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留学生，吃大清饭，砸大清国的锅，少年饱腹儒家经典忠君爱国，出国后迅速走上反清的道路？
一、少年时期的“饱腹儒家经典”与“忠君爱国”的种子
在清朝，接受良好教育的少年，尤其是那些有志于科举仕途的，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严苛的儒家经典学习过程。《四书五经》是核心，这些经典中蕴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强调君臣父子之道，对君主的要求是“德配天地”，对臣子的要求是“忠君爱国”。
忠君的内涵演变： 儒家强调的是对“君”的忠诚，但这个“君”并非一成不变的。在理想化的儒家政治哲学中，君主是国家秩序的象征和维护者，他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和“德行”。当君主及其代表的政权能够承载起“保民而王”的责任，忠诚便显得理所当然。然而，当政权的德行缺失，未能“保民”，甚至成为民之害时，儒家思想本身也包含着“君有过则谏，谏不从则回避”的逻辑，极端情况下甚至有“拨乱反正”的解读空间。
“爱国”的界定： 在清朝，尤其是在其统治的后期，许多士大夫对“国”的理解，已经从对王朝本身的效忠，逐渐转向对“中国”这个实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当国家面临外侮，或者内部统治腐朽时，这种“爱国”的情感更容易被激发，并可能与对现有政权的忠诚产生冲突。
二、出国留学：走出“大清饭”的舒适圈，接触异质思想的冲击
清朝派遣留学生，尤其是晚清时期，其初衷往往是为了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生产、政治制度等，以求“师夷长技以制夷”，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然而，留学生们踏出国门，进入的不仅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
现实的残酷对照： 在国内，他们或许接受了“天朝上国”或至少是“稳定秩序”的教育。但一旦置身于西方国家，看到的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强大生产力，是更先进的政治制度，是更自由的社会氛围。这种现实与他们所学传统知识和国内现实的巨大反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他们会开始质疑，为什么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会在这些方面如此落后？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
接触普世价值与新的政治理念： 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共和”、“民族主义”等观念，与儒家思想中以君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家国同构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留学生们开始接触到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了解了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这些都提供了与清朝体制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政治想象。
民族主义的觉醒： 在西方社会，他们也更容易体会到“国民”的概念。当他们面对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特权（如领事裁判权），或目睹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这种民族主义的焦点，往往指向了那个未能有效保护国家利益、未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的政权——清政府。
三、为何会“砸大清国的锅”？
当少年时代的儒家理想与出国后接触到的西方思想、现实观察发生碰撞时，许多留学生发现，清朝政府本身才是阻碍中国进步、是导致民族危机的关键。
清政府的腐朽与无能： 甲午海战的惨败、庚子事变后的《辛丑条约》，这些都是清政府无能的铁证。留学生们在国外看到的强大，与国内的腐朽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会认为，正是清政府的愚昧保守、贪污腐败、抵制改革，才使得中国落后挨打。
“忠君”与“爱国”的冲突： 当他们认为清政府不再代表中国的利益，甚至成为出卖中国利益的罪魁祸首时，他们曾经对“君”的忠诚，就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国”——即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未来——的责任。此时，“爱国”的重心从效忠王朝转移到了革除旧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新中国。他们认为，推翻腐朽的清朝，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
革命思想的传播： 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在海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同盟会），吸引了大量留学生加入。这些革命理论提供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和理论指导，将留学生的“不满”转化为有组织的“反抗”。他们看到了推翻现有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的可能性。
个人经历的驱动： 许多留学生在国内时可能就经历过不公或看到了社会的弊病，留学只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坚定的信念。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曾试图在国内推动改革（如维新变法），但失败的经历更让他们认识到温和改革的局限性，从而转向了更激进的革命道路。
总结来说， 清朝留学生“吃大清饭”却“砸大清锅”的现象，并非是简单的背叛，而是一个复杂的心路历程演变。少年时期的儒家教育，为他们奠定了“爱国”的朴素情感和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向往。而出国留学，则让他们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接触到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并最终认识到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是造成中国落后和屈辱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国”的忠诚超越了对“君”的效忠，革命成为他们实现“爱国”理想的必然选择。他们不是背叛了儒家的“忠君爱国”，而是以更符合时代潮流、更深刻的理解重新诠释了“爱国”，并付诸了行动。
网友意见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简单结合自己最近的阅读说几个相关的因素吧。
首先，一个直接原因是1903年前后“拒俄事件”造成的留学生与清廷之间的强烈对立。1903年，俄国与日本在东北的对峙日益白热化，俄国未按照《东三省交收条约》撤军，反而增派军队八百多人来到丹东，重新占领营口，4月27日上海爱国学社联合各界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这在留日学生中产生巨大反响。江苏学生钮永建请求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组织学生军，但是两人亲近清廷因而拒绝了他的请求。4月29日，五百多名留日学生参加了留学生大会，一方面组成学生军，另一方面联络袁世凯和上海团体，然而就在这时，清廷却发布密喻：“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这导致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矛盾的激化，对于清廷的敌意开始在留日学生中蔓延，不少随后回国的留学生参与了革命，其中最有名的是黄兴和龚保铨，他们回国后分别创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而同时期著名的革命宣言《革命军》则出于早先回国的留学生邹容之手。
其次，报业的发展极大推动了新思潮的传播，而此时的日本则成为舆论中心。清末以来，报业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舆论环境，而彼时立宪派与革命党最重要的报刊《新民丛报》和《民报》都在日本。辛亥革命后，严复在书信中谈及革命爆发的原因，其中第二条是“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并且特别点名了《新民丛报》和《民报》，认为“这两份刊物都畅销,对中国的舆论具有巨大”。特别是1906年前后，《新民丛报》与《民报》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全部内容，具体包括：种族革命是否可行；政治革命的目标是立宪还是共和；社会革命是否要同步进行。虽然日本的报业可以通过上海流入内地，但是由于清廷的限制，其流传范围仍然有限，以《新民丛报》为例，根据张朋园的统计，这份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时期的报纸，由于清廷的限制，其四年的平均销售量为9000份左右，留日学生是其主要的影响对象。
再次，1905年科举废除后，清廷与文化精英之间的联系被进一步切断。科举在内容上是输出儒学的重要途径，在形式上又是以选士的形式连接文化精英与帝国的纽带，科举的废除导致文化精英与帝国政治系统渐行渐远，那些早已取得科举功名的人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接受新的思想，从而在地方实业、谘议局等方面继续发挥其作用，然而对于青年学生而言，则不得不考虑新的出路，金冲及指出对于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而言主要有两条路径，家庭条件较好的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家境一般的则更多选择加入新军，同盟会员陈孝芬回忆：“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而无论选择哪种道路，都会受到新思潮的舆论影响。除了留学以外，另一种新的教育途径是新式学堂，到了1909年，中学有460所，中学生40468人，小学51678所，小学生152万人。然而新式学堂不仅没能为清廷的统治提供一套合法性论述，反而成为革命思潮的温床，留日归来的留学生来到这些学堂任教，而部分革命党则将学堂转变为重要活动地点，以此发展了一批革命党，甚至包括一些新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徐锡麟在安庆组织的大通学堂，其与陶成章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徐锡麟不愿放弃大通学堂，在徐锡麟就义后大通学堂被秋瑾接手，由此可见革命力量对新式学堂的影响。
最后，外国环境使得留学生更易受到民族主义影响。作为战败国和异乡人，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受到屈辱性对待，这让他们更进一步的感受到民族差异，也进一步认识了民族观念及其操作方式，在外国，留学生更加清楚的感受到满汉分别和专制压迫，以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为核心的革命思想在留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最典型的就是1902年“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3年的排满演讲风波以及拒俄运动。关于民族主义在革命思想中的定位，在革命党内部实际上也存在分歧，孙中山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相对温和，他在民报周年庆典的演讲中特别强调：“有些人认为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但是革命党中也有部分人将“排满”置于“共和”之前，比如朱执信在《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中认为：“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立场最为极端的章太炎更是在《革命之道德》中强调：“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然而无论立场如何，“排满”都是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排满”的内涵是不一致的。
说过革命党这边之后再来说一下立宪派，立宪派虽然为清廷的辩护，但是考察他们与革命党的论战，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清廷是好的”，他们为清廷辩护的理由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民智未开”，直接实行共和体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条件；其二是列强环视，暴力革命引起的动荡可能引来列强的瓜分，在这两点上立宪派无疑过于保守，但是其理由仍有探讨的空间，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与其说他们所争辩的是清廷本身，不如说是彼时中国的社会环境，换句话说，即使是清廷的辩护者，在此时也已经放弃了清廷，正是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立宪派才会迅速参与革命事业之中。
总而言之，在新式舆论和教育的促进作用下，以“排满”和“共和”为核心的革命思潮在留日学生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清廷的强硬举措则成为激化双方矛盾的促变因素。整体而言，清廷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就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财政收入的增长无法满足军费与赔款的开支，更加无力参与兴起的舆论战争，只能依靠慈禧那套帝王术苟延残喘，并最终在1912年眼睁睁的看着袁世凯“只得以国家为前提，以安上全下为目的，以多数舆论为从违。”从这个角度而言，留学生对清廷的反抗，实际上和清廷自身关系不大，清廷始终都是那个腐朽的清廷，只是新的思潮如今已经不可阻挡了。
儒家有句话，君君臣臣，君如果不君，臣当然可以不臣，意思是如果君不像个君的样子，臣也是可以造反的。忠不是愚忠。
儒家思想是允许改朝换代的，还专门匹配了一个金木水火土的衍生系统，什么水德火德这种。
不要把儒家看扁了。
我大清武德丰沛，
屠城安庆九江南京，我重拳出击，
面对强拆民居、先打死国人的列强，赔钱求和，天津教案，
扒开黄河堤坝，制造中原黄泛区、“三光”无人区，水淹捻军，
面对日寇，二十万大军六天全线崩溃，
借师助剿，对义和团先骗后杀，
庚子国难，太后西逃，俄国人德国人天天在北京内城满人胡同开淫趴。
不光汉人，一般的满人蒙古人也对清廷失望透顶，除了汉八旗、满蒙八旗贵胄，清廷已经丧失了一般人心，英国佬每年送3000万关税注血都没用！
反抗者的正义性不是反抗者本身决定的，而是对面的人烂到何种程度。
问题问为什么清朝那么多留学生回国后“吃饭砸锅”，这话大体不错，但是要搞清楚“砸锅”的绝大多数是留日的留学生。
为什么留日的留学生这么爱”吃饭砸锅”，我看这个问题下面说理想说民族矛盾的已经很多了，我就说说现实原因吧。
晚清有一种说法：
求真知去西洋，求文凭去东洋。
到了民国就变成下面这个：
求真知去欧洲，求文凭去美国。
之所以有这个谚语流传，是因为二战爆发前，欧洲才是世界学术中心，不管是军事还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如此；而不管是晚清时期的日本还是二战前的美国，从学术角度讲，都属于二流、三流，最好玩的是二战前美国教师协会里大学教授有60%拥有欧洲大学的博士学位。
用大白话说，晚清时期的日本，二战前的美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容易毕业，容易拿文凭”。
胡适后来访欧时被欧洲哲学家“群嘲”时愤愤的说“幸亏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哥大允许我自由的思考。”
换句话说，按照欧洲学术规范，胡适如果去欧洲留学，他很可能毕不了业。
另外，留日价格便宜，清末最开始主要留学都是官派，如果是留欧，那么留学生每年至少需要1200美元（2000两白银），而留学日本，每年只需要300美元（4、500日元）。
所以早在1896年张之洞就提出派遣留学生去日本有四大好处：
路费学费便宜，可以多派；
日文和中文差距不大（当时2/3日文是汉字）；
日本事先已经把不适合东亚的思想或者学说过滤了一遍；
不过留日真的成了风潮要从1903年开始，原因是清政府先是决定授予留学生进士、举人功名，之后废除科举，重用留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留学生蜂拥入日本。
但事实上日本高等教育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的留学生，于是日本办起了各种速成学校，最夸张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学会制造肥皂就可以在“日本xx工业学校”毕业了。
这种滥竽充数式的留学严重影响了留日学生在国内就业行情，许多省份督抚因为太多留日学生滥竽充数，所以不愿意重用留日学生。
比如清政府新建陆军在袁世凯主持时期，袁世凯就特别不愿意用留日军校生。
当时湖南巡抚端方也上奏折说，留日学生滥竽充数多，有真才实学的少；建议还是花高价把学生送到欧洲留学，虽然费用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少，所以老师认真，学生也能学到真东西。
有一项数据比较有说服力：
1905-1911年清政府举行了七次留学生归国考试，其中留欧美的留学生136人，留日学生1252人，虽然留日学生人数是留欧美的十倍，但是每次考试成绩前买的都是留欧美的学生。
这个有点像抗战时期“知识分子赴延安”运动，虽然说是知识分子，但是绝大多数是小学毕业生和初中生，真正国统区大学生去延安的极少极少，现实原因是国统区大学生能在大后方找到一份还不错，能喝酒吃肉的工作，为什么要去老少边穷的陕甘宁？
同样，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象中的重用，比如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广西当陆军学堂校长，教了好多年，教的蔡锷极其烦躁，对学生抬手就打，张嘴就骂，直接引发了广西陆军学堂“倒蔡学潮”，李宗仁和白崇禧虽然都是蔡锷学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蔡锷的弟子，可见蔡锷在广西之不得人心。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因为留欧美很贵，所以清末去欧美留学的几乎都是自然科学，理工科为主，清末文科留学欧美极少极少，而清末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里学习社会科学的占到45.8%，这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比例。
而清末，西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主流是什么？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有超过45.8%的留日学生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熏陶，再加上普遍的回国后仕途不如意，所以留日学生里吃饭砸锅特别多也就不奇怪了。
关键是这些人是不是忠于人民的。如果是忠于人民的。砸谁的锅很重要吗？
1）大清国的饭不是皇帝及其仆从王公贵族们挣得，大清的饭是大清百姓挣的，所以他们吃的是大清百姓的饭。
2）他们反的不是大清国所代表的国家，更不是大清的百姓，他们反的是占据国家统治权利的皇帝及其仆从们，反的是暴政奴役和不公平。
3）他们砸的不是大清国代表的国家的锅，砸的是占据国家统治权，对外卖国，对内欺压大清国百姓的大清国政府的锅。
因为一个人洋书读的越多必然越反清，而留学生显然是洋书读的最多的群体
另外，认为“满腹儒学经典”=“一定忠君爱国”是个极大的谬误，其实如果一个人儒学经典读得越明白，越“原汁原味”的话，那同样也是越反清的，以章太炎为典型例子：
章太炎起初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学习，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试想一下，恁一个活在圣清末年的尼堪生员，今天想学学前朝大儒的文集，结果翻开王夫之的《黄书》上来就是一句“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你吓得赶紧合上了书，无比惶恐地摸了摸自己的金钱鼠尾辫之后，心想算了还是读读圣贤钦点的四书五经定一下神，于是你拿来了《春秋左氏传》，结果一不小心随手翻到了闵公元年篇，入眼又是一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你用尽全力忍住了对圣贤经典的“过度解读”之后，深吸一口气，决定今天还是温习一下唐宋历史好了，于是你从书柜里取出了《资治通鉴》，谁料你刚把书放桌上，窗外一阵不识字也不识好歹的清风突然吹进来，一下子给你把书刮到了唐纪十三的贞观十七年那页，上书唐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谓群臣之言：
“薛延陀所以匍匐稽颡，惟我所欲，不敢骄慢者，以新为君长，杂姓非其种族，欲假中国之势以威服之耳。彼同罗、仆骨、回纥等十馀部，兵各数万，并力攻之，立可破灭，所以不敢发者，畏中国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于是你理智崩溃了，愤而掷书于地，蹲在书房里抱头哀嚎打滚，结果不小心打翻了你爹用来藏《金瓶梅》和《姑妄言》的一只小箱子，然后你爹不知道为什么悄悄收起来的一张有些年份的长毛旧传单从中飘了出来，上书：
“予惟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国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国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有明失政，满洲乘衅，混乱中国，盗中国之天下，夺中国之衣食，淫虐中国之子女民人。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沿得为有人乎......”
最后你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地离开了书房，准备去找你老娘借把剪子备用......
因为他们很清楚政权和国家、民族的区别，知道作为一个合格的人，应该效忠的对象是谁。
清朝的黑暗，就算人类可以宽恕，上帝也绝不会原谅。
不能因为他名义上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权，就无条件效忠这样一个国家。
Homines possunt historiam condonare.
Sed deus non vult.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思想。
从你身上我感觉到了现代教育在你身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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