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想象一下，未来的中国农民，他们不再是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土地朝夕相伴的单一形象。他们可能是一个拥有多种身份的集合体：
科技的拥抱者与驾驭者：
智慧农业的实践者： 传统的耕作方式将被大量现代科技渗透。你可能看到农民不再用弯腰播种，而是通过无人机自动撒播种子、喷洒农药；物联网传感器遍布田间，实时监测土壤湿度、温度、养分含量，并将数据传输到手机上，农民只需轻点屏幕，就能了解作物生长状况，并远程操控灌溉和施肥系统。精准农业将成为常态，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大大减少，效率却大幅提升。
数据分析的运用者： 农民会更懂得如何利用大数据。他们不再仅凭经验判断何时收割，而是会参考市场需求预测、气候变化模型，甚至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选择最佳的种植品种和收获时间。土地的“健康报告”将是他们手中的重要工具。
机器人助手的使用者： 从自动驾驶拖拉机到采摘机器人，机械化将进一步解放劳动力。农民的工作重心可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转向设备的维护、监控和管理。他们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操作和故障排除能力。
新型农业设施的建设者： 智能温室、垂直农场、植物工厂等高科技农业设施将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农村。这些设施能够实现更精细化的环境控制，生产出高附加值、高品质的农产品，甚至在城市郊区就能实现“农场到餐桌”的近距离供应。
多元收入的创造者与组合者：
“副业”农民的兴起： 许多农民不会只依赖单一的土地产出。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他们可能会成为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提供民宿、农家乐、采摘体验；成为农村电商的卖家，将自家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往全国乃至海外；成为乡间的手工艺人，传承或创新当地特色文化；甚至是乡村的“数字游民”，在享受田园生活的同时，从事线上工作。
专业化分工的深化： 农业生产将更加专业化。一部分农民可能专注于某一类高科技农业项目，例如育种、有机种植、特色养殖等，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另一部分则可能转向农业服务业，为其他农民提供技术支持、机械化作业、市场营销等服务。
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的推进： 土地的所有权可能依然归村集体，但经营权将更加集中。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或合作社、企业将获得更大面积的土地经营权，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高整体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生活方式与社会角色的转变：
“新乡民”的涌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一部分城市居民可能会选择回流农村，他们可能带着新的理念、技术和资本，与原有的农民结合，共同发展乡村经济。这些“新乡民”可能会带来更开放的视野和更强的创新能力。
教育与技能提升的重视： 现代农业和多元化发展需要更高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未来的农民将更加重视教育和培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农村的教育资源和职业培训体系将得到加强。
社会保障与福利的完善： 随着国家对农村发展投入的增加，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善，包括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定和有保障。
城乡联系的更加紧密： 科技和交通的进步将进一步拉近城乡距离。农民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城市信息、参与城市活动，城市居民也更容易体验乡村生活。乡村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岛，而是构成国家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挑战与不确定性：
当然，描绘这样一幅图景并非没有隐忧。
技术鸿沟的可能加剧： 科技的进步可能导致一部分不具备学习能力或经济条件差的农民被抛弃，形成新的“数字鸿沟”。如何确保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市场风险的依然存在： 尽管科技可以辅助决策，但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依然存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农民需要更强的风险意识和管理能力。
文化与传统的传承： 在现代化和科技化的浪潮中，如何保护和传承农村珍贵的文化传统，避免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土地制度的改革： 土地流转、承包权、所有权等相关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对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保障农民权益至关重要，这仍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
总而言之，中国农民的未来，将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标签，而是一个多元化、知识化、科技化、市场化融合的生动群像。他们将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明的建设者，在变与不变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篇章。这幅图景的实现程度，将取决于我们如何平衡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如何构建一个包容且充满活力的乡村发展体系，让每一位农民都能在时代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享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
网友意见
会活着，依靠“商业化”而活着。
这张照片中所有人员均为农民，箭头所指蓝胖子为龙牙本人，红圈为该村年轻一代农民的代表。
蓝胖子在该村承包了382亩土地，目前还没有开工建设。这个村子位于西藏山南市贡嘎县，101省道旁边，去往日喀则珠穆朗玛峰、阿里冈仁波齐、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等地旅游的游客必须经过该村子。日均20座以上旅游车经过数量在800台以上，这算成旅游人次不低于16000人。长期以来，空有游客经过却没办法留下消费，村子里的人都跑到拉萨打工补贴家用。
蓝胖子准备在这个地块建设一个旅游服务区，一片农业温室大棚。
蓝胖子的赢利点主要在于：
1、旅游服务收入。
蓝胖子准备首先修一个厕所，一个干净卫生可以洗手的厕所，并以此为基础发展餐饮与购物、旅游用品出租。
很多人到西藏旅游，首先表示最痛苦的就是膀胱和肺。膀胱主要是憋的，肺不但要缺氧，还要忍受各种旱厕所的不明气体味道。龙牙君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先把厕所建起来，有蹲便、坐便，能冲水，能洗手，看不到排泄物，这样就会有人气。
然后，您好不容易放空了膀胱，一身轻松，顺便吃个午饭呗？旁边有洗好切好的水果，不买点带上？零食瓜子口香糖？
最后，您看到有出租充电式制氧机的，晚上宾馆充电两小时，全天有氧气供应，妈妈再也不担心你上珠峰大本营高反了。
2、农业收入。
农业和旅游服务是互补的，吃自产菜，卖自产水果，省不少钱。
附近还有两个国家级新开发区：贡嘎机场空港新区和雅鲁藏布江江北新区，就近供应，直销配送，能省不少钱。
红圈非常支持蓝胖子在此投资，并且有明确的利益共享计划。
红圈表示只要蓝胖子的园区建起来，他愿意组织村民提供旅游项目，愿意组织村民参与园区劳动。
红圈的赢利点主要也是两点：
1、旅游项目收入。
红圈准备组织村民弄一批藏族特色旅游项目，比如歌舞表演、藏民家访、牛皮筏子漂流。
藏族人民能歌善舞，组织几个大老爷们、小姑娘，搞点歌舞表演是没问题的。
藏族人民表示欢迎任何游客来家里坐坐，酥油茶管够，各种民俗表演都有，只要给钱。
藏族人民表示你们汉族人真是没见识的渣渣，牛皮做船有什么稀奇的，祖祖辈辈都有牛皮筏子，想去雅鲁藏布江漂流，没问题的。
反正小钱钱，真心甜，小钱钱拿来，美好回忆带走。
2、就近务工收入。
交通费也是钱，能够在自己村子打工，干嘛跑到拉萨去呢？
红圈表示，蓝胖子在人力资源够用的情况下，应当优先雇佣本地人。本地人保证积极参与劳动，学习农业知识，提高技术水平。蓝胖子应当保证同工同酬，保证对农业技术不能藏着掖着。
基于以上共同利益需求，红蓝双方达成协议：
红方组织本地旅游项目并负责管理，独立运营，蓝方不干涉不参与，只提供稳定客流；
蓝方组织旅游服务区建设并负责管理，独立运营，红方不干涉不参与，但享有优先客流权；
红方组织本地村民参与园区劳动，负责劳动质量，保证劳动效果；
蓝方拓展市场、提供新技术，独立经营并且仅支付劳动报酬。
红蓝双方就其它问题进行了交流，确保不出现“脸上笑嘻嘻、心里MMP”的情况。然后就是喝青稞酒，拍照完事儿。
中国农民正在走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接受市场经济商业化，基于市场决定自己的经营模式。
死守土地当然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城里人知道，农民看得更清楚。当一个劳动力在土地上获得的报酬，低于他进城务工的收入的时候，放弃土地是自然的选择，不用你去教。
条件合适的地方，农民会开展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经营活动；条件不合适的地方，农民自然会放弃土地进城去。
所以我们看到眼下农民的做法就是，地里随便糊弄点庄稼，拿到国家农业补贴就行。平时都在城里打工，挣钱要紧。
这种模式其实是一种过渡模式，总要改变的。
土地总有吸引力，种地的人太少了，种地的利益就会自然大于进城务工，农民自然会开始种地。如果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个问题，问题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任何一个行业都是，从业人员过少，人力成本就会上升，劳动力自然会回流。从业人员过多，人力成本太低，甚至不愿意使用机械和自动化，劳动力自然会外流，干别的活儿去。
而市场化、商业化的农民，自己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的经营行为，依靠商业化的头脑在农村里活下来。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农广天地”告诉我们，农民想要增收，靠山，就要种山货、养蛇、养纯天然有机猪，顺便搞旅游；靠海，就要养鱼养虾养螃蟹，顺便搞旅游和垂钓；靠着城市，就要种草莓、蓝莓养带刺的豪猪（用来吃肉），顺便搞搞采摘农家乐什么的…
那么问题来了，上哪去找又有闲又有钱、上山下海、又是采摘又是垂钓的人呢？好像只能从城市里找，那么怎么能让城里人又有闲心又有闲钱往乡下跑呢？那就得让城市繁荣富强起来，那么怎么让城市繁荣富强起来呢？那就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比如大飞机小芯片什么的。所以说，城市的产业升级是否成功直接决定了农村能不能发展起来…
去年我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想把屋旁的二十亩水田推成旱地种上果树，但父亲想继续种稻谷。
父亲出生于重庆云阳，年轻的时候是走南闯北的弹花匠，去过许多城市，也到过乡野。后来他到鄂西农村弹棉被，喜欢上这片丘陵地带，在我三岁的时候，全家迁徙于此。
起先住在小山顶，山下有四亩水田。
每每割完稻谷，捆成一捆，父亲便拿着钎担挑回家。这两百多米的上坡，一场秋收下来，父亲需要攀爬近百次。
有回给田里的母亲送水，回来时我走在父亲前面，他挑着一百多斤的草头（连着桔杆的稻穗）步履轻盈，很快便超越我，嘴里还哼着听不清的歌谣。
回到家我气喘吁吁，父亲把草头整齐地码放在一起，用肩上的毛巾擦试额头的汗水，笑着说，“儿子，给爸爸倒杯水来。”
后来父亲买了山下一位老人的房子，田随房走，他名下的十多亩水田也归了我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不像如今靠房地产和企业产生税收，而是农业支撑财政。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国家税收），还要交地方政府的提留。曾经家里卖了一万斤稻谷，时价7角每斤，挣了7000，但提留交了3800。
有的水田土质沙化、距离河沟较远，由于无法灌溉导致秕谷（米粒不饱满的稻谷）众多，俗称“望天田”。村民们不愿意种，到头来白忙活不说，还有可能亏本。村民上报给村里，只要不种就不用交提留。
水田一年不种就荒草成片，还长出手腕粗的小树。
附近的几块水田，父亲看着舍不得，拿着镰刀花了好几天把树木和杂草砍伐干净；买来抽水机和数百米的塑料管灌溉，把干硬板结的泥土泡软；然后耕田，赶糙数遍；最后插上秧苗。
这几块水田隔上三五天必须抽水，但往往供应不足，后来田里长满杂草，父亲和母亲又下田去拔除。虽然小心呵护，但还是有很多秕谷。
由于多了四亩水田，那年稻谷比往年多了2000斤，但除去提留还亏本。父亲本以为种的是荒田，不用交提留，但村里的干部说，“你种了国家的土地，不交粮食像话吗？”
父亲听完欲言又止。
第二年母亲反对父亲再种这几块水田，但父亲不听劝，一个人默默地抽水、耕田。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又跟着插秧。
这几块水田在父亲的拾掇下逐年增产，虽然不亏本，但相当于白干。直到几年后政府取消提留，再过两年国家还补贴粮食款。
这时村里一户人家眼红，叫父亲偿还当年他嫌弃的水田，父亲不答应，这户人家耍赖，抢先在田里种上玉米。父亲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么好的一块水田又被糟践了。”
02
水稻种植过程复杂，不仅劳动强度大，还需倾注大量心血。
每年四月初父亲买来谷种，拆开包装倒进蛇皮袋子，然后放进围满旧棉袄破衣服的箩筐中，保存温度。
种子发芽期间，父亲经常睡不好觉，每隔三四个小时要揭开查看，并且需要温水喷洒，这样可以保证水的温度适宜，并且均匀淋洒谷种。
父亲必须用手感觉谷种的温度，因为温度低了发不出芽，温度高了又热死芽苗。记得有一次父亲睡过头，第二天发现芽苗全被烫死，他只好又去粮站重新买种子，但因为晚几天，丧失最有利的气候条件，稻谷减产。
在等种子发芽的同时，父亲还要整理秧田。
首先抽水浸泡田地，稍后耕田，为了使稀泥细软，把一些杂物赶出去，父亲需要用梨耙一遍又一遍在田里赶糙，然后整成一垄一垄，最后把发芽的种子撒播在此。
农村现在也有抛秧，可以节省一道插秧的工序，省下不少劳力，但抛秧容易有的地方密集，有的地方稀疏。
秧苗长成十多公分高的时候，就要开始插秧。
有的地方机械插秧，但我们那儿不行。因为田地分散，并不是一块几十亩的水田，而是由数块一两亩的田地组成；水田里有的地方是泥潭，稍有不慎牛都陷进去爬不起来，别说四个轮子的机械。
插秧需要农民一根一根地握着秧脚插入稀泥中，此项工作最熬人，猫着腰不说，往往双脚被肥料水泡肿。
插秧完成，农民最担心的便是水源。
水田旁本来有一条小河，但是小河的源头水库被村里承包给私人养鱼。所以不管多干旱，水库都不会放水，而河中早已杂草成片，只有一股涓涓细流。父亲不得不在河中挖出一个水潭，方便放入抽水电动机。
以前农村偷盗成风，电动机虽然只有四五百块钱，但我家有一年连续被偷两个。父亲再也不敢大意，晚上抽水必定会一直守着电动机，还要时刻注意小河里是否还有水，没水了电动机就干烧，很容易坏掉。水田灌溉完成，父亲把电动机背回家，才能安心睡觉。
稻谷长出一定高度，父亲和母亲就要进入稻田拔稗子。它和稻谷争养分和空间，往往比稻谷长得还高。有一年父亲拔稗子不知被什么蛇咬伤，腿瞬间肿胀，去医院住院半个月才康复。
离稻谷收割半个月左右时，父亲会挖开水沟的口子，让水流出去，此时不再需要水，只要安静地等待成熟。
父亲这时喜欢背着手，在围着长满稻谷的田梗上转悠，有时会拿株稻穗看看是否染上虫害。
晚上，父亲会任意摘十株稻穗带回来，叫我数数每株稻穗的谷粒。我数一遍后，父亲不相信又数一遍，直到双方数字吻合才肯罢休。数完谷粒，父亲会得出结论：“看来今年应该不会减产。”
这是全家最愿意听到的话。如果父亲沉默不言，肯定今年稻谷收成不如去年。
稻谷成熟后，以前是人力用镰刀收割，用稻草编成的绳索捆成一捆，纤担插上挑回家，铺满稻场，父亲牵着牛拖着石滚碾压，使稻谷脱壳。最后父亲还需要扬谷，使一些掺杂在谷粒中的桔杆和杂质通过风力剔除出来。
后来出现收割机，每亩价格70元，这为父亲节省了不少体力，但父亲总是抱怨收割机漏掉粮食，父亲亦步亦趋跟着机械，生怕收割得不干净，叫司机慢点开。
九十年代末期，鄂西农村开始流行养殖鱼类。村里百分之八十的农户把稻田推掉，挖出十亩八亩的鱼池，只留下一两亩水田种植稻谷作为口粮。那时鱼类价格高昂，养殖鱼类的农户一年收入至少三万。
那时我叫父亲推鱼池，但父亲不愿意。
也有其他人惦记我家连成片将近二十亩的水田，多次愿意出高价购买。但父亲总是以我和姐姐还小，需要稳定的收入为由推脱。
前几年栽树成风，有许多人把水田推成旱田，栽上柑橘、橙子、桃树、核桃树、观赏树。果农劳动强度相对于种植水稻轻松，而且水果年年涨价，赚得也更多，有的农户二十亩果林，一年收入十万。但这似乎跟父亲也没关系，他依然心安理得地种植水稻。
这些年江城乃至整个鄂省，小龙虾成了夏天最受欢迎的美味，其经济价值也水涨船高。村里一位有钱人，想在我家稻田里养殖小龙虾，到时候赚钱和父亲平分。
父亲气哼哼地回绝：“我好好的稻田给你养龙虾？龙虾到处打洞，到时候肯定种不了稻谷，那田不是毁了吗？”
父亲总守着他那将近二十亩的水田过日子，但种植水稻并没有让他富裕。
很多村里人靠养鱼、栽树，在城里买了房，有了小汽车，正式步入小康生活。而父亲作为村里的“产粮大户”，年收成近两万斤稻谷，卖不到三万块钱。去掉种子、请人插秧、化肥、抽水的电动机、电费、机械收割等等，净收入也就一万块钱左右。这是父亲和母亲两人四个多月费心费力的全部收入。
如果完全靠卖的稻谷生活，我家肯定入不敷出。父亲为此每年收完稻谷就出门打零工直到过年才回家；等过完年又出去做两三月，春播的时候回家买谷种插秧。
父亲即便是打零工，一天也能挣200，投入和产出也远比种地强，但父亲似乎不考虑这个。
去年有次晚上，我睡得正香，隐隐约约听见客厅一阵窸窸窣窣。打开手机发觉凌晨一点，我小心翼翼地起床，发现父亲正在看电视。
“爸，您怎么还没有睡？”
“我在抽水，河里现在没水了，秧现在正需要水呢。”
“爸，您去睡觉吧，别把身体累坏了。再说就算稻谷丰收，也卖不了几个钱，身体要紧。”
父亲乜斜着我，没有说话。此时我睡意全无，或许是时候和父亲谈谈。
我在客厅坐下，随手关掉播放着抗日神剧的电视：“爸，要不把稻谷收起来后，我们也把田推了吧？我看了一下至少可以推成二十亩地。种上任何果树苗，三年后就可以挂果。到时候您和妈也可以轻松一些，毕竟您也快六十岁了，您得为晚年着想。”
父亲沉默着不说话。
我继续说：“爸，您天天看新闻联播。不管中央还是地方上，都提倡和鼓励农民发展新农业。传统农业根本不挣钱，您种了这么多年的水稻，花的心血和劳累比谁都大，但挣的钱还不如人家的零头……”
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枝烟来点燃，或许太急，呛了几口。我给父亲倒了杯水，父亲没接，只是低头不语。
我知道自己没有说服父亲，最后打起了感情牌：“爸，要不您为我推了吧？假如我在城里混不下去，回家您总不能让我种田吧？我又不会弄那玩意儿，栽上橙树也算是对我有份保障。种稻谷现在是既不挣钱，还特别辛苦。”
父亲抬起头来说，“种谷有什么不好？我就是一个农民，我不种谷子我能干嘛？”
“行行行，您想种就种吧，我也管不了。到时候您老了，干不动了，受苦的还是您自己。”说完我走进卧室，使劲地关上房门。
第二天上午，我没有理会父亲。下午父亲主动和我说话，“儿子，我带你去田里走走吧？”
父亲背着手在田梗转悠，我悻悻然跟在后面，父亲突然说：“我知道你推田是为了我好，我轻松些，也能挣更多的钱。但是你不知道我小时候想吃一碗大米饭可能要等到过年。”
父亲出生于重庆云阳的一个偏远乡村。那里并不是丘陵而是高山，农民的田地本来就少，何况大多在山腰，坡度陡峭，这些田种植稻谷根本不行，只能种一些耐旱作物，比如红薯、土豆、玉米。
父亲排行最小，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本来是溺爱的对象，但现实并不允许，饥饿逼迫着所有人。
当时每顿会煮些粥，粥里没有多少米，能清楚地数清碗里有多少颗米粒，就是这样的清粥，也只有当天干了活的人才能享用。父亲当时十岁，算不上真正的劳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伯伯们和姑姑喝粥。
父亲一般只能吃红薯、土豆，并且不多，吃完厚着脸去灶上端伯伯姑姑的，为此父亲挨了不少打。
父亲那时认为能喝上粥就算幸福，吃大米饭更不可能，只有家里来了贵宾或者过年才能吃上。
后来伯伯们和姑姑带着父亲来到山下河边的水坝，坝堤上有一块一分多的水田（一亩面积660平方米，一亩十分），吃的米饭正是来自于这块水田。
当时没有抽水电动机，他们只能一担一担地挑水倒进田里。田地被晒得干裂，往往一桶水倒下去，全从缝里漏了下去。他们一直挑了两天，田里才开始蓄水。父亲年纪小，但为了能喝粥，也挑着小半桶水跟着伯伯们的后面，一天下来父亲的肩膀磨掉几层皮。
耕田撒种后，如果不下雨，每隔一周或十天全家又要出动挑水。
粮食后来收割不到一百斤，打完米后也就六十斤左右，这是七口人一年的米饭。
那时父亲的梦想就是种上几亩稻田，顿顿吃大米饭。
父亲讲完，我沉思良久。抬起头来看见父亲背着手，走在前面，突然发现，他比我厉害得多，他实现且坚守了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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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尘肺病农民患者数量庞大，死亡率高企，然而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这背后是一个复杂且令人心痛的现实。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剖析：一、 尘肺病的“隐形”与“沉默” 发病机制的缓慢与隐蔽： 尘肺病是一种由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主要是矿物性粉尘，如硅尘、煤尘）并在肺部沉积而引起的弥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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