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辩论赛中有哪些不易发现但是其实很常见的逻辑谬误?

回答
在辩论赛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易察觉却又非常普遍的逻辑谬误。它们往往披着合理的外衣,或者利用听众的情感偏见,从而有效地误导观众和对手。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不易发现但非常普遍的逻辑谬误,并会尽量详细地解释它们:

1. 暗示性提问 (Leading Question / Loaded Question)

定义: 暗示性提问是一种在问题中预设了某种未经证实的前提或立场,迫使被提问者在回答时承认这个前提。其关键在于问题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导向性,而非中立的探询。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常常被包装成一个看似正常的问题,尤其是当提问者语气真诚或带有某种程度的“关心”时。它利用了人们通常会试图直接回答问题的习惯,而忽略了问题本身的陷阱。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您什么时候停止殴打您的妻子?” 这个问题直接预设了“你曾经殴打过你的妻子”这个事实,无论被提问者如何回答(例如“我从没打过她”或“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承认了曾经存在过“殴打妻子”这个行为,即使只是在解释。
“既然您已经承认了您之前犯过错误,那么您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错误的观点呢?” 这里“已经承认了你之前犯过错误”是前提,但可能被提问者误解或曲解为“承认了当前这个特定错误”,从而将讨论引向对现时观点的攻击。
“我们都知道XXX的政策会导致经济下滑,你为什么还要支持呢?” 这是一个典型的预设事实,认为“大家都知道”或“政策必然导致经济下滑”,而实际上可能存在争议。
辩论中的应用: 提问方可能会在自由辩论或交叉质询中提出这类问题,旨在将对方逼入尴尬境地,或者让观众先入为主地认为对方有过错。回答方如果不能及时识别出问题的前提陷阱,很容易被动。
如何应对: 最好的应对方式是直接指出问题中的预设前提,并拒绝在预设的前提下回答。例如:“我的回答是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您问题中包含的未经证实的前提。” 或者直接纠正:“您提出的问题预设了我曾殴打过我的妻子,这是不真实的。”

2. 滑坡谬误 (Slippery Slope)

定义: 滑坡谬误认为,一旦我们采取了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接受了某个观点,那么就必然会引发一系列不可控的、越来越糟糕的后果,最终导致一个灾难性的结局,而这个“必然”的过程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常常利用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心理。它通过描绘一连串看似合理的因果链条,但每一步的连接都可能非常薄弱,甚至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它听起来像是“未雨绸缪”,但实际上是在夸大风险。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如果我们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下一步就可能允许近亲结婚,甚至人兽恋也会出现,这将彻底颠覆社会伦理!” 这里,从同性婚姻到人兽恋的跳跃,中间的逻辑链条被严重省略和夸大,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前者必然导致后者。
“如果政府管制了某些媒体,那么很快就会限制所有媒体的自由,最终导致言论完全消失。” 这种论证忽略了社会制衡、法律保障等因素,将一个相对小的管制行动夸大为对所有自由的压制。
“如果允许学生在课堂上提问一些不相关的问题,他们就会开始无休止地捣乱,教学就无法进行。” 这忽略了教师的引导能力和课堂规则的作用。
辩论中的应用: 尤其在讨论新政策、新理念时,一方可能会用滑坡谬误来攻击对方的立场,暗示接受对方的观点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而吓退听众和评委。
如何应对: 关键在于质疑每一级因果链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求对方提供证据,证明一个步骤真的会必然导致下一个步骤。可以反问:“您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一个行动一定会导致第二个行动吗?中间是否存在其他可能性?”

3. 非此即彼 (False Dichotomy / BlackorWhite Fallacy)

定义: 非此即彼谬误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化为只有两种可能性的选择,而忽略了中间的其他可能性、混合的可能性或者完全不同的选项。它试图迫使人们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两个极端往往都不是最佳或唯一的选择。
为何不易发现: 很多时候,现实确实存在着二元对立的情况,这种谬误只是将这种二元性过度推广。此外,人们习惯于做选择,这种谬误恰好迎合了这种心理,让选择显得“简单明了”。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你要么是支持我们的,要么就是反对我们的。” 这忽略了可能存在“部分支持”、“中立”、“有条件支持”、“另有看法”等多种情况。
“如果我们不加强国防,我们就会被敌人占领。” 这忽略了外交、经济合作、科技发展等多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
“要么完全禁止使用人工智能,要么就放任其野蛮生长。” 这忽略了制定合理的监管政策和使用规范的可能性。
辩论中的应用: 对方可能会将自己的方案描绘成唯一的“好”选择,而将对方的方案描绘成唯一的“坏”选择,从而将讨论导向一个二选一的局面,让自己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如何应对: 明确指出问题并非只有两种选择,并提出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例如:“我并不认为我们只能在这两个选项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还有第三种(或更多)可能性,那就是……” 或者指出对方是在制造一个虚假的困境。

4. 以偏概全 (Hasty Generalization)

定义: 以偏概全是一种基于不充分的证据或样本量太小而得出普遍性结论的谬误。它没有进行充分的统计或调查,就轻易地将个别案例或少数现象推广到整个群体或普遍情况。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常常被一些具有戏剧性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个体案例所驱动。人们容易被强烈的个人经历或孤立的事件所影响,从而忽略了其代表性不足。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我认识的三个从A大学毕业的人都很懒,所以A大学的学生都很懒。” 三个人的例子根本不足以代表整个大学的学生群体。
“我尝试了一次XX产品,效果很差,所以这个产品是个垃圾。” 个人的一次体验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不能代表产品的整体质量。
“我上次乘坐这家公司的航班,延误了三个小时,所以这家公司总是延误航班。” 一次延误并不代表该公司的常态。
辩论中的应用: 一方可能会用几个个别案例来攻击对方的整体论点或所代表的群体,而忽略了这些案例的偶然性或代表性问题。
如何应对: 要求对方提供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证据和数据,以支持其普遍性结论。质疑其样本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可能存在的样本偏差。

5. 诉诸权威 (Appeal to Authority / Appeal to False Authority)

定义: 诉诸权威是指引用一个非相关领域、非专业、或有偏见的“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或者错误地认为权威的说法就一定是正确的。这里的“权威”可能指名人、专家,甚至是所谓的“大众认知”。
为何不易发现: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尊重权威和专家,这种心理惯性使得我们很容易接受权威的说法。同时,很多权威确实拥有专业知识,但他们的观点并非在所有领域都适用。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XXX明星推荐的这款保健品一定很好,他自己都在用。” 明星通常不是医学或营养学专家,其推荐可能基于代言费而非科学依据。
“我的老师说这个概念是错的,所以就是错的。” 即使是老师,也可能存在知识上的盲点或个人观点偏差,尤其是在前沿或争议性领域。
“很多科学家都相信宇宙大爆炸理论。” 这里虽然引用了科学家,但如果后面的论证逻辑薄弱,或者在讨论其他领域时也简单引用“科学界普遍认为”,就可能变成谬误。如果引用的是非主流科学家,或者在某个领域并非权威的人士,则更是“诉诸虚假权威”。
辩论中的应用: 一方可能引用某个领域内的专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位专家在辩论涉及的具体问题上并非真正权威,或者其观点并非该领域的主流共识。
如何应对: 关键在于核实引用的“权威”是否真正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公正性。要求对方说明这位权威为何在此问题上具有发言权。也可以指出该权威的观点并非该领域的唯一或主流观点,并且需要其他证据来支持。

6. 稻草人谬误 (Straw Man Fallacy)

定义: 稻草人谬误是指歪曲、夸大或错误地解读对方的观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歪曲的“稻草人”版本,而不是攻击对方真实的观点。通过打倒一个更弱小的、虚假的敌人,来显得自己击败了对方。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非常狡猾,因为它看似在回应对方的观点,但实际上是在攻击一个被重新塑造过的、更容易攻击的靶子。当对方的真实论点复杂或微妙时,稻草人谬误就更容易得手。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对方观点: “我们应该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以应对气候变化。”
稻草人回应: “所以您是说我们要放弃所有化石燃料,让国家经济一夜之间瘫痪,让大家回到石器时代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里,将“增加投资”歪曲成了“一夜之间放弃所有化石燃料并导致经济瘫痪”,这是对方从未提出过的极端观点。
其他例子:
“您支持限制枪支管制,所以您是想剥夺所有公民的持枪权。”
“您认为应该给罪犯一些人权,所以您是想放纵犯罪,让社会大乱!”
辩论中的应用: 攻击者会故意误解对方的细微之处,或者将对方的建议推向极端,然后大力攻击这个被歪曲的极端观点,从而给人一种已经驳倒对方核心论点的印象。
如何应对: 及时且坚定地纠正对方对你观点的歪曲。明确陈述你的真实观点,并指出对方攻击的“稻草人”并非你的真实立场。例如:“我的观点是……,而您所攻击的那个极端情况,是我从未提出过的。”

7. 循环论证 (Begging the Question / Circular Reasoning)

定义: 循环论证是一种论证方式,其中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中,或者论证的有效性依赖于结论本身的真实性。换句话说,论证者试图用一个未经证实的观点来证明这个观点本身。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常常以“解释”或“定义”的形式出现,听起来像是在提供理由,但实际上只是在重复同一件事。它可能利用了定义上的同义反复,或者基于一个需要先被接受的前提。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圣经是神的启示,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是神的启示”和“圣经是神的话语”本质上是同一个意思,前者不能作为后者存在的原因。
“这本书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它写得很清楚。” “观点正确”与“写得很清楚”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或支持关系,如果“写得很清楚”只是因为作者这样写了,那么这就是循环论证。
“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公平的,因为公平的政策就是我们应该执行的政策。” 这里,“公平的政策就是我们应该执行的政策”只是对“这个政策是公平的”的同义反复。
辩论中的应用: 对方可能用模糊的语言或者看似合理的陈述来包裹循环论证,让人难以一下子识别出其论证的空洞。
如何应对: 识别论证的关键前提是否恰恰就是需要被证明的结论。要求对方提供独立的证据来支持其前提,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前提本身就包含的结论。

8. 赌徒谬误 (Gambler's Fallacy)

定义: 赌徒谬误是一种认为,在一系列独立随机事件中,过去的结果会影响未来事件的发生概率。例如,连续出现几次红色后,就认为下一次出现黑色的概率会“更高”,因为“该是黑色的了”。
为何不易发现: 这种谬误利用了人们对“平衡”和“公平”的直觉,认为随机事件应该均匀分布。在辩论中,这种谬误可能被用来暗示一种“必然的趋势”,从而加强某种论点。
常见表现形式及详细分析:
“连续三次抛硬币都是正面,那么下一次正面朝上的概率还是50%,但考虑到之前已经出现过三次正面,这次出现反面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了。” 这是一个经典的赌徒谬误,硬币抛出本身是独立的随机事件,过去的出现次数不影响未来的概率。
“这家公司已经连续亏损了五年,今年一定能扭亏为盈。” 虽然有可能扭亏为盈,但这并非基于“五年亏损”这一事实的必然推论,而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愿望或统计上的巧合预测。
辩论中的应用: 可能会被用来暗示某种趋势或规律,例如:“XX党执政已经X年了,按照历史规律,这次该轮到我们了。” 这种说法忽略了具体情况的差异,只是在套用一个不存在的“规律”。
如何应对: 强调事件的独立性(如果是独立事件),并解释过去的概率不影响未来的概率。指出所谓的“趋势”或“规律”并非必然,需要有更具体的证据支持。

总结一下为什么这些谬误不易被发现:

包装巧妙: 它们常常披着“常识”、“普遍认知”、“专家意见”甚至“情感共鸣”的外衣。
利用心理: 它们触及了人们的恐惧、希望、对权威的敬畏、对简单的渴望等心理弱点。
语速和表达: 在快节奏的辩论中,观众或对手很难有时间细致地分析每一句话的逻辑。
上下文的干扰: 辩论的整体氛围、情绪以及其他论点的干扰,可能会让人忽略其中的个别逻辑漏洞。
“差不多就行”的心态: 有时,即使发现了微小的逻辑瑕疵,出于礼貌或辩论的策略,也不会立即抓住不放。

在辩论中,提高对这些不易发现但普遍存在的逻辑谬误的警惕性,并通过精准的反驳来揭示它们,是赢得辩论的关键之一。这不仅需要扎实的逻辑基础,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清晰的表达能力。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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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前两天我回答了一个与辩论相关的问题,获得了比较多点赞。然后今天就有看到了系统推送了一个与辩论相关的问题。

本来只是随便浏览一下,不过看到了@乌合之子但愿君 提到的所谓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和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其实他讲的东西跟我讲得是差不多的,但因为相对学术一些,所以可能不太好理解。在这里我也不妨用更通俗的观点去解释一下,这样大家理解起来也能更容易一点。

首先是“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也即:

1.无限倒退(为了证明一个命题所以要设立一个前提,但为了证明这个前提又要设立一个前提,如此无限倒退)、
2.循环论证(用命题A证明命题B,用命题B证明命题C,再用命题C证明命题A)
3.终止论证(论证终结于某个信念、信仰,比如阿奎那那里上帝是一切的原因)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三重困境呢?这就要从辩论比赛的特点讲起了。我们知道,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可证伪,因而科学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是不存在“辩论”的空间的。只要一种假说可以被证伪,他就是科学,而如果他被证伪,这种假说就是错的。

很显然,科学问题是没办法拿来辩论的。好比我说我设计的这座大桥按模型计算最高可承重1000吨,但桥上只放了900吨的东西,桥就塌了,那我说的就是错的。反之,放了1100吨的东西,桥没塌,那我说的就是对的。这问题不需要辩论。

既然如此,那么当一个问题能被用于辩论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必然不是事实判断,或者说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实判断,他的核心是价值判断。而一旦到了价值判断的层面,很多东西就开始不讲道理了。

回到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先说其第一重困境:

无限倒退(为了证明一个命题所以要设立一个前提,但为了证明这个前提又要设立一个前提,如此无限倒退)

之所以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德里达所谓的延宕。何谓“延宕”?比如,我问你“鲸”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会跟我说,“鲸”是一种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那么我再问你,什么是“海”、什么是“洋”、什么是“中”、什么是“哺乳”……你回答了上面这些概念,我还可以对这些概念不断深究,最后陷入到一种词与词之间的黏连状态。

其二,则是语言这个东西的表达其实并不“精确”,因为语言本身其实是一个“公约数”,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人中有着不同的认知边界。比如,我理解的“有点生气”、“非常生气”、“极度生气”三个生气的程度,跟另一个人是不一样。这导致的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辩论,就非常容易出现一方跟另一方在基本概念的认知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别。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辩论赛到最后都慢慢变成了互相死抠概念。而这种对概念的“死抠”,就等于说为了证明辩题,要先证明辩题的“概念”,之后不断延宕,就成为了“无限倒退”。

再说第二重困境:

循环论证(用命题A证明命题B,用命题B证明命题C,再用命题C证明命题A)

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论证存在“无限倒退”的可能,那么自然也就可以在自己能接受的逻辑框架内,进行自洽的循环论证。

然后是第三重困境:

终止论证(论证终结于某个信念、信仰,比如阿奎那那里上帝是一切的原因)

因为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某种终极信念,这个东西往往是长期的社会生活而形成的,他也许可以经过较长时间的另一种社会形态的生活而改变,但却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这方面最明显的代表,或许就是中国与某些国家对防疫政策的不同理解。如果说一部分人是基于“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可以执行严格的防疫政策”的理念而支持防疫,那么另一部分人就可以支持“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这两群人放到一起辩论,最后往往不会出任何共识,因为双方的基础理念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容易走到“终止论证”这一步。

在这方面,我可以举个很多辩论会中常用的题目“一屋不扫,能否扫天下”。

我听过许多场以这个为辩题或类似辩题的辩论。在这类辩论中,双方往往会在一开始的交锋后,滑向无限倒退,然后各自到“自说自话”的地步。一般来讲,“一屋不扫,能否扫天下”的正方,会将“屋”与“天下”的关系解释为“琐事”与“大事”,即“成大事不拘小节”或“专注于大事,不要被琐事所烦扰”,而反方则会将“屋”与“天下”的关系,解释为“小事”与“大事”,持有的是“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类的观点。在这个角度上讲,双方所说的“屋”与“天下”其实根本都不是一个东西,但双方在自己的逻辑框架内,又是可以进行循环论证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双方吵了一两个小时,然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而所谓的“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其实也非常有意思,他说的是:

第一, 悖谬论(「你这样做反而会得到反效果,造成这种结果总不会是你乐见的吧?」)
第二,无效论 (「你用这作法无法达成任务,还不如把资源省下来,我们再想想别的方法?」)第三,危害论 (「你这样做看似有效,可是要小心喔,你反而会牺牲另一面向、造成大失血耶!这样真的值得吗?」)。

在辩论中,这样的命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出现。这是因为,如之前所说,只有价值判断的问题才有辩论的意义,与此同时人类的社会生活又是一个很难通过实证来解决的问题,甚至于即便是面对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关注的可能也是他的不同侧面,而是不是历史全貌。

我们假设以“高薪是否能养廉”作为辩题,我们的持方为反方,看看这三个悖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悖谬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说“历史证明,XX高薪养廉反而刺激了官员的贪欲……”

在无效论的框架下,则可以说“高薪无法养廉,因为人的贪欲是无限的……”

在危害论的框架下,则可以说“官员的薪资来自于财政,过高的薪资意味着高税负和民众福利的降低……”

当然,既然是辩论就不可能是一方有道理。假使我们持方为正方,也依然可以按照这三个悖论反驳反方:

在悖谬论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说“如果公务人员的薪资不高,他们一定会寻找权力变现和寻租的空间”

在无效论的框架下,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官员收入降低的时候,还能继续保持清廉”

在危害论的框架下,则可以说“不搞高薪养廉,看似节省了财政支出,但他们如果通过其他方式寻租,可能对社会的公平和稳定造成更坏的影响……”

你看,无论正方双方,用同样的命题,怎么说都有道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关键所在就是我所说的辩论的核心是价值判断和价值阐述,并且辩论更趋向于讨论非科学性的、难以证伪的相关内容。如此一来,我们就会发现,辩论与其说是双方为了真理而进行逻辑上的交锋,不如说是双方为了证明自己已形成的价值观或自己的持方而进行的自证过程。

还是拿上面提到的“高薪养廉”的辩题为例,正方持论的出发点一般是“人性”,即较低的待遇会激发出人性中恶的一面,而反方的持论也是“人性”,即高薪无法消除人的贪欲。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双方论证的共同结果都是可能会对社会有危害——只不过前者是从公务人员作恶的角度,后者则是从财政和整体社会福利的角度。

而这样,就会发现一个有趣而又尴尬的现实——按照这些人的论述,不管你搞不搞高薪养廉,似乎这社会都不会好了。

当然,就现实中来说,一般人都会在强调高薪养廉的同时,也提到制度反腐相关的问题。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找出反例。这样不断论证下去,就会发现不管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

这听起来似乎很扯,但是现实中类似的情况却比比皆是。比如,在美国的政党选举中,候选人都会宣称自己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执政,但他们提出的观点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然而,他们却又可以从各自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寻找出“为美国好、为选民好”这个共同点。如此一来,所谓的辩论,其实跟“寻求真理”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说到底,价值判断无法证伪,社会实验无法有效复现,据此而展开的辩论可不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么。

而也正是因为辩论的这个特点,所以在辩论中,一方对另一方的“进攻”中就必然会出现各种逻辑谬误——如果不使用逻辑谬误作为攻击手段,是无法在对方自洽的逻辑体系中撬开一个口子的。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辩论比赛,就会发现每一场辩论赛中都是存在逻辑谬误的,而不被发现,只是因为可能顺着其中一方的观点在思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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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明希豪森三重困境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

这两个命题非常符合题主所说的定义,即不易发现但其实很常见。

基本除了我所在的辩论俱乐部的辩论系统课程里,会详细讲明希豪森三重困境在人文社科类辩论赛的攻辩环节的重要影响,以及保守主义三个命题在政策性辩题中的中流砥柱意义外,我从没见过其他训练营讲过这两个逻辑谬误。

但是,这两个“三”应用范围之广,是令人咋舌的。其他什么滑坡推理、树稻草人、双重标准、举证责任、数据对冲,在他们面前都是小儿科。

可以说95%的重大赛事,进入半决赛之后的比赛,观众都能看到95%的优秀辩手,在辩论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使用这两个三。

这两个三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算你知道了,也没办法避免。而且辩论越发达的地区,辩手越优秀越喜欢用

因为明希豪森困境和攻辩环节几乎完美契合,除非不要攻辩和自由辩环节,那不管谁都会逐渐擅长使用。

而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不只是辩手在用,几乎主流的社会学家,在讨论具体社会政策问题的时候都会用。前段时间比较火的罗翔教授和车浩教授在讨论妇女儿童罪刑罚的时候,两位老师都用了。

你即便能迅速发现,又能怎样呢?时间就那么多,摊到你个人身上最多7分钟。这7分钟里,你能讲啥?


明希豪森三难困境(英语:Münchhausen trilemma)是知识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用以表明包含逻辑学和数学在内任何对真理的论证都是不可能的。

1968年,德国哲学家汉斯·阿尔伯特在所著的《批判理性论》中明确提出了“明希豪森三难困境”这一名称,这是认识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用以表明任何普遍必然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认识都是基于个人主观,没有普遍必然的知识。

一直以来明希豪森困境都是和古希腊的皮浪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希腊哲学家塞克斯图斯·恩丕里柯在其著作《皮浪主义纲要》中提到了类似于明希豪森困境的五路论证,而明希豪森三难困境相当于皮浪主义的当代版,因而具有很大哲学意义。

明希豪森三难困境主要是三点:

1.无限倒退(为了证明一个命题所以要设立一个前提,但为了证明这个前提又要设立一个前提,如此无限倒退)、
2.循环论证(用命题A证明命题B,用命题B证明命题C,再用命题C证明命题A)
3.终止论证(论证终结于某个信念、信仰,比如阿奎那那里上帝是一切的原因)

在当代知识论中,融贯论接受循环论证,无穷主义接受无穷倒退,而基础主义则接受终止论证。

阿格里帕与希腊怀疑论者Sextus Empiricus在他的Pyrrhonism概述中给出了以下希腊怀疑主义的转义。根据Sextus的说法,他们只被归因于“最近的怀疑论者”和DiogenesLaërtius归因于Agrippa。比喻是:

异议 - 不可判断的分歧,导致无法选择或排除任何东西
无限进步 - 所有证据都需要进一步证明,等等无限
关系 - 只考虑对象在主体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的表现
假设 - 简单地假设一个前提是没有证据
循环 - 所声称的真相涉及一个恶性循环

根据来自异议的模式,我们发现对于所提议的问题的不可判断的分歧在普通生活和哲学家之间都存在。因此,我们无法选择或排除任何内容,最终我们会暂停判决。

在源自无限回归的模式中,我们说作为提出的问题的信念来源提出的东西本身需要另一个这样的来源,它本身需要另一个,所以无限制地,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开始建立任何东西,然后暂停判决。

在从相对论推导出的模式中,如上所述,现有对象相对于主体判断和与其一起观察的事物似乎是偶然的,但是我们暂停判断它是什么样的。

在本质讨论中,我们采用假设的模式,当教条主义者被无限地抛回时,从他们没有建立的东西开始,但声称只是凭借让步而没有证据。

循环模式发生在需要确认被调查对象的东西时,需要使被调查对象具有说服力;然后,为了建立另一个,我们无法采取任何一种,我们暂停对两者的判断。

关于这五个转义,第一和第三个是对十个原始怀疑理由的简短总结,这是早期怀疑主义的基础。另外三个显示了持怀疑态度系统的进展,以及从感觉和意见的可疑性导致的共同异议转变为更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怀疑理由。

根据Victor Brochard的说法,“这五种比喻可以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激进和最精确的怀疑论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当前仍然是不可抗拒的。”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从纯理性出发,第四点就是判断所有辩论比赛胜负的核心判准。


在众多的保守主义"教义问答集"中,赫希曼的版本显然别具一格。其最大的特点是,不借助任何形而上学的预设和其他容易引起争议的实质性假设,简化保守主义的繁复论证,直接切入其"修辞"(论证形式),通过揭示保守主义修辞的重复性来凸显其情境性。在他看来,在保守主义的三次浪潮中,有这样三个命题一再出现,他分别名之为悖谬论、无效论和危险论,并统称为"反动的修辞"。

悖谬命题(the perversity thesis)认为,任何旨在改善政治、社会或经济秩序某些特征的、有意识的行动都将恶化其希望救治的状况。具体而言,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寻求自由的努力却导致社会堕入奴役,追求民主却带来寡头制与暴政,社会福利的计划却制造了更多而非更少的贫困"。

无效命题(the futility thesis)认为,如果没有触动社会"深层"结构的话,任何所谓的变革甚至革命,不管朝哪个方向,都将是表面的,终将归于失败。

同一个保守主义者逻辑上不会同时援引无效论与悖谬论,但事实上无效命题的提出者只要有可能,都会诉诸悖谬结果论来强化、修饰和结束他们的论证。无效命题看起来比悖谬命题更温和,但对于变革的推动者来说,前者更具侮辱性:

"只要社会世界回应所有人类变革行为而移动,即使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就仍有希望设法将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当这种行为被证明或被发现对'进步'一无是处时,就会使变革的推动者受到羞辱、意志消沉,并使他们努力的意义和真正动机受到怀疑"。

相比之下,危险命题(the jeopardy thesis)更符合常识,它断言,人们提议的变革尽管其本身可能是可欲的,但却包含了这种或那种不可接受的成本或结果。


赫绪曼以本书,领我们细细「品味」辩论时对方会出现的这种惯用语法:「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

这样的语法在反对者那里,意思恰恰并非指「抱持进步的理想是『错』的」,相反的,他甚至会大声同意你,以让你解除防备之心;接着,他要表示,虽然赞同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也站在你那边,「BUT….」,他说,「But你用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这样做,轻则无效,重则反效果。所以听一句盟友的劝:先别这样做吧!」。 真是好厉害的一个BUT啊!

《反动的修辞》准确指出,当这个语法出现,正反两方的辩论就会开始出现盲点。反对的一方以此路径出击,若正方无法看清言述上有逻辑的不合理,将陷入无法反驳的困境,也就无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因为你只会越讲越掉入对方的逻辑。

赫绪曼大笔一挥,无论那些反动的话语打扮得多么华丽或俨然,马上会显出其万变不离其宗的三种原型:

第一,悖谬论 (「你这样做反而会得到反效果,造成这种结果总不会是你乐见的吧?」)
第二,无效论 (「你用这作法无法达成任务,还不如把资源省下来,我们再想想别的方法?」)
第三,危害论 (「你这样做看似有效,可是要小心喔,你反而会牺牲另一面向、造成大失血耶!这样真的值得吗?」)。

除了保守主义的命题之外,还存在进步主义的命题。所谓"进步的修辞"指的是进步派在说明自己的理由时所使用的主要论证方式,它们是反动修辞的翻转、颠倒与反题,并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与谬误,两者同属"不妥协的修辞"(rhetorics of intransigence)。

协同错觉(the synergy illusion )、危险迫近(the imminent-danger thesis)和历史趋势。

危险命题对应的进步命题有两种形式。

妥协论,它认为新旧改革之间总是具有相辅相成、相互支持的关系;危险迫近论,它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新的改革措施,将面临某种迫近的威胁和危险。

无效命题强调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类似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因而断言人类试图影响变革的努力注定要失败;而进步派则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或进步的特定形式具有类似自然法则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应当加速它的到来。进步论认为,预期的行为有强大历史力量的支持,反对是根本没有用的,"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

悖谬命题的进步论对应形式则是我们熟悉的、盛行于启蒙运动中的乐观主义进步心态,它漠视传统,完全不理会"人类行为的非目的性后果",毫不怀疑人类控制事件的能力,随时打算根据抽象的原则、普遍的理论来重塑社会,实行大规模的社会工程。

作为消除悖谬结果论的修辞策略,它还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变体,即诉诸绝望境地的策略:通过援引一个民族深陷其中的绝望境地和之前失败的改革尝试,含蓄或明确地主张,必须打碎旧秩序,从头开始建立新秩序,无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怎样的不良后果。诉诸绝望境地的策略与前面提及的危险迫近论有很大相似之处。

还有一种更糟糕的可能,它产生于普遍协同(popular synergy)的信念:所有的改革彼此相辅相成,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因此,某种改革不可能有代价,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没有什么应该阻挡它。

持有这种信念的改革者会觉得真理站在自己一边,一旦所推动的变革受阻,他们就会产生怨恨心理,并被诱惑去按照"目的证明手段"这句格言来采取行动,牺牲某些社会价值和成就,从而坐实危险命题的指责。(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传教士式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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