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国王为什么大多是兄终弟及？
一、 宗法制度的初步确立与影响
要理解“兄终弟及”，首先要明白“宗法制”在商朝已经显现出其影响力。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确立亲疏、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并以此来维系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制度。
在商朝，虽然还没有像周朝那样形成一套完整、严密的宗法体系，但其雏形已经出现。国王是整个国家和王室的最高首领，其继承权自然也遵循着血缘的逻辑。
父死子继的挑战： 理论上，最自然的继承方式是“父死子继”。然而，在商朝早期，国王的子女并不总是能顺利继承王位。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嫡长子继承制尚未完全巩固： 尽管嫡长子有优先权，但其他儿子，尤其是那些在政治或军事上有影响力的人物，也可能争夺王位。
政治不稳定与权力斗争： 商朝早期，王权并非绝对稳固，内部的权力斗争时有发生。国王的儿子们可能因为各自的党羽和实力而引发继承危机。
“尚鬼神”的祭祀文化： 商朝是一个“尚鬼神”的时代，很多重要决策，包括王位继承，都可能受到占卜结果的影响。如果占卜显示某位继承人不吉，那么即使他是嫡长子，也可能被排除。
兄终弟及的逻辑： 在父死子继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兄终弟及”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的继承模式，反而显得更加“现实”和“稳定”。
兄弟间的亲缘关系更近： 同父同母的兄弟，其亲缘关系比父子更近一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新旧国王交替而产生的权力真空和势力重组的风险。
叔伯的权力基础： 各位王子往往在父王统治时期就被分封到不同的区域或承担特定的职能，拥有一定的权力基础。当国王去世，其在世的兄弟，尤其是年长者，往往能更容易地整合现有的权力资源，维持统治的连续性。
避免幼子继位可能带来的混乱： 如果国王早逝，留下年幼的继承人，那么国家很可能落入辅政大臣或其兄弟的手中，引发新的权力斗争。兄终弟及则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由成年且有经验的兄弟来继承王位。
二、 政治与军事的考量
除了血缘关系，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也是推动“兄终弟及”的重要因素。
王权的巩固与稳定： 商朝的统治建立在军事征服和对周边部族（如方国）的征讨之上。一位年长的、经验丰富的国王，在政治和军事上往往比年幼的王子更有能力来应对内外部的挑战。
权力継承的“平稳过渡”： 兄终弟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王位继承带来的剧烈动荡。因为继承者已经习惯了王室的政治运作，熟悉朝臣和关键权力人物，更容易接管国家机器。
诸侯与大臣的支持： 在商朝，一些重要的诸侯和大臣在国王的决策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一个他们熟悉且有能力统治的继承人，而年长的兄弟往往比年幼的儿子更容易获得他们的青睐。
“兄弟共同体”的权力结构： 可以想象，在某些时期，商王室内部可能形成一种“兄弟共同体”的权力结构。诸位王子之间可能存在着复杂的联盟和制衡，当一位国王去世，最有实力和声望的兄弟继承王位，也是这种权力制衡下的结果。
三、 历史记录与解读的偏差
我们今天对商朝历史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甲骨文、金文以及后世的史书（如《史记》）。这些资料的解读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以及我们对当时社会实际运作的理解有限。
“兄终弟及”并非唯一模式： 需要强调的是，“兄终弟及”并非商朝唯一的继承模式。在某些时期，也存在父死子继的情况，例如商汤就是父死子继。只是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兄终弟及”的现象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商朝中后期。
史书的侧重： 后世的史书在记载商朝历史时，可能会有自己的侧重点。那些显示出“兄终弟及”的例子，可能因为其独特性或戏剧性，被记载得更为详细。
“传子”与“传弟”的变通： 我们可以将“兄终弟及”看作是“传子”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通。当“传子”制度面临挑战时，“传弟”或者“传侄”就成为维持王权延续的手段。
四、 举例说明
回顾商朝的君主世系，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兄终弟及”的例子：
盘庚： 盘庚将国都迁至殷，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被后世称为“盘庚迁殷”。在他之前，是他的哥哥小辛、小乙。
武丁： 武丁是商朝一位著名的君主，在他之前是他的哥哥祖庚、祖甲。
祖甲： 祖甲在其兄周辛（周甲）去世后继位，并在位期间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修明法度，稽查政事”，其中就包括整顿继承制度，明确提出“父死子及，子不享，则兄及之”，这被认为是向“父死子继”制度的迈进，但实际操作中，兄弟间的继承仍然存在。
商朝晚期： 到了商朝后期，从祖甲开始，王位继承变得更加混乱，出现了一系列兄终弟及，甚至同父异母兄弟相残的事件，例如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廋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其中，武丁的继位者祖庚，祖庚的继位者祖甲，祖甲的继位者廋甲，廋甲的继位者廪辛，廪辛的继位者庚丁，庚丁的继位者武乙，武乙的继位者文丁，文丁的继位者帝乙，帝乙的继位者帝辛。这其中虽然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兄终弟及”，但兄弟之间互相继承王位的情况非常普遍。
总结
总而言之，商朝国王大多采用“兄终弟及”的继承方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是宗法制度初步发展阶段的体现，也是政治稳定、军事考量和权力平稳过渡的一种选择。虽然“父死子继”是更理想的继承方式，但在商朝早期，由于父子关系的不确定性、政治斗争的激烈以及祭祀文化的影响，使得“兄终弟及”成为了一种更为现实和普遍的王位继承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商朝王权的延续，但也为后世埋下了权力斗争的隐患，并最终随着周朝宗法制度的完善而逐渐被父死子继所取代。
网友意见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王朝在进行王位传承时，多以“父死子继”为主。
但追溯到中国上古史时，商王朝却相对特殊，他的王位传承似乎始终摇摆于“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之间，产生着持续的政治动荡。
其实我在梳理商朝王位传承的过程时，才突然意识到，正是因为商朝对“王位传承”的不断试错和制度创新，才让后世的王位继承能稳定于“父死子继”。
商朝在“王位世袭”的领域，其实是一个拓荒者的形象。
首先，商朝的王位传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商王朝早期。
这一阶段以“父死子继”为主线，其中有三点偏差——
1.太子“太丁”早逝，未能即位；
2.太甲无德时期，国相伊尹摄政，曾立外丙为商王，后又还政太甲；
3.太庚死后，继位方式出现“兄终弟及”。
“父死子继”的血脉传承，这是私有制出现后，大多数人的共识。
其中涉及到的难点在于——儿子早逝或过于年幼，不具备执政能力，将导致国家昏乱。
商朝初年，太丁早逝，太甲无德，商朝给出的答案是——伊尹辅政，由一个德高望重、忠心耿耿的开国重臣维系“父死子继”的局面。
但伊尹死后，不再有同级别的大臣可以维系政局，那么再次面对王子年幼无法执政的问题，商朝只能给出另外一个答案——兄终弟及。
如果年幼的儿子不具备执政能力，那么年富力强的弟弟一定可以。
只是作为答案的“兄终弟及”，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弟弟死后，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谁来继位？
第二阶段：商王朝中期“九世乱”，自中丁到阳甲。
这一阶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交替出现。其中中丁、河亶甲、祖乙、南庚、阳甲的即位，都曾受政治斗争的影响，商王朝持续衰落。
据《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九世乱”到商朝第17位君主盘庚时已然结束。
所以针对“弟弟死后，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谁来继位的问题”，盘庚一定给出了他的答案。
只是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说明，可根据此后商王的传承，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盘庚的答案。
第三阶段：“盘庚迁殷”后的王位传承。
盘庚死后，王位给了弟弟小辛，再传给弟弟小乙。
小乙死后，由小乙的儿子武丁继位。
武丁时期，太子祖己早逝，王位传给儿子祖庚。
祖庚死后，传给弟弟祖甲，之后由祖甲的儿子康丁继位。
对比“九世乱”，相信大家能够发现一个变化。
“九世乱”时期，同代商王中最后一个弟弟去世，都是由长兄的儿子继位。
而“盘庚迁殷”后，同代商王中最后一个弟弟去世，都是由最后一人的儿子继位。
显然面对“弟弟死后，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谁来继位”的问题，盘庚的答案是——“兄终弟及”+“传弟之子”。
与其让哥哥的儿子来夺位，不如直接交给弟弟的儿子，顺利完成权力交接。
这是一个理性的决定，而盘庚在此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因为如果不是盘庚亲手扼杀自己子嗣的继承权的话，在小乙死后的下一代商王，极有可能是盘庚的儿子。
回顾“九世乱”的开端，“小甲、太戊、雍己”三兄弟间，以太戊最强，最终雍己死后，太戊的儿子“中丁”夺位，商朝乱世开启。
而在“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兄弟间，盘庚最强，如果不是盘庚在世时就做出了明确的指令，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小乙死后，没有盘庚的儿子出来夺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盘庚是一位忠于商王朝，超过忠于他自己的君王。
但是盘庚的答案，显然不是终极答案，因为他的威望扼杀不了人的欲望，一两代人可以让弟弟的儿子继位，时间长了仍存在隐患。
第四阶段：祖甲改制，单一的父死子继。
这一阶段，由商朝第二十二位王——祖甲进行改制，商朝最后六位君王均是“嫡长子继承原则”父死子继。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祖甲改制可以成功？
父死子继最初的问题——“儿子早逝或过于年幼，不具备执政能力，将导致国家昏乱”，祖甲是怎么解决的？
是人的寿命延长了么？不，答案在于另外两点——1.官僚系统的进步；2.对子嗣政治教育的重视。
1.官僚体制进步，保证少年君主即位，国家也能稳定运转；
2.商王重视对子嗣的教育，使其能及早具备执政能力。
如此一来“主少国疑”的政治风险，便低于“兄弟夺位”的政治风险，因此“父死子继”最终彻底取代“兄终弟及”。
此后王朝中“兄终弟及”便成了一种罕见的情况了。
是此前的历代商王想不到这个答案么？不，有很多事，我们后人看来很简单，可在前人却相当困难。
商朝初年的战乱，中期的政变，也真的只有盘庚迁殷之后，商王才有足够的力量来做到这些。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因此题主问商朝国王为什么大多是兄终弟及，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早期对太子教育不重视和官僚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为避免幼主即位产生政治风险，而采取的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也在不断修正中，演化成了后世的父死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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