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被称为番薯盛世靠谱不?
“番薯盛世”这个称呼的来源和背后逻辑：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把“康乾盛世”与“番薯”联系起来。这背后其实是一种带有批判性或调侃意味的解读，主要指向康乾盛世时期的一些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对这个时期辉煌表象下的一些隐忧和问题的看法。
1. 番薯（红薯）的普及与贡献： 番薯，也就是红薯，在明朝末年传入中国，并在清朝尤其是康乾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和种植。番薯的优点在于其适应性强、产量高、耐贫瘠，能够在相对恶劣的条件下生长，并且提供了大量的碳水化合物，成为底层民众重要的粮食来源。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康乾盛世，番薯的普及极大地缓解了粮食危机，支撑了庞大的人口增长，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番薯盛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番薯在稳定社会、保障民生方面的巨大作用，是支撑那个“盛世”的重要基础之一。
2. “盛世”的“底色”与批判： 另一方面，“番薯”这个词语也带有一种朴素、甚至有些粗糙的联想。将“盛世”与“番薯”联系，可能是在暗示：
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虽然人口数量上去了，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可能并没有实现质的飞跃，依然是靠着番薯这样的基础作物勉强度日。盛世的繁荣更多体现在统治阶层、精英阶层和城市繁华上，而广大农民的生活可能依然艰辛。
经济结构的单一性： 这种说法可能是在批评康乾盛世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驱动的、尤其是依赖于番薯这样的高产低值作物，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技术革新或商业的深度发展。相较于西方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中国的经济模式显得“落后”或“粗放”。
人口压力的严峻： 番薯虽然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并未能带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反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压垮了社会资源和制度，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从这个角度看，盛世的繁荣是建立在消化掉无数“番薯”的劳动力和消耗上的，是一种被动的、被挤压出来的“繁荣”。
与西方对比的视角： 当我们把康乾盛世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与同期欧洲的变革相比，清朝的社会经济结构确实显得保守和封闭。西方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上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清朝虽然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巅峰，但其内在的活力和创新力却相对不足。番薯作为一种相对简单的农作物，可能被用来象征这种“不够先进”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说它“不靠谱”：
尽管“番薯盛世”的比喻有一定的批判性和解读空间，但它远远不能概括康乾盛世的全部，更不应被视为一种主流的历史评价。
1. 忽略了盛世的其它成就： 康乾盛世绝不仅仅是番薯的种植。这段时期，清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政治相对稳定，文化艺术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政治稳定与疆域巩固： 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励精图治，结束了明末以来的混乱，开创了长达百年的稳定时期。清朝有效控制了广袤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地，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 除了番薯，农业生产总体上是发展的，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繁荣，城市生活相对富裕。人口从明朝末年的几千万激增到乾隆末年的三亿左右，这本身就是国家综合实力增强的一个侧面体现（尽管也带来了人口压力）。
文化繁荣： 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书籍、文学作品、绘画、工艺美术，如《四库全书》的编纂、小说《红楼梦》的出现、景德镇瓷器的辉煌等等，文化成就是不可忽视的。
军事强盛： 清朝初期到中期，军事力量是强大的，能够应对内外各种威胁。
2. “番薯”的负面联想过于单一和简化： 将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用一种农作物来概括，过于片面，容易忽略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将番薯仅仅视为“底层基础”或“落后象征”，也可能是一种对历史的刻板印象。实际上，番薯的推广和种植，是农业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避免了饥荒的发生。
3. 缺乏学术依据： “番薯盛世”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主流史学界的认可，它更像是一种民间或网络讨论中的戏谑或带有特定立场的评论，缺乏严谨的学术研究支撑。史学研究讲究证据、逻辑和多角度分析，用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比喻来定义一个历史时期，是不够科学的。
总结来说：
“康乾盛世又称番薯盛世”这种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带有批判和反思色彩的民间解读或网络梗。它试图通过“番薯”这个意象，来强调康乾盛世在底层民众生活水平提升有限、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口压力巨大以及与西方同期发展差距等方面的不足，以此来质疑或修正对康乾盛世一味赞美的传统观点。
但从专业的历史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过于简化和片面，忽略了康乾盛世在政治、军事、文化以及人口增长等方面的真实成就。因此，不能说它是“靠谱”的。更合适的做法是，在肯定康乾盛世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局限性、潜在的危机，以及为后来的衰落埋下的伏笔。
历史研究需要的是全面、客观、辩证的视角，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去概括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
网友意见
也可以叫番茄盛世，或者辣椒盛世，反正马尼拉班船上什么都有，没有就去阿卡普尔科拿点来。
康雍乾——番薯盛世。。。
大英，沙俄——土豆帝国。。。
普鲁士/德意志——马铃薯的崛起。。。
不靠谱
因为中国人能普遍吃上番薯、甚至吃得想吐的时代，已经是新中国建立，政权下到乡间地头、二元制剪刀差、引进日本高产新品种、农技服务到家、勒紧裤腰带进行工业化、备战备荒准备硬抗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
当时，中国大种红薯。像山东，常年20％的耕地种红薯。在清末的时候，山东还因为气候原因，更多地种植一种叫「子」（禾＋参）的杂粮，而不是「稖子（玉米）」、红薯、土豆。现在，这种杂粮在中国已经很少见了，就算在淘宝上，卖的人也不多（现在叫「红稗」）。而且，红薯基本上不受票证限制，老百姓种植消费起来也有一定的积极性。
此外，直到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时，红薯的亩产量仍然很低。因为红薯含水量太高，得按四斤红薯抵一斤粮食（按营养价值得五斤红薯抵一斤粮食）的标准折算成粮食后，山东红薯平均亩产约90多公斤，云南红薯平均亩产约120公斤。而建国初，粮食平均亩产是100公斤左右。
总而言之，康乾时代没条件没资格当番薯盛世。
ps.日本对中国农业贡献巨大。我们今天吃的粳稻米，不管是北方种的，还是南方种的，一多半是引进的日本品种，或在其基础上培育而成的。
我们今天吃的花生米，也是清朝时从日本引进的油用新品种（明代的品种蛋白质含量高，适合当粮食，但不适合榨油。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我们今天纺织用的纤维用亚麻，也是清末从日本引进的新品种（古代的品种更多是用来榨油）。
也就是说，实际上从清朝开始，即使是以种植为种族天赋的中国人，在农业领域也开始全面落后了。
红薯玉米土豆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其产量并不很高。所以，当时种植这三样东西并不积极（民国三十年代，大约占粮食总产量的9％，新中国建国初大约占13％）。很多时候，是当成蔬菜甚至是水果在种植。人们更多地还是种植传统的农作物。像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哪怕是三五九旅的七千大军去开荒，种植的玉米土豆也不多。并且，仍然是尽量地种植「细粮（大米和小麦）」。如果红薯玉米土豆产量有那么高，那么适合干旱、贫瘠、寒冷的地区的话，连部队和机关干部都拉去种田的边区政府，不至于不大种红薯玉米土豆。当时的数据是，包括玉米在内，平均亩产只有四十多斤。
总而言之，红薯玉米土豆 是一个被严重夸大的东西。
有的答案说薯类不适宜做主粮。这是有点好日子过久了。
如果你深入过中部地区农村，你会发现至今，暑类的各种吃法都很丰富的。
第一，所谓太甜不好搭配菜真是操心太跨越了。历史大多数时候，有得吃就不错。并且其实薯类比其他很多杂粮更加容易入口，不剌嗓子。
第二，薯类很容易保存。无论湿、干都可以吃。并且加工成面粉也并不难。
河南很多地区，各种薯粉配合上槐花、柳树牙等野菜一起做的粉团。
湖北湖南等地区，在薯粉里加入少量肉，做成一种很像斯帕姆的食物。同样是肉类缺乏的年代都高级食品。
第三，薯类种植容易，管理成本很低。产量大。
另外，制约古代人口的粮食因素除了单产之外，还有抗风险能力的问题。
单一主粮很容易因各种病虫害绝收。人口积累前功尽弃。
番薯、土豆除了单产比较高之外，增加了主粮的多样性。提高了抗风险能力。
一个反例就是爱尔兰大饥荒。土豆单产高，但是太依赖一种主粮，一旦出问题就容易很惨。
番薯在北方是乾隆中期作为赈灾抗灾植物进行的政策性推广，玉米的全国性普及也是乾隆中期开始，到道光才基本完成，至于土豆的全国性推广普及甚至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另外，即使到了清末民初，玉米，番薯，土豆加在一起的产量也只有粮食总产量的7～9%，而且这三种作物的水分大 ，干重还要打折。
综上所述，康乾盛世和美洲作物关系真不大。
一半吧，乾隆时期确定是已经传播到全国各地了。康熙时期的传播情况不够明了。
最开始是南方地区，万历中后期就在种植，然后逐渐向北方传播，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台使者金公抚闽，得长邑庠生陈经纶所献吕宋外番薯种。……夫闽僻处南服，土瘠民稠，火耨水耕，仅资糊口，若逢旱潦，凶歉相仍。乃今三十年来，滨海相沿而不闻灾眚者，是金公大造之功。
叶向高：《金薯歌引》，见《金薯传习录》，卷下，页22
从这个记录来看，番薯是万历二十二年，从海外传进来的。而福建的饥荒大大减少。
闽、广人赖以救饥，其利甚大。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7，《树艺·蓏部》，页540
广东地区在天启，崇祯时期这东西就传播开了。
番薯，瘠土沙中最易生，其种得自海外，万历间闽中始有之，今杨［桂］粤山地广种。
乾隆三十四年（1769）《梧州府志》，卷20，页15
广西地区在乾隆时期的记录是已经广泛种植了。
红薯出海上，粤西船通古州，带有此种。训导陈欲兴此利，详悉通禀藩宪温、道宪朱，通行贵州一十二府。前升县李道行出示，劝民广种在案。
乾隆十七年（1752）《开泰县志》，页54，《冬部》
贵州地区乾隆初期官方劝种。
番薯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万历二十三年（1595）《普陀山志》，卷2，页43
番薯，瘠土沙中可种，生熟皆可食，益人。万历间闽中始有之，今乡村山地广种。
乾隆二十四年（1759）《象山县志》，卷3，页17
浙江地区，万历年间就有番薯的记录。乾隆时期的记录是广种。
州中山药，为世美味，以东土沙碛匀润，地方使然，然岁获无多。如去年奇荒，则种人先流孳，徒见抱蔓。何不取红山药种，家家艺之，则水旱有恃
崇祯二年（1629）《太仓州志》，卷5，页35
江苏看起来崇祯时期还没传播开，但是有人已经知道这东西好，试图传播了。
予家旧在休宁大斐村，地处万山之中，一线可通。明末先高祖世镇公，预嘱族人多买红薯，晾干收藏。后军兴，严把村口，阖族赖免抢扰，以薯充粮，亦不缺食。予驻卢氏，该邑亦在万山中，民贪利，平日多种烟叶，户乏盖藏。曾举此事，剀切劝谕。未久，［嘉庆六年（1801）］予升任湖督，不及遵改，书此以告后之司牧者。〔吴熊光：《伊江笔录》，上编，页32〕
安徽区域，明末清初就开始传播。
闽兴、泉、漳人种之，每亩地可收三四千斤，用代谷食，余者于冬至前后，切片晒干，藏之作次年粮，剉为粉，比豆蕨为佳，食之甚益人，货通江、浙、楚、粤，至今大被其利。庾邑近亦有种者，但未及其法，故不能多生。予尝出示，告以种法。今墟市中，见有比前略大者，然犹未得如闽之获利多，栽种者自不令而从也。
乾隆十三年（1748）《大庾县志》，卷4，页11
江西是乾隆初期就在种的，不过开始种的不好，后面改进后，不令而从。
番薯，三邑间有种者，瘦小，不及闽广。
乾隆二十二年（1757）《沅州府志》，卷24，页4
湖南乾隆时期在种，不过比不过福建广州等地区，大概也是种的姿势不对。
红薯，一名甘薯，种来自日本，故又名番薯。昔人谓甘薯有十二胜，……屏邑田少，最宜种此以资食
乾隆四十三年（1778）《屏山县志》，卷1，页22～23
四川也是乾隆时期的，作为粮食。
康熙初年，元先大人客于鄞县，鄞多旷土，先大人阴栽种，凡地迩斥卤及诸硗确，教其土人如法布种，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成卵大逾闽地。金薯传习录
北方一些地方，康熙时期开始传播。
前任布政使李公谓，［乾隆十七（1752）年］尝举以教山东之民。其性又喜沙土高地，于山海之区尤属相宜。今虽间有种者，而遗利尚多，因复为条例于篇，冀僚属中留意民瘼者，广为劝导，以补穑事所不逮云。
陆耀：《甘薯录》，见《赐砚堂丛书新编》，丁集
山东，乾隆时期传播，但只是部分种，仍然在推广中。
番薯红、白二种，根茎叶皆可食。本出吕宋国，明万历间始至福建，今蔓延鲁邑矣。
乾隆八年（1743）《鲁山县志》，卷1，页11，《舆地志·物产》
乾隆时期传播到河南。
又奉发甘薯一种，质粗于山药，味脆于芋魁，犁亩分栽，如法灌溉，丛生滋长，食可耐饥。虽咸地沍寒，收种不易，愚民初试，未善栽培，而利源已开，种类不绝，旧时土产之外，又增一利生之物矣。
乾隆十六年（1751）《咸阳县志》，卷1，页24
陕西，乾隆时期传播。
而番薯最大的好处有两个，产量高，
一亩可收数十石，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终岁足食。
更能承受恶劣的环境，
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
什么地方都能种
其栽培之法，灌溉之事，明白晓易，凡山麓河坡，墙阴陇畔，一切间隙之地，俱可依法而行。
如果大明能多撑几十年，让这东西广泛传播开，到处播种，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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