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定义为异族入侵还是内战？
从“异族入侵”的角度看：
民族属性的差异： 最直接的理由是，清朝是满族建立的政权，而统治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是汉族。满族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与中原的汉族在文化、习俗、语言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来自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武力征服并取代了明朝的统治，可以被视为一次“外来的”力量的介入。
征服与统治的性质： 清军入关并非以和平方式接管，而是通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以武力征服了明朝残余势力以及各地反抗力量。这种征服的性质，从被征服者的角度来看，自然带有“入侵”的色彩。清朝在早期也采取了一些压制汉族文化的政策，例如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以及在一些地方的屠杀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都加深了汉族对满族统治的抵触和仇恨，从历史记忆上看，也强化了“异族入侵”的认知。
“华夷之辩”的传统观念：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华夏”与“夷狄”的界限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历史长河中，中原王朝面对周边民族政权时，常常带有“正统”与“非正统”的区分。“华夏”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也会被视为一种“侵扰”或“入侵”。
从“内战”的角度看：
明朝已是末路，政权合法性衰弱： 导致清军能够顺利入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朝自身的腐朽和衰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北京城内的明朝统治，这是明朝作为一个中央政权在地理上的终结。此时的中国，虽然有汉族政权（大顺政权）的出现，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稳固，且并非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各方力量的混战： 清军入关的过程，并非简单地“满族”对“汉族”的征服。在明末的混乱局面下，存在着多个政治实体和军事力量：
明朝残余势力： 南明政权虽然存在，但内斗严重，实力大减。
农民起义军： 以李自成的大顺军为代表，他们一度占据了北京，但最终被清军击败。
地方军阀/汉族地主武装： 例如吴三桂所代表的关宁铁骑，在明末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清军： 作为一个来自东北的政治和军事集团，他们并非一开始就统治全国，而是利用明朝的瓦解和各方势力的矛盾，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
“借兵”与“渔翁得利”： 许多历史学家强调，清军能够入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明朝一些汉族官员（如吴三桂）的“许可”甚至“邀请”，以便共同对付李自成。这种“借兵”的模式，使得清军的进入带有了一定的“第三方介入”甚至“利用内乱”的色彩，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外部侵略。
最终统一的性质： 尽管清朝是满族建立的，但其最终的目标是统治整个中国，并且在入关后，也逐渐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官僚和文化，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帝国。从这个角度看，清朝的建立也可以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政权更迭和国家统一，尽管其过程带有征服的成分。很多时候，历史上王朝的更替，无论主导民族是谁，最终都会走向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更细致的分析：
历史叙事的演变： 对于“清军入关”的定性，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史观的影响。在清朝初期，为了巩固统治，官方宣传自然会尽量弱化“异族入侵”的色彩，而强调“天命所归”、“顺应时势”等。到了近代，尤其是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将清军入关视为“异族入侵”的观点得到了更多认同，以突出汉族在近代历史中的民族抵抗。
“中国人”概念的模糊性： 在17世纪，尤其是在满族尚未完全统治全国时，“中国人”这个概念本身可能并没有今天这么清晰和统一。东北的满族、关内的汉族、甚至其他边疆民族，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是复杂的。
“内战”与“入侵”的界限： 在很多历史事件中，“内战”和“外部入侵”的界限是模糊的。例如，某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分裂，如果得到了外部势力的支持，那么外部势力的介入就可以被视为“入侵”，但如果从内部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又带有“内战”的性质。
总结来说：
将清军入关简单定义为“异族入侵”或“内战”都可能过于片面。
从民族征服和外部力量的介入来看，称之为“异族入侵”是有其理由的。 满族作为非汉族主体，通过武力征服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明朝政权及其继承者，并实施了统治。
但从明朝政权的瓦解、各方势力的混战以及最终走向统一帝国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内战”的某些特征。 清军的进入，是明末大乱背景下，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并最终取代了内部争斗的各方，成为新的统治者。
更准确的理解可能是，清军入关是一个伴随着外部力量介入和征服的“内战”或“内乱”时期。它既包含了一个新的民族集团对旧王朝的军事征服，也包含了在原有政治秩序崩溃后，多方势力混战，最终由一个力量整合和统一的历史过程。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超越简单的标签，去认识那个时代复杂的政治格局、民族关系和权力斗争。
网友意见
蛮族入侵，神洲陆沉，到现在还是通畜浓重的臭气在大地上漂荡
大和西进定义为异族入侵还是内战？
怀良亲王、足利义满都是大明敕封的日本国王，列不征之国，日本是大明的国土。从这个方面来看似乎可以定义为内战。但是大和族又有自己的语言文化。所以，大和西进甚至入主华夏史学界到底是如何定义？
按照本朝的官方史观，只要在1840年时清朝疆域内建立的国家，那都是合法的“中国”政权。
如果按题主问的按照史学界定义的，自1980年以后，本朝历史学家大都也持有该史观。但海外汉学家，比如日本，欧美的汉学家们，大都认为清军入关乃鞑靼人征服了中国。
而民国时期的史学家，有认为元清非中国如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只将历史上的汉人称为中国人，将满清政府称呼为“部族政权”。吕思勉在《中国政治史》中将清朝灭亡，民国建立，认为是“沦陷了267年的中华终于光复”。也有认为是中国的。
至于明朝末年的中国以及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以及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明朝是中国，后金（清）是夷狄。明朝灭亡后，朝鲜与日本认为中国已经亡国，而自己因为继承了纯正的华夏文化，自己是“中国”。
至于女真被明朝封的官职，有一点，明朝，整个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与今天不同的，那时东亚实行的是朝贡制度，既一个中国，其他的国家与民族都是中国的属国与附庸（当时日本除外），在明朝人看来，有龙虎将军的女真夷与日本夷，西南夷等是一样的，对于这些夷狄的分封，更多的是怀柔与制衡手段，而不是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比如朝鲜国王也是明朝的郡王。
明朝情况与今天不同，在明朝境内生活的“异族”人，并不被认为是“中国人”。
明太祖曾亲自攥文阐释孔子“夷狄纵有君长，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
“夷狄,禽兽也。故孔子贱之,以为彼国虽有君长,然不知君臣之礼,上下之分,争斗纷然。中国纵亡君长,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诸夏之亡也。”
而洪武二年(1369年),为了消弭边乱,中书省向朱元璋奏请将广西柳州的瑶和仡佬人迁往“内地”。朱元璋将其驳回,认为这些“蛮夷”不懂仁义礼仪,不可能效忠朝廷,故而不可内迁。
又在《大明律》中专设关于元朝留下的蒙古人、色目人与汉族中国人的婚配问题条款，《大明律》122条规定：“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而到了万历时，《大明律集解附例》又注解：“胡元入中国,其种类散处天下者难以绝,故凡蒙古及色目人听与中国之人相嫁娶为婚姻。然回回、钦察在色目人中为最丑陋。中国人有不愿与之为婚姻者,听其本类自相嫁娶。又不在不许自相嫁娶之禁限。夫本类嫁娶有禁者,恐其种类日滋也。听其本类为婚者,又悯其种类成色也。立法严而用心恕,所以羁縻异类者至矣。”
明朝政府既怕蒙古人、色目人等异族自相嫁娶，“种类日滋”，威胁明朝政府与中国的安全，所以不允许他们“自相嫁娶”。又怕他们“因种族和家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反抗政府，所以一方面希望他们能跟汉族中国人通婚，以望逐渐被中国人同化，一方面又怕汉人嫌弃他们，不愿意与之通婚，所以规定必须异族与汉族同婚，必须是两相情愿的，不然异族也是可以自相嫁娶的。而这是一种“羁縻异类”的上佳手段。
又比如成书于明末的史书《名山藏》（又名《明十三朝遗史》）中，将外夷分为不同的群体，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被划为“东北夷”，朝鲜人与日本人被划为“东南夷”，该章节的标题《王享记》以指出了明朝与这些外夷的关系不过是中国获取财富。及至清军入关，明末三大儒，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分别指出清人乃“夷狄”，侵略中国是非法的。顾炎武指出顺代明，是亡国，只有皇族与明朝官员需要保卫明朝，而清灭明，则是亡天下，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起来奋起反抗。王夫之则说：“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与《留书》更是有名。
并且由女真贵族建立起来的后金（清）国，初期也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努尔哈赤首先以“禁边”为界,与大明隔绝开来,宣称“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入关后,多尔衮致史可法书,称明朝为“中国”,自称为“我国家”。入关已逾十年,顺治还说:满洲与明,“自清太祖、太宗以来,本为敌国”。及至清雍正时，雍正还说“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清人自己就不承认与明国同属一国。汉人也不认同满族是明朝子民,蔑称其为“虏”“夷狄”。浙江鄞县人华夏通海被捕,在清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向他劝降时,拿自己的姓名调侃张存仁道:“也要顾名思义,当时老父命名,就与贵国无缘了。”浙江会稽起义志士章钦臣妻金氏对丈夫说:“华夏之辨,断不可苟。”敌对的明清双方的真实观念如此,认对方为外族、外国,界限分明、严格。
以上指为探讨历史问题，不与今天的中国与民族关系相涉。在今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每一位中国公民，不论民族与信仰，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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