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时代，有没有殖民国家想过把国家迁移到富裕的被殖民国家？为什么？
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解读这个问题，探讨其中的可能性和原因：
1. 历史上的“国家迁移”概念并不适用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国家迁移”在那个时代的概念。当时的“国家”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及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它不是一个完全流动的实体，不像今天的“国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信息和网络存在。
如果要说“国家迁移”，更接近的可能是：
统治阶层或精英的转移： 比如，在某个地区发生剧烈动荡，或者发现更有利可图的资源时，一部分统治者或重要的商业家族可能会将资本、管理能力和部分人口转移到殖民地，在那里建立新的权力中心，从而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
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这种情况更常见，比如英国人向北美、澳大利亚等地移民，爱尔兰人向美国移民。但这不是“国家”的迁移，而是公民个体或群体的迁移，目的是寻求新的生活机会，而非将母国的国家机器整体搬迁。
2. 殖民目的与国家迁移背道而驰
殖民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宗主国的国家利益。这包括：
经济掠夺： 掠夺原材料（如糖、香料、矿产），获取廉价劳动力，建立独占性贸易网络。如果把国家整体迁移到殖民地，意味着这些经济利益将直接在当地产生，而无法再通过母国来“抽血”式地发展。
政治扩张与地缘战略： 殖民地是扩张国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可以作为军事基地，控制重要航道，牵制竞争对手。把国家本体迁移了，这些战略意义就消失了。
解决国内问题： 有时殖民也是为了缓解国内的人口压力、社会矛盾，或者为被流放的罪犯提供场所。国家迁移了，这些问题也随之迁移，并未得到解决。
3. “富裕的被殖民国家”这一前提的矛盾
殖民时代，“富裕”这个词用在被殖民地上，通常指的是其拥有丰富的、可被宗主国剥削的自然资源和潜在的劳动力。 然而，这些地区在被殖民之前，往往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能与欧洲强国抗衡的“国家”形态，或者其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被殖民者打乱。
殖民者并非“发现”了成熟的“国家”： 很多情况下，殖民者面对的是部落、王国、帝国等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他们通过军事、政治手段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服务于殖民者的经济体系。
“富裕”的定义权在殖民者： 殖民者眼中“富裕”的定义，是基于他们能够从中获取利益的程度。他们并不需要拥有当地的“国家”来享受这份富裕，而是通过控制和改造当地资源来达到目的。
4. 为什么殖民国家没有选择“国家迁移”？
结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更详细地分析：
控制与剥削的成本： 殖民地远在千里之外，维护其统治需要巨大的军事和行政成本。但正是这种“距离”和“控制”，才能确保殖民地的产出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母国，为母国的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提供动力。如果将国家迁移，这种“利益输送”机制就被打破了，反而可能导致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下降。
文化与社会认同的障碍： 即使一个殖民地“富裕”，它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社会习俗和法律体系。将一个完整的国家及其国民迁移到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将面临巨大的文化冲突、社会融合困难，以及可能导致原有的国家认同瓦解。比如，英国人会选择在北美建立自己的社会，但他们仍然是以“英国人”的身份，并保留着部分英国的制度和文化，而非完全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融入当地已有的非欧洲文化。
精英的固有利益： 殖民体系的建立和维护，正是由宗主国原有的政治、经济精英所推动的。他们从殖民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将国家整体迁移，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原有的地位和影响力，或者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权力基础，这并非他们所乐见的。
“迁移”的局限性： 即使真的有殖民国家考虑过类似的方案，也更可能是一些特定的群体。例如，在革命爆发或国家内乱时，一部分效忠于旧政权的贵族、地主可能会选择逃往殖民地，在那里建立流亡政府或者依附于殖民统治。但这仍然不是“国家”的迁移，而是政治力量的转移。
是否存在极少数的“类迁移”事件？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事件可能被曲解为“国家迁移”，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
南非的布尔人迁移（Great Trek）： 19世纪，英国人在南非建立殖民地后，一些早期定居的荷兰裔农民（布尔人）不满英国的统治，尤其是废除奴隶制等政策，于是向内陆迁徙，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一种族群内部的迁移和政治独立运动，而非整个宗主国（荷兰或英国）的迁移。
殖民地成为新的经济和政治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殖民地可能比母国发展得更迅速，或者成为新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比如，美国在独立后，其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逐渐超越了英国。但这是一种殖民地独立发展并超越母国的现象，而非母国主动选择迁移。
总结来说，在殖民时代，殖民国家没有选择将国家整体迁移到富裕的被殖民地的核心原因在于：
1. 这不符合殖民的根本目的——为母国服务。
2. “国家迁移”在当时的认知和技术条件下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3. “富裕的被殖民地”本身也是殖民者改造和定义的结果，其“富裕”是为殖民者服务的。
4. 将国家迁移会带来巨大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成本，并且与原有精英的利益相悖。
与其想着把国家“搬过去”，殖民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建立稳定的殖民统治体系，将殖民地变成源源不断输送利益的“附庸”，用最有效的方式榨取殖民地的价值，来壮大和巩固母国的国家实力。
网友意见
殖民时代，有没有殖民国家想过把国家迁移到富裕的被殖民国家？为什么？
这时候可以提提经济学老爸的想法了
亚当·斯密虽然提到“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联合”，但没有看到如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大英帝国的形成，因而看不到在大英帝国内，国外殖民地都变成国内殖民地。
但是，斯密对大英帝国形成趋势的预言，对我们以后理解国外殖民地转化为国内殖民地，大有帮助。他认为，美洲派五十或六十个新代表出席国会，英国的各种组织并不会由于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联合而受丝毫损害，相反地却得到完善。因为讨论并决定帝国一切部分事务的会议，为要得到正确的情报，应当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主要的困难，可能来自大西洋两岸人民的偏见与成见。
在他看来，大不列颠的人民，不必担忧美洲代表的众多，将打破国王势力和民主势力的原有比例。因为美洲代表的人数和美洲交纳的税款成比例。前者构成民主势力，后者构成国王势力，两者也成比例。因此，大不列颠和殖民地联合之前和之后，民主势力和国王势力比例相同。美洲的人民，也不必忧惧他们因远离政府所在地而可能遭受到压迫。因为出席国会的代表，要靠人民的选拔，才能得到议员席位，并从中得到好处，他们定会以议员的权力，申诉殖民地军政长官的违法乱纪行为。美洲人民也不要认为，政府所在地会长久地远离他们，因为美洲在财富、人口、纳税方面，也许只要一个世纪，就超过大不列颠。这时，帝国的首都自然会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在帝国内部，国外殖民地就变成国内殖民地了。
——《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
当代亚当·斯密，为神圣不列颠尼亚帝国破局！
建议首都取名潘德拉贡（
海外殖民地在超越母国后，普遍的规律是一般会独立。甚至大多数海外殖民地还等不到这个时候。
@带带凹蒂莉 提到的北美-不列颠合作模式充其量只是英帝国体制下的协调，但远不到迁都的地步。这个体系的中心大概率还是伦敦，关于这一点的佐证，可以参考几百年之后的“帝国特惠制”。
@念缺一提到的阿曼苏丹国在确实短暂实现了题主的意图（为时16年），但在Said bin Sultan去世之后，就变成了桑给巴尔和阿曼及马斯喀特两个苏丹国。
@妃宫千早 和@Frank提到的葡萄牙首都转移至里约热内卢实在是拿破仑战争时的不得已之举，这也难言主动。
如果我们把殖民地的概念不只局限于海外殖民地的话，那么无疑就多了很多选择余地。
例如:
俄罗斯帝国首都彼得堡就建立在位置优越的因格里亚殖民地上，这里的原住民跟芬人和爱沙尼亚人是近亲。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建立在潘诺尼亚德意志人殖民地上，那里在德意志人到来之前居住着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
以及，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希腊人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首都康斯坦丁科尼耶（经历了土耳其人的殖民化）似乎也是合适的案例。
我想从之前论述拜占庭帝国的转进问题的回答中，引一长段话来结束和拓展本文。
从葡萄牙帝国（Império Português）→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Reino Unido de Portugal, Brasil e Algarves）→葡萄牙帝国和巴西帝国（Império do Brasil）的这个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一旦转移了其统治中心就会导致一种本地化的进程的出现。这个国家必须以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基础重新建构自己的统治体系才能生存下去，如果试图维持原有的风貌不变，那么其后果必定是空中楼阁。但是，一旦这个国家开始以当地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基础重新建构自己的统治体系，国家就不是之前的那个国家了。
绕了这么久，我们还是回到拜占庭帝国的问题上来。这个希腊化的东正教罗马帝国，如果转进不出希腊圈，比如去卡法或者是特拉布宗，几乎可以完全移植之前的统治架构，那么还勉强可以称为拜占庭，但是这样与不转进又有什么区别呢？迟几年灭亡罢了；如果这个帝国转进到东正教的斯拉夫部落中间，君士坦丁（Κωνσταντίνος）成为斯拉夫人的Tsar，那么拜占庭必定会融化在罗斯（Rus）之中，巴列奥略不会被记住，因为人们只会记住他的斯拉夫名字康斯坦丁（Константин），他只是俄罗斯的沙皇而非拜占庭的皇帝；至于非洲和冰岛，我们该称他何者？
还是那句话：拜占庭不再是拜占庭了，就像西辽不再是大辽了，就像季汉不再是汉朝了。
古老的帝国就算在一个新的地方死灰复燃，那也绝对不会是原来的那个帝国了，旧瓶装新酒罢了。
有，阿曼苏丹国就把首都和政权搬到了殖民地。
为了保证印度洋的贸易利润，马斯喀特的苏丹赛义德·伊本·苏尔坦迁都到了殖民地桑给巴尔。
说一个没真正实现的吧……大航海时代的丰臣秀吉，曾经想过把日本首都签到北京，然后自己在宁波定居遥控天皇。
然而，尽管日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但大明有一套完整的兵法，和能实际执行这些兵法的国力。
在殖民时代因为技术条件限制，其实大多数被殖民的国家是不如本土繁华的，且迁都行为涉及利益复杂，通常来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同时，殖民地往往属于天高皇帝远，以当时的技术能力，很难以遥控治理，一旦殖民地足够大并形成了完整的市场和文化认同，离心力就会比较强了，如果本土的富裕程度已经被殖民地超过了的话，那么大概率在此之前该殖民地就已经独立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把目光局限在欧洲殖民的话，在西亚北非南亚地区，征服文明国家的异族把首都和统治中心放到被征服的地方是很常见的，当然这些异族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最终会失去对起家之地的控制。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亚历山大在以马其顿为起家之地征服了波斯帝国大部分领土后，他就打算把自己的统治重心迁移到亚洲，而非留在马其顿（更非和亚洲一样缺乏群众基础的希腊城邦地区）。不过在他急逝后他的帝国爆发了继业者战争因而四分五裂，最后亚洲和埃及虽然也各自出现了由他的马其顿人部将所建立的王朝（即通常所说的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但马其顿本土则落到安提柯王朝手中，终究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再比如，近古时更为有名的奥斯曼帝国（因消灭东罗马声名狼藉）和莫卧儿帝国也有类似的迁移行为，前者在迁往君堡后虽然国势几经起落但最终保住了对安纳托利亚内陆的控制，后者则很早就失掉了河中地区的起家之地，虽然尚能控制部分阿富汗，最终仍不免变成“印度王朝”。
不过我重点想谈论并不是这些西亚北非南亚的例子，而是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国家：越南。
越南现今的首都是位于北部红河平原的河内，熟悉冷战历史的人会知道已经不复存在的越南共和国（俗称“南越”）的首都是位于越南南方沿海的西贡（其实并不在湄公河流域），同样不少的人或许还知道法国人入侵之前越南封建王朝的首都在越南中部沿海的顺化。但知道顺化和西贡这两个首都都是越南独立之后的“南进”当中夺得的战利品的人就很少了。如果说西贡在近代以来的重要地位有法国殖民经营的成分在内，顺化成为越南政治中心的过程就完全是越南人自己选择的结果了。
越南独立前的前身是唐末建立的“静海军节度使”，在唐朝灭亡后的战乱中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自立，虽然两广的割据政权南汉试图控制静海军，但几经尝试后仍然功亏一篑。到968年，南汉已经极为衰弱，军阀丁部领平定了十二使君动乱，自称大瞿越皇帝，越南正式独立。而此时的越南面积比如今要小得多，不但南界只达乂安、河静一带，今日越南西北山区也尚是蛮獠之地而非越南所有，为此处于夹缝之间的越南开始了对西、北两个方向的开拓。
1009年建立的越南李朝在对占婆作战中颇有成效，在1044年就成功攻下了占婆统治中心Vijaya（位于今平定省归仁），之后又多次大败占婆，于1069年迫使占婆割让地哩、麻令、布政三州，越南领土开拓到今广治省一带。1306年，越南陈朝又通过把玄珍公主嫁给占婆王获得了乌、哩二州，把国界推至今越南中部的海云山，顺化这一越南未来的首都方进入越南版图。（除此之外李、陈二朝对越南西北蛮獠地区的开拓也颇有成效，本文暂不赘述）
不过此时顺化仍然是越南南端不受重视的边陲之地（据研究汉日南郡卢容县在今顺化一带，这里在东晋时被林邑攻陷，此后逐渐占婆化），而未来越南最大的城市胡志明市此时还是高棉国南方沿海的偏僻滩涂——《真腊风土记》中就有“雉棍”之称，离纳入越南统治更是要等数百年。李朝和陈朝的统治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仍然是红河三角洲地区，之后的黎朝虽然起家于更偏南的清化并在1471年决定性地击败了占婆，但对乂安以南各省的开发仍然是很有限的。
转折发生在16世纪，此时权臣郑检掌握了黎朝大权，其妻舅阮潢为了自保，在隐士阮秉谦建议下向郑检请求镇守南方边陲。1558年，阮潢出镇顺化，1567年他又得到了广南地区的控制权，其势力是后来的阮主割据政权和阮朝前身。此时越南北方尚有同黎朝敌对的莫氏政权，大量越南平民为了躲避黎、莫战乱纷纷南下投奔阮氏，同时阮氏还注重发展海上贸易，吸纳中国、日本乃至欧洲各国的商人、水手等移居，这使得作为阮氏主要港口的会安也十分繁荣，以顺化为中心的越南中部地区自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开发。到1613年阮潢去世时，他所经营的越南南部地区已经是：
“顺广北有横山灵江之险，南有海云碑山之固，山产金铁，海出渔盐，实英雄用武之地。若能驯民厉兵与郑氏抗衡，足建万世之业。”
1600年，年老的阮潢正式和北方的郑主决裂，越南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郑阮对峙时期，相比控制富饶红河平原的郑主，只有狭小的中部沿海地区的阮主处于不利地位，为此阮主除了积极招揽逃避战乱的北方难民和引进欧洲技术铸炮修船之外，就是大力向南方开拓，进一步蚕食占婆残余势力。
1578 年，阮潢任命梁文政为“镇边官”，招集流民于虬蒙、婆苔、沱浪一带垦荒，开始开发富安地区。
1611 年，占婆侵边，为阮主击败。遂以虬蒙、婆苔之地，始置富安府，领同春、绥和二县，隶属于广南营。
1653年，阮主侵夺潘朗江以北的古笪地区，设立泰康、延宁二府。
1693年，阮主废黜占婆王国，将其降格为顺城镇。
此时中国也因易代战乱不休，很多明朝遗民渡海投奔越南，号“明乡人”，其中不少人来到当时尚处于柬埔寨控制之下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他们大都选择同阮主联合，协助他们开发这一地带：
1671年，广东雷州人鄚玖渡海来到今越南西南坚江、金瓯一带割据，人称“河仙”。
1679年，南明余部杨彦迪、陈上川渡海投奔阮主，陈上川被封为“嘉定都督”开拓今胡志明市地区。
1698年，阮主部将阮有镜在今胡志明市、边和一带建立了嘉定府、镇边营，正式将其纳入版图。
到了18世纪中叶，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基本上为阮主所消化，但此时阮主统治也日益衰朽腐化，终于在1771年爆发了阮岳、阮侣、阮惠三兄弟领导的西山起义。1777年阮主政权被推翻，只有阮福映流亡在外。由于三兄弟起家之地是归仁府西山邑，所以他们建立政权时也自称西山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山政权。三弟阮惠受兄阮岳之托北上进伐郑主，阮惠以“扶黎灭郑”为旗号攻入升龙，推翻郑主统治，掌握黎朝大权。黎朝昭统帝逃入清朝请求复国，清军一度攻入升龙，但被阮惠设计击败，而阮惠也自此称帝。
阮惠在击败清朝后企图以乂安为新首都，但因为他在1792年急逝而不了了之，他和后继者仍然主要驻跸在阮主的驻守地富春（今顺化市）。之后因为他的后继者年少无能又频频内讧，西山政权在1802年最终被阮福映消灭，阮福映自称嘉隆帝，建立阮朝。
新生的阮朝北起镇南关，南达金瓯角，是越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国，综合考虑统辖南北、历史传承、地理形胜等因素之后，嘉隆帝最终选择以阮主故地富春为国都，也就是今日的顺化。1805年起，嘉隆帝仿效北京紫禁城为阮朝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宫城，这里日后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19世纪下半叶，越南收到法国入侵，在1862年被迫割让越南南方的嘉定地区给法国，1867年整个越南南方（“南圻”）都被法国侵占，之后法国通过一系列战争在1885年取得整个越南的保护权。在法国殖民时期，地理位置优越的西贡（即嘉定）成为法国人的殖民中心，号称“东方巴黎”。二战后越南一度南北分治，位于北纬17度以南的地方属于越南共和国，其首都正位于西贡（有意思的是南越统治的地方基本和历史的占人/高棉人故地是重合的），直到1975年最终灭亡，不过胡志明市（即西贡）至今仍然是越南最大最发达的城市。
越南自独立以来用了几百年不懈“南进”，最终就连顺化和西贡这样成为首都的重要城市此前都是从占人、高棉人这样的“异族”手中夺下的（此外一度成为西山政权首都的归仁也是占婆故地），这样的扩张历程或许是题主所言“把国家迁移到富裕的被殖民国家”的典范，而在这一过程当中越南始终牢牢维持着对北部红河三角洲基本盘的控制，可谓相当成功。
关于早期越南和占婆“富裕”程度的说明：
虽然在西汉时红河三角洲一度极为富足，达到92440户之多，但这里日后开发并不充分。唐朝时交州只有24230户、99652口，其他位于越南境内的诸唐代州县如演、爱、驩、峰等也都不甚发达，均为“下州”或“下都督府”，其落后可见一斑，当10世纪越南独立后条件也应无明显改观。而占婆虽然缺少农耕土地，但由于位于海上贸易要道，所以通过商贸而富足，这同越南对西北山区蛮獠的征服扩张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有些人可能会想谈诺曼征服之后的英国，但诺曼底和金雀花时代不列颠大约是落后于欧洲大陆的，不符合题意，暂不赘述）
我怀疑你在暗示俺带清。但我没有证据。
黛清固伦移植到了中国本土。
1644年7月8日，清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迁都定鼎，作京于燕”，正式定北京为大清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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