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语言的音素丰富程度不同，和哪些因素有关？
首先，我们得聊聊语言的历史演变和谱系关系。这是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都承载着祖先语言的印记，同时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语音的合并与分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音素可能会因为发音上的相似性而逐渐合并，比如一个语言中曾有过清浊不同的齿擦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别消失了，合并成一个音素。反过来，原本同一个音素也可能因为在不同语境下的发音细微差异，最终发展成两个独立的音素，形成语音的分化。这个过程就好比一条河流，有时支流汇合，有时主河道分岔，最终形成的河网形态就不同。
音系规则的简化或复杂化： 语言会发展出各种音系规则，比如哪些音可以出现在词首、词中、词尾，哪些音组合在一起会产生语音变化（如连读、同化）。一些语言可能在历史进程中简化了这些规则，合并了一些音素，使得音素数量减少。另一些语言则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比如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或者内部发展出新的语音区分功能），增加了音素或保留了更细致的发音区分，从而拥有更丰富的音素。
语言接触与借用： 当不同语言群体接触时，语言会相互影响。如果一种语言大量借用其他语言的词汇，而且这些词汇包含有该语言原有的音素，那么它的音素库可能会因此而扩充。反之，如果一种语言的词汇很少借用，或者借用的词汇在发音上被“本土化”成原有的音素，那么它的音素丰富度可能变化不大。
其次，语音的区分功能和信息密度也是影响音素丰富度的重要考量。语言的本质是传递信息，而音素是构成信息的基本单元。
区分词义的需要： 如果一种语言需要通过细微的语音差异来区分大量同形词（发音相同但意义不同）或近音词（发音相似但意义不同），那么它就可能倾向于发展出更多的音素来提供更强的区分力。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语言里只有一个“i”音，那么“bit”, “beat”, “bait”, “boot”等等，都得靠其他因素来区分，这显然效率不高。拥有 /i/, /ɪ/, /e/, /ɛ/, /u/, /ʊ/, /o/, /ɔ/ 等不同元音的语言，就能更清晰地区分这些词语，提高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信息密度和效率： 有些语言的音素可能非常多，但组合规则相对简单，每个音节都包含大量信息。而有些语言的音素可能较少，但音节结构可能更复杂，或者组合音素的方式非常多样，来弥补音素数量上的不足，以达到一定的“信息密度”。这就像是用更少的字母但更复杂的拼写规则来拼写单词，还是用更多的字母但相对简单的拼写规则来拼写单词，两种方式都能实现书写，但效率和复杂程度不同。
再来看看发音器官的生理限制和发音习惯。虽然我们说的是语言，但语言的发声离不开人类的发音器官。
发音器官的灵活性： 人类发音器官的灵活性是有限度的。虽然我们可以发出很多不同的声音，但要在持续的语音流中精确地区分所有可能的声音，并将其系统化为语言的音素，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认知和发音技巧的。有些语言可能倾向于利用发音器官的更多可能性，发展出更细致的区分，例如不同的喉音、舌侧音、边棱音等。
避免发音上的冲突： 如果一种语言的音素过于相似，可能会导致发音上的困难或容易混淆。语言系统会趋向于使音素之间有足够的区分度，以保证交流的顺畅。例如，如果一种语言同时拥有两个非常相似的元音，而使用它们的词语又非常多，那么母语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区分，长此以往，这两个音素可能会因为难以区分而合并，或者其中一个音素的发出方式会发生细微调整，使其与另一个音素的差异更明显。
发音上的经济性： 尽管有些语言音素丰富，但也存在一种“发音经济性”的考量。语言使用者倾向于用相对容易发出的声音来表达。如果某种音素的发出非常困难，或者容易在快速说话时出错，那么它可能更容易在演变中消失。当然，这是一种相对的经济性，因为如果该音素具有重要的区分功能，语言使用者也会努力去掌握它。
接着，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和文化因素。语言是活生生的社会现象。
社会认同和群体划分： 语言的语音特征，包括音素的选择和使用，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标志。一个群体可能有意无意地发展出独特的语音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群体，这可能导致音素的保留、消失或新音素的产生。
教育和语音标准化： 正规的语言教育、书面语的推广和媒体的传播，都可能对语言的语音产生影响。一些语音特征可能会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受到压制，而另一些则可能因为被推崇而得到强化。在一些语言中，是否存在统一的语音标准，以及这种标准是否严格，都会间接影响音素的丰富程度。
语言使用者的技能和训练： 母语使用者经过长期的学习和练习，能够熟练掌握和区分本族语言中的所有音素。这涉及到听觉辨别能力和发音控制能力。不同语言使用者在这些方面的“训练”程度可能不同，从而也影响了对音素丰富度的感知和适应。
最后，别忘了语言的类型学特征。不同语系的语言在音系上可能呈现出某些普遍性的趋势。
元音和辅音的比例： 有些语言可能以元音数量丰富见长，而有些则以辅音数量丰富著称。例如，许多北美原住民语言的元音系统可能非常复杂，有鼻化元音、咽化元音等。而一些非洲的班图语系语言则以其丰富的辅音系统，特别是各种塞音（如送气、不送气、挤喉音）而闻名。
辅音的特点： 辅音的丰富程度还体现在它们的“发音方式”和“发音部位”上。一些语言可能拥有大量的擦音、塞擦音，或者更细致的舌尖音、舌面音、舌根音区分。例如，格鲁吉亚语中的挤喉音，或者西班牙语中具有区分功能的颤音，都是其音素丰富度的体现。
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语言的音素丰富程度，都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历史、语音功能、生理条件、社会文化以及语言本身固有类型特征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产物。理解这些因素，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语言多样性的魅力，以及每一种语言在人类沟通史上扮演的独特角色。
网友意见
一般来说，我不相信类似的研究，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吧：有的研究认为，音素的多少跟人口有关。
不少语言学家或者非语言学家都有过语言特点跟自然、社会环境有着神秘联系的奇思妙想。比如萨丕尔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想过了，他甚至认为语法结构都可以与自然环境有关系，当然他和他的学生沃尔夫还发展了语言决定论/相对论的假说。我不在这里展开讲了。
自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最直接影响可能还是词汇，在该地区没有的东西，就应该不会有相对应的名称。不过，如果说连音系都受影响，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但还是有人想过：Hay and Bauer (2007)[1]在Language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Phoneme inventory size and population size。音系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
他们俩使用了Bauer (2007)[2]编纂的手册，这本手册包含了一些语言的使用人数以及类型学信息，当然也包括了音素的数量。在Hay and Bauer (2007)中，他们主要专注于元音的数量。
他们选择了像英语、印地语、官话这样的“大”语言，同时也选择了巴士克、迪亚里、希卡利亚纳语等“小”而出名的语言。不过主要还是印欧语和大洋洲的语言。
在元音区分上，作者区分了“基本单元音”（basic monophthongs），这些单元音仅仅区别于音质（quality）；又区分了“额外单元音”（extra monophthongs），加入了音长、鼻化等发声态的考虑。他们也把双元音纳入了研究范围，但是双元音必须小心处理，因为有些双元音可能可以被分析为滑音加单元音，有一些可能被分析为两个单元音音素。
实验结果如下。横坐标表示人口（对数人口，log population），纵坐标表示元音的数量。每个小圆圈代表一个语言。左图是基本单元音的情况，右图是额外单元音的情况。
如果我们假设，人口越多，音素就越多，我们会期待这些小圆圈从左下角到右上角呈直线排列，这时人口和音素的数量就是正相关。在这两张图中，并没有这样的状况。不过，我们得到的rho值分别是0.36和0.23，说明人口和音素数量是呈弱正相关（假设rho=0，就是没有关系），p值非常小，表示这种弱正相关很可能不是出于偶然。
另外，作者还是探究了辅音音素数量和人口的关系。结果如下。左上是阻音（obstruents），右上是响音（sonorants），左下是所有辅音，右下是所有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响音数量和人口的相关性是最弱的，rho值只有0.17，但再怎么说也是正相关。当我们把辅音和元音合起来研究（右下），我们发现rho值提升到了0.37，相关性反而增加了。
近期，Moran et al (2012)[3]重新对音素数量和人口的相关性做了一个审视。他们使用了PHOIBLE的961个语言的数据，以及Ethnologue的人口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 这两者的关系非常非常地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统计学上，音素数量和人口的关系可能有一点点的显著性，但是实际上这点显著性也许不能给我们带来有意思的信息。同时，不同的语系也有不同的结果，总之都不是特别显著，有的甚至呈负相关：
Moran et al (2012)问道：为啥我们非要假设人口跟音系的大小有关系呢？人口可以瞬间增长或者减小，而且几乎没有改变音系大小的机制可以想象。那么究竟什么跟音系的大小有关呢，他们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给出了几个可能：
- 不同语系有不同的音系大小
- 语言接触
- 社会网络的结构
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大部分语言学家会关心的问题，就想我在开头所说的，属于茶余饭后的谈资——话说回来，哪一项研究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呢？圈子不同罢了。
参考
- ^ Hay, J., & Bauer, L. (2007). Phoneme inventory size and population size. Language, 83(2), 388–400.
- ^ Bauer, L. (2007). Linguistics Student's Handbook.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 Moran, S., McCloy, D., & Wright, R. (2012, April). Revisiting the population vs phoneme-inventory correlation. In LSA Annual Meeting Extended Abstracts (Vol. 3, pp.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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