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还。及著雍,疾。卜,桑林见。
传说《桑林》是商汤祭天祈雨之舞,晋悼公堂堂春秋霸主,观看了商人的乐舞,竟然吓得一病不起。何况两千年后的现代人呢?
后世常把商周并称,给人一种两者相距很近的错觉。实际上晋悼公的年代距离商汤已经足有一千年,一千年有多遥远,不妨想象一下杨家将、北欧海盗、天方夜谭。
如今流传下来最早的历史记载始于西周共和年间,直到春秋末期才开始成规模。而在之前漫长的一千年里,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甚少,以至于这期间发生的大变革,被过多地赋予在了武王伐纣和周公制礼乐这两个最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上。造成了一种以商周鼎革为分界线的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似乎是文明进步的周文化取代了迷信反动的商文化。周人为了给自己贴金,把翦商合法化,大力刻画周文武之仁德和商纣王之残暴,又给后人加深了这种印象。
然而抛开对帝辛本人暴行的描写,周朝始终以商朝历代先王的继承者自居。武王在誓师大会上说:
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意思是我讨伐纣王,并非否定商朝,而是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商汤致敬。而武王列举的纣王罪状里并没有用人牲祭祀,却有这么一条:
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
文明进步的周王竟然谴责迷信反动的商王不好好祭祀上帝鬼神,而且商王不祭祀自家祖宗关你周人屁事。
低估了商周之间的连续性,把莫名的恐怖感全都归结于商朝,就很难理解这些事情。
殷墟甲骨天下闻名,而周原甲骨知名度就差些。甲骨并非殷商独有,从先周到西周,周人始终延续着甲骨占卜,除了祭祀自己的祖先季历、文王,也会祭祀商朝的先王。两国恩怨颇多,有过联姻和册封,也有不少冲突。周人在诗经里回忆,早在太王时期就暗中为翦商做准备,后来发生过商王武乙在周人的势力范围神秘失踪,文丁杀了周王季历试图阻止周人继续壮大。
历代商王都使用日名,而周人发明了谥号,称呼上差别很大。可是谥号系统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周人也并非完全没有用过日名,武王的日名是日丁,齐太公的日名是祖甲,然后又有齐乙公、齐丁公、齐癸公这种混杂了日名的谥号,后来才逐渐完善。
分封制度并非周人所独创。文物考古表明,商朝可能经历一次地方管理模式的转变,商朝控制的聚落从早商的直接管辖,在商中期的衰落之后,变为了扶持地方代理的模式。其中比较著名方国奄国,是盘庚迁殷前的商朝都城,在纣王战败后仍然抵抗周人,直到被周公讨灭。商奄的贵族被流放到西垂之地,成为秦人的祖先。
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很多我们认为的商周之间的变革,实际上只是周人延续并推进了商朝就已经开始的发展趋势。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宗教上的变革,也就是巫术从到礼乐的转变。从商朝中期到春秋时代,华夏人文化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正是这一转变的体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孔子是商人后裔,他所在的鲁国又是商奄故地,想必对商礼有所了解。孔子所说的商礼,难道是后世发现的以万人坑祭祀的血腥仪式吗?显然不是,要知道孔子可是连用陶俑祭祀都不能忍受的。
周其实从未彻底灭商,武王伐纣其实更像一次霸主易位,此后又让武庚在殷地管理商王畿的遗民,周公平定武庚之乱后强化了商故地的控制,但仍然让微子启在宋国延续商朝的社稷。周人也并未对商朝遗民实行剃发易服和文化压制,商朝的血脉和文化是从未断绝的。鲁国有两社,周社和亳社,其中周社供周朝分封到当地的贵族祭祀,亳社供当地的商朝遗民祭祀。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可见到了那个时代,虞夏商周的子民,礼仪形式基本是相通的,只是祭祀的祖先不同。这些祖先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演化的结果。孔子所说的商礼,显然是商朝遗民流传下来的礼仪,已经和商朝中期的血腥人祭有了很大的差别,和它的后继者周礼更为接近。
这个向礼制的转变可能始于商王祖甲时期。祖甲设立了周祭制度,把祭祀的次序规范化,同时大幅减少了人牲的使用数量。商朝中期的武丁一代据记载祭祀人牲的数量就达到九千多人,到了帝乙帝辛时期,就只有一百多人。周代商之后也并没有立刻废除活人祭祀,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就马上进行了杀俘献祭。此后直到春秋时期,仍然存在一些零星人殉的现象。
人祭是很多文明的早期阶段都存在的现象,从商朝中期的血腥祭祀,到孔子时代所推崇的礼乐文明,并不是随着商朝覆灭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我们看上去商周两代的差异更多的不是什么族群之间的差异,而是数百年积累演化形成的差异。商朝早期的文化会给春秋时代的人带来恐怖感,而商朝晚期的礼制就和周初并没有太大差异。
禮本字是豊,表示在礼器里面呈上祭品。義是仪仗的仪的本字,表示在兵器我的上面插上羊头作为仪仗。后世的礼义正是脱胎于这种原始的宗教仪式。商代甲骨文中,贞问该如何祭祀祖先,土地收成怎样,占了相当大比例,而敬祖重农正是周朝乃至历朝历代的思想核心。
周礼不是商代祭祀的替代者,而是继承者。春秋时代的儒士也正是商代巫祝的继承者,就像千年后我们是儒士的继承者一样。
至于那些声称什么周代商类似于满清入关,什么商朝是渔猎民族祖先的,千里认爹,徒增笑耳。
因为商朝文化和之后的中国文化相差实在是太大了,非常的古早残忍,商朝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就连其后裔宋国,即使是被称为仁义之君的宋襄公,也因为一个小国国君会盟迟到,说这国君不敬鬼神,直接杀了献祭制成了人牲祭神,在当时周族国家看起来简直不可理喻,甚至连以蛮夷自居的楚国都惊了,惊恐程度跟我们今天看西藏人皮唐卡差不多。
在我们看起来是残忍的虐杀,但对殷商来说这是严肃认真的宗教仪式,是必须且有益的传统习俗与残忍无关,倒是和西藏苯教文化和印第安宗教文化相似,其宗教文化祭坛建筑甲骨文等考古发现越多,越不由得让人产生联想。
联系到古文明传说里统一出现的全球大洪水传说,以当时的气候环境,西藏象雄地区确实是个水淹不到的伊甸园,古文明从这里起源确实说得过去,而且很多古宗教的祖圣地冈仁波齐峰也确实也在这里。玛雅埃及苏美尔中国的最原始祭坛都是金字塔,全都是冈仁波齐峰的仿造品。
大洪水退去后,气候仍然炎热,东北方向的西伯利亚是块好土地,从阿里地区下山的q系是印第安和殷商的共同祖先,其宗教文化以及文字确实相似。这批人中去了美洲的部分被称为印第安人,还留在亚洲的部分就是殷商,后来因为气候变冷,从西伯利亚不断南迁,最终进入中国辽西红山。
从基因上,印第安人和殷商贵族族群的基因分布也几乎一致,都是以q和c为主,可以证明二者共祖。q系是来自阿里地区的宗教族群,c系是该族群在西伯利亚融合的土著,有高比例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成分,和现今普遍混血c系不同的是,早期c系很大可能就是尼安德特人,也就是古欧亚大陆穴居人,从尼安德特人各种遗传病来看,如今的c系人群的尼安德特人基因比例是最大的。东北亚人群的高智商,也很大程度和尼安德特人比例最高有关系。
后来全球气温继续变冷,第二批下山的移民不可能再去寒冷的北方,通通去了南方,去西南的是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去正南的是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明的前身,这两个文明又是高度相似,当然还有疑似哈拉巴文明的遗存,或者说直接从阿里的东南方向下山的三星堆文明。
当然,还有再之后的第三批中亚吐火罗文明,以及再之后的雅利安文明,这几个古文明的中心点,确实都是西藏阿里地区,这些古文明应该都是由西藏阿里地区不同批次下山的人类创建的。下图所示,QR的原始居住地,也是分离点,就是西藏阿里地区。
从文明古早程度上看,印第安和殷商的先祖应该是第一批从阿里地区出来的,大洪水退去后全球气温仍然温暖西伯利亚温度适宜。第一批走出阿里地区的,看到阿里南部都是炎热沼泽,优先选择向北走,去了西伯利亚。叶尼塞语族和阿尔泰语族的前身,很可能就是这时起源的。
苏美尔哈拉巴其次,这时全球气候已经变冷,只有南方温暖。而最后离开阿里地区的人创造了吐火罗和雅利安文明,这个文明是因为阿里气候人类已经无法生存被迫迁移,文明水平尤其是农业工商业反而因为恶劣的环境降低了。
由此说来,世界文明一源,这三个文明分别对应了人类古文明的早中晚期。
万年前,阿里象雄人类文明对应渔猎期,大洪水退去后,一批追逐猎物的西藏阿里人自东北方向下山,这批人就是印第安和殷商先祖。印第安人多为阿里地区的q,伴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c系。这也是殷商贵族的主要基因类型,二者不但同源共祖,而且基因构成高度相似。后来随着气候变冷,殷商和印第安人都南下发展,殷商去了中原,印第安人从北美去了中南美洲。
八千年前,阿里地区气候变冷,没有那么多野生花果动物,人类为了生存开始农业种植,因气候变冷,这一批人自然不会北上,选择南下的阿里人,进入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创造了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巴文明,最远的还有和非洲原生土著文化结合的古埃及文明。
五千年前,阿里地区变得更冷不适合农业了,阿里人被迫大批下山,在中亚草原上融合当地土著创造了印欧人文明,中亚气候不适合农业适合游牧,于是在此创建了吐火罗文明和之后的雅利安文明,从苯教的卍字符来看,雅利安人祭司是最后一批走出阿里地区的阿里人。
中国的始祖炎黄,炎帝是第二批走出阿里地区的农业族群无疑,黄帝则很有可能是第三批走出阿里的印欧人吐火罗人游牧族群,这两只文明走出阿里时间相近,所以彼此易于理解。
殷商则和上两者差别太大,其来自最早期第一批走出阿里地区的野蛮古文明,又在西伯利亚和c系尼安德特人发生了融合,食人成风,这是典型的早期渔猎型文明的特征,经历了农业和游牧的炎帝黄帝文明,自然觉得殷商野蛮又可怕。
其实炎黄大战的蚩尤族,很有可能就是殷商的前身。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蚩尤族和殷商都很像。
古文明宗教祭司不和土著通婚,保持神秘感以便于声称自己是神的子孙,容易统治土著,长期族内婚人数不可能多,且根据最新的相关生物学研究,q系基因生殖弱势,一旦和外族通婚,生殖竞争不过其他基因,这也解释了q系是唯一在全世界古文明所在地都有分布但人数不占优势的原因。
文献有曰“殷人尚白”。那么本人觉得,如果生活在“商代”,而且是异族人,一定会深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间,有统计的人牲共有一万三千〇五十二人,另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未记用牲人数,仅以一条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用人牲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
(见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77页)
这其实还不是最恐怖的。
郑州商城花园路制骨作坊(遗址位于郑州商城北墙外、花园路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是盘庚迁殷前的遗迹遗存。这是一处以生产骨簪和骨镞为主的手工业作坊,也有少量的骨锥和骨针。骨器废料经过鉴定,除有牛骨、猪骨、羊骨、鹿骨外,半数以上竟是人的肢骨和肋骨,其时代属商代中期。其他如紫金山制骨作坊等相关遗迹遗存中,也不乏人骨作为骨料的情况。在宫殿区遗址中部,还发现了一个专门用人的头盖骨制作器皿的“锯制人头骨场地遗址”,并发掘出一百多个多数经过锯制的人头骨(见“360百科《花园路制骨作坊遗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
制骨作坊可是为日常生活提供用具的,其日常用量总和起来将是更大的数据。
即使如此,也可能会有人否定殷人的恐怖。
是否恐怖,可根据个人感受自己判断。
反正我是觉得挺恐怖的。
但是,本人并不认为这样的“殷商恐怖文明”可以代表华夏文明的面貌。因为当时的殷人不论在族属还是文化上,都与(当时的)传统华夏族群迥异。
虽然上古时期人牲人殉现象普遍存在,但上述这种频繁而极致的恐怖迹象,无论在商代之前还是商代之后,在华夏族群的遗迹遗存中都是难以见到的。
殷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才真正融入华夏族群和华夏文明的。殷人后裔孔子的“吾从周”,可以作为这一融入的“宣言”。
到了周朝由盛转衰、礼崩乐坏的情况下,正是像孔夫子和宋襄公这样的殷人后裔,在努力践行着周人祖先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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