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因为李鸿章的战术而失败的么？
甲午战争的失败，绝非一朝一夕，也非一人之责。将战败的原因全然归咎于李鸿章的战术，未免过于片面，也忽视了那个时代中国深层次的病灶。
要细究李鸿章在战术上的作为，我们得先梳理一下他当时的角色和职责。作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清廷洋务运动的旗手，更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和实际掌舵人。他一人身兼数职，既要统筹陆海军的军备、训练，又要负责外交、甚至是内政的某些方面。在这样庞杂的担子下，他所能施展的“战术”自然也与现代意义上战场指挥官有所不同。
李鸿章在战术层面的“失误”或“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战略指导的被动性与局限性：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主动发起的军事行动，而是由清廷高层，尤其是主战派（如翁同龢等）和皇帝本人（光绪帝）所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虽然是最高军事统帅，但他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朝廷政治博弈和民意的影响。他知道北洋水师虽然在硬件上（当时亚洲第一）有优势，但在整体国力、后勤、训练的持续性上，与日本相比仍有差距。他曾试图以“保船避敌”、“相机进攻”的策略，避免与日军进行决定性的大规模会战，以期消耗对方，等待转机。这是一种“保守”的战术，旨在保存实力，避免速败。然而，这种策略在缺乏统一指挥、各地支援不力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容易被解读为“怯战”。
2. 对日军的低估与情报的不足： 尽管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但他对日本海军的认识，在战争初期似乎存在一些偏差。他可能过于相信北洋水师舰艇的吨位和火力优势，而低估了日本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舰员的训练水平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日本海军在明治维新后，模仿西方的先进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和训练，其指挥官（如伊东祐亨）的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虽然也进行了演习，但实战经验的缺乏，以及训练中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得其在真正对抗中显得捉襟见肘。
3. 战术执行中的具体失误：
定远、镇远号的运用： 作为北洋水师的“定海神针”，这两艘巨型铁甲舰拥有强大的火力，但由于其转向和航速相对较慢，在海战中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优势，并避免被日军分割包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号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也因自身性能限制，无法追击逃跑的日舰。
“回字形”战术的争议：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采用了“回字形”的战术，试图集中火力，打击日军的“西京丸”号，但并未成功。这种战术是否是李鸿章本人直接授意，或者是由具体指挥官（如丁汝昌）执行，存在一些历史争议。但无论如何，这种战术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反而让北洋水师的阵型变得混乱。
对日军“T字战术”的应对不足： 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有效地运用了“T字战术”，将舰船组成平行线，用侧舷火力集中打击了北洋水师的纵队。北洋水师对此并未有专门的应对预案，也未能及时调整阵型，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4. 后勤与支援的溃败： 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海上战术的比拼，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其中后勤和陆地支援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虽然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海军，但其后勤补给却屡屡受阻。例如，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弹药和粮食的短缺，直接导致了水师的覆灭。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低效的后勤体系问题。
5. 指挥体系的薄弱与人心涣散：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清廷内部的指挥体系混乱、派系林立有很大关系。海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派系和矛盾，舰员的忠诚度和士气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李鸿章虽然是最高统帅，但其权力并非完全不受制约，也难以做到令行禁止，统一指挥。
然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李鸿章的战术，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制度的腐朽： 清朝作为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王朝，其政治制度、官僚体系、财政状况都已严重老化和腐败。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这导致新式军队的建设，始终难以摆脱旧体制的束缚。
军事思想的落后：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更多强调“兵者，诡道也”、“攻心为上”，对于近代海战的协同作战、火力运用、战术机动等现代军事理念，存在着认知上的差距。
国家经济的薄弱： 尽管洋务运动取得了初步成就，但中国整体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财政收入有限。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发展工业和军事相比，中国在财力、物力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凝聚力的缺失： 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清廷内部的保守派、主战派以及各地官僚的利益集团，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未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共同抗敌。
总结来说：
李鸿章的战术，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这些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例如，他对日军的低估、对战局的保守判断，以及在具体海战中的一些战术选择，都受到了一些历史的评判。
但是，将北洋水师的覆灭，以及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归咎于李鸿章的战术，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 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那个时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个层面的全面落后，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病入膏肓。李鸿章作为这场悲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所能做的，是在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体系内，尽力而为。他的战术失误，更像是这个沉疴累卵的王朝，在接受严峻考验时，暴露出来的系统性缺陷的一个缩影。
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的战术导致了失败，不如说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在面对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时，未能形成与之匹配的战略、战术和国家整体实力，最终导致了那场惨痛的失败。
要细究李鸿章在战术上的作为，我们得先梳理一下他当时的角色和职责。作为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清廷洋务运动的旗手，更是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和实际掌舵人。他一人身兼数职，既要统筹陆海军的军备、训练，又要负责外交、甚至是内政的某些方面。在这样庞杂的担子下，他所能施展的“战术”自然也与现代意义上战场指挥官有所不同。
李鸿章在战术层面的“失误”或“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 战略指导的被动性与局限性： 甲午战争的爆发，并非北洋水师的李鸿章主动发起的军事行动，而是由清廷高层，尤其是主战派（如翁同龢等）和皇帝本人（光绪帝）所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虽然是最高军事统帅，但他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朝廷政治博弈和民意的影响。他知道北洋水师虽然在硬件上（当时亚洲第一）有优势，但在整体国力、后勤、训练的持续性上，与日本相比仍有差距。他曾试图以“保船避敌”、“相机进攻”的策略，避免与日军进行决定性的大规模会战，以期消耗对方，等待转机。这是一种“保守”的战术，旨在保存实力，避免速败。然而，这种策略在缺乏统一指挥、各地支援不力的背景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容易被解读为“怯战”。
2. 对日军的低估与情报的不足： 尽管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但他对日本海军的认识，在战争初期似乎存在一些偏差。他可能过于相信北洋水师舰艇的吨位和火力优势，而低估了日本海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舰员的训练水平和敢于冒险的精神。日本海军在明治维新后，模仿西方的先进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改革和训练，其指挥官（如伊东祐亨）的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北洋水师在开战前，虽然也进行了演习，但实战经验的缺乏，以及训练中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得其在真正对抗中显得捉襟见肘。
3. 战术执行中的具体失误：
定远、镇远号的运用： 作为北洋水师的“定海神针”，这两艘巨型铁甲舰拥有强大的火力，但由于其转向和航速相对较慢，在海战中如何有效地发挥其优势，并避免被日军分割包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号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但也因自身性能限制，无法追击逃跑的日舰。
“回字形”战术的争议：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采用了“回字形”的战术，试图集中火力，打击日军的“西京丸”号，但并未成功。这种战术是否是李鸿章本人直接授意，或者是由具体指挥官（如丁汝昌）执行，存在一些历史争议。但无论如何，这种战术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反而让北洋水师的阵型变得混乱。
对日军“T字战术”的应对不足： 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有效地运用了“T字战术”，将舰船组成平行线，用侧舷火力集中打击了北洋水师的纵队。北洋水师对此并未有专门的应对预案，也未能及时调整阵型，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
4. 后勤与支援的溃败： 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海上战术的比拼，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其中后勤和陆地支援至关重要。北洋水师虽然是当时中国最强的海军，但其后勤补给却屡屡受阻。例如，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弹药和粮食的短缺，直接导致了水师的覆灭。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低效的后勤体系问题。
5. 指挥体系的薄弱与人心涣散： 甲午战争的失败，与清廷内部的指挥体系混乱、派系林立有很大关系。海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派系和矛盾，舰员的忠诚度和士气也受到了一定影响。李鸿章虽然是最高统帅，但其权力并非完全不受制约，也难以做到令行禁止，统一指挥。
然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李鸿章的战术，却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制度的腐朽： 清朝作为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王朝，其政治制度、官僚体系、财政状况都已严重老化和腐败。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技术，但并未触及根本的制度改革。这导致新式军队的建设，始终难以摆脱旧体制的束缚。
军事思想的落后：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更多强调“兵者，诡道也”、“攻心为上”，对于近代海战的协同作战、火力运用、战术机动等现代军事理念，存在着认知上的差距。
国家经济的薄弱： 尽管洋务运动取得了初步成就，但中国整体的工业基础依然薄弱，财政收入有限。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通过国家力量集中发展工业和军事相比，中国在财力、物力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民族凝聚力的缺失： 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清廷内部的保守派、主战派以及各地官僚的利益集团，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未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共同抗敌。
总结来说：
李鸿章的战术，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和失误，这些失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例如，他对日军的低估、对战局的保守判断，以及在具体海战中的一些战术选择，都受到了一些历史的评判。
但是，将北洋水师的覆灭，以及整个甲午战争的失败，仅仅归咎于李鸿章的战术，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 战败的根本原因，是那个时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各个层面的全面落后，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病入膏肓。李鸿章作为这场悲剧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所能做的，是在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体系内，尽力而为。他的战术失误，更像是这个沉疴累卵的王朝，在接受严峻考验时，暴露出来的系统性缺陷的一个缩影。
所以，与其说是李鸿章的战术导致了失败，不如说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在面对近代化浪潮的冲击时，未能形成与之匹配的战略、战术和国家整体实力，最终导致了那场惨痛的失败。
网友意见
甲午战争是一个旧式军阀对基本现代化国家战争，是全方位的差距，陆军差距尤其巨大。李鸿章知道这点，也知道无论如何都打不赢，所以一直在研究怎么尽快结束战争。
但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并不是代差，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给日本海军一些打击，至少能让最后的和谈顺利一些，甚至从旅顺撤出后直接开到上海避免被全部俘虏也行。但李鸿章却让北洋水师呆在港口里，不战不逃不降不走，这就是严重的骚操作了，只有校长才能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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