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对甲午战争失败负有多大责任？
战前准备的不足：一个系统性困境中的关键角色
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一日之寒，其根源在于晚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积弱，而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晚清最有权势的大臣之一，他在战前准备中的不足，当然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海军建设的局限性： 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可以说北洋水师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他一手推动的。然而，他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能与日本抗衡的现代化海军。
装备更新的停滞： 北洋水师的主力舰艇，如“定远”号、“镇远”号等，是购买自德国的先进战舰，在当时的亚洲堪称一流。但自从甲午战争前几年，海军的装备更新就基本停滞了。李鸿章虽然重视海军，但朝廷拨款不足，他也将有限的军费分流到其他项目中（如海关、铁路等他认为更能巩固统治的项目），这无疑削弱了北洋水师的实力。
训练的疏忽与形式主义： 海军的训练虽然进行，但往往流于形式，缺乏实战演习，官兵素质参差不齐。更关键的是，缺乏对新式战术的深入研究和训练。丁汝昌虽然是北洋水师提督，但其能力是否足以驾驭一支现代化海军，也存在疑问。
管理上的弊端： 北洋水师内部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军纪松懈、克扣军饷等，这些都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李鸿章作为最高决策者，对这些问题的根源并未能有效解决。
陆军的薄弱： 相较于海军，晚清的陆军更是捉襟见肘。虽然李鸿章也曾试图组建新式陆军，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军队的训练、装备和指挥体系都远落后于日本。战前对日本陆军实力的低估，以及在战略部署上的失误，都与李鸿章的判断和决策有关。
外交策略的失误： 李鸿章在外交方面，一度依赖于“以夷制夷”的策略，希望借西方列强制衡日本。然而，这种策略在关键时刻并不可靠。他对日本实力的判断失误，以及在外交上未能争取到更有力的国际支持，也负有责任。例如，他未能充分利用中英之间在鸦片战争后形成的某种联系，或者在中日关系紧张时采取更强硬或更灵活的外交手段。
个人野心的制约： 李鸿章作为晚清的重臣，他拥有巨大的个人权力，但也因此受到朝廷内部的猜忌和制约。他推行的洋务运动，虽然有改革的成分，但更多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他个人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也是他考量的重要因素。这种“保皇求富”的策略，在面对日本全面革新带来的挑战时，显得捉襟见肘。
战中的应对：在混乱中维持体面
战争爆发后，李鸿章作为朝廷委任的全权大臣，直接指挥作战。此时他的责任更多体现在战略指挥、战术运用以及对战局的判断上。
“不应战”的倾向： 虽然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创建者，但面对日本主动挑衅，他似乎表现出一定的犹豫和不愿主动开战的倾向。这可能源于他对战争后果的预估，也可能与朝廷的“避战”情绪有关。但这种犹豫，客观上让日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战略的被动： 在战争中，清军的战略非常被动。无论是海战还是陆战，都显得缺乏整体规划和协同作战。李鸿章虽然身居高位，但其手下将领的指挥能力不足，而且整个战争体系都缺乏一个高效的统一指挥系统。
海战指挥的争议： 尤其是黄海海战，北洋水师战败，损失惨重。关于丁汝昌和李鸿章在战役中的指挥，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李鸿章未能及时给予北洋水师必要的支援，有人则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北洋水师的整体战术和指挥也存在问题。例如，为何在战术上未能充分利用旗舰“定远”号的坚固性进行近距离炮击，而是被日军的鱼雷艇打乱了阵脚。
陆战的失利： 在平壤战役、辽河战役中，清军陆军节节败退。李鸿章虽然试图调动各路清军协防，但由于各地军队的训练水平和装备差异过大，未能形成有效的合力。他对于日军陆军的战术和兵力部署判断失误，也导致了战场的被动。
对战局的误判： 在战争后期，李鸿章似乎对战争的走向有过乐观的判断，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而忽略了军事上的实力差距。
战后的责任：签订屈辱条约的背负
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以《马关条约》的签订告终，这份条约的屈辱性，使得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成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签订《马关条约》： 李鸿章奉命与日本谈判并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虽然他本人在谈判中也曾努力争取，试图减轻条约的苛刻程度，但面对清廷的指令和他手中的权力，他最终还是成为了这个屈辱条约的签署者。
“卖国贼”的骂名： 回国后，李鸿章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批评，被冠以“卖国贼”的罪名。这固然有他实际责任的原因，但也有朝廷内部推卸责任、转移视线的原因。他作为晚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人物，其个人命运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国家战败，他自然要承担首当其冲的责任。
对洋务运动的反思： 战败也让李鸿章深刻反思了洋务运动的局限性。他自己也承认，虽然发展了军事工业，但没有触及根本的制度和文化层面。这种反思，也为之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埋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综合评价：历史洪流中的关键人物
要准确衡量李鸿章的责任，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历史环境。
个人能力与时代局限的矛盾： 李鸿章无疑是晚清最杰出的大臣之一，他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手腕在处理很多事务上都可圈可点。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积弊深重、腐朽不堪的清朝统治体系，以及一个正在进行明治维新的日本。他个人的能力和努力，难以扭转整个国家的衰败趋势。
个人权力与国家命运的纠葛： 他的个人权力很大，但他所能动用的资源和所受到的制约也同样巨大。他在政治斗争中必须小心翼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军事准备。
时代的悲剧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是晚清政治体制、思想观念以及国家整体实力全面落后的悲剧性体现。李鸿章作为这个时代的弄潮儿，不可避免地要在这场悲剧中承担重要的角色和责任。
总而言之，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重大责任，这体现在战前准备的不足、战时的指挥失误以及战后签订屈辱条约等方面。然而，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一人，也未免过于简单化。他是在一个充满腐败、保守和内斗的环境中，尽力推动改革的代表人物。他的责任，是个人责任与时代局限、制度弊端相互交织的复杂体现。理解他的责任，需要我们深入考察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的沉重和复杂。
网友意见
李鸿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单纯是他外交上的失误——主要源自其认识上的不足，最根本原因是其私有武装淮军，作为事实上的主要国防力量，竟然一败涂地到这样的程度，当然有旧陆军现代化程度不够，客观认识问题；但是他不可能以任何形式推卸亲信跑路，不愿备战的责任。当然，他很可能不是唯一责任人。
但是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不负有主要责任，北洋水师从来都不是李鸿章的私兵，是两洋经费并用北洋，全国精力并用得以组建的国家海军，其保养情况和后续购舰不是李鸿章自己的个人问题。
最后，你乎竟然好意思连丁汝昌都黑，令人极为震惊，甚至震怒；
就海军说一说；
李鸿章真的在北洋水师中大肆任用旧部了吗？
没有，真没有，陆军有，真的有；海军真的没有。
北洋水师中105名指挥将校，只有两人出身淮军水师，其比例之小，让近代中国其他舰队汗颜；而福建船政出身者达到45人*（如果有人不知道，李鸿章是安徽人），20余倍于李鸿章的旧部。北洋水师中旧水师将领的比例甚至低于，以标榜新式的福建水师中旧水师将领的比例*，后者十五位主要管带中就有2人出身旧式水师。虽然从时间上讲，船政舰队的创设更早，更加难以获得新式海军人才；但是时间上的领先没有阻止船政大量招募老练洋船船长*并且使用自己培训出的学员；所以时间并不是唯一关键的要素。
北洋水师中‘李鸿章旧部’的比例，客观上，就是不高；如果非要说海军军官拉帮结派，那也是福建籍贯指挥官们拉帮结派，排挤包括丁汝昌在内的指挥官*。我就纳了闷了，刘步蟾和琅威理发生矛盾——一个彻头彻尾的船政军官对英国教官的对抗，怎么就和丁汝昌，李鸿章扯上关系了？李鸿章不袒护刘步蟾，难道要袒护琅威理？李鸿章是个封建官僚，想让他一次性开罪在舰队中掌握超过一半实权职务的福建集团是没有任何可能的。而且李鸿章之后也试图重新聘用琅威理，两下之间，并无间隙；此事可见琅威理本人的描述，全无诋毁嫌弃之意。反倒是皇家海军和Admiralty清醒的很，知道中国舰队不是日本的对手。 *
‘中国海军之势力，仆所深知。日本··· ···大非中国之敌也。’
那现在我们说说，怎么就任用旧部了？李鸿章在这个自己一己之力，发动全国精神财力建造的舰队里，就丁汝昌一个自己的老部下；然后遭到百般排挤。和陆军中李鸿章集团一家独大对比明显。
丁汝昌其人
丁汝昌一开始是不懂新海军的，这是事实。
但是他知道自己不懂，愿意学习，而且敢于放权给懂海军的琅威理和各位管带，这也是事实。丁汝昌在1881年超勇，杨威回国路上就钻研海图，亲自制定航线，向洋员和船政出身的专业海军将领研习请教*，琅威理在舰队航行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变队，不断用旗语训练队形，斥责动作不利的舰艇*，我甚至听闻过邓世昌采纳皇家海军陋习鞭打水兵的故事。如果丁汝昌真的是‘一窍不通’，真的是昏庸至极，他怎么能制定航线，怎么能批阅海图；如果丁汝昌刚愎自用，他怎么能容忍这些治军严谨的将领存在？
辛亥革命之后，丁汝昌恢复军衔，充分说明了问题。如果我们梳理一下；
一个旧水师将领，怀揣着封建年代的报国志向；入了湘军，然后是淮军，上岸可以指挥骑兵，甚至取得过大捷。四十多岁的时候，一个人正年富力强的时候，因为国家需要，转而投身于自己一无所知的全新事业；在他快要六十岁，按照今天标准要退休享福甚至抱孙子的年代；他要率领一支已经严重落伍，却被寄予厚望的舰队，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然后在战争确实失败后，坦然自尽。
说他老人家一窍不通之前，说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之后做‘缩头乌龟’之前——缩头乌龟？我没看见缩头乌龟，我只看见——当朝廷社稷有需要，就能义不容辞地去奉献自己的生命和精力的人。
你可以说他大东沟指挥消极，对现代海战理解贫乏
你可以说他为封建政权卖命，
你可以说他是满清走狗，
打的是帝国主义争夺朝鲜的战争——
我觉得这都可以；
你唯独不能说海军是缩头乌龟。
1， 李鸿章与北洋水师，第七章317页
2， 船政奏议编绘，第八章13页
3， 李鸿章与北洋水师，第三章76页
4， 中日战争文献编绘，Battle of Yalu
5， 北洋海军舰船志，第一章47页
6， 北洋水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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