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可能实现吗？如果实现，经济是什么形态？
共产主义的理想基石：告别剥削与异化
共产主义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早期野蛮生长、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直接批判。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愿景，并非简单的财富平均分配，而是对一种更高级、更人性化社会形态的追求。其核心在于：
消灭私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这是共产主义的基石。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工厂、土地、工具等）的私有导致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因为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消灭私有制，意味着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由社会共同管理和支配。
消灭阶级对立： 随着私有制的消亡，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资产阶级）与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将不复存在。一个没有压迫和被压迫的社会自然会形成。
消灭国家：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当阶级消失，国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最终会“自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自由联合起来的人类共同体。
按需分配： 这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社会成员的劳动不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获取所需的物品和资源。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克服异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自身类本质以及他人相疏远，即“异化”。共产主义旨在通过解放劳动，使劳动回归其创造性与愉悦性的本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共产主义可能实现吗？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区分“共产主义的理论蓝图”和“历史上以共产主义为名义的实践”。
理论上的可能性：
从理论逻辑上看，如果能够克服一系列现实障碍，共产主义并非完全不可设想。其实现的关键在于：
1. 生产力的高度发达：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前提条件。只有当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才有可能实现“按需分配”，摆脱生存的压力，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更高级的个人潜能。
2. 人的道德与觉悟的提升： 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个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心，能够自觉地为集体利益贡献力量，并且不贪婪、不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种人性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 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私有制，更要克服资本主义的逻辑，如竞争、逐利等。这需要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体系来支撑。
现实中的挑战与尝试：
历史上，许多国家曾试图建立或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是苏联和中国。这些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快速的工业化、教育和医疗的普及等，但最终都未能实现马克思设想中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并且遭遇了严重的困境：
经济效率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方面，往往不如市场经济。缺乏价格信号和利润驱动，难以有效激励生产者和创新者。
权力集中与官僚主义： 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往往集中在国家或政党手中，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腐败，甚至出现新的剥削和压迫形式，与共产主义的初衷背道而驰。
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约束： 为了维护社会整体目标和控制，许多共产主义实践中出现了对个人自由、思想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限制，这与共产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联合”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念相冲突。
人性的复杂性： 马克思对人性的设想可能过于乐观。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自私、贪婪、权力欲望等因素，在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理想的扭曲。
因此，我们说“共产主义是否可能实现”，更多的是指纯粹的、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基于历史经验和对人性的认知，许多人认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同时，共产主义所蕴含的对公平、正义、消除贫困和剥削的追求，仍然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价值导向，并深刻影响着各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努力。
如果共产主义实现了，经济将是什么形态？
这是一个关于未来，充满想象但又基于理论推演的讨论。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能够超越私有制、阶级对立和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其经济形态将是颠覆性的：
1. 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物质极大丰富：
自动化与智能化： 生产将高度依赖先进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劳动将由机器完成。人类劳动将从繁重的、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科学技术驱动： 科学研究将成为社会的核心驱动力，技术的进步不再受制于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满足社会需求和探索未知。
资源的有效管理： 社会将拥有精密的系统来监测和管理全球的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避免浪费。
2. 无市场、无货币、无价格的分配体系：
按需分配： 这是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精髓。社会不再需要市场来调节供求关系，也不需要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合理的、非贪婪的需求，从社会集体仓库中获取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社会共同所有”的运行： 生产资料和产出不再有私人归属，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和支配。这种所有制不是简单地等于“国家所有”，而是更广泛的、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
不再有雇佣劳动： 劳动将不再是“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而是成为一种自觉的社会义务和个人实现价值的方式。人们会选择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领域进行贡献。
3. 全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服务于需求的生产： 生产不再是为了利润和竞争，而是直接根据社会成员的需求来计划和组织。预测和满足需求的能力将是衡量经济效率的关键。
有限的消费与可持续性： 尽管物质丰富，但共产主义社会更强调理性消费和可持续性。人们不会追求无限的物质占有，而是更注重精神生活、文化发展和个人体验。
信息透明与民主决策： 生产计划、资源分配等重大经济决策将通过高度透明的信息系统和民主协商的方式进行，全体成员都有权参与。
4. 个人发展的极大化：
摆脱生存压力： 人们无需为生计奔波，可以自由地学习、创造、探索，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劳动成为创造与乐趣： 劳动将回归其解放性的本质，成为实现个人才能、发挥创造力和获得满足感的途径。
合作取代竞争： 社会的主旋律将是合作与互助，个人成就与集体进步相辅相成。
一些更具象的设想：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由全人类构成的自由联合体。全球各地的人们不再因为国界而隔阂，也不再因为贫富而对立。高度发达的科技使得生活必需品几乎是唾手可得的。你不再需要担心下一顿饭，也不需要为工作而焦虑。你想学习一门新的语言？社会会自动为你提供最优的学习资源和导师。你想体验一项新的运动？全球的体育设施和教练资源对你开放。你想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你可以选择加入一个科研团队，或者参与到社区的绿化项目中。
然而，这种设想也面临着无数的疑问：
如何定义“按需”？ 谁来判断和限制“需求”？如果有人需要超出常人理解的资源，该如何处理？
如何保证劳动积极性？ 在没有外部强制和直接利益驱动的情况下，是否所有人都能保持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
如何处理冲突和分歧？ 即使在理想社会，人与人之间也可能产生矛盾和意见不合，没有了国家和法律，这些冲突如何化解？
如何防止新的特权阶层出现？ 即使是基于共同所有制，信息不对称或组织管理上的优势，是否可能重新演变成某种形式的权力集中？
结语：
共产主义的理想，如同一颗遥远的星辰，指引着人类对更公平、更美好社会的向往。它的实现，在理论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现实中的巨大鸿沟和人性的复杂性，使得其真正落地的难度极大，并且历史上以其名义进行的实践，也暴露了诸多问题。
即使纯粹的共产主义难以企及，其对消除剥削、追求平等的呼唤，依然是我们审视和改进现有社会模式的重要镜子。经济形态的设想，也促使我们思考：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分配资源，如何才能让更多人摆脱困境，如何才能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会。这些思考，或许才是共产主义理论留给我们的更宝贵的遗产。
网友意见
之前看过的大象公会的一篇文章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美国最成功的共产社会是如何建成的真正的共产社会有很多苛刻标准和要求，这不但使得这种社会理想实践很难存续，甚至很难出现真正的共产社会，而美国胡特人不但成功做到这一点，并且成为全球人口扩张最快的人群，他们何以能如此？
文/ 辉格
共产主义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社会实验，推动这场实验的人，曾为它披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外衣，这让它看起来颇为现代，然而，这些外衣所包 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理想——平等、互助、分享、财产共有——却远不是现代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它有着古老的渊源，只不过早先它所披戴的，通常是宗教和神 学的外衣。
15世纪晚期，印刷机让乡下穷秀才们[1]也能直接读到圣经了，宗教改革随之风起云涌，大小教派遍地开花，其中半数以上都有着共产主义倾向，在 此后的四个世纪里，许多教派将它们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共产社区，而空旷肥沃且远离世俗旧政权的新大陆，恰好为这些社会实验提供了理想条 件。
然而随着历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市场日益发达，特别是铁路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共产社会大都没有经受住现代市场社会的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冲击，到 上世纪初已纷纷衰败、瓦解或者变质，比如一度颇成气候的震颤派(Shakers)[2]曾在美国建立了20多个共产社区，但存续至今的只有缅因州的萨巴斯 代湖(Sabbathday Lake)村，该村在2009年已只剩三个人。
正在跳集体舞的震颤派信徒
不过，它们中有一个成功抵御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冲击，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一个分支胡特尔人(Hutterites)，在四 百多年中始终维持着共产制度，除家具和少量日用品外，一切财产共有，生产由集体安排，生活资料统一分配，吃饭在公共食堂，三岁以上即开始接受集体教育，作 息举止服饰发型皆有严格规定，整齐划一。
胡特尔社会不仅维持了下来，而且非常兴旺，在过去几代已成为全球人口增长最快的社群，从1870年代迁居北美时的四百多人增长到了2010年的 四万多人(这还没算上流失到主流社会的人口)；这是一个难得的实验案例，清晰而纯粹，考察学习一下它的成功经验，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其他实验都失败了，也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流社会为何是我们所见到的样子。
【排除诱惑】
人类只要保有探索、创造和模仿的自由，其需求便永无止境，因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所有现代共产实验都从物质极大丰富、各取所需的许诺开始，却无 一例外以提倡艰苦朴素、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而告终，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平等只能通过向下对齐而实现，供需只能借助对探索和创造的压制而得以平衡。
为此，胡特尔社会禁止一切奢侈消费，采取极端避世的姿态，以种种规定排除外部诱惑：远离外人，集中居住，禁止收音机、电视、唱片和网络，整个社 区只有一部公共电话，电脑只能在工作场合使用，教育全部在社区内进行，且到九年级为止，除了极少量零花钱，个人很少有可支配现金，而且消费项目受教规严格 限制。
【关闭潘多拉之盒】
知识、好奇心和反思是开启潘朵拉之盒的祸首，想得越多，越难以忍受沉闷单调一成不变的朴素生活，所有胡特尔人都只受过初中教育，也很少接触现代 媒体，几百年的封闭离世生活已让他们习惯于只做不想，连神学思考也早已停止，面对年轻人提问，长老们只会重复教条，从不解释为什么，只告诉你该怎么做。
对外部信息的隔膜也体现在他们的语言上，胡特尔人至今仍以其发源地的德语蒂罗尔方言为母语；思想的停止也可从另一点看出：他们所保存的作为其精神指南的宗教典籍，由另一种古老德语写成，如今的胡特尔人已很难读懂，但他们并不介意，只管念诵就行了。
胡特尔人
【邓巴数】
财产共有、集体生产和资源共享这些核心特征，决定了共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互惠型社会，而互惠关系的维持，需要一种全面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监督机制 来执行社会规范，为此，要么建立奥威尔式的警察国家，要么由社会成员相互监督，后者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相互熟识，从而使得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社会舆论的约 束之下。
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指出，基于人类的认知局限，这样的监督机制只有在规模小于150[3]人的小社会才可能实现，邓巴在说明这一点时，举的一个例子正是胡特 尔，胡特尔社区的规模在60-140人，每当人口接近上限时，就像细胞分裂那样均分为二，这一机制确保了其规模始终维持熟人小社会的水平。
【亲选择】
和一般互惠型社会不同的是，共产社会的平等原则还需要其成员表现出强烈利他性(strong reciprocity)，而不仅仅是互惠利他(reciprocalaltruism)，即，要求他们即便在没有预期回报的情况下也愿意为他人做出牺 牲；经验表明，没有特殊动机的情况下，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亲选择(kin selection)恰好提供了这样的动机：假如帮助对象是近亲，人们就比较容易表现出强利他行为。
胡特尔正是以父系家族为构成基础的亲属社会，每个社区由十来个扩展家庭组成，包含少则一两个多则四五个姓氏；北美胡特尔人一共只有18个姓氏 (现存14个)，不与外人通婚，所以每个社区都是少数几个有着长期通婚关系的家族的合作群体；亲选择无疑起到了减少冲突、强化合作互惠的作用。
相比之下，震颤派过于进步，废除了婚姻与家庭，实行独身禁欲主义，禁止性生活和生育，于是就失去了血缘纽带对社区的凝聚作用。
【避免等级化】
共产制度的一大困境是，既要贯彻平等共享原则，同时其共产和集体性质又需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来组织生产和实施分配，可是权力组织一旦建立，平等 就很难维持了，掌权者总是会为革命事业而多啃鸡腿，而一旦出现等级分化，艰苦朴素平等共享的伦理原则就成了空话，游戏重点又回到争权夺利和努力向上爬，于 是社会规范也自然会围绕资源与权力竞争而重建。
胡特尔人将社区规模限制在邓巴数之下的做法，在维系社会规范的同时也避免了等级分化，社区之间没有更高层权力机构，社区内由六位长老组成决策机构，下设十来位奶牛长、家禽长之类的业务主管，这就确保了每个父系家族都有几位长老，每个扩展家庭都至少有一位业务主管。
这样一来，地位分化只发生在性别和年龄段之间，每位男性在其盛年期都有望担任某个职位，如果他表现出一些进取心和领导能力，也很可能成为长老，不会出现某个人既有野心又有能力却得不到机会施展的情况，而后者正是社会不满和政治冲突的主要来源。
重要的是，在一举一动都处于众人监视之下的熟人社会中，如此轻微的地位分化不会导致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当上主管和长老唯一的好处是少干点体力活，这不足以为争权夺利提供激励。
【压力释放口】
在这种价值观整齐划一，行动上一切听指挥，生活上无处不被注视的社会，必定会有一些不满分子，尤其是年轻人，把他们强留在社会中，只会带来冲突 和危险；假如这种社会是奥威尔式的，解决方案便是定期大清洗，但胡特尔不是极权社会，他们是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去留自便。
这与再洗礼派的核心教义有关：他们不承认对未成年人的洗礼，认为接受洗礼加入教会的决定必须由心智成熟健全的成年人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才能做出 [4]，胡特尔人通常在19-22岁之间接受洗礼，从而获得社区完全成员资格，并承担起遵守全部规范的责任，而在次之前，他可以选择推迟入教或者离开，即 便在入教之后，他也随时可以退出，只是后者会被视为叛教而遭忌避(shunning)，而前者只是被当作普通外人对待。
去留自便的做法，短期效果是让不满者离开从而释放社会压力、消除潜在冲突源，在长期则起着筛选作用，不断剔除其性格与胡特尔社会不相容的成员。
对社会规范的不满和对权威的挑战最集中的表现是青春期躁动，对此胡特尔人也有应对机制，在15岁离开学校到接受洗礼之前这几年，年轻人被视为未成熟不懂事而豁免了遵守某些规范的责任，比如喝酒、抽烟、打牌、去附近镇上玩，只要不太过分就会得到容忍。
一个胡特尔社区
【实用主义】
任何社会运动最初都由一群理想主义者领导，而一旦开始真正动手建立组织、展开行动、创建社会，理想主义者就会逐渐被实用主义者所取代，否则运动 很快就会失败，但这一替代过程未必顺利，许多教派会面临一个矛盾：一方面需要保持理想主义色彩以便不断吸纳狂热分子去传教，但同时组织的维系和运营需要它 转向实用主义。
一个教派若主要依靠传教和吸纳新教徒而发展壮大，就很难完成实用主义转型，因而组织和制度很难稳定下来，理想主义者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非常狂热而坚定，很容易争吵不休却拿不出可行方案。
胡特尔人没这问题，因为他们不传教，发展壮大全靠子宫，所以几代人之后，理想主义者便消失殆尽，他们也没有职业教士，牧师由社区长老充任，通常对神学毫无兴趣，也读不懂多少经典，教义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套沿袭已久的行为规范。
【接纳新技术】
胡特尔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他们对待现代技术的态度上，尽管在消费、穿着和生活方式上非常简朴而守旧，并尽量杜绝媒体、娱乐、奢侈品等外部诱惑，但他们并不拒绝新技术，只要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会毫不犹豫加以采纳。
积极采纳新技术，加上劳动力成本低，胡特尔人经营的集体农场在北美极具竞争力，也正因此才能让他们维持了极高的生育率(1950-80年代高峰期人口年增长率达4.12%)，并不断买入土地建立新社区；他们的高增长率，也得益于对现代医疗技术的接受。
【暂时解除的人口压力】
社会压力最根本的来源是人口压力，但在胡特尔人迁居北美后的一百多年里，这一压力暂时解除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每18年翻一番的极限增长率，北 美大平原广袤空旷肥沃而又廉价的土地，为胡特尔这样勤劳节俭而又自甘寂寞的农场经营者提供了极为理想的环境，那里的自然条件与他们迁往北美前所在的乌克兰 也很相似，20世纪的城市化浪潮吸走大量农民更为他们腾出了发展空间。
实际上，直到1950年代现代化大型农场兴起在美国之前，胡特尔集体农场比美国的传统家庭农场更具规模优势，所以在1980年代之前的一个世纪 中，他们的人口和社区数量都是在毫无压力的条件下迅速膨胀，避免了资源稀缺性转变为社会内部的压力和冲突，直到80年代，大型农场带来的土地价格上涨才开 始让胡特尔人感觉到压力，也正是从那时起，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假如地价继续上扬，人口压力持续提高，胡特尔模式是否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还不好说。
北美胡特尔定居点分布示意图
【自由环境】
尽管胡特尔人奉行离世隔绝的教条，但他们的成功离不开所在大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若没有现代医疗，就算放开了生，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增长率，若没 有现代市场可出售其农产品，他们顶多能够过上勉强自足的生活而无法扩张，若不采纳现代农业设备，他们的农场也不可能盈利从而为获取新土地而积累资金。
更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环境，胡特尔奉行的绝对和平主义让他们放弃了自卫能力，若不是身处北美大平原这样文化宽容、社会压力宽松、民风淳朴和善的社会，将难以自保，若没有现代司法体系所提供的普遍安全保障，甚至可能被灭掉。
像再洗礼派这样拒绝融入主流社会、拒服兵役、抵制义务教育、拒绝医保和社会福利的非主流小教派，是绝大多数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宽容而自由的社会，他们才找到了容身之所，并且兴旺发达。
胡特尔的故事告诉我们，在一个自由社会，你甚至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注：
[1]许多新教教派的创立者或领袖人物大多是低级教士或粗通文墨的手工业者或小商人。
[2]震颤派(Shakers)是从源自英格兰的贵格派(Quakers)中分化出的一个激进教派，因其信徒在做礼拜时常狂喜至全身颤栗而得名。
[3]150这个数字因而被称为邓巴数(Dunbar's number)。
[4]所以该教派早期传播时常为入教者的重新施洗，并因此而得名
任何时候都有有限的资源，共产主义不必追求纯而又纯，少数情况下可以保留按劳分配，多数情况下，排队，摇号都是有限资源的公平分配制度，需要较高素质的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资源可以采取考试，投票等方式。如今这些制度已经在很多领域实行。
另外人的欲望不是无限的，吃五个包子饱了，吃一百个只会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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