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元清，有什么区别?
一、 地理与政治制度
日本： 是一个岛国，由多个主要岛屿（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等）和无数小岛组成。其政治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早期的氏族统治到模仿中国隋唐的律令制，再到武家政权（幕府）的崛起，最终在明治维新后走向近代化。
天皇制： 即使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一直是天皇，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中。天皇更多地扮演着象征性或精神性的角色。
封建制度： 长期实行以将军为首的封建武士统治，拥有独立的领地（藩）和军队，形成复杂的等级制度。
中央集权程度： 相对较低，尤其是在幕府时代，各藩的自主性较强。
元朝： 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帝国，疆域辽阔，横跨欧亚大陆，是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之一。其政治制度是蒙古特色的统治模式与汉族传统官僚制度的结合。
蒙古统治： 蒙古贵族掌握最高统治权，实行蒙古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并保留了许多蒙古人的生活习俗。
等级制度： 实行民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中亚各民族）享有特权，汉人（北方）、南人（南方）的地位相对较低。
中央集权： 建立了一套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通过行省制度管理广阔的疆域。
清朝： 是由满族建立的统一帝国，疆域也十分广阔，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其政治制度在继承元朝部分制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满族的统治地位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
满族统治： 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在政治、军事、文化上享有优先地位，如八旗制度。
汉化政策： 为了巩固统治，清朝也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如科举制度、推行汉文等，吸收汉族文化和人才。
中央集权： 建立了更加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如军机处、内阁等，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
核心区别： 日本长期处于分封割据或相对分散的统治状态，而元清则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日本的天皇制与幕府将军制度的并存，与元清纯粹的皇帝集权有本质不同。
二、 文化与社会
日本：
文化吸收与本土化：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在汉字、佛教、哲学、政治制度等方面都有体现，但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本土文化，如神道教、武士道精神、茶道、花道等。
宗教： 神道教作为日本本土宗教，与佛教并存，对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结构： 以武士阶层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社会，虽然有阶级差异，但相对没有元清那么极端和明显的民族隔阂。
元朝：
文化冲击与融合： 蒙古人带来了草原文化，与汉族文化产生了剧烈碰撞。虽然统治者试图推行蒙古文化，但在汉族人口居多的地区，汉族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宗教： 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对其他宗教也持相对宽容的态度，但也存在对特定宗教的偏好和保护。
社会结构： 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是其显著特征，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感较强。
清朝：
文化杂糅与传承： 清朝既保留了满族的文化习俗（如剃发易服，对八旗制度的维护），也大力推崇汉文化，编纂了大量书籍（如《四库全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教： 满族信仰萨满教，但也尊崇佛教、道教，并对伊斯兰教等也采取了管理措施。
社会结构： 满族对汉族的统治与歧视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尤其是在南方。
核心区别： 日本的文化发展模式是相对温和的吸收和本土化，而元清则是在强势民族统治下，经历了文化冲突、压制与融合的过程。元朝的民族等级制度尤其突出，清朝在汉化和满族统治之间寻求平衡。
三、 对外关系与互动
日本与元朝：
冲突： 元朝曾两次大规模入侵日本（1274年和1281年），旨在征服日本。这两次入侵都因台风（“神风”）和日本武士的顽强抵抗而失败。这成为中日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冲突事件。
经济交流： 在冲突之外，也有有限的贸易往来。
日本与清朝：
早期（明朝末年，日本江户时代）： 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与中国的官方往来非常有限，主要通过贸易商船进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视中国（明朝）为宗主国，对清朝的建立持观望态度。
中期（清朝强盛期）： 随着日本锁国政策的延续和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对外部世界开始产生更强的渴望。
晚期（鸦片战争后）： 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屡战屡败，民族危机加深。而日本则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一个西方列强。日本开始反过来对中国采取扩张政策，最终在甲午战争（18941895）中击败清朝，成为东亚的霸主。
文化影响： 尽管有冲突，但清朝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日本在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的同时，也保留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
元朝与清朝的关系：
相似之处： 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都征服了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都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都对汉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吸收和改造。
区别之处： 元朝是蒙古族，清朝是满族；元朝的疆域更广阔，但统治时间相对较短且内部不稳；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定，并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核心区别： 日本与元朝的互动主要是冲突，而与清朝的互动则经历了从有限交流到日本反超并侵略中国（清朝）的转变。元清虽然都是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统一帝国，但其文化基础、统治方式和历史走向存在差异。
四、 对外扩张与影响
日本： 在古代和中世纪，日本对外界的影响力有限，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如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文化传播。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开始对亚洲地区（包括中国）进行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
元朝： 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为主的帝国，其扩张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欧洲部分地区，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对中国而言，元朝的统治是一次外族征服。
清朝： 继承了明朝的疆域，并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将新疆、西藏、蒙古等地纳入版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大致轮廓。清朝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从“天朝上国”的观念转变，到被动挨打，再到学习西方。
核心区别： 日本在近代才开始成为一个对外扩张的强国，而元朝本身就是一个以扩张为核心的帝国。清朝则是在巩固疆域的同时，经历了一个由保守到被动接受西方冲击，最终被日本超越的过程。
总结来说，日本与元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
政治制度： 日本的岛国封建体制与元清的大陆帝国集权体制根本不同。
统治民族与文化： 日本是本土民族的延续发展，而元清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为主的中国进行统治。
对外关系： 日本与元朝是冲突，与清朝则是从有限交流到日本反超并侵略。
发展路径： 日本在近代迅速崛起并成为侵略者，而元清则是在统一的基础上，经历了内部的巩固与外部的挑战。
这些区别共同塑造了东亚的历史格局和国家关系，至今仍对理解东北亚的政治和文化有重要意义。
网友意见
当然有区别，区别就在于清朝消灭洪福汗国的战争，你会把它说成“左宗棠收复新疆”，而不是“岱清固伦帝国对新疆的殖民侵略”。
只要你能找出任何一次日本帝国发动的战役，能被中国人的主流观念认为是“收复某块中国领土”或“把某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自然就可以说服国人相信“日本与元清没区别”了。不多，一次就行。
我相信这个任务对于日本=元清的支持者来说不会太难的，请吧。
对了，补充一句，最近美利坚正在打新疆牌，要不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当忠仆，某些人自己看着办吧。
这个问题是一个透过表象看本质的事情。
表象：
共同点：
日本人-外族，元清-外族。
日本人-侵略，元清-侵略。
日本人-屠杀，元清-屠杀。
日本人-划民族等级统治，元清-划民族等级统治。
日本人-重用部分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招安统治，清-重用部分中国人对中国人进行招安统治。
非共同点：
元清都是征服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日本则从头至尾没有完成占领。
清朝获得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软化民族矛盾立场，实现满汉共赢。元朝没有足够时间消化民族矛盾。日本则时间更短根本没有开始尝试缓和民族矛盾。
所以从表象上看，日本人是和元清很相似的。只是因为日本没有完全征服整个大陆，同时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消弭矛盾。因此别有用心的人就会以此做文章，美化日本侵略者。想把他们变成想做大事的人，只是时间不够而已。
但是当我们认真看日本人和元清统治者在本质上的区别，就可以知道即使日本人统一了全中国，也获得了几百年的时间来解决问题，他们依然不会和元清一样。
元清本质上还是中华文化的分支与传承，他们做皇帝依然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封建统治。他们做皇帝的那套依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这混混做得，朱元璋这乞丐做得，我们这些胡人自然也能做得。因此他们承认前朝，承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并且认为他们是正统继承人。这是自五胡乱华之后就得到的共识，苻坚就是以此为基础成为第一个统一北方之霸主。所以他们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和中国人的共同利益上，在统治之初或许使用一些严酷的手段建立威信，但是他们在最终还是和中国人绑在一条船上。中国越强，他们的统治就越稳固。
然而日本人当时已经全盘西化，他们并不是要来做中原的皇帝，他们只是想把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从满洲国的建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并没有融入中国的打算。日本依然使用天皇年号，让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名头依然有一定的号召力。日本人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听指挥的傀儡，帮助他们攫取利益的傀儡。他们的统治基础在于远胜于中国的武力，他们只需要中国输出的资源和利益，而并不需要中国的发展。因此即使给日本再多的时间，他们也不会允许中国变强。中国越强，他们的统治也就越虚弱。
综上所述，日本与元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屁股。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和你坐在同一条凳子上的时候，脑袋再歪也歪不到多远。屁股坐在不同凳子的时候，脑袋再正也正不到你这边来。
日裔在本朝没占股份
日本皇族没来对着孔庙磕头，元清皇帝来磕头了，汪精卫没进日本内阁，史天泽，刘秉忠可是元庭宰相，大清汉人更多了，皇上都是混血，裕仁可没过来供奉历代帝王庙…………
满清皇室入关来就当中国皇帝的，不是像日本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把你当殖民地看，对比现在某岛一群吵着要入籍日本的奴化二鬼子，日本政府可不把它们当自己人看。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体量太大，根本就不存在如小国幻想中的毕其功于一役，一场战争打完就成王败寇，你就能统治中国了，
中国的持久政权几乎都要持续一个甲子，从混战，耕耘，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外部矛盾60年才能稳固下来，你是先取得这片土地汉族广泛支持，你才能打赢其他汉族势力夺得天下，否则你就是赢一时，中国10年一小灾，20年一大灾，光流民贼寇就让你统治完蛋，真当汉族都是乖宝宝？
以前有个农民，地和房子被征服了，赔了一笔巨款，后来他每天打麻将，三年就全改光了。
没办法出来打工，然后他整天说，美国什么时候打进来，那么我们就是美国人了，美国高福利，不用上班政府天天给发钱！
美国人有病吗，过来扶贫？
多年前百度有个贴吧叫日本之家，他们认为，只要日本当年侵华成功，中国现在就是发达国家。
日本弹丸之地都敢和美国较量，得了中国，岂不天下无敌全球霸主。
满州太穷，满人全族入关以后，皇帝每天操心黄河大堤会不会开，哪里有没有闹水灾旱灾蝗灾，怎么让地主多交税，农民至少能活下去别造反。
你让倭皇成天关心这个，还是关心能从中国运走多少煤、铁、木材来建设日本本岛。
为了实现日粉的愿望，日本就得拿自己的钱给我们搞基建，建工厂，扫盲教育？
日本人不傻，日本的真正目的是控制东北，然后将中国分成多块，扶植多个傀儡，学英国搞大陆均衡。
1、元清自称就是中国，而日本从来没有说自己是中国
十二月，诏谕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故尝诏卿导达去使，讲信修睦，为其疆吏所梗，竟不获明谕朕心……。——《元史·外夷一》
（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给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给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使日本。书曰：‘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元史·外夷一》
这里的“中国”就是指元朝。
并且明朝朝廷专门为元朝背书是中国。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
《大义觉迷录》如下记载雍正的言论：
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正所谓，天下有德者居之，无论君主源于何地，但凡能够认同中华文化，能够保境安民，他便是正统。
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
《清实录》之“中国”一词的使用进行过初步的统计，共出现过1615次，而将清朝明确表述为“中国”的共出现1477处，占总数92%，这充分表明在清官方语境中，“中国”即清朝已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并成为一种自觉的常态。而且如此含义的中国一词，越往后使用频率越高，如顺治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63见，康熙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60见，雍正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41见，乾隆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173见，而咸丰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306见，同治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凡283见，光绪朝实录之中国一词则高达605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元清是中国正统性的中原王朝，而日本不是
洪武七年（1374年）八月甲午朔，上（明太祖朱元璋）躬祀历代帝王于新庙。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为五室，每室各用牛、羊、豕各一，祝一，每位用笾、豆各十，簠、簋、登、铏各一，爵各三，帛各一，白色，共设酒尊五于殿之西阶，又设酒尊三于殿之东阶。礼毕。——《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
清朝自不待言了，
清朝的大忠臣林则徐老先生的事迹雕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为大清国誓死报国的邓世昌可是民族英雄，
共和国海军以大清国忠臣的名字来命名军舰。
3、元清核心思想和日本核心思想的区别
元清统治及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
而日本的统治及社会的核心思想是神道思想，
有些人说，日本也信奉儒家思想几百年了，
这不假，
但是这都是建立在日本人的自身思想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日本人的神道思想。
神道思想是日本人的根，这就跟儒家思想是中国人的根一样性质，
并且儒家思想到了日本以后，也完全本地化了，
例如，与孔子主张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不同，日本武士杀死庶民或者抢夺庶民财产，被认为理所当然。
这就是日本的儒学，维护了把杀人和掠夺合法化的社会秩序。
4、中国古代的族群关系，认同的基础具有三大特征
a、是道德本位。
“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为有德者居之”。
b、是文化正当性而非血缘正当性。
认同华夏民族，从来不是建立在血缘身份的基础上的，汉与非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儒家文化的认同之上。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
中原地区与周边人民，是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中的五方之民，没有鸿沟和界限。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各族群的交流与融合正是一大特色，不了解这一特色，就不能理解中国。
c、是天下共主，因俗而治。
在这样一个多元族群共处的古代中国，最伟大的是创造了上古国家与治理体系。
其中王畿地区的制度与周边诸侯畿服的权利义务体系，是以“礼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
这一创制使华夏多元族群摆脱了血缘部族互相仇杀、争夺的野蛮时代，进入以“礼乐文明”为特征的文明时代。
这一点，在欧洲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建立之前是不能想象的，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理念很难理解的。
中国的朝代更替那是因为失德（我中国宋君奢纵怠荒，奸臣乱政，天监否德，），所以被元朝代替了，
而元朝又失德了（夫何传及后世不遵前训，怠政致乱，天下云扰，莫能拯救。），被明朝代替了，
清朝替代明朝也是一样的性质。
武王伐纣的檄文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古代中国正统性的延续，道德是第一位，而不是啥血统论。
除了“大是大非”，没区别。
《大日本史》卷一一七，载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大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上表日主：“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续日本纪》，卷一：“通中国于是始矣”；卷四：“华夏载伫”；卷九：“是以圣王立制，亦务实边者，盖以安中国也”；卷三十七：“蛮夷猾夏，自古有之，非自干戈，何除民害”；卷四十：“陆奥国言：志同内民，风仰华土”，等等。这里的“中国”、“华夏”、“华”等名，均为日本自称。
不过答主认为这里是使用的汉语，仿照中国修史的中古时期→→所以并不等于日本和大元大清一样在说自己是中国。
但事实上除掉作者认为的这两个条件
比如明治政府颁布为了恢复日本的正史编撰而颁布的《修史之诏》还是有提到的
須ク速ニ君臣ノ名分ノ誼ヲ正シ、華夷内外ノ弁ヲ明ニシ内外ノ命ヲ明ニシ、以テ天下ノ綱常ヲ扶植セヨ
“其速正君臣名份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谈到汉语，尴尬的是大元对于高丽，南宋，安南，日本等国自称的中国基本全部是有汉官所拟，出自汉文史料，将这些等于蒙古人的立场其实是答主在陈述自己的立场。
而大元国语遗留下来的自称如Dai On Yeke Mongghol Ulus（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 或Dai on Kemeku Mongghol Ulus(敕建兴元阁碑）。可以发现大蒙古国的国号被保留了下来，而大元国号在各种汉文史料有很多种解释。
严格意义上大元一词实际上依旧是对大蒙古国这国号的汉文翻译
「蓋聞世組皇帝初易『大蒙古』之號爲『大元』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而謂之『元』者，大之至也·」
在国语中，大元实际是作为大蒙古国的形容词更为贴切。
这种征服者借用当地头衔进行统治于当地的治理，并包括在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圈内的各种国家活动。不局限于这位答主假设的古代，如英王在拒绝在印度影响内的缅甸国使节匍匐礼敬时就说过:“作为印度女皇,我拒绝此礼。”
而大清在1636——1909的国语中，对中国的表述应该是相较于大元大蒙古国有完善，被作为过正式的国号。但中国本土王朝的华夷观念于中国国家概念上的意识形态是有违大清政治正确，并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将华夷之辨下的名词和理论在非汉语文献放在对自身的表述上。
而答主只援引了一段明实录，认为“入中国为天下主”就是明廷在为大元大蒙古国就是中国背书。
但就如英印共主下，一国统治者无论是从族群政治上，还是实际统治上都存在事实上的次级和主要头衔。
显然明廷不会把这种最起码的事实搞混
以明实录收录的谕中原檄为例
（1）自古帝王御临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治天下也。（2）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这里提到的入主中国，仅是成为中国的君主，与答主引用的登极诏，以及元世祖在明初入历代帝王庙明廷的态度一致。但照后文，没有说其改变了自身夷狄的身份而成为了中国之人。
盖我中国之民， 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 ！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檄文里存在将蒙古军阀与汉人军阀混淆。但皇帝别说忘记自己的旧名了，实际上连中国之名都没有。明廷认为的中国之名显然也没各种xx帖木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
明廷的这种观点在律法以及各种对内对外的政治文件都有体现。
《免北平、燕南、河东、山西、北京、河南、潼关、唐、邓、秦陇等处税粮诏》言：『重念中国本我华夏之君所主，岂期胡人入据已及百年？天厌昏淫，群雄并起，以致兵戈纷争，生民涂炭。』
《免山西、陕右二省夏秋税租诏》言：『山西、陕右，地居西北，山河壮丽。昔我中国历代圣君，皆都此而号召万邦。曩因元主华夏，民无的主，已经百年矣。朕自丁未年复我中土，继我圣人之位，建都炎方，於今九年矣。』
《议建北京於大梁诏》言：『（朕）顷幸大梁，询及父老，皆曰：「昔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天下威服。」』
朱元璋赐高丽国书： “ 元非我类 ， 入主中国 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 华夏泼乱 十有八年，当群雄初起时，朕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误入其中。见其无成，忧惧弗宁，荷天地眷，授以文武，东渡江左，习养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蕃； 北逐胡君 ， 肃清华夏 ， 复我中国之旧疆 。”
朱元璋赐日本国书：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 我中国 自赵宋失驭， 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 , 中土华风不竟 。凡百有年, 孰不与愤 ? 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攘,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 胡元 之衰耳! 朕本中国之旧家 ， 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 。”
“ 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 ，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 元君 ，本 漠北胡夷 ， 窃主中国 ，今已百年，污坏彝伦， 纲常失序 ，由是英俊起兵， 与胡相较 ，几二十年。朕荷 上天祖宗之佑 ，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 复前代之疆宇 ，即皇帝位，已三年矣。”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页749- -750,卷三九、页787 且这些内容《明史·外国传》都不曾提及。
《命郡县立学校诏》言：『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於学校。自胡元入主中国，夷狄腥膻污染华夏，学校废弛，人纪荡然。』
这里的意思到底符不符合答主的想法，应该很明确了。
关于中国汉文文献中的表述不在赘述，而作者提到了大义觉迷录，先不谈将“文王，舜同当夷人”本身就是在否定历代华夷之辨影响下的国家形态，且犹如也并非事实。退一步说大义觉迷录没几年就发展成为一本禁书，权威性远不及大清御制开国方略明确的回答自己从国家上是不是中国。而非是不是中国的君主这个问题。
夫中国之嬗代，莫非其祖宗本其君之臣子也，有元兴于北漠，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名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钦定四库全书》史部 《皇清开国方略》卷首·御制开国方略序·爱新觉罗·弘历 撰
另外很有趣的一点，答主引用了明廷的历代帝王庙曾祭祀忽必烈，但这其中并不包括辽金的君主。
顺手抓个虫，这位答主在关于辽金宋正统的问题的回答
虽然答主这话说的语焉不详，好像明廷建立后就认辽金为正统云云。
但其实的是宁王朱权奉朱元璋之命所撰《通鉴博论》就言
“凡例：辽金非正统 以其国大 虽夷狄而有贤主故”
而大元的君主进入了明廷的帝王庙，但作为大元的国族，国语都并不被明政府认为是中国人和中国的语言。
“蒙古色目人婚姻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大明律卷6·户律三·婚姻》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①,深檐[裾]胡帽[俗]②,衣服则为挎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己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珠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伫丝绫罗铀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之30》
今后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许于[与]中国人结为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两家俱没入官为奴婢。若中国人不愿与之结婚者,听其色目、钦察自相嫁娶,不在禁限。《皇明诏令》卷二
以及元据时期引得很多汉人学习的大元国语
此尤是汉人通习国语之明证。惟其通习，故汉人多有以蒙古语为名者，亦一时风会使然也。《廿二史劄记》 卷三十 元史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挎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字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⑥,
所谓“明初，朱元璋以反元复汉为号召,而一旦立国便立即承认元朝入主中原是“天命”(都是实用主义者，都是套路)，就宣扬 “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
皇明文衡收录的《拟祭元幼主文》说的很清楚
遂兼宋以驭中夏，几及百载，斯民实蒙惠焉。然天地之经，华夷之义，终不可泯也。由是，脱其衔辔，海内斗争，民坠涂炭。天乃命朕起自布衣，拨乱反之正。
且这不是简单的号召，落实在明初的各种文化和族群的去殖民化政策和治理理念上的。
据《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七十六
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朔御制大诰成颁示天下初元氏以戎狄入主中国大抵多用夷法典章阔上下无等政柄执于权臣任官重于部族断狱迷于财贿黜陟混于贤愚奢而僣上者无罪奸而犯伦者不问辫发左衽将率而为夷至元天历之时虽称富庶而先王之制荡然矣至顺帝荒淫昏弱纪纲益废内之奸臣乱政外之强将跋扈典兵者崇空名牧民者无善政仕进者尚阿附而轻廉耻读书者重浮华而乏节行庶绩不凝四民失序加以舞文之吏玩法于上豪强之家兼并于下事无统纪民无定志一遇凶荒而乱者四起由法制不明而彝之道坏也上尝叹曰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
并非因为朱元璋是李贤口中所称的千万古一帝，而是元末农民战争下的大势所趋
刘福通三路北伐入高丽所留的檄文
红巾贼移文于我日:“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 .①《高丽史》卷三九
以及《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所收录的《明氏实录》
(癸巳，徐寿辉建号)遣使招玉珍日“予起兵举义,期逐元虏,以靖中夏。若归,共图大事,甚善,不来,且先加兵。”
(庚子,众推明玉珍为陇蜀王)因下令日:“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予敢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弗取恶招尤。”
壬寅春三月戊辰,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诏日:“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元以北人污我中夏“迄于元主",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咸云天数，敢谓人.....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
(天统四年,朱元璋遣使通好，致书云:)胡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
至正十八年,陈友谅攻陷龙兴路,儒士刘夏便给陈氏上书，他不仅认同陈友谅部“复宋”、“驱胡”的旗号,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阐发:(元末兵乱)正以夷狄之运将满百年，自古夷狄之君无百年之运。观于天下，国虚无人，地大不治,天心废之,其征见矣。我朝君臣灼知其然,遂倡皇宋之正统,扫夷狄之闰位。数之以君子在野小人在朝，数之以贪官污吏布满中外，数之以腥膻中土，数之以毁裂冠冕。《刘尚宾文续集》
答主的另外两个想法也很新颖，不过答主在发明的时候就仅靠创造力了。
像这种掠夺合法化的社会秩序也不止日本人有啊，大清和大蒙古国入中原就没有掠夺中国的生存资料吗，而且我看不出来和儒学有什么关系。
蒙古武士比庶民更高等难道不是应该的嘛。
“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诸蒙古人砍伤他人奴，知罪愿休和者听。”《元史》 志第五十三 刑法四
《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四》:“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
答主臆造的所谓道德本位，在了解元清制度的优越性后确实难蚌
康熙《大清会典》共载内阁、六部等130 个中央机构中有品.级和无品级额缺2082个，其中属于汉军和汉人的额缺225个，仅占其中的15.6%，其余额缺大部为满洲旗人和内务府包衣旗人占有。迄至清末，这种状况没有大的改观。据光绪《大清会典》，对内阁、军机处、六部等15个中央机构所有的2303个额缺进行统计的结果表明:满洲额缺占总数的55.2%，蒙古占8.5%，汉人占18.5%，汉军占4.7%。另外，身份不明的占13.1%。
为什么在这些政权中，从五胡到满洲，不到汉人百分之一的人口能占到大量的中央官僚。按这个逻辑，是因为夷狄比中国人更有道德。那夷狄当然更有统治中国人的合法性。
至于这位后现代犬儒大颂的因俗而至嘛，孔子要活在大清，应该会挺感动的。
“今时孔子像薙发左衽，俱为斯文之厄会”。（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7《入燕记》上，林基中编）
要是日本成功了，二战史都要改，那咱们中国的地盘就更大了，这可都是嫁妆啊！
要是日本成功了，自有咱们的带儒释经，怎么不是中国了。
没区别啊，都是一样的入侵，满清是成功了，日本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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