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郭沫若受到许多人的唾骂？
一、政治立场与政治风波中的角色：
这是郭沫若受到批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他的政治立场在不同时期有显著的转变，并且在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他的行为被认为有迎合权势、缺乏独立思考的嫌疑。
1. 早期革命文学家与后期政治生涯的矛盾：
早期：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创作了大量充满反抗精神的诗歌和散文，如《女神》中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表达了对旧世界的挑战和对新生的渴望。这为他赢得了“革命文学家”的声誉。
后期：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化官员，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在这一过程中，他积极拥护共产党的路线，甚至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表态者角色。
批评点： 这种转变让一些人觉得他从一个追求自由、反抗传统的文学家，变成了一个迎合政治的体制内官员。尤其是当他被要求“为政治服务”时，其作品和言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受到质疑。
2.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态与行为：
反右运动：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郭沫若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一些场合对“右派”分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其中最被诟病的是他对一些曾经的同僚和朋友的“揭发”和“批判”，例如对丁玲、萧军等人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期间，郭沫若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积极响应，创作了大量歌颂文革的诗歌，例如“文化革命句句是真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他甚至在文革期间对一些被批斗的知识分子进行过“劝说”或“劝导”，让他们接受改造。更具争议的是，他撰写了《郭沫若论曹操》，为被“打倒”的曹操翻案，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但后来也被一些人解读为他试图通过为历史人物辩护来暗示自身处境或借机攻击某些当权者。
批评点： 许多人认为他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或往上爬，牺牲了自己的良知和原则，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他的表态被视为对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落井下石，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特别是他作为科学院院长，本应是保护知识分子的角色，却在运动中扮演了不利于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令许多人感到失望和愤怒。
二、个人品德与历史事件的争议：
除了政治立场，郭沫若的个人生活和一些历史行为也受到批评。
1. 与多位女性的关系： 郭沫若一生中有过多次婚姻和恋情，例如与原配张琼华、日本人安娜、于立群等。他在与张琼华结婚后不久便去了日本，并与安娜同居并育有子女。后来回国后又与于立群结婚，但据说在与安娜的子女回国时，他对他们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希望他们“永远不要再回来”。
批评点： 这种行为被一些人视为感情不负责任、对家庭和子女缺乏责任感，尤其是他对待在日本的子女的态度，被认为是一种冷酷和抛弃。
2. “反右”时期的个人言论： 除了上述对同事的批判，他在一些公开场合的发言也因其极端性和缺乏人道主义而被批评。
三、文学成就与政治裹挟的拉扯：
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毋庸置疑，他在新诗创作、历史剧、甲骨文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立场，使得他的文学成就常常被与他的政治行为捆绑在一起讨论。
批评点： 一部分批评者认为，他后期创作的许多政治宣传性质的作品，虽然在当时有其价值，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其艺术价值远不如其早期作品。而且，他过度参与政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对文学艺术的专注和追求。他的政治身份常常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让一些追求纯粹艺术的人感到不满。
总结来说，郭沫若受到许多人唾骂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
政治立场转变与政治风波中的不当表现： 最核心的原因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反右和文革）的立场和行为，被认为缺乏独立思考和道德勇气，甚至迎合政治迫害。
个人品德的争议： 他在处理感情和家庭关系上的某些行为，被认为不够负责任和人道。
文学与政治的混淆： 他的后期政治生涯和政治化创作，使得他的文学成就也蒙上了一层政治的色彩，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郭沫若的巨大历史贡献和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他的受到的批评，往往是历史评价多元化和对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道德责任要求的一种体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对郭沫若有不同的评价。有人看重他的文学艺术成就，有人则更关注他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表现。
网友意见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看了浙江绍剧团演出的《三打白骨精》后，有感于当时中苏关系交恶的政治风云，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诗中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
毛泽东读后，于11月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2年12月，毛泽东70虚岁生日之际，郭沫若写了《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毛泽东读后，又诗兴大发，于1963年1月9日吟成《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沫若同志与毛泽东同志）
如果郭沫若是个战士，黄继光董存瑞敢干的事情他一样会干。
如果郭沫若是科学家，他也会像邓稼先，于敏那样奉献终生。
如果郭沫若是个普通劳动者，王进喜，时传祥做的，他也一样做得到。
他在党最黑暗的时刻入党，一生无论做的事情如何评价，都不含半分私利。
他身为甲骨四堂，以他的学术地位完全可以风花雪月和稀泥，不得罪任何人，混得比胡适还好。
但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只身一人以自己的学术威望撑起了我党白区宣传的半边天。
他根本不屑文人那一套酸腐心机，更加不屑于搞小团体为自己歌功颂德。
他是文化界少有完全按照入党誓词要求自己一生的人。
所以他去世以后，那些乏走狗们的狗崽子纷纷跳出来嘤嘤狂吠，圈里却没有他的徒子徒孙出来为他平反。
因为他就该被骂啊，这种人怎么不该被骂呢？大家醒一醒啊，要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啊！大家好好想一想，站在自己立场上想一想。
他怎么不该被骂？四一二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多不聪明的决定啊，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傻子都不会做出这种决定，多危险啊，这人太傻，智商不高，傻子的思想境界怎么会如我这样的正常人，这种傻子需要被正常人骂醒，该骂。
他怎么不该被骂？抗日战争的时候抛弃自己的老婆回国抗战，这就是个渣男啊，抛妻弃子，渣男行为，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危险，时时刻刻的危险，这不是傻么？这种又渣又傻的臭男人，该骂。
他怎么不该骂？给斯大林写出那种拍马屁的文章，太油腻了，我都写不出来，太恶心了，就为了给国家争取点援助，就为了多救几个即将饿死的普通老百姓，就为五斗米折腰，这太有失文人的气节了！垃圾，折腰的文人还能算文人么？要脸么？这种明显带有主义色彩，失去独立思考的文人，该骂。
他怎么不该骂？他在位的时候刨了人家帝王的坟，很多文物因此见光死了，没保护好文物，让中华文明又失去了很多结晶，动摇了文明的根基，太没文物保护的科学意识了！德不配位，不够专业，该骂！（这点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了，怎么滴，这些坟不该刨是不是？什么狗屁帝王将相，中华文明的根基难道在这些帝王将相的坟里？中华文明的根基是伟大的人民！是每一个你我，那种对中华文明没做过啥贡献，净享受的帝王的坟怎么就不能刨了？不刨这些坟，那些凝聚了工匠心血的王冠器具我们一辈子看不见，让真正的文明根基看到这些器具，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是稳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再者，这些东西放在下面真的就能保护的很好了？再过一百年挖就能完美无缺的把他们挖出来？科学的挖掘工作会比时间的腐蚀对文物损害更大？万事万物总有个临界点，有些到了时间的帝王陵寑该挖就得挖，有些国内文物空白时间段的陵寝该挖就得挖，以我们的技术如果早上一千年，挖几个周王朝的墓保不齐九鼎都能给你挖出来，要是挖到了夏朝的实体文物，也不至于现在远古的夏朝迟迟没有强有力的文物支撑。）
所以他该骂，该狠狠的骂，这个不聪明的傻子，这个抛妻弃子的渣男，这个为五斗米折腰的伪文人，这个不学无术的官僚真该骂，该痛骂！
郭沫若，你这个为救民族于危急存亡的不顾自身安危和儿女情长的共产主义战士，你真是个傻子！
我真的好想成为你啊，也真的好想中国能多一些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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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突然想吐槽一下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写完这些最大的感受就是陶渊明和郭沫若相比就是一渣渣啊，什么狗屁不为五斗米折腰，怂且自大且没能力，给你一个县，你觉得屈才，那你倒是拿出真本事啊，官场风气贪腐，那你就做个时代的标杆啊，明中期如此贪腐的嘉靖朝，严党把持朝政上下贪墨成风的嘉靖朝，海瑞都能正己以正人，陶渊明怎么就只敢悠然见南山了呢？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那为什么一开始还要上任呢？遇到上级督察了，又不敢怼，也没能力应付，只能挂印跑路，和郭沫若相比简直是个垃圾，充满了投降主义，怂货，上不敢帥军北复失地，下不能明清官场以正人心，光一天天说自己能，除了耍耍笔杆子，卖弄下文人风骚，还会什么？加强版的郭小四？
往深了说，追捧陶渊明的人，都是投降主义，别有用心，不会是啥好人。
另外骂郭沫若的绝大部分都同时喜欢陶渊明吧，有些东西你细品。
有些郭粉举他在委员长面前“铁骨铮铮”的例子，真的好笑。让我想起了资治通鉴里徐文远的故事。徐文远是隋末的国子祭酒，先后被李密、王世充俘获。
及密败，复入东都，王世充给其廪食，而文远尽敬，见之先拜。或问曰：“闻君踞见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郦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杀故人之义。相时而动，岂不然欤！”
只能说，能在乱世中活下来的读书人都不会是书呆子。什么人面前应该摆谱，什么人面前应该认怂，是一门艺术。
蹦蹦跳跳受不了，一个是不稳，一个是老是在人前晃来晃去的。
既然人设是文化人，那就应该谨守一点点文化人的本份。
因为那些人的目的不在郭老，而是在于黑毛主席。
关于郭沫若老的谣言与恶劣中伤，所有的目的都是一个：污蔑毛主席。
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官方攻仲浩，那里有几期节目是专门澄清针对郭老的谣言的。
从这些造谣，可以看出公知们的丑恶嘴脸，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以及最反动的动机。
攻击郭老的，主要是两个方面：
1、软骨头，谄媚毛主席
2、男女关系混乱
事实到底如何？
一、郭老真的是软骨头吗？
1926年，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邓演达任任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政治部副主任。
北伐军到达武汉后，邓演达任湖北省主席，不再跟随北伐军北伐。郭沫若任政治部代主任。
北伐期间，蒋介石委托郭沫若去接蒋介石的夫人。这是家事，可见，蒋介石对郭老是非常非常信任，将其当做心腹，并许以高官厚禄。
但是，当郭老发现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后，郭老立刻与蒋介石决裂，并与1927年3月31挥毫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发表于《中央日报》。1927年5月《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
我就想问问那些污蔑郭老是软骨头的人，你们见过这样的软骨头吗？
在高官厚禄面前，毅然决然地与欣赏自己的顶头上司决裂，真正的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你们这些宵小有几人可以做到？
那可是被蒋介石看作心腹啊！如果与蒋介石沆瀣一气，那不就是飞黄腾达吗？
如果是你们这些宵小，恐怕早就卑躬屈膝地做了蒋介石的叭儿了。还敢写出讨伐蒋介石的檄文？
1927年5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郭老进行通缉。
面对蒋介石的通缉，郭老毫不畏惧，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3日赶到，立刻成为主席团成员），并于当月在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4.12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的情况下参加的起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这是什么？威武不能屈啊！
那些污蔑宵小们有几个人能做到？除了像叭儿一样讨好主子，还能做什么？
1937年卢沟桥事变，郭老又毅然从日本秘密回国抗日。这些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做出的有关生死的选择。郭老每一次都是选择了民族大义，选择了危难，视死如归。有这样的软骨头吗？
毛主席从1968年党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开始就一直批评郭老的《十批判书》，在多种场合有近十次的批评，包括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的谈话，都说“十批”不是好文章。
郭老抵着压力没有做检讨，一直到1974年2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检讨。郭老扛了5年之久没有检讨，你说这是谄媚？
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所谓郭老诗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我们看看郭沫若纪念馆李斌同志的考证：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也没有出处。
这首诗，网上给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郭沫若研究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是《沫若文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二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1982—2002年出版。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因此，《郭沫若文选》第12卷是假的。
《郭沫若全集》38卷中没有《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这首诗，我正在参编的《郭沫若全集补编》27卷也没有收录这首诗。在编《郭沫若全集补编》时，我们找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未刊手稿，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后来散佚的作品，但没有找到这首诗。因此，我断定郭沫若没有写过这首诗。
1937年11月12日，历时三月的淞沪会战失败。
1937年11月27日，郭沫若撤离上海。田汉曾经如此评价郭沫若在淞沪会战的伟大作用：“在前期的上海战役中，沫若的贡献实无可否认地大。”
1938年6月11日，武汉会战爆发。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1938年10月25日晨，周恩来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后，撤离武汉。
1938年10月25日晨，郭沫若中将作为最高级将领最后一个撤离武汉。
试问，有这样的软骨头吗？
如果这就是郭老的软骨头，那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这样的“软骨头”太少了，这样的“软骨头”越多越好，因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是无产阶级的脊梁！
郭沫若郭老万岁！
郭老永在！
（未完待续）
续：
有的人拿郭老与鲁迅先生的矛盾说事。实际上，二者的争论与人品无关，仅仅是观点的不一致。周总理曾经将鲁、郭二人并称。
请看周总理是如何评价的：
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这评价够不够权威？够不够高？
我们再看看鲁迅先生、郭老二位当事人的态度：
鲁迅：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之《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1936年8月3日
郭沫若：
当郭沫若读到鲁迅这封长信后，深感愧疚，对鲁迅的观点表示“彻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写成《蒐苗的检阅》，向鲁迅表示歉意地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相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就如这次的纠纷吧，我在未读到万言书之前，实在没有摩触到先生的真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着问题解决的曙光。”
《达州日报》2019年6月21日第7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
在日本，也举办了一场有着特别意义的鲁迅追悼会，地点在日华学会。参加者非常踊跃，日方到会者有著名文学家佐藤春夫及记者多人；郭沫若以及留东学术团体及个人到会者，总数达七百余人。佐藤春夫先生沉痛地说：“我是鲁迅先生的弟子。”
郭沫若在追悼会上发表了演讲：“今天在国外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是最悲痛的一件事。我和鲁迅先生未曾见过一面，但对他个人了解却是很深。刚才佐藤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弟子，未免太客气了。以佐藤先生那样有地位的作家，也说是鲁迅先生的弟子，那么我应该是弟子的弟子了，现在我是以徒孙的资格来参加追悼会。鲁迅先生的死，就如刚才佐藤先生所说的，不但是中国的损失、东方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的损失。他的死是很值得哀痛的，尤其是死在大众被压迫的时候。为什么他值得我们这样敬仰？就是刚才一位朋友报告的，他在思想、文学、生活里面都有一贯不妥协的精神！现在他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贯不屈服的彻底的精神，是永远没有死！今天我们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精神。鲁迅先生死了，但是我们有很多青年，每个青年都须得准备做第二个鲁迅。”
《达州日报》2019年6月21日第7版
当晚，郭沫若就写成《民族的杰作——悼念鲁迅先生》一文：
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达州日报》2019年6月21日第7版
后来败类苏雪林等人列举所谓“鲁迅之劣迹”，诬蔑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好恶小人”，反对颂扬鲁迅；日本集纳主义（新闻主义）者居心叵测地将鲁迅歪曲为“亲日作家”，郭沫若认为这些都是“对于鲁迅的重大的侮辱”，他又写下了《不灭的光辉》、《替鲁迅说几句话》等文痛加驳斥。
还有所谓的鲁迅写的“远看一条狗，近看是郭沫若”。更是无从谈起。
这也不符合鲁迅先生的骂人风格与水平啊！可见这些小丑们是多么地卑鄙无耻下流。尤其是袁腾飞高晓松之流。
对于那些将鲁迅与郭沫若对立起来的那些小丑们，正如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说的那样：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
这其实正是恶劣的倾向，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为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学家最末的道路。
这些小丑（包括袁腾飞、高晓松宵小之流）是什么？是“内奸”！
二、“男女关系混乱”吗？
以下内容均摘自郭沫若纪念馆李斌老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考证：
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
这个谣言讲的是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1979年于立群知情后自杀……郭沫若娶了姊妹花，蹂躏人家等等。
这个谣言是从哪儿来的呢？来源是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于立忱之死》。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讲在将近五十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是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后来广泛流传，在网上演绎成郭沫若对于立忱始乱终弃，玩弄两性关系，后来于立群知道后又自杀了。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
一个老太太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可能吗？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有那么清晰吗？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历史研究讲究的是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是人家都死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还有，为什么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第三，谢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相反。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都做过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的时候，是在他家住的，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生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你真的是她的闺蜜，人家都死了，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谢冰莹在编造故事。
第四，我们要注意这篇文章写作的特殊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的是领袖蒋介石，文章说我们这个领袖蒋介石对堕落文人郭沫若那是非常之好，但是这个投机文人根本就不领我们领袖的情，几次背叛我们的领袖，这个文人真是该千刀万剐。读到这里，我们就突然明白了，她是在国共两党冷战的特殊背景下写的，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在诅咒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于是用这样的故事来诅咒。这个文章就是这么一回事。
在网络上，人们不去注意这篇文章的真伪，而把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这都是郭沫若自己写在他的文字里面的，写得非常清楚。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就回国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死了，就写了《断线风筝》，后来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之间乱来的关系，是没有的。
那个时代的文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是他20岁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操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
图片：张琼华与郭沫若母亲
后来他去日本留学，跟日本的护士安娜产生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自己秘密回国，因为日本警方的监视，郭沫若不能带妻儿。
图片：郭沫若、安娜和孩子们
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候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也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文章里，全世界都知道。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绯闻，这是我研究的结果。1938年之后，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绯闻。
图片：郭沫若、于立群和孩子们
过去这几十年，哪一个爱国爱民的人不被骂？凡是爱中国的，希望中国人人平等的，痛恨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老百姓的人，都被各种抹黑咒骂。
那么多英雄人物的故事被移出中小学课本，它们还造谣污蔑说岳飞不算民族英雄。连鲁迅也被它们公开的攻击污蔑。
恰恰相反，对那些残害百姓的恶棍土匪，地主资本家反动文人，它们是各种跪舔各种洗白。屡次还没见到日寇就望风而逃的张灵甫，因为在山东搞三光政策残忍屠杀超过16万山东老百姓，而被它们鼓吹为抗日英雄！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栽的樱花，冈村宁次曾和宋美龄多次共浴的美龄宫，每年都被它们拿出来大肆炒作！把五亿两黄金白银走私到美国并要美国向中国的北京上海扔原子弹的宋美龄，被它们跪舔成“知性、美丽”……那张老妖婆的脸，水桶一样短短粗的身材，从哪里能看出一点点的知性美丽？
郭沫若被它们咒骂抹黑，恰说明他是真正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知识分子！
因为想攻击郭沫若背后的人，又不敢直接攻击，那就只好冲郭沫若开火。
按他们的套路，想树立一个昏君，没有直接证据的话就给他打造一个佞臣。然后再跟别人说，你看他身边有个小人，难道他不是昏君嘛？不是昏君身边干嘛养着小人？
可惜啊，郭沫若还真是铁骨铮铮！在1927年4月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前，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领中将衔任要职已经是高官厚禄前途一片光明了，可是依然毫不犹豫掀了老蒋的桌子揭露了蒋介石大肆搞“白色恐怖”的阴谋（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安庆惨案），随后遭蒋介石连发电令通缉，老蒋“欲生啖其肉死啖其骨”。被老蒋这么恨的这么深的还有两个人：毛泽东和朱德。
那些唾骂郭沫若的人，喜欢在铁骨铮铮上加个双引号，其实他们才是真小人，无知而又无胆的鼠辈。但凡了解过郭沫若生平的人，就会明白，郭沫若跟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样，都有着一副铮铮铁骨，一锤子下去可以飞出燎原火星的铮铮铁骨！
很多人觉得郭不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这个出发点就错了。
郭沫若不是文人入党，而是党的文人。他首先是个我党的高级干部啊，南昌起义时候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七人主席团成员，主席团都有谁，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郭是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是参谋长，张国焘是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代宣传委员会主席，贺龙、叶挺、朱德分任三个军长。看看这几个人，看看郭沫若，一介文人，一杆笔，立于百万雄师，这是文人干的事情吗？这何止是高干，这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啊。一直留在军队的话，这资历压倒罗荣桓做个元帅毫无压力啊。
作为党员，郭沫若叛党没有？没有啊，周恩来让他东渡日本避难搞学问，以后做文人领袖，他搞古文字研究名震江湖，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这是一般文人能达到的吗？
作为党员，郭沫若忠诚执行命令了吗？执行了啊，以无党派的面目凭借自己的声望和才华统领左翼，加上国党的神助攻，我党在文化界一直都是攻势，这种优势比军事优势来得更早更彻底。刘少奇是我党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那郭沫若毫无疑问是我党文化战线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地位，有什么值得喷的？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他的上级是周恩来，同事是董必武、陈云、黄炎培和邓小平，哪个文人走到这一步了？郭沫若任人大副委员长，创建中科院中科大，我寻思着也没有不称职啊。至于你们看不起的那些文章，别忘了，文字和学问对革命家而言只是手段，他们一路走来，沾满鲜血，何曾惜命，何况一点羽毛。
这个不屑为文人的人，反倒成了文人无法企及的大山。想必郭沫若也很喜欢看你们这种不喜欢我，却又打不过，好生气却又不得不服气的样子。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却又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 from 郭·唯物史观者·新诗创造者·甲骨识读人·历史剧创造者·歌德译者·红军缔造者（这个还达不到）·文坛盟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沫若（ps, 请叫我文豹~嗷~）
借用一句话，公生平不屑为文人，然其制作，实亦非文人所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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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几句周公的评论。鲁迅去世后，文坛无主，群雄不安，宵小纷扰，我党力挺郭沫若一平天下。有宵小不服，于是修文德以来之，借郭沫若五十大寿之际展开系列纪念，周公亲自执笔，天下一呼百应，最终鲁迅的革命大旗和江湖地位转交给了郭沫若。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死了，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郭沫若先生今尚健在，五十岁仅仅半百，决不能称老，抗战需要他的热情、研究和战斗，他的前途还很远大，光明也正照耀着他。我祝他前进，永远的前进，更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
郭才华横溢，名震天下，加之周公赌上自己一身修为，押上我党名誉，不惜代价力顶。虽然国家依然纷扰，但是从那个时候，我党已经安了天下文坛，那可是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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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表示难以苟同。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救亡图存。作为一个没有被开除球籍的中国人，我们不应该辱骂嘲笑任何一个为此献身的中国人。抗战时候梁实秋大写悠闲文章被人批判，梁说菜刀固然可以杀人，但是杀人却不是菜刀的本业。文人的本业固然不是救国，但是无数文人不顾本业抛头颅洒热血为国为民而去。我们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历史，现在可以大度地不去苛责梁实秋，但为什么要苛待那些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人呢。人固无完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历史洪流中，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都会得到历史和人民的尊重。
我不是很喜欢老郭，但也实在讨厌不起来。
老郭可能是国内最早的键政二极管了，他和鲁迅先生的矛盾中我自然是站鲁迅先生的观点。但这是两个左派之间的观点矛盾，而且老郭这人说他的早期观点有点“只知有国，不知有民的味道。”但郭先生的实际行动一点儿不含糊，为国为民却毫不惜身。
所以鲁迅虽然与郭沫若观点不和，但两者却没有其他的矛盾，鲁迅也从来没骂过郭是狗。说起来，据我对郭的浅薄了解，大部分都是右派的诬蔑，什么私生活混乱，东洋狗，爷爷诗这些都是子虚乌有，捕风捉影。
最最主要的，我说老郭年轻点儿的时候多少有点儿二极管，但人家老了并没有一直这样。人家一直在学习，在进步，所以老了之后很多观点依然是左派的标杆。
我记得我之前回答过知乎一个关于“龙应台与郭沫若”比的问题，我的观点很清楚。龙应台什么东西，断然不配与郭先生相提并论。但你问我喜欢郭沫若吗？还是那句我不喜欢，也不讨厌。这是我个人喜好问题，就像吃豆腐脑。但断不会因此而去侮辱、诽谤、泼脏水于郭先生。
而且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于他对国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也配得上“先生”二字。
建国后封的文坛泰斗：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
鲁迅解放前就去世了，
解放后剩下的五位，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基本上没什么产出。老舍倒是写了些作品忆苦思甜了一下，结果也是被修理到投湖自尽。其他人基本都是封笔状态。
唯有郭先生，作品是越出越多，格调是越来越高，官也做的越来越大。
不过任何东西总是背后标着价格的，郭先生大公子被迫害致死以后，郭先生一边继续大唱赞歌，一边默默的一遍又一遍的抄儿子的日记。
所谓忠君爱国，古往今来郭公也能排上号吧？
这风骨堪称后世楷模。
郭沫若被唾骂几十年了，大部分声音在党内，绝非所谓公知带的节奏。（大量文字是鲁迅郭沫若等原文，可选择性跳跃。）
一，郭沫若和鲁迅文艺思想的不同
中国左翼文艺界，实际可以粗略分为两拨人，一是以鲁迅为领袖的，胡风，瞿秋白，冯雪峰，巴金，丁玲等人。二是以创造社为基础的，以郭沫若为领袖的，郁达夫，茅盾，周扬，成仿吾，何其芳，艾青等人。当然，因为形势和性格，有部分人实际是没参与过两边的分歧的，如瞿秋白，有部分人和两边都交好的，如郁达夫，有部分人参与较少，如巴金，茅盾。
总体而言，争议在鲁迅胡风冯雪峰丁玲，与郭沫若周扬何其芳等人。双方的观点差异一句话言之，鲁迅认为，革命文学是进步的现实主义，郭沫若认为文学是武器，可以为了革命，牺牲现实主义。郭后来饱受批评的地方，都是由此发展，他从不是谄媚，他一直都认为，为了目的，牺牲学术/文艺的客观真实是应该的，这也是他饱受党内鄙视的关键。
"远看是条狗，近看郭沫若”是胡言乱语。但知乎上流行的，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以下两句话来说明鲁迅和郭沫若相好，也是满口胡言。我甚至怀疑这人的品德，因为该篇全文都是鲁迅在讽刺郭周，视而不见而摘抄以下两句话，其心可议。
“我和郭沫若、茅盾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象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这两句，乍一看是鲁迅支持郭。那么鲁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需要第二个部分，讲清楚国防文学论战。当然，创造社初期就开始和鲁迅有分歧了，但内容过长，仅仅贴鲁迅对郭沫若骂他“不得志的法西斯”的回应，鲁迅先提了郭沫若和张资平才子+流氓，再说了以下，看懂内容就知道是在讽刺谁。
到了前年，“革命文学”这名目这才旺盛起来了，主张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若干新份子。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当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时候，一般积极的青年都跑到实际工作去了，那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革命文学运动，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但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这种令人“知道点革命的厉害”，只图自己说得畅快的态度，也还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
二，国防文学论战
在抗战初期，郭沫若，周扬提出“国防文学“，倡导此后文艺界只有两派，不是国防文艺，就是汉奸文艺。
胡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强调哪怕有落后世界观的作家，你也要允许人家反映现实，得到鲁迅等人的支持。
凡是有才能的作者，在世界观上即使有种种不同，在反映现实上，多少有值得重视的地方。文学的事业不单单是最前进的作品才能推动，就是比较落后的作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这一任务的承担者。
——艾思奇《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
艾思奇最后公开质疑郭沫若，没有坚持正确的世界观的人，你让不让他存在？郭沫若回应是，允许，但只有像巴尔扎克那种天才的文学作品，才能得到宣扬。
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我们是有努力加以普及的必要。。。。在我们，旧式的史观正在加紧被人传播，能够不为先入之见，巴尔扎克那样的天才。。。。一般的人不要以之为例。
——郭沫若《我对国防文学的意见》
当鲁迅在说现实主义是文学是生命，支持胡风时候，对方用了主要两种手段，
1.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找到鲁迅，告诉他胡风是奸细，鲁迅称为”四条汉子“
2.并不重要的徐懋庸，从文学争论到人身攻击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暗指巴金）
——徐懋庸《鲁迅八月一日信》
赤裸裸说，你周围的人都在右倾，鲁迅被据为私有，眩惑群众，甚至破坏抗日。。。所以有了鲁迅对郭沫若称赞的那两句，鲁迅先声明，我支持抗日统一战线，也是支持郭的部分意见，然后全文不点名批郭周。
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也曾经提出过我对于组织这种统一的团体的意见过，那些意见，自然是被一些所谓“指导家”格杀了，反而即刻从天外飞来似地加我以“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这首先就使我暂不加入“文艺家协会”了，因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们究竟干的什么勾当；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论战到了开始扣鲁迅破坏抗日的阶段，创造社出身的茅盾都已经看不下去，提倡创作自由。
就是思想比较落后的作者，也应当使之能够为国防文学效力。
——茅盾《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郭沫若也开始了对茅盾的批评。
我对茅盾先生“创作自由”的口号，我还是认为不提出的好。。。。这个（对于国防文学）运动一种负号的结果，该运动的意义就会失去一大半的。
——郭沫若《蓃苗的检阅》
当这种关于以先进/落后来否定别人创作自由的论战愈演愈烈，陈伯达，刘少奇等人纷纷发表声明，劝解双方。
我们也就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合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是改态度了。
——刘少奇《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
在鲁迅去世前十多天，大部分文艺界人士，大致基于鲁迅胡风的观点，发表了团结声明。
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在文学上，我们宁主张各人各派之自由发展。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三，批判丁玲
丁玲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成为偏向鲁迅的一员，也是在解放区最优秀的作家。丁玲的主要创作思路，是鲁迅进步的现实主义路线，然而，郭沫若对于解放区的写作观点不同，请自行学习。
四，胡风案
胡风案，从来不单单是胡风，还有一个缺席的被审判者，请自行学习。
五，郭沫若后期
这也是网上的段子了，懂了前面的历史，你就知道：
为什么郭沫若要在《李白和杜甫》中，用杜甫有茅屋来论证杜甫是腐朽的地主阶级。
为什么拍《蔡文姬》为曹操翻案，美化到陈赓说，要是曹操这么进步，你介绍他入党吧。
为什么拍《武则天》，为什么写那么多低劣的诗歌，为什么在学界打击异己，为什么他保留自己的文件，因为他理直气壮
郭沫若当然有才能，而且是大才，新文化运动诗歌界前期的主宰，甲骨文的先行者。他是那种谄媚的芸芸众生吗？当然不是，他是墙头草吗？当然不是，他有坚定目标。但是，他根本没把学术和文艺当作一个追求真实的东西，那些只是他的工具。为了他的理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舍掉客观性。
我支持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敬佩郭老在革命的贡献，但绝不能认同他的观点和做法，甚至有些鄙视。理由非常简单，他是一个从本质上对实事求是都没有敬重的人，我为什么要敬重他？哪怕他是个我这辈子不可能企及的大人物。坦言之，我并不是一个对他中立的人，我讨厌他，讨厌的原因就是：
鲁迅死了
郭沫若是一以贯之的，我揣度各位的价值观，实在不敢相信知乎上如此一面倒支持郭沫若的人，真的是因为认同他。
1、郭沫若的地位是如何奠定的
1.1、4.12反革命政变后入党与反蒋
郭沫若是文武双全之人，1911年参加反清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成为中将。1927年蒋介石发起412反革命政变，正是共产党最低潮的时候，郭沫若毅然的入党并反蒋。
这个举动奠定了郭沫若的地位。跟这个行为对比的是 1949年加入国军！
随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可以算是我党的建军人物之一了。文化人中还没有一个跟郭沫若这样。
1.2、77事变，归国抗日
郭沫若有个日本老婆。在77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马上离开日本归国，然后加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此期间他是一个坚定的抗日分子。
他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要是政治宣传工作。
2、郭沫若被攻击的点分析
2.1、说郭沫若没骨气
这点主要是说郭沫若总是排教员的马屁，没文人的骨气、同政治走得太近等等等等。
不过注意说这些话的人是谁，他们怎么说这些话的……这些就有明显的立场问题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事，攻击郭沫若不单单是国民党阵营的人。
2.2、说郭沫若拆城墙与挖了十三陵
实话说，这两件事都跟郭沫若有关。郭沫若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始作俑者与决定权不是郭沫若。
比如拆掉北京的城墙，是教员等决定的。挖十三陵并不是郭沫若最早提出的，而是后来被打倒的吴晗提议的。
2.3、学术观点不同
比如郭沫若相对讨厌秦始皇。郭沫若本人是说秦始皇很难看的。
本人就跟郭沫若的观点不同。
上面就引用了郭沫若的观点。
3、郭沫若很少回击，或者其它人帮他回击的原因
郭沫若是比较有学问的人。不过他没有拉帮结派，没有教学生，没有形成团团伙伙的学阀体系。
所以各个帮派的都讲他。激烈的甚至骂他。
看到这么多说郭老怎么怎么样的，我只说这么几点：
郭老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北伐军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在所有tg里面数一数，有几个在当时能达到这一高位的？
郭老在蒋介石发动412之后，不惜放弃gmd的一切高官厚禄的诱惑，火线入党参加南昌起义，这也叫“阿谀谄媚，投机主义”？？？？？？
郭老靠着自己的学术成就，开创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我想知道这两所学校对中国的贡献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就是这样一位文理双修，文武双全的，为中国做出及其伟大贡献的人，不知道放眼中国，有几个有资格对他说三道四的。郭老对中国的贡献，是任何一位中国同时期的文人都达不到的高度。
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学生，没有派系，没有相应的学阀体系。
说实话，虽然我喜欢历史，但我对于郭沫若并不感兴趣，因为他毕竟只是文史类的研究人员，虽然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但是后来还是去做文史工作了。但是随着近年来对他负面评价的增多，特别是一些涉及历史的方面的事，所以就去搜集了一下他的经历。发现，确实不一般。虽然他名气很大，当过副总理和中科院院长，但是基本没有向权利上靠(没人会觉得现在的文联主席大权在握吧)，长期负责的也是文史类工作。虽然曾经以笔为剑，但也从来没干过宣发口的负责人。老郭虽然位高但似乎权不重，这么长时间也没听说动用权利打击过谁，当然可能是我不知道，有了解的请指出来。
1、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34岁的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
412抛弃国民党一军政治部主任职位，加入共党。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部队被打散，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2、77事变后，45岁的郭沫若，忍痛抛弃日本国籍的老婆孩子顶着国内通缉令回国宣传全面抗战，拒绝了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加入日本国籍的拉拢。被一群人说是抛弃妻子。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日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
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孝明、明治、大正、昭和四朝的政界元老）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所以说老郭在国家大义选择上一直没有问题。
3：至于婚姻吗：他一共有三段婚姻
第一段郭沫若的父亲为郭朝沛，母亲杜遨贞。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节，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一个没有读过书的旧式女子张琼华（1890—1980）草草完婚，由于郭沫若对封建婚姻制度不满，婚后第五天便离家出走，赴成都读书，但两人没有离异。直到1939年，郭沫若还乡，向张琼华鞠躬表示道歉。张琼华在郭沫若家空守68年，无子女。
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很常见，年轻人看到了西方文化，追求婚姻独立。但父母确是包办婚姻，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第二段就是佐藤富子，1916年8月，与东京圣路迦医院护士佐藤富子（1893—1994）相遇并相爱，为其取名安娜，佐藤富子为此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年底，赴东京接安娜到冈山同居。1916—1937年，与安娜共同生活21年，共同度过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最困难时期。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老郭为归国抗战，别妇抛儿返回祖国。建国后佐藤富子来寻找老郭，被周总理安置在大连最后享受副部级待遇。
第三段。1938年1月，他与《救亡日报》社成员于立群（1916—1979年2月25日）结婚。
至于渣男论断应该来源于这一段：
于立群的长姐于佩琛，也就是于立忱，在师范大学时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喜欢文学，善演话剧。著名话剧导演熊佛西所导演的法国名剧——《哑妻》，就是由她主演的。她还被选出席过太平洋学会。还在大学三年级时，她的共产党身份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被捕获释后为《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所聘在该报工作。
1934年，于立忱得了肺病，靠《大公报》的津贴，到日本治病并兼东京特派记者。她住在东京郊区，与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家相距不远，常去访问郭沫若。后来《大公报》表示不再承担她旅日的费用，她只好于1937年初返回上海。被疾病缠身，忧郁苦缠，1937年5月，于立忱竟自缢身亡。
留绝命书十七字云：“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有人说她的死和老郭有关，是被始乱终弃的，还有说怀孕流产的，还说是冰心为证。众说纷纭，不知真假。
我们还是从遗书分析吧。
遗书的意思很浅显：就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从这句话来看，应该是对于民国深感失望，以及对于自身的无能为力。
不知道从哪看出和感情有关系。
另一个就是老郭的夫人于立群。
网上的传言是，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后，于立群竟然在收拾遗物的时候，发现了能够证明姐姐之死和郭沫若相关的信件和一张图片，那一瞬间无异于五雷轰顶，于立群霎时间明白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替身，一个影子！而姐姐离开的时候，竟然是这么痛苦，自己成为了窃走姐姐爱情的贼子！她大受打击，两个月之后，竟然也选择了自缢身亡。
但是对于于立群和老郭第一次见面说这样写的：初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于立忱思念郭沫若的诗笺交给了他。郭沫若心情十分激动。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环节，有的话，前后很矛盾，因为一个说的是于立群知道她姐姐倾心老郭，并向郭转交了亡姐的书信。这说明她姐姐的遗物是她整理的，要是她姐姐倾心老郭应该会留下书信记载，她肯定知道她姐姐和郭的关系。
那么发现所谓遗书，过了几十年才知道关系就是编造了。
PS：本来这种不知真假的问题不想拿出来讨论。毕竟其中臆测的绯闻根本不知真假。但是评论区有人提出了，那么干脆就全部罗列出来，如果有详细资料的可以讨论讨论。
有网友提出，郭沫若始乱终弃的不是冰心谢婉莹，是谢冰莹。
我查了一下确实是弄错了。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篇文章，题目耸人听闻——《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

看起来这应该就是真像了，之前国共冲突那么激烈都没人指出郭的私生活有问题，在日本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回国后也没有其他传言。结果当事人都死光了，就爆出来了。
1937年，于立忱女士去世后不久，《妇女杂志》刊发了两篇其“生前好友”所写的悼念性文章，一篇的作者是郭沫若，而另一篇正是谢冰莹！
《妇女生活》杂志接下去刊登的两篇悼文是：郭沫若的《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谢冰莹的《痛心的回忆——悼立忱》。《断线风筝》被收入多种郭沫若的作品集，前面已提到，不重述。《痛心》写于逝者下葬后七天，回忆了谢冰莹第二次去日本时同于立忱的相识和交往。不知何故，该文没有收进谢冰莹的任何作品集，极少被人关注。对照这篇佚文和作者晚年的《于立忱之死》，前者像镜子一样告诉人们，后者所谓“揭秘”是造假。（引自中国作家网《寻找于立忱》
《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于系广西贺县人，赋性慧敏，由工读自学，插班中学两年，即考入北平女师大，后任天津大公报《妇女与家庭》编辑。嗣因求深造，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院，专攻经济，课余常撰稿。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后竟由于重伤风引起肺病，经年始愈。今春以资尽归国，舟车劳颠，眠食失常，病又发作，到沪后，即陷于顽固失眠，神经错乱，虽经其妹佩珊费尽心力，亦未能救治，卒之自杀逝世。(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
（于女士）“九一八”事变后被推为全校学生代表，南下入京向中央请愿，颇为贤劳，后因当局以爱国运动所注意，勒令离校，她于离校后，自知努力求进，继赴天津任大公报妇女副刊编辑，并兼任教课，……最近因肺病复发，神经错乱，颇成痛苦，有厌世之念，忽于上月二十一日夜间背人自尽，当由其妹于佩珊办理一切事宜。（1937年6月1日上海《大公报》）
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
4、另一句的原话是，远看一条狗，近看是东洋狗，到了眼前，哦，原来是郭沫若先生”
并没有查到这句话的出处和时间，我们来分析一下。
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胡适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
双方要是矛盾发生在大革命之前，应该是在新文化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后，因为理念不同发生争执是很有可能的。
那时候老郭30，鲁迅40，双方都不年轻了，但文人气盛，互相因为理念不同互喷应该是可能的。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是东洋狗。因为鲁迅要是日本学医回国。他要是以这来骂老郭连自己也骂了。所以东洋狗这句就没流传开。
到了大革命时期也就是1925年后，双方几乎同期投身大革命，前往南方，鲁迅先生是继续在大学文学中战斗，老郭更激进直接参加国民革命军了。这时候应该不会骂他吧，毕竟统一战线，老郭直接投笔从戎，冲锋在前。
412之后，双方都反对老蒋
鲁迅先生（1927年），1月赴中山大学任教。3月，与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会见。4月1日，赴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愤然辞职。8月，发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9月，致信台静农，拒绝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离开广州赴上海。12月，与梁实秋等人就“第三种人[47] ”、“自由人”发生论争，双方争论持久，影响巨大。
老郭是直接舍弃军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和老蒋决裂，通电反蒋，参加南昌起义，然后被老蒋通缉。南昌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日本十年。
这时期鲁迅先生是迂回反抗通过辛辣的文笔来抒发心中的抑郁。
老郭是直接对立。
这时候应该不会骂吧，毕竟老郭比鲁迅先生激进多了，直接操刀子反抗去了。鲁迅先生是以笔为刃。
老郭在日本的几年，要是鲁迅先生这么骂他，那么老郭在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舍妇别子雏，回归不知道那一天就会丢命的祖国，那么相信鲁迅先生也会收回这一骂声吧。
5、至于拆墙和挖坟。
你说拆城墙也好，挖坟也好，人家老郭都不是发起者，是评议者，就跟老梁身份上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城墙这事上人家压根就没跟着掺和。
你非得说人家提议拆城墙，挖坟的，这本身就搞错人了。
比如挖坟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写：
1955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牵头，联合郭沫若、沈雁冰和范文澜这些学界巨擘，一起上书建议发掘明朝的长陵。吴晗几人，都是在历史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人，对考古研究有着极大的热情，这无可厚非。
后来就成了这样：
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吴晗与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共同上报了挖掘明朝陵墓的请示。
最后变成了：
在郭沫若等人的提议下，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乾陵发掘计划》。
6、再说拆墙：
新京报：一开始，你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就变成了要拆迁？
孔庆普：1950年，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工作，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新京报：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新京报：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毛主席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下令拆的是刘少奇。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那么，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顶就得拆豁子。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那道路怎么办呢？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给城墙开豁口是老百姓生活所需
新京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新京报：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的话，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新京报：原来城墙开豁口还有这样的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新京报：你们当时是否有计划要拆多少个豁口？
孔庆普：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梁思成同意拆除西便门城门
新京报：开这么多豁口，梁思成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拆外城城墙，是1956年开始的，到1958年就拆光了。
新京报：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像山西平遥，没多少人，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西便门。开会的时候，谁都不发言，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这个城门才三米多宽，光走一个大汽车，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城门里头又有铁路，我看现在不行，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大家都同意了。
来源：新京报
所以，为什么要说郭沫若非要拆墙
ps：这个事本质上就是战乱结束后城市发展过快，城墙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从记录上看北京老城内40万人，北京一共420万人，这4百多万的民生成了新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内离城门远的地方需要多饶二里路才能出城，城外也得多饶二里路才能进城，这种情况下开豁口已经拆墙成了必须进行的问题。一开始北京的领导们也想把城墙保存下来，但快速的城市发展已经无法容忍老旧的城墙了。一开始全部保存就是不实际的，老梁实际上就应该重点要求保护城门，留一段城墙。结果最后因为开豁口，旁边就会说凭什么他开我不开，最终都拆了。特别是那个城门，太窄，现在看来应该修环岛，但当时没这个条件啊。最终也留下来一部分，比如德胜门，前门。
7、爷爷这一说法的来源则是一首名为《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的诗歌，但是这首诗歌在网上标注的出处为《郭沫若文选》第12卷，以及高晓松的《鱼羊野史》。但是对郭沫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一共4卷。
应该是谣言，因为要是他写了，那么九成九在当年都会被编成歌谣。这样全文流传的应该很广泛。可现在你能看到忠字舞，看到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亲，但爷爷这个你找不到。甚至连上下文都没有，就高的一句话。
附老郭作品：
a、诗集：《女神》《长春集》《星空》《潮汐集》《骆驼集》《东风集》《百花齐放》《新华颂》《迎春曲》《天上的街市》等等；
b、诗歌代表作品：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凤凰涅盘、战声、罪恶的金字塔 、天上的街市 、骆驼 、晨安、夜步十里松原 、黄浦江口 、血肉的长城、太阳礼赞 、春莺曲 、莺之歌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 、诗的宣言 、炉中煤 、霁月、郊原的青草
c、历史剧本：《屈原》(已拍摄发行)《虎符》《棠棣之花》《孔雀胆》《南冠草》《卓文君》《王昭君》《蔡文姬》《武则天》《聂嫈》《高渐离》；
d、回忆录《洪波曲》
e、评论集《雄鸡集》
f、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文集》(38卷)等。
g、翻译书目
《茵梦湖》(小说)德国施笃谟著、与钱君胥合译，1921年，泰尔
《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歌德著、1922年，泰东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论文)日本河上肇著，1924年，商务
《雪莱诗选》(诗集)英国雪莱著，1926年，泰东
《浮士德》(诗)德国歌德著，1928年，创造社
《沫若译诗集》印度枷里达若著，1928年，创造社
《石炭王》(小说)美国辛克莱著，1928年，上海乐群书店
《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21年，神州
《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列夫.托尔斯泰著，1935年，光明书局
《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卡尔.马克思著，1947年，群益
h、著作书目年份及出版社介绍
《黄浦江口》
《女神》(诗集)1921年，泰东
《瓶》(诗集)1927年，创造社
《前茅》(诗集)1928年，创造社
《恢复》(诗集)1928年，创造社
《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1928年，创造社
《我的幼年》(自传)1929年、光华
《漂流三部曲》(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山中杂记及其他》(小说、戏剧集)1929年，新兴书店
《黑猫与塔》(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后悔》(小说、戏曲集)1930年，光华
《黑猫与羔羊》(小说集)11931年，国光
《今津纪游》(散文集)1931年，爱丽书店
《桌子跳舞》(小说、散文集)1931年，仙岛书店
《文艺论集续集》(论文集)1931年，光华
《创造十年》(回忆录)1932年，现代
沫若文集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8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包括《我的学生时代》《创作十年》《创造十年续篇》《今津記遊》《山中雜記》《路畔的薔薇》《水平線下》《集外（5篇）》。
沫若文集第八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09 / 1.6元
(少于10人评价)
收入沫若自傳第三卷《革命春秋》，包括《北伐途次》《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海濤集》《歸去來》。
沫若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1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女神》《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中的作品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若文集（第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8-5 / 1.20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包括《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霾》《初出夔门》四篇沫若文集（第九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9-9 / 1.75元
(少于10人评价)
本卷收入《沫若自传》第四卷之《洪波曲》、《芍药及其他》《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卓文君》《王昭君》《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五个剧本及其附录。若文集（第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6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战声集》《蜩螗集》《新华颂》《卷耳集》《屈原赋今译》等诗集及其他集外诗作，分为六辑。沫若文集（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3 / 1.5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三个剧本及其附录。沫若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57-4 / 1.90元
(目前无人评价)
本卷收入作者从1918年至1947年间所作中短篇小说三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曾分别收入《塔》《水平线下》《橄榄》等作品集中；《落叶》和《一只手》则刊印过单行本。
PS：说实话，要是老郭不回国，估计也跟其他人一样，换成可以理解的辩解了，一句普通人不就够了吗。而且他还有理由，被kmt通缉。有排面，日本元老拉拢。有借口，家庭。49年后也会被当成统战对象争取。问题是他回来了，45岁舍弃家庭事业，回到了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亡国的祖国。所以才说他是大节无损，有古之名士之风。
做人嘛，讲的就是个人品。
贵郭老在史学界的人品一点也不好，我指的不是跪舔和政治倾向。
建国后郭当选中科院院长和历史所所长后，简直就成了一方“史霸”，根本不允许有异见。史学界所谓的“马列五老”，就数郭与范做的最过分。
不仅以中国史学界权威自居，几乎不允许任何问题学界他见，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学术上的商榷争鸣，到郭老那全成政治问题。
文人从政本无妨，但把学术政治化就极其恶心了。
以政治地位来打压了异己，这些事的例子太多恐怕怎么洗也洗不掉吧。
史霸的史识在建国后一落千丈，但却丝毫不以为然。不信请去看郭老写的《武则天》，包你大开眼界。
最后，拿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严于律人、时势所迫”来洗地的是来搞笑的？贵郭老的“时势所迫”可是从解放前就开始了，早些年的政治投机还少吗，能一如既往几十年，也是不容易。
没有郭沫若，甲骨金文先秦上古史一样有人去搞，封建论唯物史观的建立一样有人会去做；但有了郭老，中国历史学有十多年简直是荒废时间，停滞不前。
大众风评不讲，学界尤其是史学界最注重师承，范文澜好歹有蔡美彪这个得意弟子（当然蔡老年轻时也是呵呵），现在有几个人好意思自称是郭门子弟？
另外，也别说学术政治化是什么必然，同属五老的侯外庐玩政治可比郭老早多了，人家也干过揭批胡适这种事，可过分至此，恐怕只有郭沫若一人而已。
嗨，这个问题哪有那么复杂。
你在网上看见有人大骂老郭，只需要问此君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看主席哒？
我以前在天涯贴吧这类地方至少试过十几次，十次里面四次是破口大骂，三次是皮里阳秋，两次皇顾左右而言他，一次闭口不答。当然，这十次搞到后面都在骂我。
对了，我在知乎也试过一次，然后就被人家拉黑+投诉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啊。
有人提到了郭和主席的和诗，并引了60年代的二人交往片段，我的评价是，咱们引全啊？主席与郭沫若同志的交往可不止这么一段津津乐道的“三打白骨精与孙大圣”，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片段。
举个例子，73年春，主席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写成了《十批判书》，书的最后三章主要批判了法家，韩非子，秦王等人，是特殊时代的写作，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与时代特点，也是郭本人的一贯看法，同时郭本人也比较认同儒家观念。
但主席当今的态度则是“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
于是，主席就开了时空门，便把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张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8月5日，《读封建论•赠郭老》出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妻子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一样。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于是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回应主席，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注意这一句“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用了夸张手法，郭沫若怎么可能三十年读书写作然后说自己毫无成就呢？
其实不是的，不管郭沫若是否这么认为，但他确实这么明确表示了。
早在66年4月14日，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socialism cultural revolution》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同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cultural revolution。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郭沫若这么急着切割呢？不妨看看郭沫若在否定自己的那一天，也就是4月14日的四天前，有一个著名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横空出世，里面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这时郭沫若作为文艺界的头号人物，也做为“黑线”时代的主要人物，又是现在离中间最近的人物，早早的就嗅到了某种气息。
尽管郭沫若一再否定自己，但被否定的自己也是自己，该被拿出来用一下还是得用一下，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郭虽然保全了自己，但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含冤去世。
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郭被人唾骂？我觉得还是不了解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的，当然，如果你认为一个文人，就应该无时无刻像一个战士一样，凭借一己之力在绝对的“势”面前英勇冲锋，那么你的确有理由骂郭沫若。
76年底，郭沫若已经是处于弥留之际了，给鲁智深画题了一首“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他？…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两年后，去世，骨灰撒在大寨田里，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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