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中国理工科人往往向左，而文理人往往偏右。在西方反而是文理科人多是白左，理工人更保守一些？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普遍的观察是理工科人士倾向于“左”，而文科人士则倾向于“右”。这里的“左”和“右”并非严格按照西方政治谱系来划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认知和价值取向的体现。
在中国，理工科人士为何常被认为偏“左”？
1. 集体主义与国家发展导向： 中国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在理工科领域，高度强调国家发展、集体利益和技术进步。理工科的训练本身就要求一种逻辑性、系统性和对宏大目标的追求。在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科技是国家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从事理工科研究和工作的人士，更容易被培养出一种服务于国家大局、相信国家规划和集体力量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与强调社会整体进步和国家主义的“左”翼思想有契合之处。
2. 科学主义与理性精神： 理工科的教育强调科学方法、实证精神和理性分析。这种训练使得他们倾向于用证据说话，相信通过科学和技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推崇，有时会转化为对权威和既定科学解释的信任，以及对社会改革的务实态度，而非强调个人自由或颠覆性变革。这种务实和理性，在某种程度上被解读为一种相对“左”的立场，即相信通过理性的、有组织的努力可以实现社会进步。
3. 经济结构与职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业和科技的扩张。理工科人才在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如制造业、信息技术、工程建设等，拥有更广阔的就业前景和更高的社会认可度。这些行业往往与国家投资、大型项目和整体经济规划紧密相关。职业生涯的发展轨迹使得他们更容易接触到与国家发展政策相关的议题，并从中获得职业上的回报，这可能进一步强化他们对现有发展模式的支持和对国家宏观调控的信任。
4. 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视角： 当面对社会问题时，理工科人士可能更倾向于寻找技术性的、工程性的解决方案，相信通过科学创新和制度优化能够解决问题。这种“问题解决方案”的思维模式，与一些强调通过国家力量和宏观调控来解决社会不公或效率低下的“左”翼思路有共通之处。
在中国，文科人士为何常被认为偏“右”？
1. 人文关怀与个体价值： 文科领域，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分支（如哲学、历史、法律、社会学中的某些思潮），更侧重于对人类经验、个体价值、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的探索。这种关注点容易引导出对个体自由、权利、多样性以及对社会不公和权力结构的批判性思考。在中国的语境下，这种强调个体、批判性和对人道主义的关注，有时会被认为是更偏向于“右”的价值取向，比如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的强调。
2. 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 文科的研究往往涉及对历史事件、思想流派和文化传统的深入分析。这种反思精神，有时会导向对过往某些模式的反思，对某些社会现象的质疑，以及对多元化、开放性社会环境的向往。在社会转型期，这种对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容忍和探索，可能被贴上“右”的标签。
3. 社会流动性与价值观的多元化： 相较于理工科在传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文科专业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更多的市场不确定性和职业选择的多元化。这可能促使文科人士更加关注个人发展、市场化改革以及与全球文化接轨的议题。一些人文学科和自由市场的拥护者，在中国语境下，往往被归类为更偏向“右”的价值观。
4. 对社会公平与个体权利的关注： 文科领域对社会公平、人权和个体尊严的探讨，也可能让他们对社会现状产生更深刻的批判，并可能倾向于通过法律、制度改革或社会运动来推动改变。这种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和对个体权利的捍卫，在中国社会讨论中，常常被视为具有“右”的色彩。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是对普遍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并非绝对。中国社会高度复杂，个体差异巨大，很多理工科人士也具备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而文科人士也可能对国家发展和集体主义有深厚的认同。这种“左”与“右”的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社会观察和群体认同，而非严格的政治光谱划分。
现在，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情况，以及为何那里的情况似乎与中国有所颠倒，即文理科人士多为“白左”，理工科人士则更保守。
在西方，文科人士为何常被认为偏“左”（“白左”）？
“白左”（Woke/Progressive）这个词在西方政治语境中，通常指代那些积极倡导社会公正、平权、环保、少数族裔权利、LGBTQ+权利等进步主义议题的人士。在许多西方国家，这些议题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理论支持。
1. 人文主义与批判性理论的传统： 西方大学的人文社科教育，尤其是哲学、社会学、文学批评等领域，往往继承了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思潮。这些思潮强调对既有权力结构、社会不公、种族歧视、性别压迫等的反思和挑战。因此，学习这些学科的人士，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批判性理论，并内化其核心价值，从而倾向于支持社会变革和结构性改革。
2. 少数群体权利与身份政治： 在西方社会高度多元化和强调个体身份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经常聚焦于各种少数群体（如种族、性别、性取向、文化群体）的经历和诉求。这使得学习这些学科的人士，更容易对这些群体的困境产生共情，并积极倡导保护其权利和争取平等待遇。这种对少数群体和边缘化声音的关注，是“白左”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精英教育与自由主义价值观： 在许多西方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社科高等教育的人士，往往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这种背景使得他们更有条件去思考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价值观在高等教育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传播。因此，这些群体在社会议题上的倾向性，与“白左”的标签产生了关联。
4. 对全球问题的关注： 环保、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等全球性议题，在人文社科领域也得到广泛讨论。这促使学习这些学科的人士，对这些问题更加敏感，并倾向于支持更积极的国际合作和环保政策，这些也是“白左”的典型特征。
在西方，理工科人士为何常被认为更保守？
1. 强调客观性、效率与解决方案： 理工科的训练强调逻辑、数据、实证、效率和技术解决方案。从事这些领域的人士，可能更关注实际可行的技术路径和经济效益，对抽象的社会价值和理想主义的探讨相对 less 关注。当社会议题涉及复杂的利益权衡和资源分配时，他们可能倾向于维护现有稳定和渐进式变革，而非激进的社会实验。
2. 对稳定和秩序的偏好： 科学和工程领域往往依赖于既定的规则、流程和标准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这种思维模式，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可能会让他们更倾向于维护稳定、秩序和可预测性，对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激进变革持谨慎态度。
3. 对市场经济和个人贡献的认可： 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创新和工程技术是经济增长和个人成功的关键驱动力。理工科人才通常在这些领域贡献良多，并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这种经历，可能让他们更倾向于认可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强调个人努力和竞争，对政府过度干预或福利主义的“左”翼政策可能持保留态度。
4. 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接受： 相较于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强调，部分理工科人士可能更倾向于接受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家庭模式，对激进的社会议题（如性别流动性、性别中立等）持观望或反对态度，这在某些语境下被认为是“保守”的表现。
中西方差异的根本原因分析：
1. 社会发展阶段与历史语境：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期，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科技被视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普遍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福利体系和多元文化社会。其社会议题的焦点更多地转向了如何处理多元化带来的矛盾、如何实现更深层次的社会公正以及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
2. 教育目标与价值观的侧重点： 中国教育体系在“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大叙事下，对理工科的培养带有强烈的国家目标导向。而西方人文社科的教育，尤其是在一些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更侧重于培养批判性思维、公民意识和对个体价值的尊重。
3. “左”与“右”的定义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异： 在中国，“左”更多地与国家发展、集体主义、集体利益、科技进步和理性秩序联系在一起；而“右”则可能与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个体价值和批判性反思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左”通常与社会公正、平权、进步、福利主义和批判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右”则可能与传统价值观、市场自由、保守主义、个人责任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由于定义不同，即使是相似的价值观，在不同文化语境下也可能被贴上不同的标签。
4. 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 中国经济结构中，国家计划和大型项目在理工科人才的职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西方发达经济体则更加依赖自由市场和个人创新。这种经济结构差异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
总而言之，中国理工科人士偏“左”和文科人士偏“右”的现象，以及西方文科人士的“白左”倾向和理工科人士的保守，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由各自独特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共同塑造的结果。这些现象反映了不同社会在发展阶段、价值取向和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认知上的差异。理解这些差异，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复杂动因。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 @高林 已经回答很好了，我就做一点点补充。
主要谈赤道几内亚的“左”和“右”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赤道几内亚的“左”和目前国际社会的“左”是不同的，今天赤道几内亚的“左”其实是国际社会的“右”，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大约一百年前，赤道几内亚知识分子从俄国和日本学会了Marxism，然后Marxism在赤道几内亚迅速传播。
这一时期赤道几内亚信奉Marxism的人确实是可以以“左”派自居的，相比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信奉Marxism，笃信国际主义的赤道几内亚Communists当然可以理直气壮的说自己是左派。
毕竟在上世纪30年代外蒙古还没有举行公投前，赤道几内亚的Communists在出版物里已经称呼“蒙古共和国”了。
但是时移世异，赤道几内亚Communists在夺去了赤道几内亚全国政权后，虽然意识形态从Marxism的国际主义逐渐转移为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从communism逐渐转变为National socialism，可是对外宣传话术还是没有改变。
赤道几内亚的Communists还是遵循着“左”代表先进，“右”代表落后的宣传话术，只不过“左”的定义改变了，在1849年以前，赤道几内亚的Communists认为Marxism和国际主义代表着“左”，代表着进步；而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代表着“右”，代表着落后和反动。
但是1849年后，随着赤道几内亚Marxism信仰的破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赤道几内亚一点点重新建立了起来，National socialism取代了Communists，那么自然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就成了先进和进步，而在赤道几内亚宣传话术里先进和进步就是“左”。
这就是赤道几内亚独特的“左”“右”观。
第二个问题，赤道几内亚理工科人士真的“左”吗？人文科人士真的“右”吗？
众所周知，赤道几内亚有两千年左右的封建大一统时期，而这一时期赤道几内亚一直是“儒表法里”，赤道几内亚的“法”可不是今天法律的法，而是比马基雅维利主义更赤裸更现实的一种统治术，由于过于赤裸，所以赤道几内亚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披上一层人文主义外衣，这就是“儒”。
但是呢，由于赤道几内亚自1740年以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赤道几内亚知识分子没有反思真正危害赤道几内亚的“法”，而是一股脑归罪于“表面上的“儒”。
而赤道几内亚人抛弃人文主义外衣的结果就是整个赤道几内亚越发的功利主义/现实主义/利己主义。
1846年，赤道几内亚著名的教育家行知·Tao在赤道几内亚第二大城市巴塔去世，赤道几内亚Communists，淮安·Z立刻中断和美国大使的会面，亲自赴行知·Tao家吊唁，不仅如此，昆仑等赤道几内亚Communists领袖还专门从遥远的西北胜地“an·yan”发出唁电，盛赞行知·Tao是“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还组织了一系列海内外对行知·Tao的悼念活动。
而1851年，此时赤道几内亚已经“换了人间”，行知·Tao已经不再具有“民主魂”价值，于是在昆仑批判《the life of wu xun》电影时，似乎完全忘记了5年前对行知·Tao的颂扬，发表了大量文章把行知·Tao拉出来给wuxun陪斗，还给行知·Tao定了四条罪状，判定所谓“people教育家”、“万世师表”只是徒有虚名。
更为赤裸的是1857年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人艺争论是否把菊隐·Jiao划为“Right”时，马拉博市委也争执不下，结果最后是马拉博市最高领导真·P拍板：你们认为Jiao在今后对马拉博人艺有没有用？有用就保护，没用就划为Right的。
在加上1849年后，赤道几内亚发生过多次大的社会动荡，而每一次社会动荡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普及。
在这种情况下，赤道几内亚最多的是利己主义者，虽然他们会伪装成其他主义，但是他们终究是利己主义者。
前段时间NBA在赤道几内亚经济首都巴塔举行公开赛，体育馆爆满就是证明。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赤道几内亚理工科显得比较民族主义，等会再聊。
关于左右问题，密特朗执政时期社会党议员有一句经典评论，他说当时的法国议会左右两派不约而同的对官方政策保持沉默的原因是“左派沉默因为他们的人在执政，右派沉默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执政。”这句话最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左右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标准。在某些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会被看作是左，支持民主会被看作是右。在另一些国家刚好相反要求民主的人被看作是左，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则被看作是右。理解了这一点你的问题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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