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贵州3医生因尘肺病诊断误差被逮捕？
事件的冰山一角：诊断失误的背后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医生职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涉及到复杂的病理知识、精密的仪器操作以及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任何职业都可能出现失误，医生也不例外。然而，尘肺病诊断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当下医疗体系面临的挑战，使得这起事件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错误”。
尘肺病的诊断难点： 尘肺病是一种由于长期吸入职业性粉尘引起的肺部疾病，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容易与其他肺部疾病混淆。诊断需要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如X光、CT）、肺功能测试，甚至病理活检。影像学上的细微改变，尤其是在早期，可能很难被捕捉，或者解读存在主观性。不同医生、不同阅片经验，都可能导致不同的判断。
基层医疗的困境： 贵州作为一些传统矿业和工业的地区，尘肺病患者数量可能相对较多。然而，基层医疗机构的设备条件、诊断技术以及医生水平，往往与大城市的大型医院存在差距。很多基层医生可能接触尘肺病的病例并不多，缺乏足够的实践经验。而此次涉事医生所在的医院级别，也值得关注，如果是在基层医院，那么诊断的难度和压力可能更大。
人证与物证的博弈： 尘肺病的诊断，尤其是在一些没有明确职业暴露证据的情况下，往往需要患者本人或家属提供详细的职业史，而这些信息可能随着时间流逝或当事人记忆模糊而变得不准确。同时，许多尘肺病患者的职业暴露证据，比如工作单位是否存在，是否按规定进行了防护，这些也可能因为历史原因、企业关停等因素而难以追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医生的诊断，而缺乏完整的证据链，就容易陷入“罗生门”。
逮捕的意义与争议：
三位医生被逮捕，从法律层面看，如果确实存在严重的、可追究责任的诊断失误，并因此造成了不良后果（例如耽误了治疗，或者导致了不应有的治疗），那么依法追究责任也是维护患者权益的必要手段。
然而，这件事的逮捕性质，却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争议：
“误诊”与“故意造假”的界限： 诊断的“误差”和“故意造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医生是出于技术能力不足、信息不全、主观判断失误，这属于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误差”范畴。而如果是医生收受贿赂、故意隐瞒或篡改诊断结果，那则是犯罪行为。公众和媒体在报道和讨论时，需要清晰地区分这两者，避免将“误诊”直接等同于“犯罪”。
“诊断误差”是否应直接导致逮捕？ 很多职业领域的“失误”，未必都会直接导致刑事逮捕。比如建筑师的图纸有误差，工程师的计算有错误，如果不是恶意为之，并且没有造成重大伤亡，通常会有其他形式的追责或处理。医生作为职业，其失误一旦造成严重后果，是可以理解的追究责任的，但为何是“逮捕”这种强制措施？是否需要有更细致的司法程序，比如在确认医生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后，再进行逮捕，而不是在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强制手段？
对医生群体的潜在影响： 这种逮捕的公开化，可能会让其他医生产生“寒蝉效应”，担心在诊断过程中承担过大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医生为了避免责任，而采取更加保守、程式化的诊断方式，甚至拒绝接诊一些疑难杂症，长此以往，对患者的整体医疗服务质量并非好事。
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尘肺病患者往往是社会底层劳动者，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健康，却可能因为诊断困难、维权不易而陷入困境。这次事件背后，是否有患者家庭的诉求，是否有相关的劳动保障部门、法律援助机构的参与？仅仅逮捕医生，是否能够真正解决尘肺病患者的权益保障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否存在一些更系统性的问题，比如企业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责任缺失，对劳动者的防护措施不到位，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否健全等，这些才是导致尘肺病频发和患者权益难以保障的根源。
事件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这起事件，在我看来，不仅仅是简单的医疗纠纷，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1. 职业病防治体系的薄弱： 尘肺病是典型的职业病，但其防治体系在很多地方仍然薄弱。企业在职业病预防和治疗上的投入是否足够？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机制是否健全？一旦确诊，患者的后续医疗、工伤认定、经济赔偿等环节是否顺畅？
2. 医疗公正与司法审判的平衡： 医疗纠纷的处理，如何在保障患者权益的同时，也尊重医生的职业判断和医学的复杂性，避免过度司法化，是一个难题。逮捕医生，是否能真正起到“惩前毖后”的作用，还是会引发更大的争议和负面效应？
3. 信息公开与公众信任： 涉及医生被捕这类敏感事件，公众更需要获得准确、完整的信息。信息的不透明，或者片面化的报道，很容易引发猜疑和不信任。
4. 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 此次事件也再次提醒我们，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提升基层医生的诊断能力和专业水平，是解决很多医疗难题的关键。
我的看法：
首先，我理解患者及其家属在面对疾病时的痛苦和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如果医生的诊断确实存在重大过失，并且这个过失是导致患者利益受损的直接原因，那么依法追究责任是应该的。
但是，我对“逮捕”这一处理方式持保留态度。逮捕是一种非常严厉的强制措施，往往适用于可能危害社会安全、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的犯罪嫌疑人。对于一起复杂的医学诊断事件，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医生存在故意欺诈或重大渎职的情况下，直接逮捕，可能会显得“用力过猛”，也容易引发对医生群体的“妖魔化”。
更理想的处理方式，或许应该是：
先行启动专业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 由权威的第三方机构对诊断过程和结果进行科学、公正的评估。
在鉴定结果明确存在医疗过错，且过错程度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 再依法进行调查和审判。
同时，应该关注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比如企业的责任、政府的监管、职业病防治的体系建设等，不能仅仅将责任推到几个医生身上。
这起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在保障劳动者权益、防治职业病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也需要更加审慎和专业，寻求法律、医学、伦理等多方面的平衡。医生也是人，他们的诊断过程充满挑战，我们可以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进行监督和问责，但切忌因一两个个案，而否定整个医疗队伍的努力。
网友意见
本文为烧伤超人阿宝所写，在此声明。本文来自烧伤超人阿宝的微信公众号。本文明白，清楚，文采好，富有正义感。在此推荐。如有侵权，可通知我删除。
最近，一则“因尘肺病误诊 3名医生以“失职罪”被羁押7个月”的新闻刷遍了医疗行业的朋友圈。
据报道称，贵州公安机关以500多例尘肺病诊断错误为由，将贵州航天医院3名医生以“涉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起诉，目前在看守所羁押7个多月。
本案中最关键的争议在于，公安机关从医院1640份尘肺病患者案例中调走1353例，并在其中抽取547份重新读片后确诊42例，由此算出差异率达92.3%，并将差异认定成医生过失造成的结果，计算出3位医生造成了3000万社保资金流失。
而且，公安机关最初是以涉嫌“经济诈骗罪”对医生进行调查，却从未发现任何利益输送证据。
现案件被二次退侦回到检察院，正处于第三次审查起诉阶段。
92.3%的差异率看起来确实很惊人，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警方对于读片差异率的计算，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547份如果是随机抽取，这个差异率或许值得参考。但当事人律师称：警方并非随机抽取的病例，而是经过初筛，把认为诊断有问题的片子筛选出来，然后在这些片子里进行重新鉴定。
按照这种搞法，警方如果更专业一点更仔细一点的话，把差异率弄到100%也不算难事。
根据网上的数据，从2012年至2016年，贵州航天医院共进行了10708人次的高千伏胸片检查，进入到有尘肺病资质的专家诊断2274例，确诊尘肺病患者1640例，确诊无尘肺（含观察对象）634例。公安机关调走其中1353例患者的高千伏胸片等病历档案。
如果我们把这505例“误诊”患者，以10708例进行检查的患者为基数进行计算，则差异率仅有4.7%。以2274例进入专家诊断程序的患者为基数进行计算，则差异率为22.2%。即使以1640例诊断尘肺患者为基数进行计算，差异率也仅有30.7%。
我们只能称之为“差异率”，而暂时不能称之为“误诊率”。因为警方所找的专家的读片意见，也未必就是金标准。根据医师培训教材《尘肺病》一书中的数据显示，在一组专家读片中，发生读片差异的范围为18.8%-33.2%。
有病诊断成无病，这是漏诊；无病诊断成有病，这是误诊。无论漏诊还是误诊，都是临床上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对于尘肺这种高度依赖胸片这种单一检查手段的疾病而言，漏诊与误诊很多时候就是跷跷板的两端：如果诊断指征过于严格，则漏诊会增加而误诊会下降。如果诊断指征过于宽松，则误诊会增加而漏诊会减少。
如果用学术点的话说就是：敏感性上升则特异性下降，特异性下降则敏感性上升。
在现实中，对尘肺这种疾病，无论是企业还是有关部门，似乎都更喜欢漏诊，而对误诊则深恶痛绝。
如果大家不是那么健忘，应该记得9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尘肺患者开胸验肺事件。
9年前，2009年6月，一名叫张海超的年轻人来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的百般劝阻，执着的要求“开胸验肺”。
他得的是尘肺。
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从胸片上毫不犹豫的诊断为尘肺。之前很多医院很多医生也给他做过同样的诊断。
但他们说的都不算。
2004年8月至2007年10月，张海超在郑州振东耐磨有限公司打工，做过杂工、破碎工，其间接触到大量粉尘。2007年8月开始咳嗽，当感冒久治未愈，医院做了胸片检查，发现双肺有阴影，诊断为尘肺病，并被多家医院证实。
但是，这些医院做的诊断都不算数，因为“没有资质”。张海超想要维权，必须拿到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结论。
最初，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拒绝做诊断，因为按照国家规定：做诊断需要企业提供相关材料。而企业恰恰是张海超的维权对象。
企业拒绝提供材料，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就拒绝做诊断。
经过无数次上访之后，市委书记最后决定，“你也别纠缠了，也别要材料了，单位不会给你出。我先给你走后门，你先去诊断吧。”于是，他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诊断。
但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下的诊断却属于“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他做了无数次关于结核的检查，均为阴性。
他去了无数家医院找了无数医生，都诊断为尘肺。
但是，给他诊断的医生和单位，都没有尘肺诊断资质。而唯一具有尘肺诊断资质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则一口咬定不是尘肺是结核。
走投无路的他，卖掉家里刚收获的麦子和仅有的12只绵羊，拿着好不容易凑到的钱来到了郑大一附院，要求开胸验肺。
开胸验肺后，张海超的病理结果清清楚楚的证明，他得的是尘肺。所有学过医学的人都知道：病理检查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
然而，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对此拒不接受。
他们坚持：1.郑大一附院没有诊断资质，他们才有。2.病理检查只有外科肺叶切除标本和人死后的尸体解剖才能作为参考依据。
换句话说，张海超要想证明自己得了尘肺，除非自杀去做尸检。而且尸检结果得他们来鉴定。
张海超的主治医生程哲，在张海超的出院证明上写道“尘肺合并感染”。这6个字给她本人带来了麻烦。按照规定，她所在的医院尽管是河南省最好的医院之一，却不具备做尘肺诊断的资质。
在有关部门到医院调查时，她愤怒的质问：“我仍然给他写肺结核？那岂不超过了作为医生的道德底线？”
《让子弹飞》中，性情刚烈的小六被人冤枉，为了证明自己只吃了一碗粉，他当着众人的面剖开肚子把刚吃完的粉掏出来，问对方：到底是几碗。
对方说：是一碗。
小六剖腹验粉，对方承认了他的清白。
而张海超开胸验肺，对方却依然拒不承认漏诊。
暗无天日，惨绝人寰。
幸而，那是的中国，还存在有良知有血性的媒体人。
当张海超的遭遇被公之于众后，举国哗然，舆情汹汹，当时企业和部门终于在舆论压力下，给了他应有的公道。他获得了60余万元赔偿，后来在无锡换肺成功，获得新生。
尘肺这种职业病的诊断，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
职业病的诊断，涉及企业利益，涉及社保支出，涉及政府多部门的利益和博弈。
这些利益链条组成一张巨网，将张海超这样的患者困在其中，使其走投无路，只能含冤等死。
限于医学条件，尘肺患者的误诊和漏诊，都在很长时间内属于无法避免的客观存在。
本文说过：误诊和漏诊，是尘肺诊断跷跷板的两端。往往是：一个高了，另一个就会低。
漏诊远远比误诊可怕。
误诊的结果，可以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和新的检查结果进行修正。而漏诊的结果，则往往是无辜的患者在贫病交加中含恨而逝。
多容忍一些误诊还是多容忍一些漏诊，取决于政府的良知。
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给张海超漏诊了尘肺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我们看到的是，当误诊损害了企业利益，医生被送进了监狱。
在这是在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南京彭宇案，殷鉴不远，望贵州执法部门认真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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