非洲”、太平洋诸岛,以及殖民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也是近代后期科技发展后才实现的,早期殖民美洲带来的财富效应虽然强大,但在移民人数上仍是小规模的(因为此时各国的运输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为科技树不够,长途海运人员的“非战斗减员”是常事,都不见得能平安到达目的地),所以像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移民国家真正开始大规模吸引移民,也是十九世纪后期才开始的事情,就像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也还是地广人稀的待开发状态,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生活在本国的欧洲部分。
海外殖民这个概念直到明朝以后才有实际意义。那么可以简化为为什么明清没有通过开发海外殖民地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因为文官们不愿意。
别以为明清时代的文官还有把周礼传遍天下的热情。那种血性人早死在唐宋了。明清文官首先保命最重要,其次是维护特权。略有侧重,明朝文官更在意特权,为此甚至可以牺牲性命;清朝文官更在意性命,可以牺牲一些特权。总的来说,明清越往中后期,文官的性命和性命越安稳。
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拓殖这种又危险,又没赚头的事情他们是不愿意干的。危险不说了,不服教化的生番攻进来负责绥靖的地方官有可能会被杀死在府衙里;和开发成熟的汉地相比,海外气候恶劣,瘴痢遍地,条件艰苦,不如家里蹲着;海外拓殖的巨大花费使得朝廷极其敏感,没有腐败的空间。
那么皇帝呢?
明朝皇帝自成祖之后都是儒家乖宝宝。虽然文官很难忤逆皇帝的决策,但是文官一般都能保证皇帝的决策都在自己的期望之内。有点像是大臣中汉弗莱和哈克的关系。不是说皇帝想殖民被文官堵着不让,而是文官通过消息封锁,思维驯化等等方式让皇帝从不认真考虑海外拓殖这个概念。
少数的狼人比如嘉靖,又是个有名的昏君,钱都给他拿去修道观了,哪有钱搞海外拓殖?这里要提一个万历,有狼人的心没狼人的本事,想脱离文官的束缚却没有爷爷嘉靖的手段,斗不过文官,只能自暴自弃的躲在宫里抽大烟。外面文官活干的有条不紊,有他没他一样。万历基本上算是中国海外拓殖的最后机会了。
清朝皇帝呢?
清朝皇帝前期有自己的满蒙贵族团队,基本不受文官束缚,所以康雍乾三代打下了青海新疆西藏,虽然不是海外,也算拓殖了吧。所以在这些地方也没有设置流官,而是设置将军府,办事大臣之类的特殊机构节制。乾隆之后清朝皇帝也成了乖宝宝。嘉庆道光咸丰一个赛一个的费拉。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殖民时代已经过了,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基本已经顶在了中国门口。机会已经永远丧失了。
比如兰芳共和国,面对这种送上门的殖民地,皇帝(其实就是文官)的态度是:那是“天下”之外,懒得管。
一。扩张与管理成本高。
中原王朝喜欢流官式扩张。而流官统治的管理成本太高。
二。死亡率太高。
就算是欧洲人,也只是喜欢大规模迁移到北美这种纬度相近,气候相近的土地。
东西扩张远比南北扩张容易的多。
因为四川人到上海生活没多大不适。
但广东人到东北会瑟瑟发抖。
而中原东边是大海西部是高原
向北,太冷,降水太少。
向南,其实一直在向南,就是太热,各种痢疾之类的,死亡率太高。人口涨的不快。
千万不要问,问就是大清光芒万丈的政策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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