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古代乃至近代时军队为什么会列阵作战?

回答
古代乃至近代军队之所以要列阵作战,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技术和心理层面的原因。它并非仅仅是“排好队”,而是经过无数次战争实践总结出来的、最为有效的作战组织方式。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得从几个关键角度来看:

一、 火力的最大化利用与效率

这是列阵作战最直接和最核心的原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阵型,士兵们杂乱无章地涌向敌人,会发生什么?

近战时代(冷兵器): 在长矛、刀剑、弓箭为主的时代,士兵的个体战斗力虽有差异,但一旦形成密集的阵列,就能发挥出远超个体叠加的威力。
长矛方阵/密集阵: 这是最经典的例子。无论是希腊的重装步兵方阵(Phalanx)、马其顿方阵,还是罗马军团的步兵阵列,他们的核心都是将长矛密集地向前伸出。这样做的好处是:
防御性: 一层层的长矛组成了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屏障,能够有效抵挡敌人的冲锋,特别是骑兵的冲击。
攻击性: 在稳固的阵列中,士兵可以协同发力,将手中的武器以统一的节奏向前推进,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力,能够击溃敌人的阵线。士兵之间的配合,比如盾牌的格挡,长矛的刺击,步伐的一致,都要求严格的队列训练。
心理支撑: 看到身边战友肩并肩、背靠背,手中紧握着武器,能够极大地提升士气,减少恐惧。即使是最勇敢的士兵,在孤身面对敌人时也会感到颤栗,但在阵列中,他会感觉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力量倍增。
弓箭手列阵: 弓箭手也需要列阵,以便于集中射击。无论是指挥者下达“齐射”命令,还是需要保持持续的火力压制,有组织的射击阵列都能最大化弓箭的覆盖范围和杀伤力。例如,英国长弓手在百年战争中,就常常被安排在阵地两侧,形成交叉火力,以最有效的方式消耗冲上来的法国重骑兵。他们也需要训练如何在阵列中快速上弦、瞄准、射击,并进行相应的换位和保护。
战术的需要: 列阵不仅仅是防御或单纯的攻击。某些阵型,如楔形阵,是为了突破敌方阵线的薄弱点;某些阵型,如方阵,是为了在不利地形或面对强大敌人时进行防御;还有些阵型,如纵队或横队,是为了在行进中保持战力,或者在交战时快速调整部署。这一切都需要士兵们能够按照指令,在短时间内完成队形的变换。

火器时代(近代早期): 火枪、火炮的出现并没有颠覆列阵作战的原则,反而将它推向了新的高峰,并且更加强调其必要性。
火枪的局限性: 早期的火枪射击速度慢,装填麻烦,精度不高,而且威力有限。为了能够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士兵必须密集地站在一起,才能在敌人冲上来之前,发射足够多的弹丸,造成有效的杀伤。
线式战术(Linear Tactics): 这是火器时代列阵作战的典型代表。士兵们排成细长的线状,尽可能多地将火枪手的火力集中在正面。
正面火力最大化: 通过排成多列,形成纵深,当第一列射击后,迅速后退装填,第二列补上,以此类推,形成连续的火力输出,也就是所谓的“齐射”(Volley Fire)。这种集中的弹幕对敌人来说是致命的。
协同与控制: 列队作战使得指挥官能够更有效地传达命令,保持部队的纪律,尤其是在硝烟弥漫、声音嘈杂的战场上。士兵们需要严格训练,确保射击的同步性、装填的速率,以及在长官命令下能够稳步推进或后退。
抵御骑兵: 密集的火枪队仍然是抵御骑兵的有效手段。步兵通过前排士兵举枪瞄准、后排士兵装填并准备射击,或者组成所谓的“方阵”来抵御冲锋的骑兵。长官需要确保部队的队列不乱,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防御作用。
炮兵的保护: 在野战炮兵出现后,他们需要步兵的保护。步兵列阵能够为炮兵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射击空间,并及时驱散试图接近炮兵阵地的敌方步兵或骑兵。

二、 纪律与指挥的保障

列阵作战是军队纪律和指挥链得以有效运作的基石。

命令的传达与执行: 在战场上,各种信号(如号角、旗帜、口令)需要被清晰地传达和执行。整齐的队列使得指挥官能够更容易地观察到部队的状况,并将命令传递给各个单位的指挥官,再由他们传达给士兵。混乱的队伍意味着命令可能无法传达,或者被误解。
部队的控制: 士兵们紧密地排列在一起,使得指挥官能够更容易地控制他们的行动,防止他们在压力下溃散或擅自行动。一旦队伍被打乱,士兵很可能因为恐惧而逃跑,或者四散开来被敌人各个击破。
统一行动: 无论是进攻、撤退、转向还是更换阵型,列阵都要求所有士兵步调一致,行动统一。这种高度的协同性是实现复杂战术的关键。一个士兵的错误行动可能会导致整个阵列的崩溃。

三、 心理与士气因素

人不是机器,情绪在战场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集体认同感与安全感: 看到身边都是和你一样穿着制服、握着武器的战友,会产生一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安全感。这种“我们在一起”的感觉,能够极大地增强士兵的勇气,减少他们面对死亡时的孤独感和恐惧。
互相支援: 在近战中,士兵可以互相掩护、互相支援,比如用盾牌挡住旁边战友暴露的侧翼,或者在战友受伤倒下时提供帮助。列阵使得这种近距离的支援成为可能。
士气传递: 勇敢的士兵可以激励身边的战友,而溃散的士兵则会传播恐惧。整齐的阵列有助于保持部队的整体士气,防止其因个别情况而迅速瓦解。一个稳固的阵列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威慑。

四、 地形利用与战术灵活性

虽然看起来刻板,但列阵也能帮助军队更好地利用地形和进行战术调整。

防御阵地: 在开阔地带,列阵是必须的。但在有一定防御优势的地形,如山坡、河流边,军队可以通过列阵来占据有利位置,并形成坚固的防御线。
战术变换: 如前所述,各种阵型之间的转换(例如,从行军队形变成战斗队形,或者从纵队变成横队)是现代军事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都依赖于士兵们在列阵训练中培养出的高度协调性和反应能力。

总结一下:

列阵作战,在古代直至近代早期,并非是简单的“排队枪毙”,而是一种在当时技术、战术、心理和组织能力下的最优化选择。它解决了如何最大化兵器(冷兵器或火器)的效能、如何有效地指挥和控制部队、如何维持士兵的士气和勇气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缺乏严密的队列和训练,再强大的个体战斗力也无法在战场上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因为混乱而迅速败北。

随着火器威力和射速的提升,以及战场信息传递和侦察手段的进步,列阵作战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例如从密集线式阵型逐渐转向更分散、更灵活的战斗队形,但“列阵”作为一种强调组织、纪律和协同作战的理念,其核心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军队战斗力的基础。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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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科技局限下的必然选择。

比如你在冷兵器时代玩三三制,且不说有木有用,光那些士兵恐怕没等打呢就跑没了。

任何事物都很难超脱出科技的局限性。比如18世纪,欧陆军队都热兵器化了,为啥还要搞密集队形呢。因为那个年代的火器还不是自动化的,而是全手动化的,效率低下。自然就得堆队形密集度来提升杀伤效率了。而20世纪中叶,步兵为啥都是散兵线居多呢,因为队形太密集了,一发榴弹恐怕一个排的编制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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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个小故事:

结阵或者说是方阵,当然有指挥上士气上的便利种种,无论是英雄时代还是拿战这一点都是一样的。如果局限在archaic到共和国晚期通常来说,还往往强调有利于通过减少士兵之间间隔的数量来让己方更多的士兵面对更少的敌人。传统认识里尤其以“phalanx(方阵/山阵)”和“othismos(推/冲击)”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然后就有所谓的“hoplite debate”或者更切题的,“othismos debate”。

“重装步兵辩论”,“冲击辩论”或者更加意译一点的“方阵辩论”。

重装步兵辩论本质仍然是一个相对社会历史的问题。这个事是这样的:对于“phalanx”,其出现时间,与“hoplite”的关系,与城邦公民阶级的关系,以及其具体使用方法是不确定的。传统叙事里的“方阵来源于重装步兵的兴起,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阶级的勃兴”至少在80年前就已经被驳斥过了。其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重装步兵(Hoplitie)和方阵战术的起源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在Anthony Snodgrass的时代就已经澄清了。胸甲,头盔,护胫等的出现时间在50年代因为考古发现被推到了前7世纪以前,远早于先前绘画作品中印证的时间,更远远早于能够确认的“方阵”战术的起源时间。由此,至少在远早于所谓的“方阵”出现以前,装备重装步兵所需要的所有技术进步都已经完成。用Nierhaus的说法,不存在某一个特定时间点中,“hoplite”作为一个兵种突然集中性地出现,然后围绕着这种兵种发展出了方阵战术。其二,重装步兵的兴起不来源于公民阶级和有产,参政公民数量的增加早在The Other Greek里面就是重要话题了。具体来说,公民阶级的兴起时间早于刻板印象中“hoplite”出现的时间,这两者并非一定拥有关联性。这两个话题也就是所谓的“重装步兵辩论(hoplite debate)”的核心议题。

进一步在这一点下,具体到了“othismos”的问题——“othismos”就是所谓的盾牌相交,两军进行推搡,试图用惯性和压力压垮对方的过程。而所谓的“othismos”问题,就是辩论这一过程甚至所谓的“lock-shield”密集阵型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这里涉及其他一些子问题。比如是盾牌的重量。具体来说,步兵是否有能力在绑定圆盾后长时间在阵型内战斗的问题。Adam Schwartz对金属包裹的木盾的重量进行过推演和计算,提出盾牌的重量可能高达6.2到6.75千克。这个重量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希腊地区普通人能够承受的长期持盾,在阵型中互相掩护的时间。实际上,Schwartz会进一步提到,斯巴达社会中一项重要的体罚措施就是手持盾牌而立。这样就提出了许多问题。包括“盾牌相对”的推搡和冲击是否存在,包括盾牌和装甲装备的时间,也包括方阵本身的列队方式。另一个问题是标枪和投矛的存在。密集方阵中很难以有效使用投枪。于是有重装步兵是否会投掷长矛的问题。荷马似乎认为至少在单人对决中,投矛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有古典时期描绘阿基里斯等神话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携带多根矛/标枪的画面,显然是在暗示投枪的使用。但是具体在战斗中重装步兵是否会使用投枪缺乏有效的证据——部分是因为许多彩绘作品中的长枪因为时间原因难以辨认,所以无法确认普通士兵携带的投枪数量。这般如此,如此这般以后,对于反正统理论者来说,所谓的“重装步兵来源于兴起的公民阶级,以密集队形,优秀的装甲和保护财产的决心作战”大概就是所谓的“hoplite narrative”——更像是讲故事的叙事视角,而非确认的事实。

这个事的另一个侧面是军团武器的演化。此其一点,重装步兵作为短矛手经常被与长枪武器和军团士兵对比。进一步还有一种想法是,军团是主要使用剑盾武器作战的步兵,其对抗矛手时更加有效。由此问题的焦点是军团是否使用矛手的问题——实际上,军团对矛武器的使用从未因为短剑而被取代。只要阅读过古典时期常见作者,比如plutarch, Strabo,Polybius,都提到过这个问题。首先,三线军的武器装备并不是固定的。矛仍然是常用的武器。Polybius提到了青年军(Hastatii)和三线军(triarii)在战斗前更换武器的现象。三线军的长矛被配发给前排的青年军,而后者被指示改用佩剑战斗。其次,马改之后的晚期共和国中,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到,阿莱西亚之战里的军团士兵“放下投枪,改用佩剑继续推进”,也是明显说明此时士兵正以矛阵的形式使用投枪作为长矛进行防御。帝国时期使用投枪作为反骑兵武器的说法也并不罕见。如果认为Bishop的研究是可靠的,那么他还可以指出,考古证据证明,从晚期共和国到古典帝国高峰期间,投枪(pilum)的造型越来越适合近战中作为矛和枪使用。这一点和雕刻中的发现的发现是吻合的。比如在图拉镇之柱里面,投枪插在地上以后可以支撑盾牌和头盔的重量,证明这一时期的投枪至少有一定强度,并非单纯的投掷-穿透-弯曲的标枪武器。在一些军团墓穴中,也经常可以发现墓主人手持盾牌和投枪而立——其主要武器是投枪,并非长矛。在投枪被飞镖(Plumbata)取代后,6-10世纪帝国步兵使用矛作为主要武器之一也可以侧面证明这一点。虽然仍然佩剑,但是步兵仍旧装备长矛,结阵战斗。在军团武器的组合中,取代通常矛手的长矛的并非短剑,而是投掷/近战两用的投枪。反之,短剑(gladii)和日后取代之的长剑(Spatha)一直是以副武器存在。从这一点上来说,投枪(Pilum)+短剑(Gladii)的组合被长矛(Spliculum/Lancea)+长剑(Spatha)+标枪(Plumbata)取代的核心或许是矛。从传统的“Gladius”到剑刃更加平行的“Spatha”的变化在庞贝型(pompeii gladius)中就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出来了。而标枪只是投枪作为投掷武器的自然演进。整个装备变化的核心仍然是矛,矛作为一种愈加重要的武器不再又投枪提供,而是转而使用专门用于近战的真正的专职矛/枪武器。

如果接受了军团士兵同为矛手的问题,那么还可以拥抱一下“othismos debate”的桂冠:

士兵究竟是侧身而立,前后相接;还是面向前方,用盾牌护住前胸,抵住前方士兵的后背呢?

图片来自:

古典战争不是我的专长,但是大概是现阶段最有趣的话题之一。因为很多讨论的内容仍然是以辩论的形式围绕着特定话题展开的,往往需要涉及历史学的史料,考古发现,需要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去寻找细节,最后还需要技术人员(冶炼和材料研究者/武器战斗专家)来把关——从历史重演爱好者到考古学家齐上阵,脑洞亲兄弟,口胡父子兵。当我们讨论海军话题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信息丰富程度远远远远远高于这些内容。我们知道每一天每一次交火,知道大多数技术装备的技术细节,从雷达的波长,到火炮穿深的不同计算方法。我们知道每一次反潜武器袭击的具体环境,知道每天的天气状况——虽然偶尔仍然需要借力现场发掘,但是就信息的完整度而言,简直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尤其是在娱乐产业和大众刻板印象里已经对古典战争产生了相当多的既定印象,好像对此已经无所不知,驾轻就熟以后,考虑到实际上我们对其中大多数问题的一无所知——就更有意思了。

“还记得那年夏天的罗2吗?满是bug,dlc多得不要脸,还彻底毁掉了大众对古典战争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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