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和科技局限下的必然选择。
比如你在冷兵器时代玩三三制,且不说有木有用,光那些士兵恐怕没等打呢就跑没了。
任何事物都很难超脱出科技的局限性。比如18世纪,欧陆军队都热兵器化了,为啥还要搞密集队形呢。因为那个年代的火器还不是自动化的,而是全手动化的,效率低下。自然就得堆队形密集度来提升杀伤效率了。而20世纪中叶,步兵为啥都是散兵线居多呢,因为队形太密集了,一发榴弹恐怕一个排的编制都没了。
说个小故事:
结阵或者说是方阵,当然有指挥上士气上的便利种种,无论是英雄时代还是拿战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如果局限在archaic到共和国晚期通常来说,还往往强调有利于通过减少士兵之间间隔的数量来让己方更多的士兵面对更少的敌人。传统认识里尤其以“phalanx(方阵/山阵)”和“othismos(推/冲击)”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然后就有所谓的“hoplite debate”或者更切题的,“othismos debate”。
“重装步兵辩论”,“冲击辩论”或者更加意译一点的“方阵辩论”。
重装步兵辩论本质仍然是一个相对社会历史的问题。这个事是这样的:对于“phalanx”,其出现时间,与“hoplite”的关系,与城邦公民阶级的关系,以及其具体使用方法是不确定的。传统叙事里的“方阵来源于重装步兵的兴起,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阶级的勃兴”至少在80年前就已经被驳斥过了。其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重装步兵(Hoplitie)和方阵战术的起源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在Anthony Snodgrass的时代就已经澄清了。胸甲,头盔,护胫等的出现时间在50年代因为考古发现被推到了前7世纪以前,远早于先前绘画作品中印证的时间,更远远早于能够确认的“方阵”战术的起源时间。由此,至少在远早于所谓的“方阵”出现以前,装备重装步兵所需要的所有技术进步都已经完成。用Nierhaus的说法,不存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中,“hoplite”作为一个兵种突然集中性地出现,然后围绕着这种兵种发展出了方阵战术。其二,重装步兵的兴起不来源于公民阶级和有产,参政公民数量的增加早在The Other Greek里面就是重要话题了。具体来说,公民阶级的兴起时间早于刻板印象中“hoplite”出现的时间,这两者并非一定拥有关联性。这两个话题也就是所谓的“重装步兵辩论(hoplite debate)”的核心议题。
进一步在这一点下,具体到了“othismos”的问题——“othismos”就是所谓的盾牌相交,两军进行推搡,试图用惯性和压力压垮对方的过程。而所谓的“othismos”问题,就是辩论这一过程甚至所谓的“lock-shield”密集阵型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这里涉及其他一些子问题。比如是盾牌的重量。具体来说,步兵是否有能力在绑定圆盾后长时间在阵型内战斗的问题。Adam Schwartz对金属包裹的木盾的重量进行过推演和计算,提出盾牌的重量可能高达6.2到6.75千克。这个重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希腊地区普通人能够承受的长期持盾,在阵型中互相掩护的时间。实际上,Schwartz会进一步提到,斯巴达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体罚措施就是手持盾牌而立。这样就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盾牌相对”的推搡和冲击是否存在,包括盾牌和装甲装备的时间,也包括方阵本身的列队方式。另一个问题是标枪和投矛的存在。密集方阵中很难以有效使用投枪。于是有重装步兵是否会投掷长矛的问题。荷马似乎认为至少在单人对决中,投矛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有古典时期描绘阿基里斯等神话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携带多根矛/标枪的画面,显然是在暗示投枪的使用。但是具体在战斗中重装步兵是否会使用投枪缺乏有效的证据——部分是因为许多彩绘作品中的长枪因为时间原因难以辨认,所以无法确认普通士兵携带的投枪数量。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以后,对于反正统理论者来说,所谓的“重装步兵来源于兴起的公民阶级,以密集队形,优秀的装甲和保护财产的决心作战”大概就是所谓的“hoplite narrative”——更像是讲故事的叙事视角,而非确认的事实。
这个事的另一个侧面是军团武器的演化。此其一点,重装步兵作为短矛手经常被与长枪武器和军团士兵对比。进一步还有一种想法是,军团是主要使用剑盾武器作战的步兵,其对抗矛手时更加有效。由此问题的焦点是军团是否使用矛手的问题——实际上,军团对矛武器的使用从未因为短剑而被取代。只要阅读过古典时期常见作者,比如plutarch, Strabo,Polybius,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首先,三线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是固定的。矛仍然是常用的武器。Polybius提到了青年军(Hastatii)和三线军(triarii)在战斗前更换武器的现象。三线军的长矛被配发给前排的青年军,而后者被指示改用佩剑战斗。其次,马改之后的晚期共和国中,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到,阿莱西亚之战里的军团士兵“放下投枪,改用佩剑继续推进”,也是明显说明此时士兵正以矛阵的形式使用投枪作为长矛进行防御。帝国时期使用投枪作为反骑兵武器的说法也并不罕见。如果认为Bishop的研究是可靠的,那么他还可以指出,考古证据证明,从晚期共和国到古典帝国高峰期间,投枪(pilum)的造型越来越适合近战中作为矛和枪使用。这一点和雕刻中的发现的发现是吻合的。比如在图拉镇之柱里面,投枪插在地上以后可以支撑盾牌和头盔的重量,证明这一时期的投枪至少有一定强度,并非单纯的投掷-穿透-弯曲的标枪武器。在一些军团墓穴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墓主人手持盾牌和投枪而立——其主要武器是投枪,并非长矛。在投枪被飞镖(Plumbata)取代后,6-10世纪帝国步兵使用矛作为主要武器之一也可以侧面证明这一点。虽然仍然佩剑,但是步兵仍旧装备长矛,结阵战斗。在军团武器的组合中,取代通常矛手的长矛的并非短剑,而是投掷/近战两用的投枪。反之,短剑(gladii)和日后取代之的长剑(Spatha)一直是以副武器存在。从这一点上来说,投枪(Pilum)+短剑(Gladii)的组合被长矛(Spliculum/Lancea)+长剑(Spatha)+标枪(Plumbata)取代的核心或许是矛。从传统的“Gladius”到剑刃更加平行的“Spatha”的变化在庞贝型(pompeii gladius)中就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了。而标枪只是投枪作为投掷武器的自然演进。整个装备变化的核心仍然是矛,矛作为一种愈加重要的武器不再又投枪提供,而是转而使用专门用于近战的真正的专职矛/枪武器。
如果接受了军团士兵同为矛手的问题,那么还可以拥抱一下“othismos debate”的桂冠:
士兵究竟是侧身而立,前后相接;还是面向前方,用盾牌护住前胸,抵住前方士兵的后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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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战争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大概是现阶段最有趣的话题之一。因为很多讨论的内容仍然是以辩论的形式围绕着特定话题展开的,往往需要涉及历史学的史料,考古发现,需要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去寻找细节,最后还需要技术人员(冶炼和材料研究者/武器战斗专家)来把关——从历史重演爱好者到考古学家齐上阵,脑洞亲兄弟,口胡父子兵。当我们讨论海军话题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信息丰富程度远远远远远高于这些内容。我们知道每一天每一次交火,知道大多数技术装备的技术细节,从雷达的波长,到火炮穿深的不同计算方法。我们知道每一次反潜武器袭击的具体环境,知道每天的天气状况——虽然偶尔仍然需要借力现场发掘,但是就信息的完整度而言,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尤其是在娱乐产业和大众刻板印象里已经对古典战争产生了相当多的既定印象,好像对此已经无所不知,驾轻就熟以后,考虑到实际上我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的一无所知——就更有意思了。
“还记得那年夏天的罗2吗?满是bug,dlc多得不要脸,还彻底毁掉了大众对古典战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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