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打了几十年仗，为何碰上匈奴却不堪一击？
首先，晋朝的军事体制和将领素质，远不如其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
晋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其训练方式和战术思想，更多地继承了汉朝的经验，并且在承平时期有所懈怠。与草原民族的游牧骑兵不同，晋军更侧重于步兵方阵的训练，强调阵列的严整和正面推进。然而，匈奴骑兵机动性极强，擅长迂回包抄、分割击破。当面对匈奴迅雷不及掩耳的骑兵冲击时，晋军的步兵阵列往往难以发挥优势，甚至成为匈奴骑兵肆意冲杀的活靶子。
更关键的是，晋朝的军事指挥人才，在经历了北方长期的战乱后，虽然涌现出一些名将，但整体而言，能够真正理解并应对草原游牧民族作战特点的将领并不多。很多将领依旧沿用对待其他汉族政权的作战思路，缺乏对匈奴兵法的深入研究和针对性战术的开发。一旦遭遇匈奴灵活多变的战术，便常常束手无策，导致了“不堪一击”的局面。
其次，晋朝的内部政治动荡和权力斗争，极大地削弱了其整体实力。
尤其是“八王之乱”的发生，更是将晋朝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场持续多年的内乱，不仅消耗了晋朝的国力，更使得原本就负责边防的军队被大量抽调回内地参与混战。各路王爷为了争夺权力，不惜损耗兵力，甚至为了拉拢边地的部队而放松了对匈奴的警惕。这使得晋朝的边防力量变得极其薄弱，匈奴正是抓住了晋朝内乱的绝佳时机，开始了大规模的南侵。
当晋朝在内部争斗得不可开交时，匈奴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其军事力量和作战意志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他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战斗力，并且随着晋朝内部的混乱，他们也逐渐摸清了晋朝的虚实，找到了突破口。
第三，经济的衰败和民生的凋敝，直接导致了军队的补给和士气问题。
长期的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使得晋朝的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农业生产受到影响，税收锐减，这直接导致了军队的军饷、军粮和装备的供给出现严重问题。一支缺乏充足补给的军队，其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士兵们可能装备简陋，训练不足，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证。
在这种情况下，晋军士兵的士气自然无法与那些有着良好装备和稳定后勤保障的匈奴军队相比。饥寒交迫的士兵，很难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甚至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会产生畏惧心理，导致士气低落，一触即溃。
第四，匈奴自身的优势和战略的成功。
我们也不能忽略匈奴自身在军事上的特点和策略的有效性。匈奴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接受骑射的训练，身体素质和作战技巧都非常出色。他们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攻击力猛，擅长远程骑射和近距离砍杀。
同时，匈奴的领导者也并非愚蠢之辈。他们敏锐地观察到晋朝内乱的时机，并且制定了明确的侵略计划。他们可能采取了佯攻、迂回等战术，避开晋军的主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薄弱环节，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们对晋朝的边境防御体系有着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利用其漏洞。
总结来说，晋军之所以在对匈奴作战中表现得不堪一击，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
军事上的弱势： 战术思想陈旧，将领素质参差不齐，对草原作战适应性不足。
政治上的动荡： 八王之乱严重削弱了国力，分散了兵力，暴露了边防漏洞。
经济上的衰败： 军需补给困难，士气低落，士兵装备和训练不足。
对手的强大： 匈奴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优势，以及他们抓准时机的战略眼光。
可以说，晋朝在与匈奴的对决中，并非仅仅是战场上的较量，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面体现。当内部出现严重问题时，即便是曾经强大的军队，也难免会陷入被动，甚至兵败如山倒。这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即国家稳定和内部团结，是军队战斗力的坚实基础。
网友意见
现在看，正因为晋军打了几十年仗经验非常丰富，而南匈奴反倒承平日久，很多年没打过仗，所以309年汉赵两次进攻洛阳，都被晋军以绝对劣势以少胜多大败，而且过程还都非常搞笑[1]：
秋，八月，汉主渊命楚王聪等进攻洛陽；诏平北将军曹武等拒之，皆为聪所败。聪长驱至宜陽，自恃骤胜，怠不设备。九月，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聪大败而还。
冬，十月，汉主渊复遣楚王聪、王弥、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帅精骑五万寇洛陽，大司空雁门刚穆公呼延翼帅步卒继之。丙辰，聪等至宜陽。朝廷以汉兵新败，不意其复至，大惧。辛酉，聪屯西明门。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壬戌，聪南屯洛水。
八月份的第一战，弘农太守自己带着一些郡兵（大概）夜里劫寨，就将刘聪击破逃走，而十月份的第二战，北宫纯率领千里迢迢赶来勤王的西凉骑兵千余又是发动夜袭，再一次给洛阳解围（号称1000破5万骑，史书数字，仅供参考）。
不过这个时候骑射党的喜欢说的一个优点多少又体现了出来（汉赵一次出兵5万骑可能是吹水，不过这么说应该确实是骑兵为主的）那就是失败了可以跑，出击的晋军毕竟实力有限，弘农太守的郡兵估计基本都是步兵，北宫纯人实在太少，所以两次刘聪可能都可以全身而退，对于汉赵来说可能的确损失不大，不然也不至于只用了2个月就可以SL重试一次。
那有人肯定会说了，既然汉赵骑兵的战斗力和经验都拉胯到如此程度了，那怎么还能把洛阳长安打下来灭了西晋，因为八王之乱后的西晋只能说是更搞笑。
经过八王之乱后，司马越已经无法指挥得动地方了，当时晋朝的实际情况可能更接近190反董剧本，而非全国一盘棋。幽州刺史王浚一直野心割据自立，其边军骑兵始终在吃瓜坐观成败，所以没有深入内地勤王（这是B站up主的观点，不过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当时由于鲜卑乌桓已经叛离了王浚，加上年年灾荒，王浚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就算真想救也未必救得了了），那么汉赵几万骑兵给放进了中原后，对于中原以步兵为主体的军队，压力确实还是比较大的。
即便如此，在司马越和苟晞决裂之后，司马越甚至仍然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苟晞上（因为苟晞确实已奉晋怀帝密诏讨伐司马越，被司马越截获[2]），对匈奴主力则极力避战保存实力（基本也只能这么解释了）。310年，司马越带着4万人出洛阳前往许昌，因为这4万还不是司州军的全部，可能他认为经过一番微操还是可以先打败苟晞、石勒再回来的，然而司马越直接在路上忧急病死了，洛阳彻底乱成了一团。
最后一幕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完全不会打仗的坐谈客王衍接管军队，决定按礼法给东海王送葬，于是将洛阳守军、禁军、满朝公卿悉数调空东出，10万人走在路上被石勒伏击全歼[3]，这一战两个月后，刘聪才攻陷了几乎是空城的洛阳。
随后长安之战，也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剧本，匈奴军一路战术失败，然后无限重试，因为一片混乱中的晋王朝始终弄不出多少勤王援军，所以汉赵军一次次受挫一次次重来，一块块地的慢慢吃，最终还是把整个北方都吃掉了（尤其如果资治通鉴看了全过程，保证王浚、王衍这俩伏龙凤雏绝对能让你感觉南明史也就那么回事）。
参考
首先：八王之乱的「全国大乱斗」早把西晋的中央精锐部队给内耗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数量上仍然占优势，但组织效能低下、忠诚度不高的抗胡武装（比如并州刺史刘琨）/军阀势力（比如幽州都督王浚）。晋王朝根本无力控制这些地方军头。更糟的是即便经过八王之乱，晋朝的“窝里斗”也未有就此罢休～司马越坑晋愍帝、王浚坑刘琨、司马保坑索綝、司马睿坑祖逖、王敦之乱……可以说，八王之乱对晋朝最大的伤害其实是让中央权威尽失，沦落得周天子都不如的东西（连东周都没有过“王马共天下”）。
其次：刘渊率领的的半汉化的五部匈奴人并不是提主想象中那样强大，直到八王之乱结束后的好些年都被刘琨逼得只能苟在并州和司隶之间的两郡之地。真正让赵汉翻身的是刘渊本人高度汉化！《左传》《史记》《汉书》倒背如流，是南匈奴首领中少有具备汉人政治头脑和人格魅力的乱世枭雄。非常懂得拉拢北方反晋起义势力，使之在永嘉之乱后短短几年时间居然混成了北方反晋的武林盟主。奴隶皇帝石勒、飞豹王弥纷纷带队加入刘渊麾下，在刘渊、刘聪父子多次被挡在长安和荥阳城外焦头烂额时（对✓，晋朝并不是像题主想象那样在永嘉之乱后北方全面沦陷的，索綝、祖逖、李矩多次击败南匈奴好几次收复长安洛阳），帮他扫清在华北各自为战的汉人地方武装/乌堡主，解除了赵汉的后顾之忧，使之能够全力进攻“还窝里斗不止”的关中晋军残余势力。
西晋被匈奴所灭，不等于晋军全是匈奴军击败，前赵是由匈奴为主体联合青、徐的王弥，冀州的石勒，上郡的鲜卑，氐族部落等所组成。
再给另一个答案石勒部队的构成应该没有太多匈奴人，匈奴人如此高贵，想来刘渊也不会轻易给石勒用。
晋军在长久内战中已经分裂，至永嘉之乱时精锐部队还保留多少实不好说。要不是发生重大政治变局，匈奴人常规情况下打不过晋军，271年右贤王刘猛发动叛乱，被并州刺史刘钦击败。272年复叛，晋中央派胡奋为监军讨伐刘猛，数次击败刘猛，诱降其部下杀掉刘猛。
301年，讨伐赵王司马伦的战役中联军于黄桥战死八千人，司马伦军战死一万四千，而司马伦的部队都是晋军中央精锐。这是司马颖为纪念士兵的统计，《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写到：“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仅（近）十万人。”
303年，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司马颙合众二十万，被长沙王司马乂奋战杀伤六、七万之多。如果不做比较可能没什么概念，孙吴巅峰时期兵力不过二十余万，六、七万的损失相当于刘备在夷陵之战中部队竭尽覆没。即便杀伤不能算作阵亡，折中算是阵亡三万余仍是非常惨痛，尤其是世兵制情况下已没法维持常规编制，可知内战开始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募兵。
司马颖和司马越战争中双方互有胜负，阵亡已经难以统计，双方都开始频频使用胡兵，王浚手下的鲜卑、乌丸，张方手下的鲜卑，司马颖手下的匈奴亦就此登场。益州、荆州、扬州各有叛乱，南方还想让北方派兵南下帮助平乱。
当时河北流民大批到了河南地区，他们不被本地人接受，许多都向王弥投降。王弥的爷爷王颀当年打高句丽有可能把对方打出今黑龙江省外才返回，游侠王弥实是将门之后。
司马颖、司马越双方手头的精锐都损失了很多，但也不是精锐尽丧，只是司马越病死前都在跟苟晞内战，司马越手上虽然兵多，但他以权臣身份挟持天子，控制力也不强，再加上二十万部队构成的水份影响了整体战斗力，他死后部队更失去了统一意志，被石勒、王弥一战歼灭。
晋军精锐的消亡不是承平日久，是长期作战到强弩之末。
晋军藩镇之形成不是东晋才开始，自王浚、刘琨、张轨、苟晞、刘乔各领一方，已经显示出中央对地方支配力度很薄弱，各地的军事力量都是以自守为主，对中央的增援非常有限，彼此之间不相攻已算不错。后来衍生出东晋门阀政治，藩镇争夺兵权更是东晋历史一个贯彻性的话题。
再硬的筷子只有一根也很容易折断，就像铁人责怪美队因为内战削弱复仇者团结，才让灭霸有机可乘。匈奴又正好被曹操分为五根筷子数十年后终于合并，恰逢此消彼长之际。所以那首歌这么唱：“葫芦娃，葫芦娃，七个小矮人最强大。”亦或是“团结就是力量。”
接着是石勒的问题。他的部队大多是自己收编，以杂胡、晋人为主。前赵采用匈奴旧制，嫡系部队应该都按血统分配在刘聪、刘曜等诸王手里。
石勒是受司马颖嫡系公师藩号召加入军队，开始是作为成都王派系的晋军参战，后来石勒被苟晞击败，兵众皆被苟晞收编，石勒联合‘胡部大’张㔨督、冯莫突等数千人去投靠刘渊，一般认为二人的部队都是杂胡或羯人。
其后，石勒招降乌丸人伏利度二千人与诸胡，又奉刘渊之命选魏郡强壮五万为军士。石勒部队里可能有些匈奴人，但石勒部队大扩编来自他攻陷冀州后大量收编的流民，号称拥众十余万。又遣将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王浚的晋军，此晋军又含有鲜卑人）。桃豹、王阳、吴豫、冉良等人都是流民帅，流民中胡汉交杂，其中有不少原为晋军，其中有个魏郡太守刘矩率军投降石勒，刘矩这支部队还被任命为石勒中军的左翼，这些人被石勒整合后收为己用。
石勒麾下分有羯人、晋人、鲜卑、乌丸、匈奴，晋人里又以冀、幽、并、青四州之人为主。
石勒军与晋军战斗力差距还是存在的，他开始跟刘琨、王浚打，刘琨手下没有晋军精锐，除去在晋阳组成的部队，主要还得靠鲜卑人。邵续靠的只有流民军，王浚手头里是晋的边军（包括乌丸、鲜卑骑兵），所以多次把石勒按着打，故说晋军不堪一击实也不见得。石勒平定冀州依靠边打边收编当地县城和流民军，借助地区补给优势，被打败很快可以复原。
晋军那边群龙无首，晋怀帝司马炽和东海王司马越争夺兵权，将领各为其主，各行其是，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战略，就连号称“韩信、白起”的荀晞都撑不下，司马越的部队被歼灭够就更没足够力量去抗衡。
匈奴嫡系是打的最不顺一支军队，尽管刘聪的部队在“长平之战”击败司马越的部队，晋军死者十六七，凡斩获万九千级。随后刘聪军就三败于洛阳，导致石勒在侧面战场迅速发展，匈奴主力却一直止步于洛阳战区。后来刘聪召集刘曜、刘粲、呼延晏、石勒、王弥四大天王会师才彻底瓦解洛阳防线。紧接着刘聪打进关中，还一度被贾疋集结的泸水胡、氐、汉二万联军击退。况且后来刘曜的匈奴军还被石勒击败。
匈奴人的战斗力应该不是当时最强，当初刘渊劝司马颖召集匈奴五部助战，司马颖还担心匈奴人打不过王浚的鲜卑、乌丸骑兵，赵汉的军队还曾经看到刘琨麾下张肇所率鲜卑部队，望风而逃。鲜卑人的劣势是部落分支众多，不如匈奴这么统一，故很长一段时间作为赵、晋的雇佣兵。
石勒厉害也不全是能打，他一开始就有称雄之心，或拉拢流民，或以屠杀威慑，手段都是奔着统治而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大量选用北方士族稳固了统治。虽曰凶残，亦一时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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