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柏拉图《理想国》字数那么多，同时期中国典籍字数却少？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它涉及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在思想传承、著作形式、以及文化习惯等多个层面的差异。要理解为什么柏拉图的《理想国》篇幅浩大，而同时期中国典籍（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相对精炼，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角度去剖析。
1. 思想深度与哲学探究的差异：
柏拉图的《理想国》： 这本书并非仅仅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它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哲学百科全书。柏拉图在其中探讨了哲学的最根本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理想的城邦？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他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来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论证这些概念，他需要：
详尽的对话与辩论： 柏拉图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提出观点，还要通过层层递进的问答，驳斥反方观点，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思考。这种对话过程本身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铺垫、展开、转折和深化。
理论的系统性与层层递进： 从对正义的初步定义到分析城邦的构成，再到提出理想的教育模式（包括艺术、音乐、数学、哲学），最后落脚于“理念论”这一核心形而上学理论，《理想国》的论证是高度系统化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前一个环节的基础上，需要细致的阐述和论证才能让读者理解其逻辑链条。例如，为了说明什么是“哲学王”，柏拉图需要先讲解“洞穴寓言”，解释“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区别，以及“善的理念”的至高地位，这本身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和解释。
对细节的关注与反复强调： 柏拉图对于他所认为的重要概念，如“理念”、“灵魂的构成”、“德性”等，会进行反复的强调和不同角度的阐释，以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其深层含义。这使得他的论述在形式上显得较为冗长，但在内容上则力求严谨。
同时期中国典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极为活跃的“轴心时代”，涌现了诸子百家。然而，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在形式和目标上与柏拉图有所不同：
侧重于现实与实践： 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他们的思想更直接地指向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们的理论往往是从观察现实社会现象出发，提出具体的方略和原则。
强调精炼与箴言： 中国古代的文字载体（如竹简）在初期并不像纸张那样方便携带和大量书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文字的精炼。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采用语录体、对话体（如《论语》），或者短小精悍的篇章（如《道德经》、《孙子兵法》），以简洁的语言传达深刻的道理。他们更擅长用精辟的格言、寓言、譬喻来激发读者的思考，而不是进行长篇大论的逻辑推导。
“道”的不可言说性与含蓄表达： 尤其是道家思想，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对于“道”本身的描述往往是含蓄和象征性的。这种对语言边界的认知，使得老子等人更倾向于用精炼、意蕴深远的语言来触及核心思想，而不是通过繁复的论证来“解释”道。
传承方式的不同： 中国古代思想的传承，除了文字典籍，还非常依赖于口传心授、师徒间的言传身教以及对经典的注释和阐释。这使得初期的经典可以保持相对简洁，而其“厚度”则体现在后世无数的解读和发展中。
2. 著作形式与表达风格的差异：
柏拉图的对话体： 《理想国》是对话体小说式的哲学著作。柏拉图通过虚构的人物（主要是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来展开他的思想。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生动有趣，能够模拟真实的思想碰撞过程，展现观点的演变和深化。但缺点是对话的引入、人物的性格刻画、情节的设置（即使非常简略），以及反复的问答和反驳，都会自然而然地增加篇幅。
中国典籍的多样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典籍形式多样。《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孟子》是孟子与辩论者的对话（但更偏向于论辩而非哲学思辨式的对话），《道德经》是充满哲理和诗意的格言集合，《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的原则性阐述。这些形式都倾向于直接表达核心观点，而非通过模拟复杂的思想辩论过程来呈现。
3. 文化语境与学术传统：
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古希腊哲学强调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严谨性。从巴门尼德的论证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清晰、系统、无懈可击的论证有着高度的追求。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继承了这种对哲学探究的深度和广度，他希望建立一套可以应对所有挑战的理性解释。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更注重智慧的获得和生活的实践。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的是内在德性的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和谐。诸子百家的争鸣，更多的是对社会政治道路的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文化背景下，思想家的表达往往更加注重“言简意赅”，追求的是能够直接启迪人心的力量。
具体举例说明：
关于“正义”的探讨：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花了大量的篇幅（例如第一卷的大部分）来探讨“正义”究竟是什么。他通过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辩论，一一驳斥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对己有利但对人不利”等观点，才逐步引出他自己关于城邦与灵魂中的“正义”的定义。这个论证过程非常细致，涉及到对各个社会阶层和灵魂各部分的类比。
在中国典籍中，虽然也有对“仁”、“义”、“礼”等概念的阐述，但它们更多地是从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角度来体现，例如孔子将“仁”视为爱人，并将“君子喻于义”。这种阐述更偏向于道德实践和人格养成，而非对“正义”概念进行形而上学式的解构和重构。
关于教育的构想：
《理想国》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极为详尽，从音乐、诗歌对灵魂品格的影响，到数学对理性的训练，再到哲学辩证法对终极真理的认识，柏拉图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教育蓝图，并详细解释了每一步的目的和方法。
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如“学而时习之”、“因材施教”、“传道、授业、解惑”，更多的是强调学习的态度、方法和师生的关系，以及对知识的传承，而非系统性地设计一套针对培养“哲学王”的教育体系。
总结来说：
柏拉图《理想国》的字数多，是因为它是一部旨在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的著作，其内容涵盖了政治、伦理、教育、形而上学等多个领域。它采用了生动但篇幅较长的对话体，并且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证和反复强调。
而同时期中国典籍字数相对较少，则是因为其思想更侧重于现实治理和人生实践，表达风格追求精炼、含蓄，强调格言警句的力量，并且当时的文字载体和传承方式也对著作的篇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两者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思想家在追求不同目标时所采取的不同表达方式和学术路径的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宝贵的思想财富。
1. 思想深度与哲学探究的差异：
柏拉图的《理想国》： 这本书并非仅仅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它更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哲学百科全书。柏拉图在其中探讨了哲学的最根本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理想的城邦？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他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来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论证这些概念，他需要：
详尽的对话与辩论： 柏拉图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提出观点，还要通过层层递进的问答，驳斥反方观点，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思考。这种对话过程本身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铺垫、展开、转折和深化。
理论的系统性与层层递进： 从对正义的初步定义到分析城邦的构成，再到提出理想的教育模式（包括艺术、音乐、数学、哲学），最后落脚于“理念论”这一核心形而上学理论，《理想国》的论证是高度系统化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前一个环节的基础上，需要细致的阐述和论证才能让读者理解其逻辑链条。例如，为了说明什么是“哲学王”，柏拉图需要先讲解“洞穴寓言”，解释“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区别，以及“善的理念”的至高地位，这本身就需要大量的篇幅来描绘和解释。
对细节的关注与反复强调： 柏拉图对于他所认为的重要概念，如“理念”、“灵魂的构成”、“德性”等，会进行反复的强调和不同角度的阐释，以确保读者能够理解其深层含义。这使得他的论述在形式上显得较为冗长，但在内容上则力求严谨。
同时期中国典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极为活跃的“轴心时代”，涌现了诸子百家。然而，这些思想家的著作在形式和目标上与柏拉图有所不同：
侧重于现实与实践： 大多数中国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孙子等，他们的思想更直接地指向如何治理国家、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们的理论往往是从观察现实社会现象出发，提出具体的方略和原则。
强调精炼与箴言： 中国古代的文字载体（如竹简）在初期并不像纸张那样方便携带和大量书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文字的精炼。诸子百家的著作很多采用语录体、对话体（如《论语》），或者短小精悍的篇章（如《道德经》、《孙子兵法》），以简洁的语言传达深刻的道理。他们更擅长用精辟的格言、寓言、譬喻来激发读者的思考，而不是进行长篇大论的逻辑推导。
“道”的不可言说性与含蓄表达： 尤其是道家思想，强调“道可道，非常道”，对于“道”本身的描述往往是含蓄和象征性的。这种对语言边界的认知，使得老子等人更倾向于用精炼、意蕴深远的语言来触及核心思想，而不是通过繁复的论证来“解释”道。
传承方式的不同： 中国古代思想的传承，除了文字典籍，还非常依赖于口传心授、师徒间的言传身教以及对经典的注释和阐释。这使得初期的经典可以保持相对简洁，而其“厚度”则体现在后世无数的解读和发展中。
2. 著作形式与表达风格的差异：
柏拉图的对话体： 《理想国》是对话体小说式的哲学著作。柏拉图通过虚构的人物（主要是苏格拉底）之间的对话，来展开他的思想。这种形式的优点是生动有趣，能够模拟真实的思想碰撞过程，展现观点的演变和深化。但缺点是对话的引入、人物的性格刻画、情节的设置（即使非常简略），以及反复的问答和反驳，都会自然而然地增加篇幅。
中国典籍的多样性：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典籍形式多样。《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孟子》是孟子与辩论者的对话（但更偏向于论辩而非哲学思辨式的对话），《道德经》是充满哲理和诗意的格言集合，《孙子兵法》是军事战略的原则性阐述。这些形式都倾向于直接表达核心观点，而非通过模拟复杂的思想辩论过程来呈现。
3. 文化语境与学术传统：
古希腊的学术传统： 古希腊哲学强调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严谨性。从巴门尼德的论证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对清晰、系统、无懈可击的论证有着高度的追求。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继承了这种对哲学探究的深度和广度，他希望建立一套可以应对所有挑战的理性解释。
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 中国古代更注重智慧的获得和生活的实践。孔子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的是内在德性的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和谐。诸子百家的争鸣，更多的是对社会政治道路的探索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这种文化背景下，思想家的表达往往更加注重“言简意赅”，追求的是能够直接启迪人心的力量。
具体举例说明：
关于“正义”的探讨：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花了大量的篇幅（例如第一卷的大部分）来探讨“正义”究竟是什么。他通过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等人的辩论，一一驳斥了“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正义是对己有利但对人不利”等观点，才逐步引出他自己关于城邦与灵魂中的“正义”的定义。这个论证过程非常细致，涉及到对各个社会阶层和灵魂各部分的类比。
在中国典籍中，虽然也有对“仁”、“义”、“礼”等概念的阐述，但它们更多地是从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角度来体现，例如孔子将“仁”视为爱人，并将“君子喻于义”。这种阐述更偏向于道德实践和人格养成，而非对“正义”概念进行形而上学式的解构和重构。
关于教育的构想：
《理想国》中关于教育的论述极为详尽，从音乐、诗歌对灵魂品格的影响，到数学对理性的训练，再到哲学辩证法对终极真理的认识，柏拉图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教育蓝图，并详细解释了每一步的目的和方法。
中国古代的教育理念，如“学而时习之”、“因材施教”、“传道、授业、解惑”，更多的是强调学习的态度、方法和师生的关系，以及对知识的传承，而非系统性地设计一套针对培养“哲学王”的教育体系。
总结来说：
柏拉图《理想国》的字数多，是因为它是一部旨在构建一个完整、严密的哲学体系的著作，其内容涵盖了政治、伦理、教育、形而上学等多个领域。它采用了生动但篇幅较长的对话体，并且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论证和反复强调。
而同时期中国典籍字数相对较少，则是因为其思想更侧重于现实治理和人生实践，表达风格追求精炼、含蓄，强调格言警句的力量，并且当时的文字载体和传承方式也对著作的篇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两者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两种不同文化语境下，不同思想家在追求不同目标时所采取的不同表达方式和学术路径的体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文明宝贵的思想财富。
网友意见
没有为什么，个人文风原因，有的哲学家就是话痨，有的哲学家惜字如金。
我国古代典籍字数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少，重要的事说三遍。欧洲典籍也未见得字数就多。
理想国翻译成汉语是30万字，分十卷。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也是重要的“巨著”，多位法学家思想的结晶，翻译成汉语13万字
我国先秦时代，论语篇幅很小，万把字，写在纸上就几页。春秋字数也少。主要是孔子推崇微言大义，述而不作，教学也侧重个人体悟而非逻辑论证。
春秋有“微言大义”之名，说明它在当时也属于极为精炼的存在。“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搞得左丘明给他写了上千字注释。
孔子这一套这对我国文风影响很深远，欧洲人的历史书经常会穿插作者个人的大量推断或价值判断，动辄就是“或许他当时如何如何，我认为巴拉巴拉”的桥段，春秋以下，中国史书多数推崇一字褒贬，话不说破。理想国政治学都有大段的逻辑论证过程，论语、中庸、大学就没有或者很少。
但孔子的徒子徒孙还有其他学派就未必都如此节制了
管子传至今天的有14万字左右，86篇（10篇散轶），不过刘向编篡时剔除大量他认为重复的内容，他手头的素材是564篇，刘向只保留了五分之一不到，推测素材总数达到六七十万字轻轻松松……杂家就是这么任性
晏子春秋，同样有二十多万字，多达215章，之前也被怀疑为伪书，但后来考古证据表明这书是真的，还是杂家任性
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及作者不详，但最晚不会晚于西汉，普遍认为其主要篇章在先秦完成，15万字，医家表示你们儒家不爱说话不代表我们也不爱说
王充的论衡为20多万字，分30卷。甚么微言大义，我就是想叨比，汉朝文风就喜欢大量的排比修辞，儒家啰嗦起来不遑多让
还有我国史书的字数，我能说到知乎倒闭，史记五十多万字，鸿门宴、项羽自刎洋洋洒洒写的和小说似的。某种意义上史记是最像欧洲著史风格的。
汉书八十多万字，这还是班固推崇古文写的精简晦涩（以当时人的观点）的结果。
东观汉记推测比汉书只多不少，人家有专门的一个大院子存放书稿以及编书素材，但被董卓一把火烧了，后来许都旧臣没事干搜罗书稿辑录，才得保存一二，现存校注版40万字。
当然，理想国的字数和欧洲史书比也是弟弟，希罗多德的历史翻译过来也多达七十万字。
也不用大惊小怪，洋人一直都比较啰嗦（文字原因），中世纪的羊皮纸圣经动辄400-700页，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厚的能当哑铃，一本造价值一套房，这还是在以穷的掉渣闻名的爱尔兰。书写材料贵，那是问题吗，这叫为信仰充值。
莎草纸和我国的竹简类似，都是卷轴，可以续篇，不停在后面装订新的草纸或竹简，写完卷成一个筒放一边，这叫一卷。我国古人最早可能是强迫症，一本书一定要一卷竹简写完，周易就密密麻麻写了五千多字，捆作一卷。但后来发现一个竹简再怎么加长，字再怎么小也无法写完自己深邃的思想，于是书就变成了一部部。
根据论衡、周易等书推断，一卷竹简的极限容量约为七千字左右，一部三十万字的书，也就是50-60捆竹简，卷起来一个大书箱绝对放得下，对古代学者来说这点空间还是有的。
至于造价，竹简和莎草纸不便宜，这是和我们现在的书写用纸比，但也不贵，毕竟都是可以用来擦屁股的存在……
总之，写大部头在当时的技术上不存在难度，和不同学者的个人风格关系更大。
2、“三分除二”与梵汉翻译
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时，不是依照原典直接翻译，是大胆地删除部分原典，并且加入自己的见解与解释。僧睿《大智释论序》说：
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
三分除二，得此百卷。于大智三十万言，玄章婉旨，朗然可见，归途直达，无复惑趣之
疑。以文求之，无间然矣。……胡文委曲，皆如初品。法师以秦人好简，故裁而略之；
若备译其文，将近千有余卷。[5]
现存《大智度论》一百卷，实际上是经论会编，《大晶般若经》三十卷，《释论》七十卷。但是，对于“三分除二”、“十倍”、“千有余卷”等有关《大智度论》的理解，则是后世学者争论焦点。
对于“三分除二”，印顺的理解：
初品译为三十四卷，若经文一卷不计，则论文为三十三卷，二品以下，是“三分除
二”的略译。换言之：论文七十卷，扣去初品三十三卷，则二品以下的论文实为三十七
卷，这三十七卷，是“三分除二”的略译。[6]
印顺推断，《大般若经》的经本有二万二千偈，译成经文，有三十卷。以此类推，论本“十万偈”，约可译成百三十六卷，这是尚未“略译”之原形。除去初品论文三十三卷，应该还有一百零三卷，但如今二晶以下略译为三十七卷，那正是三分之中略去一，共九分。
但是，从梵文译为汉语来说，字数的变化是非常明显。如道安《阿毗昙序》说：“胡本十五千七十二首卢，四十八万二千三百四言，秦语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言”[7]，《鞟婆沙序》说：“胡本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二首卢，长五字也，凡三十七万六千六十四言也；秦语为十六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字”[8]。在经论中，不论长行或偈颂，以满三十二字(音节)为一节(一偈)，称一首卢。依此可知，梵语的三音节大约为汉语的一音节。如《放光经记》说：
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众贤者皆集议晋书正写，时执胡本
者于阗沙门无叉罗，优婆塞竺叔兰口传，祝太玄周玄明共笔受，正书九十章，凡二十万
七千六百二十一言。[9]
“六十万余言”的梵文，译为汉语，成为“二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一言”，这即是“三分除二”的表现。
因此，“三分除二”与“略本”的“略”没有关系，这是从梵文翻译为汉语的结果，是减少的比率。[10]依此可知，“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是指梵文与汉语的不同。所以，《大智度论》的“略本”梵文有十万偈，一偈三十二音节，所以“并三百二十万言”；此梵文“略本”翻译为汉语，“三分除二”后，所以只剩下大约百万言，一卷约一万字，所以就是现存的一百卷，这即是“论之略本有十万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万言。胡夏既乖，又有烦简之异，三分除二，得此百卷”的解释。
——圣凯法师《<大智度论>在南北朝的流传及其影响》觉醒著.觉群佛学 P250~251 2009[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梵汉翻译，字数要砍掉一半多甚至砍掉三分之二
希腊文翻译过来大约摸也得是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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