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商朝之后，再没有哪个朝代沿用这一国号？
商朝的独特性与“商”号的深层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商”这个国号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它与商朝的历史、文化以及统治者的信仰紧密相连。
“商”的起源与演变： 关于“商”的起源，学界有多种说法。一种主流观点认为，“商”源于商族起源地附近的地名，比如“商丘”。商族的首领契，因发明了畜牧业，被尧舜封于商地，并赐姓子。后来，成汤在讨伐夏桀的过程中，以商地作为根据地，最终建立商朝。因此，“商”这个字，就与商族的发源、发展以及最终的权力中心紧密地绑定在了一起。
与神权、祖先崇拜的关联： 商朝是一个神权色彩极其浓厚的时代。商朝的统治者，特别是后期的王，被称为“上帝之子”，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于上天（上帝）的赋予。因此，对于“商”这个国号，很可能也赋予了某种神圣的意义，与他们的祖先崇拜以及与上天的沟通紧密相连。商代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占卜的内容，这都反映了商朝统治者对神灵和祖先的敬畏。
“商”作为部落联盟的象征： 商朝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它是在整合了周边许多部落之后形成的。因此，“商”这个国号，也可能带有其最初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象征意义。
武王伐纣与“商”号的负面联想
商朝的灭亡，是其国号不再被沿用的最直接原因。而商朝灭亡的过程，给“商”这个字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暴君”的标签： 虽然商朝经历了多个兴盛时期，但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在后世史书的描绘中，被塑造成了一个荒淫无道、残暴专权的典型。虽然现代史学界对纣王的评价有所修正，认为其中可能夹杂有周朝为巩固统治而进行的“妖魔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纣”以及“商”的末期，都与“亡国”、“暴政”等负面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
“革命”的正当性： 周文王、周武王起兵伐纣，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强调的是“天命转移”和“替天行道”。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来证明自己推翻商朝的合法性，而将商朝的末期描绘成一个黑暗的时代，自然是为了突出周朝统治的“光明”和“正义”。在这种语境下，延续“商”这个国号，无异于承认前朝的合法性，并且将周朝与那个“黑暗”的时代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周朝统治者极力避免的。
“商”与“亡”的谐音： 这是一个相对次要但也有一定影响的因素。在汉语中，“商”与“丧”发音相近，虽然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一些文化心理上，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联想，尤其是在刚刚经历战乱、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一个更吉祥、更积极的字眼来代表新的国家。
后世王朝建号的考量：历史、文化与政治的交织
王朝的国号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充满政治考量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为了方便称呼，更是为了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表达政治理想、纪念祖先或与过去的辉煌相联系。
“周”的“德”与“明”： 周朝建立后，选择了“周”作为国号。这其中可能有周族起兵之地（周原）的地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周”这个字本身带有“周全”、“完备”、“循环”等含义，与周朝所倡导的“德治”和“礼乐文明”相契合，也寓意着一种新的、更加完善的秩序的开始。同时，他们也强调自己是“继往开来”，而非彻底否定过去，但“商”这个负面符号，无疑是被有意无意地抛弃了。
“秦”的“统一”与“力量”： 秦朝以其建立者的姓氏“嬴”为姓，以其封地“秦”为国号。这体现了一种地域性和家族性的传承，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强大的力量和统一的意志。
“汉”的“继承”与“大一统”：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大一统事业，其国号“汉”来源于刘邦最初受封的汉中郡。选择“汉”一方面是对先前的地域性承认，另一方面，汉朝的辉煌使得“汉”这个字汇聚了强大的文化象征意义，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
“唐”的“气象”与“文化”： 唐朝的国号“唐”取自李渊的封地，但“唐”字本身带有“高大”、“光明”的含义，也与李唐皇室的祖先传说有关。唐朝的国号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与之前的隋朝划清界限，同时展现新的气象。
“宋”、“元”、“明”、“清”等： 后来的王朝，如宋、元、明、清，其国号的选择也各有其深远的含义，大多与部落发源、地域、家族、或者象征性的意义有关。但核心在于，它们都试图与之前王朝的某些负面形象或不成功之处划清界限，同时确立自己的独特性和合法性。
文化心理的传承与断裂
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整合与创新的过程。新的王朝建立，必然要面对如何处理与前朝的关系。
“革故鼎新”： 每一个新的王朝，都希望给人民带来新的希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就需要与旧的、失败的象征进行切割。商朝的覆灭，尤其是在“武王伐纣”的叙事中，已经带有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和“罪恶的清算”的意味。
“避讳”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避讳”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对于不吉利、不祥的字眼，人们会尽可能地回避。而“商”在历史叙事中，尤其是其末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自然会成为后世统治者避讳的对象。
“新气象”的追求： 每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是一次“新气象”的开端。选择一个全新的国号，就像是翻开一本新书，象征着新的篇章、新的开始。沿用一个带有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号，与这种“新气象”的追求是相悖的。
总结
综上所述，商朝之后，再没有哪个朝代沿用“商”这个国号，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商朝末期的负面历史形象： 尤其是纣王的“暴政”，使得“商”与“亡国”、“黑暗”等负面词语紧密联系。
2. 周朝革命的正当性需求： 周朝需要将自己与商朝的末期划清界限，强调自己的“天命”和“正义”。
3. 后世王朝建号的政治考量： 新王朝需要确立合法性，表达政治理想，并与过去的历史进行区隔，追求“新气象”。
4. 文化心理的影响： “避讳”和追求“吉祥”的心理，使得统治者倾向于选择更积极、更吉祥的字眼。
“商”这个国号，承载了中国古代一段辉煌却也充满争议的历史。它的覆灭，以及其后世不再被沿用，恰恰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政治的现实性以及文化的传承与断裂。它就像一个历史的节点，其后的朝代，无论多么强大，都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用新的名字，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
网友意见
我一直觉得古代的这一套国号体系，非常的和谐，和谐到可以从夏朝到宋朝，广义的看做是一个罗马式的大朝代。
孟子说过这么一段话：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这段话的逻辑贯彻中国从夏朝到宋朝几千年的时间。其中「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说的就是国家大小其实不重要，强弱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德服人，德行最高的自然而然可以得天下，会有人拿着天下主动塞给你。
事实证明，孟子说的非常对。元朝之前的中国，其实没有任何朝代更替。只有一个朝代，变化的只不过是中华大地上不断的出现一位位的「有德者」，这些「有德者」开始被受封土地，「为天子始受命，为诸侯始受封」，会被尊为太祖。然后又因为其自己或者子孙后代仍然非常有德，而终于化家为国，上一代天子觉得这个人德行如此爆天爆地，那还得了，于是硬把天下交了过来，这位「有德者」不得不诚惶诚恐的成为新天子统御万民。而当「有德者」的家族德衰之后，上天又会恰到好处的降生新的「有德者」，而旧家族的继承人，也会心甘情愿、大公无私的把天下奉上，交给这位新的「有德者」。整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道德竞争的历史。
比如晋太祖司马昭在封晋公的时候，曹奂的诏书是这么说的[1]：
因为司马昭为魏国立下了巨大的功勋，可以比拟乃至于超过齐桓公和晋文公，不封赏说不过去啊？于是把春秋时期的晋国故地封给了他，让他「永籓魏室」也就是晋国要永远做魏国的忠心耿耿的藩国。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耐不住司马一家德行太高了，以至于「勋德光于四海」，尤其是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更是「应受上帝之命」，于是曹奂深知天命，主动的把皇位让给了司马炎[2]。
有德者之间的礼让 https://www.zhihu.com/video/1180403136782540800后来，司马家德衰，天命和平的让渡给了新的「有德者」刘裕，晋恭帝的表现也说明他是自愿的：
帝欣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
而刘家德衰之后，刘准又和平而自愿的让渡给了新的「有德者」萧道成……
总结一下，这些「有德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地方发展——也就是本来是封疆大吏镇守一方，后来一步步因为「有德」，吸引了其他人的归顺，最后统一了天下；典型的比如汉太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另一种是一开始就在中央发展，在还没有封地之前，就掌握了中央的实权，后来自然的化家为国，典型的比如隋文帝杨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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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一种「有德者」而言，封地就是起家之地。而起家之地有优势的，中国大陆有两个地方，一是关中八百里沃土，进可攻，退可守，而这块地方，春秋古称或周或秦。所以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很多的X周，和X秦。另一块地方，就是山西太原一代，号称表里山河，居高临下。这块地方，春秋古称或唐或晋，所以历史上也有很多X唐和X晋。
其他的地方，或者开发不够，或者处在四战之地，或者战略纵深不足。一般在这些地方的诸侯，往往很难平定四方，逆袭成功。不多的两个例外，一曰曹魏，一曰朱梁。
而春秋古称的殷商，对应的正是四战之地的「商丘」。
封在这里割据如果还能逆袭成功，那基本上确实是逆天的难度了，最接近的就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可惜他最后认领了「梁王」而非「宋王」，梁是魏的别称，魏国定都大梁。这说明战国时期魏国的封地更符合他的龙兴之地的范围。
从中央直接获得禅让，这个门槛比较低，不需要自己的封地非常易守难攻。这个时候往往会「光耀祖宗」，走流程的时候总要封国，封的时候考察就是祖籍等等，那么是不是「宋」完全看「有德者」的家族或者祖先是不是在商丘附近。显然，最接近的还是朱温，朱温是安徽省砀山县人，而砀山恰恰属于春秋的宋国属地。
然而悲哀的是朱温依然选择了「梁」。其实朱温在受禅之前，朝堂上是有不同意见的，唐朝的官员有不少认为，应该按照王莽、曹丕、司马炎的例子，先加九锡，受封大国，再行禅让。如果这样的话，「梁」还不够大，「魏」已经用过很多次了，那么按照「宣武节度使」的所在地以及朱温的出生地来看，很可能就会封为「商」、「殷」或者「宋」。可惜，朱温太有德了，以至于唐哀帝急着把天下交过来，都来不及走完这个流程了。
最最接近的，还是后周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归德军，前身就是朱温起家的宣武军，后梁把宋州升为宣武军节度使所在，后唐改为归德军，后周把此地封给了赵匡胤。不合此地名为「宋州」，所以最后赵匡胤选择了「宋」，而不是「商」或者「殷」作为国号。
最后，别的答案也有说过，「宋」和「商」可能并不是两个国号，而是本来就是一个意思。一个旁证就是客家话的发音。客家话保存了很多唐宋时代的发音，「宋」的发音是sung4，而「商」的发音是song1，非常的接近。所以「南宋」和「北宋」，其实也是「南商」和「北商」。
至于五代十国时期王审知后代建立的「殷」，为什么用这个做国号史书上没有看到详细记载。考王审知是淮南固始人，也就是当今河南的固始县，属于春秋蓼国和黄国的领土，但是属于淮南境内，距离宋州不远，想来是借此攀附大商？
其实，这套体系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可能性是黥布。如果黥布一不小心造反成功，自己做了皇帝，会叫什么国名呢？淮南？九江？黥布是古「英国」的后裔，英国在现在的安徽霍山和金寨一代，后来被楚国所灭。国亡之后，部分人就以国名为姓，故而黥布名为英布。所以如果黥布登基，很可能恢复自己祖上的国号，也就是英布会成为第一任「英国皇帝」。
参考
- ^ 见「晋书.帝纪二」。昔先王选建明德，光启诸侯，体国经野，方制五等。所以籓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齐鲁之封，于周为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襄之难，桓文以翼戴之劳，犹受锡命之礼，咸用光畴大德，作范于后。惟公功迈于前烈，而赏阙于旧式，百辟于邑，人神同恨焉，岂可以公谦冲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弘农、雍州之冯翊凡十郡，南至于华，北至于陉，东至于壶口，西逾于河，提封之数，方七百里，皆晋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实纪纲诸夏，用率旧职。爰胙兹土，封公为晋公。命使持节、兼司徒、司隶校尉陔即授印绶策书，金兽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锡兹玄土，苴以白茅，建尔国家，以永籓魏室。
- ^ 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后，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辅亮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祗，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乂。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循训典，底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
惯例，先问有没有，再问为什么。
五代晋天福八年（943）二月，王延政以建州建国称帝，国号“殷”，改元天德。
国号统一于商，恐怕还是近现代产物，考诸《史记》、《汉书》，乃至《论语》、《左传》、《六韬》等先秦著作，称【殷】明显多于称【商】。譬如《史记》即直书【殷本纪】。
商、宋的事儿，三红已经说得明白。那么问题来了，为何称宋者有之，称殷者有之，唯独没有接盘【商】的哩？
天朝重农抑商之制源远流长，商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不济。【士农工商】奉陪末座不提，又是不准穿绸着缎，又是不许骑马乘轿，极端点的，穿个鞋都要一黑一白，整一个准贱民阶级。用【商】做国号，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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