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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阎锡山的晋军总是很有钱?

回答
关于阎锡山的晋军为何“总是很有钱”,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复杂且多层面的原因,并非简单一句“有钱”就能概括。要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晋系军阀的形成、阎锡山的政治经济手腕、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等多方面来剖析。

首先,得从晋军的“根”说起。阎锡山是辛亥革命后山西的主要领导人,他能够长期掌握山西,离不开他对山西地方特色的深刻理解和利用。

一、 土地与资源的掌控:山西的“老本”

山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煤炭、铁矿等矿产资源富集之地。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后,很早就看到了资源的重要性,并将这些资源作为晋军经济的基石。

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垄断: 阎锡山并非是简单的粗放式开发。他深谙现代工业化的重要性,通过引入技术、管理人才,逐步建立起山西的矿业、冶金、兵器工业体系。例如,他大力发展大同煤矿、平定煤矿,以及太原兵工厂等。这些企业不仅为晋军提供了武器装备,其利润也成为晋军财政的重要来源。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官营、官商合营”的模式,将重要的矿产资源和工业企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避免被其他势力染指,也保证了收入的稳定。
盐业与税收: 山西也是重要的盐产地,盐业一直是古代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阎锡山同样重视对盐业的经营和税收管理,通过专营、征税等方式,为晋军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此外,他还加强了对其他商业活动的税收管理,比如商业税、厘金等,将山西的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 阎锡山的“精打细算”与“政治经济学”

阎锡山并非一个只知靠资源吃饭的军阀,他是一个相当有政治头脑和经济运作能力的“实业家”。

开源节流并重: 很多军阀只知道“花钱”,但阎锡山却相当注重“省钱”。他本人生活相对朴素,对军队的开销也比较精打细算。他会想方设法提高军队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同时,他善于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效益。
发展地方经济,输血于军队: 阎锡山深知,军队的“钱袋子”最终还是要靠地方经济来支撑。他一方面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巩固政权,维持地方秩序,为经济发展创造相对稳定的环境;另一方面,他积极推动山西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军工产业。比如,太原的兵工厂不仅能生产枪炮,还能生产民用产品,这不仅保障了军需,也创造了商业利润。
“土政策”与“实用主义”: 阎锡山在治理山西时,也常常会推出一些“土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看比较独特,但对于稳定山西、增加财政收入却起到了实际作用。例如,他会对某些行业进行扶持或管制,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他更像是一个务实的经济管理者,而非纯粹的军事强人。

三、 外部援助与“左右逢源”

在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中,没有哪个军阀能完全孤立地发展。阎锡山也同样需要外部的支持,而他善于在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周旋。

国民政府的津贴与支持: 作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组成部分,阎锡山能够从中央政府获得一定的财政津贴和物资支持。虽然有时会因为与中央的政治分歧而受影响,但整体而言,他还是能从中分一杯羹。
与其他军阀的合作与竞争: 在北洋时期,晋系军阀与其他军阀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盟与对抗关系。阎锡山常常通过与奉系、直系等军阀进行政治交易、经济合作,甚至进行物资上的往来,来获取利益。比如,在某些时期,他会与奉系合作,以换取资源或军事支持。
对外来资本的态度: 阎锡山在对待外来资本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实用主义。他会谨慎地引进外国技术和资本,但同时也尽量保证山西的资源和工业不被外国势力完全控制,他希望在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四、 历史的“弹性”与“灰色地带”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那个军阀割据的年代,“钱”的来源往往是复杂的,并且存在一些“灰色地带”。

赋税的强征与压榨: 尽管阎锡山注重经济发展,但作为军阀,他仍然需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统治。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时期,为了筹措军饷,对民众的赋税征收可能会比较严厉,甚至出现一些压榨性的行为。
地方保护主义: 阎锡山对山西的掌控非常严密,他会将山西的资源和产业优先服务于晋军。这种地方保护主义虽然能保证晋军的经济来源,但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山西与其他地区更广泛的经济联系。

总结来说,阎锡山晋军之所以“总是有钱”,并非偶然,而是他 凭借对山西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垄断、 精明的政治经济手腕、 灵活的外部策略,以及一定的历史“弹性”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不仅是一个军阀,更是一个试图将地方经济与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实业家”。然而,这种“有钱”的背后,也可能伴随着对民众的经济压力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局限性。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将山西这个相对贫瘠的省份,通过有效的组织和运作,变成一个能够长期供养一支庞大军队的经济体。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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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发下官土来,在乡下也由闾长卖。像李如珍那些吸家,可以在小喜那里成总买私土;只有破了产的光杆烟鬼,每次只买一分半分,小喜不愿支应,才找闾长买官土。按当时习惯,买官土要用现钱,不过这在别的闾里可以,铁锁这些外来户,不赊给谁怕得罪谁,赊出去账又难讨,因此除了收粮秣借款以外还要讨官土账。借款也不易收,土账也不易讨,自己要出的款也没来路;上边借款要得紧了,就把卖官土钱缴了借款;官土钱要得紧了,又把收起来的借款顶了官土钱;两样钱都不现成,上边不论要着哪一样,就到福顺昌先借几块钱缴上。
官土又叫“戒烟药饼”,不过那只是官家那样叫,老百姓都叫“官土”。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
实行官卖鸦片,就必然涉及毒品的来源问题。据说,“1930年以来雁北各县与察、绥接壤之区,农民仿效该两省种了不少烟苗。每到烟土收割的时候,阎锡山即派人低价强迫收购,每两3角,并规定隐藏不交者严惩。农民迫于政府威力不敢不交。到1932年,共收烟膏20余万两,连同禁烟考核事务所存储以前没收的烟土10余万两,共30余万两,作为首批药饼。”
据绥区屯垦督办办事处编制的《绥区屯垦第四年工作报告》统计:整个垦区1933年种植面积为114265.9亩,其中:糜子24628.5,特种作物(主要指罂粟)5756.9亩;1934年种植面积为131013.5亩,其中糜子35565.8亩,特种作物9405.4亩;1935年种植面积为168268.6亩,其中:糜子72185.9亩,特种作物10347.1亩。三年之中,特种作物种植面积累计尚没有达到3万亩的计划。
多年以来,甘肃、青海、宁夏等省所种大烟行销内地,大都以绥远为集散地。为了满足需要,阎锡山又另辟蹊径,在绥远设立办事处,派员常川驻扎,专事采买烟土。然而,既要专卖,就必须有源源不断的、固定的毒品来源,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自种,也就是官种。因为阎锡山早在20年代就标榜,山西罂粟早已禁种,再由民间大规模种植实在有违舆情。此外,官种的好处还在于“肥水尽入自家田”。
官种罂粟的最佳选择就是绥西垦区。这是因为:其一,绥西偏处一隅,较为隐蔽;其二,以军队发展生产为幌子,易于掩护;其三,后套地区土地肥沃,适合罂粟生长。这样,以发展生产,寓兵于农为号召的绥西垦区,就成了阎锡山官卖鸦片的重要原料产地,从而失去了其原有的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根据官卖鸦片的需要,绥区屯垦办事处对种植罂粟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预计整个垦区的种植面积要达到3万亩。
据统计,戒烟药饼正式发售始于1932年8月,起先每月销量约为20余万两,以后逐年增加。到1937年,前后共获利2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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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山西人,首先说个主观的:我们阎长官NB啊!!!

下面聊点稍微客观点的。

阎锡山,1883-1960,清末举人。16岁帮助叔父经商。所以他从小是个聪明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0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之后中举。说这个,说明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首鼠两端,而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辛亥革命率领山西成为全国第五个宣布独立的省份。并且,他击毙了当时的山西巡抚,而不是和湖北或者江苏一样捧原来的行政长官做主。

山西在民国时期富庶的原因有很多,先从外因来说:1.晋商自明末以来就是中国第一大商业集团。山西贯东西通南北,位置重要。2.不是山西有多富裕,而是其他省份太乱。东北:遍地响马;东部沿海:既有外国的压榨,军阀、兵变一片一片的。。

内因:1.山西的兵工厂为全国三大兵工厂之一,所以境内相对和平,有发展的环境。2.劝农桑,这几乎是唯一这么做的军阀。3.个人魅力。他作为一个军阀,文采出众,并且很有口才,出过书,能讲课。不像当时山东的土鳖:上头尖来下头粗。

另外,当时山西搞的基本是地方保护主义。当时山西的铁路动脉:同蒲线(大同-风陵渡),采用的是窄轨。火车能出不能进。

归根到底一句话:不是当时山西富,而是外面的世界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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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能人,乱世能保河东平安,只要百姓安居乐业,收的农业税和工商业税,也够吃饭。比我们陕西好多了。晋陕两省,省情非常类似,但陕西从辛亥一直乱到三十年代,土匪活跃到1950年代。

说点题外的,阎锡山没有起义,真是反逻辑。

第一,晋阎政权比国民党政权早的多,根本没有必要为国民党政权殉葬。

第二,晋阎的政治理念很接近共产主义,和延安合作深度很大。

第三,太原围城时,三大战役都结束了,困兽根本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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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山西相对比较稳定,阎锡山是少有的注重发展的军阀之一,比较稳固的后方,重视发展的领导人,环境还是不错的。再说山西煤矿资源丰富,晋商传统尤在,这都为阎锡山在山西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人家阎长官算盘打得精啊,对金融方面也是很有见地的。之前他乱印军用券导致娘子关守军哗变,最后用强借的白银才摆平,可以说印象深刻,所以在主政山西后力推货币改革。30年代把马列主义学者请过去研究“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资本论托洛茨基照看不误,甚至研究成果还出书。

读过一点阎长官的大作《物产证券和按劳分配》,他老人家批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你没有拿错剧本,我们的阎长官早在20年代就在研究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金银本位,认为金银充当货币是一种病态,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实物作为本位,确立所谓的“物产证券”---简言之就是货币与实物挂钩。根据阎长官的理论,专门建立了实物准备库,为四银行号的发行做准备,所谓货币发行必入库,回笼货币必出库,同时通过实物准备库协调市场物价,贵卖贱买,囤积了大量的物资。事实上法币改革在山西并不顺利,一开始阎锡山就扯后腿,直到共产党进山西才不得答应推行中央金融政策,等到39年,阎老西一边要法币一边躲在山沟里玩晋钞,玩不下去了又搞实物征收。

他这个理论好不好姑且不论,但起码很适应那个操蛋的时代.......

PS:应私信要求简单补充一下时代背景好了,上世纪20-30年代,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发生过极大的动荡,国民政府本质上带有浓厚的买办性质,在主要大国放弃金本位,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出,原来的银本位无法维持,引发极大的金融动荡和市场混乱,最后只能筹划法币政策的出台。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权性质,整个货币政策实际受到了英美的直接操纵和影响,最早居然与英镑挂钩,然后美国通过中美白银协定强势介入,大家一起剪羊毛。其实透过这个背景,就会发现阎老西为什么重视“物产证券”,同时认为金银基准是“病态”了。不得不说,山西人玩钱确实比较专业。

最后中华民国的金融和经济变成了这幅德性:布赖恩.克罗泽的《蒋介石》专门为这事做了个对比,1939年,某周姓少校在军事委员会做翻译,月工资是60元,当时买双鞋都要80元。等到了1943年,买双鞋要1000元,周少校的工资一分钱没涨!而这时候阎长官已经开始推行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在军队、公务员、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度。两下一比较,阎老西简直就是业界良心,不捞偏门的话,军事委员会的周少校一年工资还买不了一双鞋,连晋军士兵都特么不如。最后甚至连中央政府都觉得他的办法好,号召大家学习模范。

这才是外人觉得晋军“有钱”的真正原因,除了发展工商业,发展兵工产业外,阎长官的物产理论功不可没。他重实物,晋军装备可能不好,但自已勉强能生产一些,钱财未必最多,但好歹能吃饱饭,这对于当时的绝大部分中国军队而言,妥妥的高富帅。另外根据阎的经济观点:“按劳分配”,那么毫无疑问,军、公、教这个算分配第一系列,待遇更是不同,当然,普通老百姓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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