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日本人民无罪，日本政府有罪」这句话？

日本人民是无罪的，这是中国政府在中日友好的时候说的。

日本政府是有罪的，这又是中日关系紧张时候的说辞。

日本人民是有罪的，这是日本政府战败之后的说法，还把阳春面改叫“一亿总谢罪”，大家都有罪，政府的罪也就不是罪了，于是习惯以后也就是大家都没罪了。

日本政府是无罪的，不管你们中国怎么想，反正日本政府信了。

总之，在这个架构中，中国人民、日本人民的意见无关紧要。

人民只有被代表的份，至于是不是有罪，这得看需要。

看多少人有罪，不如看看盟军对日本进行的公职追放涉及了多少人。

首先什么是公职追放：

1946年（昭和21年）1月4日，由驻日盟军总司令签发的《关于褫夺不适合从事公务者的公职的文件》（“公務従事に適しない者の公職からの除去に関する件”）中，将下列人物列入剥夺公职名单中：
战犯；
原日本陆军及海军的职业军人；
超国家主义团体等的主要成员；
大政翼赞会等政治团体的主要领导者；
日本驻外金融机构及海外拓殖组织的职员；
日本在满洲、台湾、朝鲜等占领地的行政长官；
其他军国主义分子、超国家主义分子等。

其次造成了什么影响：

日本战前及战时的政经各界重要人物大多因禁制命令而被迫引退，大量职位由中间阶层取而代之，使得日本当时的政经各界普遍年轻化。但是在保守派的重要人物纷纷遭到急遽清洗后，工会等左派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随之在学校以及大众传媒等领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所以在冷战环境下，公职追放到50年代就不得不解禁，超过25万名旧帝国官僚被解除限制。同时，驻日美军将“公职追放”的目标从帝国主义分子逐渐改变为劳工运动组织——这被日本人称为“赤狩”。

什么人有罪，什么人无罪，你说CPC说了不算，那美国人——驻日盟军说了总算吧？

一

日本《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二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三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四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根据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五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有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

“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朝日新闻》的编辑说。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像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人们又怎么能将那些聪明，好客，有着丰富想象力的欧洲人，与文艺复兴中那些麻木的人们联系起来？”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

日本高中生小林范子写过一封信，她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

毫无疑问，日本的政府和右翼有责任，而那些被大量宣传淹没的民众呢？那些坐在学堂里唱着军国主义的歌曲的儿童呢？那些害怕坐罪而噤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呢？

出于集体主义文化，我们时常幻想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或者对它顶礼膜拜，或者对它辱骂唾弃。

当落实到现实中，看见一个个流着泪爱过恨过的人，他们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可是倘若成为一片无力的雪花，又怎能阻止雪崩？

我们能做的，只有铭记历史，当群体性的狂热和盲从卷土重来时，保持清醒和冷静，不要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

这就是铭记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所在：记住战争的残酷，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尊重每一个逝去的生命，纪念那些为了人类的福祉献出生命的人，以及最重要的，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法西斯。

小林范子说，“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你是一个二十世纪初出生在冲绳岛的日本农民的儿子，你的父亲在工厂做工时被机器碾断了手失去了劳动力，可想而知你父亲没有工伤赔偿也没有保险，你的母亲一个人在家租种地主的田地供养你的父亲、你和你的妹妹，顺带打点零工，每年你家里都要给地主老爷交三成的租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也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1929年大萧条来了，你家里做的东西卖不出了，地主做生意赔本了，租子要加到五成给他弥补损失，你的母亲也累倒了，你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满大街都是失业的工人，你的妹妹只能去妓院卖身了，唯一还在招人的单位只有军队了，当然你也可以起来造反，但你还有家人。为了不让妹妹被卖去妓院。你只能加入军队了。军队里面每天都在讲“八肱一宇”，天天讲夜夜讲，吃饭时讲，训练时讲，睡觉前讲。你知道这是让你去杀人，你也不想杀人，可是开战了就能有军功奖励，能够升职，父亲母亲就能买更好的止疼药，家里房子能修补一点，妹妹可以打扮得漂亮一点。所以你还是在1941年12月7日坐上了飞机的驾驶舱，你很幸运的没有在死于美军的防空火力。但是在1942年6月4日，你没能延续自己的幸运。在空战中你被美军的防空火力击落，你葬身在了太平洋上。在弥留之际，望着海天一线的太平洋，你想的是自己的父亲、母亲和妹妹。

可惜你死之后你的家庭彻底崩溃了，牺牲越来越多的军人让军部再也无法妥善处理你的家人。你的父亲母亲在病痛、饥饿和寒冷中去世。你的妹妹被充作随军慰安妇，在1945年美军登陆冲绳的战役中，你的妹妹作为人肉炸弹哭喊着被枪口逼着冲向了美军阵地，但这些你已经不知道了，你已经长眠在中太平洋的海底了。（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深表哀悼。）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垄断资本主义仍处于上升期的日本，普通的日本人民是没有选择的。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让他们饥寒交迫，然后告诉他们想要吃得饱穿的暖就去抢别人的。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普通人只能被裹挟着，走向黑暗的未来。当然也有人起来反抗并成功了，他们成立了苏俄，然而，更多的人失败了。

二战结束后，出于在西太平洋前线构建对苏军事同盟的关系，美国并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在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下转为了买办资产阶级，依然在日本政坛发挥着影响力。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就是长州出身。

评论席有人问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的政府吗？我就回答你，不是。日本政府是天皇、财阀和军阀的政府，不是在地里种地在工厂做工的日本人民的政府。就像保尔柯察金说的：地主资本家的俄国不是我的祖国。

稍微了解一下日本的历史就能明白日本政府是个什么东西。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大量的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给三菱、三井都在戊辰战争中出过力的大家族，并在后续的改革过程中追加投资，由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财阀阶级，他们和扶持天皇的军阀巨头如长州阀萨摩阀一起，以天皇为代表构成了日本的上层建筑。明治天皇死后的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一定程度民主化改革，然而在裕仁上台后军部的反扑中，以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复活为标志，日本政府彻底沦为军阀威压下的傀儡政府。

我为什么同情日本人民的遭遇，因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主义者必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不然他马克思恩格斯放着好好的律师贵族资本家不去做为什么帮穷人说话？

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政客发动的，又不是日本人民发动的。

人民是被裹挟加入战争的，作为最普通的劳动人民，根本没得选择是否开战，只有被动接受身处战争这个现实。

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谁？是达官贵人资本家。而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并不是达官贵人，反而是普通老百姓，战争的大部分苦难都是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了。

所以对那些鼓吹战争、鼓吹侵略的人，我从来是嗤之以鼻的，除了迫不得已反抗侵略，我反对一切形式的国与国的战争。

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东久迩宫（皇族）内阁就宣扬“一亿总忏悔”论，表面意思是这次战争发动和失败全民都有责任，全民都要忏悔。实际上是给战争元凶分担责任，在日本国内也招来了一片骂声，内阁倒台也与此有关，日本人民是不卖帐的。

日本之所以军国主义流毒到今天都没有肃清，很大因素就是某些人把日本人民也拖进来陪绑。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政府强制把战死者的灵位全部设立在靖国神社，等于是家家户户祖先都有灵位在此，捆绑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时候周边国家再批评靖国神社问题，就牵涉到了日本全民的祖先评价问题，导致日本民意的对立情绪。这都是日本政府故意为之的，用心是很险恶的（日本政府对外的借口：我们政府想处理靖国神社问题，但是老百姓不同意............）。

有的人说什么日本有选民、民主投票什么的，我想问一问：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什么时候轮到人民当家作主过？不应该是资产阶级财阀、军阀、政阀专政么？

伟人教导我们：“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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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人民本无仇怨，不图日阀专政，逞其凶毒，内则横征暴敛，外则制造战争。致使日本人民起居不安，生活困难，背井离乡，触冒烽火，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对于中国和平居民，则更肆行烧杀淫掠，惨无人道，死伤流亡，痛剧创深。此实中日两大民族空前之浩劫，日阀之万恶之罪行也。

但中国人民决不以日本士兵及人民为仇敌，所以坚持抗战，誓死抗日者，迫于日阀侵略而自卫耳。而侵略中国亦非日本士兵及人民之志愿，亦不过为日阀胁从耳。为今之计，中日两国之士兵及人民应携起手来，立即反对与消灭此种罪恶战争，打倒日本军阀、财阀，以争取两大民族真正的解放自由与幸福。否则中国人民固将更增艰苦，而君辈前途将亦不堪设想矣。

我八路军本国际主义之精神，至仁至义，有始有终，必当为中华民族之生存与人类之永久和平而奋斗到底，必当与野蛮横暴之日阀血战到底。深望君等翻然觉醒，与中国士兵人民齐心合力，共谋解放，则日本幸甚，中国亦幸甚。专此即颂

------------百团大战时期聂荣臻写给日军军官、士兵的公开信（节选）

--------------追加日本人回忆录中与国军军医交往的截图------------

讲道理，当初昭和男儿怎么裹挟全日本踏上召核之路的，无非就是我们都甘愿为皇国兴亡豁出去了，你们这群人居然还敢保留，真是非国民。

所以今日自诩昭和传人的某些人其实也一样，我自己都感动到愿为帝国大业当炮灰了，你们这群余孽居然还不跟上，还抱着过时的那一套阻拦我八纮一宇的宏图，真是民族败类。

有人不是自诩很了解国民本质么，那你还不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是什么揍性，逆来顺受罢了。你抢来的钱赏他口汤喝，他接受，你抄他的家充军饷，他也能忍，你拉他当炮灰，他其实看看儿女老小也就干了，不是毁家灭族的事，一般小老百姓也就都认了。别说昭和国民这样，你大明，你大清，你大北洋大民国，都这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可以，说这是活该，赋予他们这种被召核分子绑架的行为以内发性和主动性就过了。按你逻辑，日本有一亿自愿玉碎的百姓招了核也没投降，反倒是昭和自己怂了，看来日本最不昭和的就是昭和自己了。其实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分得清炮灰和受益者的区别，不甘当个炮灰罢了，反倒是炮灰沉溺于自我感动之中。

Tg搞阶级论，区分责任，就为了把这些人摘出来，让他们有了独立人格，能摆脱千百年纯当人肉背景和炮灰的命运，可以有更大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根除未来的悲剧，而不至于陷入到非一方灭绝不可的死循环中。不光是对日本，建国后清算各种血债，也只追究到一定级别的军官，士兵全是直接释放的。然而今天的召核们忍不了了，不把日本人民和法西斯军政府捆结实了，他们想召核的时候，又把谁和自己捆一起呢？人各有志，愿意做什么都是自己的选择，可非陷入自我感动之中，自诩炮灰，并希望鼓动别人一起加入当炮灰。话说，某些人你是真的想召核呢，还是希望去打动炮手当投名状封个召核侯啊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二战前的日本帝国。

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疆域幅员辽阔，北起库页岛，南到太平洋。帝国的企业在进行各种投资与开发，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艺术文化，帝国的精英们都在不断地探索发现，去突破知识与传统道德的边界，去创造和发现更多的技术与思想。

你们在打胜仗：在朝鲜半岛，在满洲，在对马海峡，帝国的武士们所向披靡，任谁也不敌战机、枪炮与航母的威力，自一战以来，世界上已经十多年没见到大战了。

现在的日本“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科技繁荣、文化繁茂，现代文明的成果被层层打开，东京的繁华震撼世界，大阪的财富遍布八方，日本的精英们风流尽显于国际舞台上，这是日本有史以来最繁华的盛世，帝国的臣民享受着安全的环境，经济总体蓬勃发展，虽然地震灾情和粮食歉收有时会让人扫兴，至少新闻报道上是这么告诉你的。

而事实上，你是岩手县的一名普通农家学生，每天放学后在田间劳作帮父母养家糊口，偶尔有机会打零工贴补家用，上不起需要花钱才能进去念的好学校，有喜欢的人也不敢去爱，因为自己家里没有钱，以后似乎也找不到赚钱的职业。

你最喜欢的事情是看书。当然，不是看鹿鸣馆精英们能读到的那种外国原版书，而是在他们支持下编写出的忠君爱国读物——一种将各色外国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读物。现代文明社会生产出了这样一种读物，能让像你这样的普通人用来追求一丝廉价的“参与感”和“荣誉感”，一天的学习和劳作后，只有“八纮一宇”的梦想，可以给疲惫的自己带来一些慰藉与快乐。

尽管你过着可悲的生活，但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光荣的日本帝国臣民，比XX人和朝鲜人高贵多了。

你为帝国的胜利感到骄傲，你为帝国的成就感到自豪，哪怕贵族院的席位和财阀们的风流故事都同你异次元一般遥远，哪怕你的意见与困难他们都毫不在意。

“实在不行就去投军， 立马就做人上人了！”

这，就是日本近代教育的魔力。

这，也是日本帝国的厉害之处。

每天听战报听的热血沸腾，手里的饭团更香了！

看《啊！海军！》有感。

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中的一员

曾经的南京大屠杀直到现在仍然是日本人民羞辱中国人的对象

我们那个“武力至上”的邻居，对中华民族的偏见与鄙视，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来自于土壤里的，而不是什么洗脑。

包括日本共产党，也是支持侵略的丑恶一员（下面会谈到）。

恩格斯那句名言“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最适合形容日本。

公元早期，还处在国家雏形的日本就跨越大海，侵略朝鲜半岛，在3世纪到5世纪，仅仅围攻新罗的国都就达4次，侵略新罗多达19次。以至新罗控诉“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

明朝光是福建一个地方，就被倭奴屠了十几万。著名的兴化府（莆田）被陷，日本人屠杀了17个进士、53个举人、356个秀才，2万多百姓，杀人之多与满清嘉定三屠相敌。（此时王直已死，中国籍倭寇已式微，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体）

战国时代丰臣秀吉并未完全统一日本，就叫嚣要征服大明四百州，迁都北京，称霸世界，甚至想征服印度，至于什么朝鲜、中国台湾、琉球、西属菲律宾，统统要包吞。其狂妄不可一世，简直白日做梦，但它们却狂热的付诸了实际行动。朝鲜王京汉城，被倭奴屠了十多万人，明军收复时，满城尸骸。明将查大受，路过野外一片尸堆，偶然发现一个朝鲜婴儿正凄惨的含着死去母亲的乳头，这位粗鲁冷酷的武夫也心如刀割，愤慨没见过如此灭绝性的敌人。

日本闭关锁国的德川幕府时代，风靡日本社会的舞台大戏是《国姓爷合战》，内容却是宣扬日本如何借着帮助日本血统的郑成功复明，而逞武斗勇，征服中国。诸如日本武士横扫千军，开进南京，在这里建立日本人的国家一类。

－－－－这不是什么日本政府的洗脑，而是日本民间文化！是日本民间自发地，对侵占邻国进行幻想，并探讨它的必要性、可能性。

就是这种17世纪日本民间创作的征服中华的“战争幻想剧”，令倭岛民众如痴如醉，大戏连续多年上演不衰，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明治维新刚开始，日本尚未摆脱列强的侵凌，就迫不及待叫着要“布国威于四方”、“以战争促进发展”。

日本无缘无故挑起对中国的甲午战争，那时候，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军国主义、军部文化、少壮派还远未形成，日本国民就已是从工人到农民，从老人到孩子，对侵略邻居，逞武扬威于外域而“个个兴高彩烈，人心欢腾”（藤村道生《日清战争》）。战争以倭奴得逞收场，大街小巷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向“清国留日学生”们挑衅，讥笑谩骂，嘲笑他们是窝囊无能的中国来的人。

就是从甲午起，日本民众对中华儿女的贱称，除了“支那人”之外，又多了一个新词：“呛括咯“（ちやんころ）。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日俄战争期间目睹日本民间狂热的送亲参军的旗帜上写着“祈战死”三字时，大受震动，“流连而不能去”。

其实受震动的何止是一个外人梁启超？日本政府自己也被一次次震撼了。重金打造的海军出击稍有不利，民众就包围海军将领的家邸，用石块倾泄狂怒。日本没能从沙俄勒索到巨额赔款，激起了全国性的民众暴动，数万百姓砸了日本内务大臣官邸，攻击首相的媒体报社，东京的15个警察局被烧了13个；还有141个警察派出所被打砸焚烧；连日本国民大会的主持人都落荒而逃，以至政府不得不动用近卫师团来镇压。

如此的种族性格的日本国民，是温和良善的向往和平，还是凶神恶煞的支持战争、推动侵略，难道还要问吗？！它们是绝对不屑于把中国人民、朝韩人民视为平等的生灵的。

更不要说九一八、七七事变等侵华战争阶段，日本劳动大众对于侵略、征服的支持，到了如痴如狂、举国头脑发热的巅峰。日寇攻陷南京，用野兽般的狂暴把中国人民屠得天地为之变色！而与此同时，是日本国内社会的提灯大游行，庆贺对中国的蹂躏。视之为“这是日清战争23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事！”（色川大吉《昭和五十年史话》）。

如果日本民众不支持战争，像汉族、朝韩这些大陆农耕民族的人民那样，大体上温和、友善的话，那几百万出自底层社会的日本士兵，完全可以在上级没有命令、或命令以外的地方，用自己的善念，去减轻中国民众被杀戮、侮辱、践踏的苦难。

但事实呢？ 日本民众在上级命令之外，最大限度的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把中国百姓残虐和侮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灭绝人性之惨，反倒日军上层得用宪兵来适当约束！

从千千万万日本民众中走出的日军士兵，在残暴逞狂方面，自发、自觉、主动得很，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乐此不疲！从中华关外到关内关内，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它们活剖孕妇，手撕婴儿，肢解人体，掏空内脏，挖人眼睛，生剜心肺，刺刀捅阴道、捅肛门。受害者撕心裂肺的惨叫，含着血泪恸问苍冥，无数中国百姓跪下来向它们百般乞饶，换来的，却仅仅是它们豺狼般的拍手狂笑，是拒绝怜悯，是为继续所欲为的开心与得意。

在东北的矿洞里，中国工人在日本普通人充当的监工手下被当成比牲口一般非人役使，留给今天的是无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即使活着，即使给一点饭吃，日本人也要往饭里吐一口痰，再不屑的扔给中国工人。日本侨民的孩子们，放学时为寻开心，可以随意拦下中国孩子，放肆的抽大耳刮子寻乐，中国家长也不敢反抗。

日军底层士兵甚至以踏破人伦铁限为乐，逼迫中国民众母子、父女、兄妹、姐弟乱伦。不仅如此，日军还强迫中国人家庭举家观看，看着这残虐耻辱的一幕还不够，还逼迫受难者家人们做出拍手、喝彩、欢笑状，活活要把中国人逼疯。

日本民族，把毁灭中国人的个体尊严和民族尊严做到了极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日军行军还特意强捉大量中国老人为它们挑担子，其实往往担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日军故意在里边塞满砖头，然后再遮住，让中国老人们没日没夜的挑着沉重无比的担子跟它们走，把人活活压残压废，日本人就是纯心要这样折磨着玩。

至于什么轮奸中国女子还要强迫她们去喝日军自己拉的尿，蘸着中国人的鲜血，在墙上得意洋洋的写上“吃的牛肉鸡，睡的中国妻，杀的中国蠢东西…………”

这些不是日军士兵出于日本社会阴暗习性而干出来的，请问是遵从哪条命令干的？

二战中，日本本土的普通老百姓，有一次鲜活的对待中国受难者的实例：花冈惨案。

被虐得不成人样的中国劳工，为活命不得不作了反抗，打死几个日本监工，然后四散逃走，他们饥渴难奈的散落在花冈一带的日本乡村里。日本民众是怎么对待的呢？

一位日本左翼友好人士事后看到种种目不忍睹的历史记载，什么乡村里的日本小孩用棍子把出逃而落单的中国劳工活活打死、被军警捉住的中国劳工集体跪在撒满玻璃渣子的广场上，又被赶来的日本民众手持棍棒往死里打，不论中国人的嚎叫和乞饶声多么凄惨，日本民众仍死命挥舞棍棒，吼着“清国奴！”，百般施加非人的折磨－－－他不禁愤怒的质问，这是人干出来的事吗？！

可笑的是，日本左翼都在斥责自己的民族，我们却在广泛宣传极个别中国劳工（刘某）被日本某户人家收留保护的事，用如同中了大彩一般的概率，拿来做为日本民众友好善良的见证。可悲！

正因为如此，日军士兵对中国男女犯下惨绝人寰的暴行，被日本民众视为津津乐道的趣事，是足以值得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什么强迫几十个“呛括咯”自己挖坑，等挖好后，再全部推下去活埋，这些杀人取乐的事，让日本民众听得哈哈大笑，甚至“十岁前后的少年都听得很痛快”（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视之为民族自豪和优越感的来源。

在日本国民眼里，这是胜利者对劣等种族天经地义该干的事。安冈章太郎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说出了日本民众真实的看法，“不过是‘呛括咯’死了，也许就是想到这些”（津田道夫《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

有个齐藤曹长，对本国人彬彬有礼，对中国人残暴无极，见到中国女人就强暴，后来它的部队打到独山，捉住一个女人正要行奸，却发现对方是日本横滨人！跟着中国丈夫逃难在独山。一听对方是日本人，立即就放手了。它们眼里，中国人哪配与日本人相提并论，值得平等对待？

而且，支持对外侵略，绝不是什么一小拔日本人，而是日本全社会、各界共同的顶力支持。日本工人阶级大搞产业报国会，500万人参加。妇女们搞“爱国妇女会”，900万人参加。这些日本女人叫着“无论如何也要取胜！”，勒紧裤腰带把一个个儿子送往战场，自身也以当慰安妇为荣。

日本宗教界对内是普渡众生的，对外侵略则一个比一个狂热，佛教界、基督教界，争着跳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助纣为虐，甚至恨不得比纣王还纣王的充当“圣战”先锋。

最讽刺的是日本共产党！再进步的人类意识形态，还是战胜不了日本人的民族本性！整个日共几乎整体变节，大部分自动“转向”，而且还是全面侵华开始前就迫不及待了。1933年6月，日共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这两个败类联名昭告全国，宣布“转向”，叫嚣要“积极参加”对外战争！这一通告之后，仅仅1个月内，被判刑的393名日共党员，立即有324人支持“转向”占总数的74%。仅仅只有114人坚持原有反战立场。在转向者中，绝大多数是付诸了实际行动，彻底的支持侵略的。（藤原彰：《日本民众的历史：战争与民众》）

可以说，在反人类的坚定、顽固、宁死不降方面，日本中下层做到了极致。但在反法西斯、反战的坚定性方面，日本人却倒数第一，日共远远不如德共，所以日本方面对日共的镇压与顾忌，也远远没到德国“国会纵火案”那个地步。希特勒镇压德共，还是非常忌惮引起德国的社会反响的。这背后，不就是人民的支持度的差别吗？

日本当时7000万人口，根本就没能建立反法西斯战线，因为它们对侵略、对逞武施虐的渴望，是举国一致的爱好。

一直以来，网上大把的人为了洗脱日本社会，似乎总把一些少数得不能再少数的日本人放大，拿来蒙骗善良的中国人。似乎绝大多数日本人不能代表日本了。 可见掩耳盗铃到何等地步，完完全全就是别有用心，包藏祸心！

近现代的军国主义，是日本民众的主动选择，这种选择是它强烈的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偶然。我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能不再自欺欺人？

难道从古至今，4000万受难者的血还没把你浇醒？

日本人民下次只要有机会，可以放心再拥立一个军国政府，杀掉上亿的邻国人民，再强征上千万的慰安妇。日本人民可以放心大胆跟在日军的背后，耀武扬威的骑在邻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再一次无偿的占有邻国人民的土地和房产，占有他们的妻女，虐待几亿的邻国百姓，听着受害者的惨叫当悦耳娱乐，用玩乐式花样和变态虐待来回应受害者凄惨的乞饶。

就像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民屠得天地为之变色，男人被群体斩戮，女人被先奸再虐、再杀。不论怎么求饶也丝毫激不起恻隐之心，阶级感情？？？？越是日本低阶层的军人，对中国人民下手下刀越狠毒！

留在国内的日本人民，会像事实中发生的那样，几十万人扶老携幼喜气洋洋上街提灯大游行，欢庆征服，欢庆对邻国的欺凌和侮辱，邻国人民的血泪，从来是日本人民的民族自豪和不可一世的优越感来源。

欢庆之余，各个还会侥首以盼：让中国人民饱受三光和奴役之后，还要再逼中国赔上天价的赔款，让中国人民上一代人被杀，下一代还要还向日本人民付这笔阎王账，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还。 日本人民非常期望亲手把一套枷锁戴在中国人民脖子上

再说，日本战败、日本军国主义倒台后，日本民众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如何，各位还没看清楚？ 即使是日本政府想与韩国朴正熙政府和解，政府也只能在日本民意的刀尖上跳舞，给韩国一些补偿也要想尽办法在词藻上作文章，无它，日本民众对朝鲜民族蔑视是深固不可动摇的，日本民众也绝对不允许有“赔偿”二字出现！

不要说今天对侵华的态度，就是对丰臣秀吉野蛮蹂躏朝鲜的历史旧事，日本人民认错吗？

风靡全日本的战国人物丛书，战国故事，战国著作，里边对朝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破坏，有一丝愧疚吗？？翻开那些书，满目是以如何屠灭邻国的城市，杀害邻国军民为战功的！日本人民何尝有一丁点以此为耻？只看到反而以之为荣！

视加藤清正、小西行长这些屠夫将领为英雄豪杰！

2008年，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年，我们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并取得了金牌总数世界第一，大国地位，大国形像得到有力提升。

可谁知道，这场华彩盛典结束不久，就发生一件屈辱的事：上海虹口的外国语学园里，一群日本学生横行无忌，手持空心钢管，见到中国学生就打！直接几位中国学生被打住院！然后呢？然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

爱国反日、民族主义根本是受多方面压制，左右两派共同打击，分散的、单弱的根本形不成实体的微弱声音

直到现在，日本对中国的仇视情绪，远远超过中国对它的仇视

为什么我们却还在这里一厢情愿脑补日本民众于历史无知？

“在战争里没有无辜的平民百姓存在, 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意义上参加战争....我认为我做了正确的抉择..……….”

------原子弹设计者D.K博士事后面对日方组织的2名幸存者说的话

面对日本翻译要求道歉的暗示，他回答是“我不会道歉,你们应该道歉...……日本军国主义指挥者应该道歉....……你们想想日军在巴丹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和偷袭珍珠港时何曾考虑过道德?我有很多朋友都死在那里了..死在普通子弹下, 死在普通炸弹下。而死在原子弹下, 对死了人都一样的,你们活着只能说你们很幸运”

相反，某些人张口闭口“有罪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日本人民是无辜”的一类言辞，是多么的可笑！

这不啻于对中国等亚洲几千万受害者的残酷二次伤害！

历史评价拒绝政治实用主义！

一、家永三郎的官司

家永三郎是日本历史教授，过去做过高中老师。1952年，他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材，后被广泛采用。但四年后，麻烦找上门来。文部省认为，家永对日本亚洲战争的描写太过“一边倒”换言之，太负面了。常有人令他重写。他被要求删除有关南京大屠杀、日军奸淫妇女和日本在书满的医学实验等段落。1964 年，家永终于忍无可忍，并于翌年起诉文部省违宪。

家永称，审查教科书有违战后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他在1967和1984年分别和政府打了两场官司，直到1992年，已经七十九岁的家永仍然在东京高等法院打官司，期间经历了不断的上诉和被驳回。

好多话都只能日本人自己去说，1965年，家永在法庭上首次为自己辩护时，称自己心怀愧疚:“我那时只惦记着自己的良心，但我有罪，在我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遭到蹂躏时，我只是袖手旁观。数以百万计的同胞死在这场战争中，我命大，才活了下来。我对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山河破碎感到无比羞...我只是一介草民， 人微言轻，但就算只能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为过去没能奋起反抗做出补偿。这就是我今天打这场官司的原因。”、“教室成了离经叛道的地方，我们身居其中，不得不践踏自己的原则。我很惭愧，没有拒绝讲授国家倡导的历史观。我将辈子因此蒙羞。请注意，我不是鼓吹战争的宣传家，但也没有出力制止。”

二、慰安妇问题

在1962年版的教材里，家永还提到，在华作战期间，“许多日军官兵曾奸淫中国妇女”。文部省决定把这句也删了。“奸辱妇女”。文部省表示，“是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及任何战场上都发生过的事，不应将矛头对准日本陆军”。

事实上，日军的强奸行为泛滥成风，以至于一些将领开始担心其后果一暴行将招致中国人 的顽抗。因此，他们决定在靠近前线的地方建立军中妓院(即“慰安所”)，里面的女性有中国人、朝鲜人、东南亚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她们都是从日本帝国统治下的村庄、城镇和战俘营里掳掠来的。多数“慰安如”后来死于疾病，有些被谋害，有些死在交火中。除了家永所著的书外，任何日本教科书里都不曾提及过她们。事实再次证明家永是正确的，后世史籍里必然有这一群体的席之地。

慰安妇问题还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本来日本政府否认自己负有责任，称战时组织卖淫纯属私人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官方曾参与此事。

如果不是因为历史学家吉见义明恰巧在电视上看到了这番抵赖之词，事情很可能就此不了了之。吉见记得，自己在自卫队资料室做研究的时候，曾翻阅过一些文献。 于是，他回了趟资料室，几天后，他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东西:建造“慰安所”的官方命令，上面还有日本帝国陆军最高指挥部的落款。一时间，日本媒体纷纷密集报道“慰安妇”的故事。日本首相不得不向韩国人民道歉。

当BBC的一名记者面问内阁官房长官，日本政府为何过了那么久才承认事实时，他辩称，政府方面的研究者之前并不知道存在这方面的档案。记者礼貌地表达了他的惊讶，毕竟，一位学者可是单枪匹马、仅花了几天工夫就挖出了档案。这之后，电视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整整一分钟， 内阁官房长官默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不敢抬头直视记者。最后，他开口说，这个问题问得“很失礼”。

三、从“侵略”到“军事挺进”

回到家永三郎，家永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的对华战争。文部省任命的审查员阅后提出以下建议:“侵略这个词包含了负面的道德含义。出于教育下一代公民的考虑，用这么个有负面影响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国家的行为，十分欠妥。因此，应使用诸如‘军事挺进'这一表述。”

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选择在不同政治场合对这一措辞表达抗议，结果却只是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分歧。侵略历史剥夺了日本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解释了右派为何对其矢口否认，左派为何执著于此，主流保守派又为何倾向于只字不提。只要自民党依旧执政，就有必要安抚右派，他们当中一些年事较高的人 自己身上也沾有战争污点。1989年， 日本国会的一位共产党议员质问首相竹下登，日本是否在二战期间犯有侵略罪行，竹下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后世的历史学家来评判”。

中国政府于是下定决心，决定在本来已经是往日废墟的南京城外修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四、孩子们的反应

南京大屠杀现在是这样一一个问题， 它已成为日本在亚洲战争中野蛮行径的首要象征。在东京战争罪审判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所激起的反响可同纽伦堡审判中的奥斯维辛相比。而且作为一种象征， 它和奥斯维辛、广岛原爆一样， 很容易被神化或被曲解。

在日本的学校，有关此事的争议被官方以沉默的方式压了下去。一本典型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充其量如下:“(1937年) 12月，日军占领南京。”此外附加一条脚注进行解释:“据报道，当时日军杀死了包括平民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日本也因此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批评。”这就完了，但即使这点只言片语，也让一些保守派官僚和政客难以接受，他们希望彻底删除这些段落。

因此，当中学老师、《南京暴行》编辑之一的森正孝(MoriMasataka)给学生们放映了一部以大屠杀为题的纪录片后，他们都惊呆了。森老师让学生们写下观后感，得到的反馈高度雷同。

比方说这里有篇文章，作者是十三岁的女孩律子，她是这么写的:“说到战争，我能联想到的一直是广岛和长崎， 但是核打击发生在1940年后。在这之前，日本做的事要坏多了。看着录像，这一切仿佛不是真的。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是战败方，但我们日本人务必要了解1940年前发生了什么。在看这部录像时，对我灵魂触动最大的是当中国人被杀言时，日本兵却还在哈大笑。他们怎么笑得出来?我没法理解那时的日本人是什么心态...……他们简直是怪物……”

学生们生平第一次知道原来日本人还是侵略者，老师要的就是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森和几乎所有投身和平教育的教师一样拥有左派思想。尽管他能寄希望于曾几何时如日中天的日本教师工会中普通成员的同情，但鲜有人像他那样热衷此事。他告诉我， 多数同事倒也不唱反调，只是无动于衷罢了。大多数人都选择不去招惹是非。森的录像和小册子在一小群志同道合的教师中间秘密传播，有别于文部省审定的学校教科书中避实就虚.轻描谈写的官方历史观，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这些书反映了一种出于必要而有所简化的政治观点。日本人是“侵略者”，“入侵”中国，他们的行为“既罪恶又残暴”。 中国人则要么全是“ 英勇的抵抗者”，要么是“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本宣传册里，森正孝记录了一次南京之行，这次经历让他“感到尽管痛苦，但有必要从侵略者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这也成了他要求学生做的事:以侵略者视角取代日本人的受害者情结。

有个叫泰子( Yasuko)的十四岁女生(在1991年)表示:“我们常听闻纳粹使用恐怖手段杀死他们的受害者，但日本人一样惩贯精盈。不然那些口本兵在砍下中国人头颅的时候，脸上怎么还会狞笑?他们在杀人，居然还笑得出来?看到那些插在竹竿上的人头，我真是不忍直视....

这部影像资料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还原历史。显而易见，“天皇体制”下穷兵黩武的种族沙文主义被归结为这场战争和暴行发生 116的原因，但给森正孝的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兵脸上的狞笑。官方在对待过去态度上的躲躲闪闪受到了幕邪恶景象的挑战， 作恶者是“当时的日本人”——学生的父辈和祖辈——而且还面带笑容。

用他们老师的话来说，通过思索“南京地狱”的成因，并通过身份认同的视角审视历史(侵略者的身份)，学生可以

“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携起手来创造明天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