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击败南明等南方政权后，怎样处理与西方（如澳门）的关系的？
以下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讲述清朝初期处理与西方（以澳门为代表）关系的措施和考量：
一、 继承与调整明朝的贸易政策（海禁的延续与变通）
明朝的闭关锁国与有限开放： 在清军入关之前，明朝已经实施了长期的海禁政策，只允许在特定地点进行有限的对外贸易，其中澳门是明朝后期对葡萄牙开放的主要贸易港口。明朝政府通过“勘合制”等方式对贸易进行严格管制。
清初的继承性： 清初继承了明朝的海禁政策。这是因为：
维持统治稳定： 清初正是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战争的关键时期，沿海地区许多反清势力（如郑成功等）利用海外力量和港口进行抗争。因此，加强对沿海的控制，防止海外势力支持反清力量，成为首要任务。
“汉官威仪”的考量： 清朝统治者希望确立其正统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倾向于遵循汉族王朝的一些传统，虽然海禁本身并非纯粹的中国传统，但其严厉程度在明朝得到了强化。
海禁的执行与变化：
初期严厉的海禁（尤其是在郑成功时期）： 为了对付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成功及其残余势力，清朝政府在1661年至1684年间实施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包括“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以断绝海上反抗力量的物资来源和活动空间。这当然也极大地限制了包括澳门在内的对外贸易。
解除海禁与开海贸易（康熙年间）： 随着清朝统一战争的结束，特别是郑成功政权在台湾的覆灭（1683年），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为了恢复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康熙皇帝于1684年宣布解除海禁，允许民间贸易。这是清朝初期对海外关系处理的一个重大转折。
二、 澳门的地位与管理
特殊的地位： 尽管海禁政策影响了对外贸易，但澳门作为葡萄牙的贸易据点，其特殊地位在清初得到了保留。这是因为：
葡萄牙的相对顺从： 相较于其他西方国家，葡萄牙在明清之际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在清朝初年，葡萄牙人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合作姿态，例如为清军提供海上运输和联络服务（尽管这部分史料可能略有争议，但总体上葡萄牙在政策上没有与清朝发生大规模冲突）。
经济利益的考量： 尽管实行海禁，但清朝政府也明白海外贸易能够带来一定的税收和经济效益。澳门作为当时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其存在能够为清朝带来经济利益，尤其是在解除海禁后。
管理上的延续性： 清朝政府在管理澳门上，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明朝的模式，即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自行管理内部事务，但必须接受明朝（后为清朝）的宗主权和贸易管制。
清朝对澳门的管理方式：
名义上的宗主权和管辖权： 清朝政府强调其对澳门的主权，葡萄牙人必须承认这是中国的领土。清朝在澳门设置有香山县（后为香山总兵），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管理澳门事务，并征收关税。
实际上的内部自治： 清朝政府并不直接干预澳门的日常行政、司法和宗教事务。葡萄牙人自行任命总督，制定规章制度，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属地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澳门的稳定和贸易的顺利进行。
贸易的管控： 尽管允许贸易，清朝政府对贸易内容和方向仍有一定控制。例如，禁止鸦片贸易（尽管执行效果有限），对部分违禁品的出口进行限制。关税征收是清朝政府在澳门管理中的重要经济手段。
对葡萄牙人的警惕： 清朝政府并非完全信任葡萄牙人。在涉及政治和军事问题上，清朝会保持高度警惕。例如，在康熙年间，曾有葡萄牙人试图干预中国内政或与反清势力勾结的传闻，都会引起清朝的关注和应对。
三、 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初步接触
英国、荷兰等国： 在清朝初期，随着解除海禁，英国、荷兰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也开始积极参与中国贸易。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也是在继承明朝有限开放的基础上展开的。
广州一口通商： 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尽管全国范围内的对外贸易得以恢复，但对外贸易的地理范围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最终形成了“一口通商”的格局，即主要集中在广州进行贸易。这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基本制度，直到乾隆年间进一步收紧。
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管理： 清朝政府对外国商人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通商许可、贸易时间、交易方式等。这些规定带有明显的“天朝上国”的色彩，强调清朝对贸易的主导权和管制权。
礼仪与外交的冲突： 与西方的接触中，最显著的冲突之一是礼仪问题，特别是“叩头礼”的要求。清朝政府坚持认为来华贸易的国家应遵循中国的天朝礼仪，这导致了与英国等西方国家在外交上的摩擦，例如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发生在乾隆末期，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清初的外交理念）。
宗教传教士的影响： 一些西方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在清初得到了清朝政府的信任和重用，他们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为清朝服务，并借此获得在华传教的许可。但随着禁教令的出现（如康熙年间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后，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拜祖先，触怒康熙皇帝，导致传教士的活动受到限制），传教士的地位和活动空间也受到清朝政策调整的影响。
四、 清初处理对西方关系的总体考量
“以夷制夷”的初步尝试： 清朝统治者很早就开始运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对付郑成功时，就曾尝试利用澳门的葡萄牙人来牵制。在处理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时，也存在利用不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来巩固自身统治的意图。
保守与防范为主： 总体而言，清朝初期的对外关系政策是保守且带有强烈防范色彩的。其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统治的稳定，防止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力量。因此，对西方国家，无论是其贸易活动还是传教活动，清朝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审慎。
实用主义的运用： 在维护统治的前提下，清朝也展现了一定的实用主义。在解除海禁后，通过规范的贸易和税收，也促进了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并为朝廷带来了财政收入。
总结：
清军入关后，处理与西方（特别是澳门）的关系，是从继承明朝的海禁政策，到因军事需要而严厉执行，再到因统治稳定而有限开放的演变过程。澳门在这一时期依然是中西贸易的重要窗口，但其地位和活动受到清朝宗主权和贸易管制的约束。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始终将维护国家统一和统治稳定放在首位，同时辅以实用主义，在有限开放中寻求经济和战略上的利益，并对西方世界保持着审慎和警惕的态度。这种政策框架为后续清朝更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奠定了基础。
网友意见
17世纪40年代，澳门葡萄牙人的生存十分艰难。葡萄牙王国被哈布斯堡家族联统，马尼拉的西班牙当局又与澳门方面关系恶劣。在印度洋西岸的据点被阿曼人一锅端了，日本驱逐了葡萄牙人，荷兰东印度公司攻占了马六甲。1640年，崇祯皇帝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澳门的葡萄牙人只能依靠中国商人向澳门输送货物来生存。
因此，葡萄牙人格外关心大陆的局势，清军入关造成的战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乃至生计，于是，葡萄牙人站在南明一方，还派出了传教士瞿纱微和一支数百人的佣兵队伍协助明军作战。由于贸易萎缩，澳门的葡萄牙人实力很有限，也只能提供这种程度的帮助了。1647年，广东全面沦陷，此时葡萄牙人态度尚不明朗，清朝在香山县设置了前山寨，派遣参将马雄飞率领绿营兵五百驻守，防范葡萄牙人。
由于之前南明永历、绍武二政权大打内战，轻而易举地丢失广东全省的表现实在是太烂了。葡萄牙人既无法与南明政权取得联系，又眼见清军比明军强大得太多，认为明朝已经没什么希望了。于是他们贿赂清两广总督佟养甲，希望能够恢复进入广州贸易的权利。
佟养甲同意了葡萄牙人的要求，并上书清廷，称与葡萄牙人的贸易是一大财源，而且可以防止葡萄牙成为边患，但是清廷却没有任何理由地驳回了，要求一切照旧。
葡萄牙人对于清朝大为不满，当广东提督李成栋反清归明，葡萄牙人依旧支持明朝，在清军进攻广东时也派出一队士兵和两门大炮协防。这一次的援助力度比上一次小得多，因为明军开不出工资来，澳门方面招募本地的市民去参战，也不能用爱发电。此时明朝没钱，澳门当局也没钱，所以兵自然就没有多少了。
李成栋死后，其部将杜永和出任两广总督，广州被清军围攻，清军许诺免除澳门三年地租，顺治皇帝及当时主政广东的尚可喜也采取保护传教士的态度，希望葡萄牙人倒戈。眼见清军势大，葡萄牙人不敢再支援广州，但依然与明军保持友好，让杜永和、张月等广州守军安然通过珠江口逃亡海南，很多明朝难民也都到澳门躲避。
清军攻下广州之后，进行了恐怖的大屠杀，死者数十万，目睹了清军暴行的传教士们极为惊恐。清军中有不少人认为澳门积累了不少财富，应当血洗澳门，再发一笔横财。但是尚可喜比这帮丘八更有远见，不赞成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他放出了被清军抓起来严刑拷打勒索财物的老传教士曾德昭，给了他一笔钱，又给了他一座房子作为教堂，要他与澳门方面联系，只要澳门当局不再支援南明，清军就不攻打澳门，并照样允许商人向澳门卖货。与此同时， 尚可喜也增加了在前山寨的驻军。
葡萄牙人极为惊恐，与尚可喜的大军相比，澳门的防御力量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很快就全盘接受了清朝的要求。清朝依约免除葡萄牙人三年地租，但是始终不允许他们进入广州贸易，同时要求葡萄牙人出兵攻打珠江口的疍家红旗海盗，葡萄牙人不敢不从，而且还向北京进贡大象等物，以取悦清廷。
此时，依旧支持南明永历皇帝的耶稣会教士瞿纱微、卜弥格等人已经成功说服了永历皇帝后宫中的大部分女眷及其太子受洗，永历皇帝也基本接受了天主教，但是因为不肯解散后宫，并没有正式成为教徒。卜弥格来到澳门，希望去欧洲搬请十字军来拯救明朝。葡萄牙当局唯恐此举激怒清朝，扣押了卜弥格。在一位支持明朝的主教的推动下，卜弥格最终还是出发了。
抵达果阿之后，果阿当局得知清廷已经允许耶稣会在国内传播天主教，此时和清朝友好成了葡萄牙的主要方针，于是他们又把卜弥格扣押了。而且卜弥格当时没指望葡萄牙和西班牙能发兵，试图联络的是教皇和威尼斯执政，当地总督认为他会威胁葡萄牙的国家利益，甚至报告里斯本，希望驱逐卜弥格。幸好送信的船在中途沉没，卜弥格才暂时无恙。
卜弥格得知波斯萨菲王朝对基督徒比较友好，于是他决定冒险越狱，从陆路返回欧洲。逃出监狱后，他化装成亚美尼亚商人，逃亡波斯。历经千难万险，他终于来到了伊斯法罕，在这里找到了一些波兰同乡。经过漫长的旅程，卜弥格来到了爱琴海边的伊兹密尔，与当地耶稣会取得了联系，向威尼斯求援。
威尼斯人不欢迎耶稣会，卜弥格被拒之门外。卜弥格换上明朝官服，以中国使者的身份求见，才得以入城。威尼斯人很欢迎他作为一个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医生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但是对于发兵救援明朝没有任何兴趣。
卜弥格只得离开威尼斯，来到罗马，然而教皇英诺森十世和耶稣会的总会长并不认可他的行为，反而斥责他惹是生非。于是，卜弥格在罗马坐了两年的冷板凳，直到亚历山大七世就任教皇，卜弥格才又被想起来。但是这时，在北京的传教汤若望派出卫匡国返回欧洲，宣扬应该支持清朝，称南明政权不堪一击，中国全境已被清朝征服。卫匡国出发时西军还没出滇，在不知道西军存在的情况下，这么说倒也可以理解。为了防止卜弥格回家乡波兰求援，卫匡国重点游说波兰国王，极力阻止卜弥格。多明我会的教士干脆直接攻击卜弥格，说他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皇帝的使者，只是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卜弥格的使命彻底失败，亚历山大七世表示同情中国人民的遭遇，但只有道义上的支持。既然清朝允许天主教传播，教会也不能再去帮助行将灭亡的明朝，何况此时三十年战争结束不久，教会连欧洲问题都搞不定，怎么可能顾得上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
尽管此时欧洲到处传说明朝已经被鞑靼人彻底征服了，但卜弥格还是决定返回，不论永历皇帝是死是活，他都要兑现诺言回去复命。他甚至没有顾得上回家乡看一眼，就踏上了返回远东的征途。1658年，卜弥格来到了暹罗，暹罗人告诉他，云南还在明朝的控制之下，卜弥格大喜，试图取道越南继续试图返回中国。当时越南南北分裂，南方的阮主尚和明朝友好，北方的郑主则倒向了清朝，封锁了通往云南的边境。虽然当时广东沿海还有陈奇策、邓耀、杨彦迪、陈上川等明军将领在坚持抵抗，但是澳门当局不许卜弥格入境，耶稣会也不再向他提供支援，卜弥格没有船只，无法出海。
最终，卜弥格乘着海盗船来到越南，决定以抱病之躯，徒步偷越中越边界，前往云南寻找永历帝。1659年，卜弥格病故于中越边界，最终没能回到中国。
然而，葡萄牙人的恭顺并没能换回清朝的友好。
1653年，清朝广东当局突然派人来到澳门，要求补收之前三年免收的地租，澳门市议会在广州的代表也被扣押为人质。澳葡当局为了避免激怒清朝，决定无条件同意他们的要求，靠对澳门华人加征房租满足了清朝的要求。
经过了十四年的战争，广东的经济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大量的人口被屠戮或饿死，澳门的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巨大打击。1661年，两广的抗清义军主力都被清军镇压，澳门的葡萄牙人本以为很快就要恢复和平了，他们还可以照旧做生意。然而，他们的世界观再一次被刷新了。
清廷下达了灭绝人性的迁界禁海政策，在从山东到广东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所有能望到大海的地方都执行三光政策，百姓不是被驱逐饿死就是被屠杀，房屋全部拆毁，就连树木植被都遭到砍伐焚烧。葡萄牙人在澳门能够生存，全靠和沿海商人的贸易，这种做法无异于要葡萄牙人的命。葡萄牙人不得不以重金贿赂尚可喜，求尚可喜给他们留一条活路，尚可喜早有准备，“格外开恩”，与两广总督等官员沆瀣一气，私下决定香山县县城不迁界，葡萄牙人要收买货物，可以与香山县令姚启圣联系。没错，就是《康熙王朝》里那个姚启圣。
由于整个中国沿海都被屠杀得一干二净，葡萄牙人失去了所有货源，从此与葡萄牙的贸易被尚可喜一手操纵，无论他开出多么离谱的价格，葡萄牙人都不得不接受。三藩之乱之后，广东地方官府依然死死卡着葡萄牙人的脖子。1683年郑氏降清，禁海政策稍驰，葡萄牙人的生计才略微好转。
1640年时，葡萄牙人还控制着马六甲、科伦坡、马斯喀特、蒙巴萨、桑给巴尔等地，崇祯帝尚未禁止葡萄牙人进入广州，那时的澳门是一座繁荣的城市，人口多达四万。然而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折腾，到了1700年时，澳门的人口已经下降到了不到五千人。陆希言的《澳门记》记载了当时澳门的凄惨景象：“至入其境，见城无百堵，众无一族，家无积粟，凄凉满襟。”
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意识到，卜弥格是对的，明朝的永历皇帝尽管软弱无能，但绝不会这样背信弃义、灭绝人性，清朝这个政权毫无信义可言，只是单纯的文明破坏者。但即便这样又能如何呢？就算当初他们支持南明，也不过就是在尚可喜的功劳簿上添一笔澳门大屠杀而已。
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之后，一直把打击葡萄牙人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在欧洲战场上，他们分属于敌对两方，在亚洲，他们都从事转口贸易，同行之间当然是赤裸裸的仇恨。但是，葡萄牙人与明朝官府有良好的关系，这一点是荷兰无法与之相比的。荷兰人在澳门和澎湖的军事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还是占据了台江口，在这里可以与福建的商人贸易。
很快，西班牙人也来到了台湾，占据了基隆、淡水一带。直到1642年，荷兰才成功将西班牙人赶走。荷兰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人力不足，巴达维亚和台南的气候都不大适合欧洲人生存，荷兰人来到亚洲之后，饱受热带病的困扰。而他们需要作战的地方又有很多，东印度公司多次试图夺取澳门、马六甲、科伦坡，在东南亚面对当地苏丹国的威胁，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是他们的敌人，在台湾还要与原住民战斗，所以就算西班牙在台北的驻军只有一百多人，荷兰人也还是和他们对峙了这么久。
在和人力资源无穷无尽的中国本土势力作战时，这一问题更加明显，荷兰人不得不利用中国海盗之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但是他们把这个策略玩砸了，郑芝龙登上了海贼王的宝座，又招安当了七武海。东南沿海的海上群豪大部分都被郑芝龙吞并，他也由此掌握了与东印度公司的议价权。荷兰人当然不甘心被郑芝龙卡脖子，而且打算武力解决。荷军在技术上有优势，但是郑芝龙人多船多炮多，又是本土作战，占尽地利。1633年，东印度公司与大海贼刘香的联合舰队在福建沿海大掠，封锁厦门湾，想逼郑芝龙就范。郑军和明朝水师的反应则是出动船只数以百计，兵力数万。
经过了一系列没有达成共识的谈判以及互有胜负的前哨战，料罗湾海战爆发，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上百艘火攻船，荷军大败亏输，刘香的人船更是全军覆没。两年后，郑芝龙消灭了刘香，1639年，荷军再次进犯，又被郑军用火攻打退，他们只能转而与郑芝龙合作，接受他的垄断条件。郑芝龙也同样有自己的难处，他在福建近海可以把荷兰人打得落花流水，但是一旦远离海岸线，他的舰队无法与荷兰人的大型战舰争锋。所以，双方和则两利，战则两伤，最终还是握手言和，重新谈妥了分赃条件。
这种无奈之下的妥协当然不会长久，一旦双方实力对比出现变化，势必会导致关系破裂。荷兰人对郑家的高价垄断耿耿于怀，而郑家则不满荷兰人封锁马尼拉，强逼中国商船去巴达维亚贸易的行为。在日本航线上，双方也是竞争对手。
清军入关之后，郑芝龙降清被擒，郑家的大本营安平随后被清军攻破，荷兰人以为自己的春天要来了，然而郑成功崛起，中国沿海的各处岛屿也大多被各路明军占据，东南沿海打成了一锅粥。荷兰人见局势尚不明朗，便没有贸然介入，由于战争的影响，海上商旅大减。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1646年对西属菲律宾发动了进攻，耗资无数，结果仍以失败告终。福建沿海依然是郑家的天下，广东的战局又变幻不定。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台湾海峡做屏障，不像葡萄牙人那样必须选择站队，实力又不足，所以采取了观望态度。
1652年的时候，台湾发生了郭怀一起义，荷兰人生活在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殖民地，不仅不能放心利用华人，反而还要时刻提防，准备镇压，这种统治无疑是不牢固的。于是就有人发挥猪八戒精神，认为中国连年战乱，贸易萎缩，占领台湾又要花费很高的成本，既然中国市场打不开，不如干脆放弃台湾算了。至于中国的丝绸，可以用孟加拉的产品替代。但经过一番争论，他们还是决定再坚持一下。然而清廷根本不愿意搭理他们，福建官府虽然有与荷兰人贸易的意愿，但是郑成功横在海峡之中，他们也是有心无力。
1653年，李定国在肇庆战败，荷兰人觉得是时候站队了，因为福建沿海的贸易还是由郑成功主导，他们与葡萄牙人一样，重金贿赂尚可喜。但是尚可喜已经和葡萄牙人合作，并不喜欢远在台湾，不受自己控制的荷兰人，所以拿了钱却不办事，只是利用荷兰人向葡萄牙人卖好，而且威胁葡萄牙人，不听话的话他就改和荷兰人合作。1654年李定国在新会之战中失败，明军彻底丧失了反攻广东的能力，荷兰人更坚定地认为，一定要通过与清朝的外交打开中国市场，既然尚可喜的路线走不通，他们又开始在福建官场上活动。直到1656年，荷兰才派了一个使团进京，但是清廷根本没觉得他们有多重要，以为荷兰只是南洋的一个小国，要他们八年朝贡一次。
这时，科伦坡已经被东印度公司攻下，东印度公司有条件向中国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荷兰吸取了料罗湾海战失败的教训，不敢用武力挑战清朝，但外交手段，无论是明面上的正式交涉还是私下的潜规则，全都毫无用处。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与郑家的矛盾也日益激化，1657年，郑成功命令自己麾下的船只不许再与荷兰人贸易，以此威胁荷兰人，获得了对台湾华人征税的权力。随着郑家势力不断深入台湾，荷兰人越来越忌惮郑家，并于1659年驱逐了郑家的代理人。
1659年，郑成功在南京兵败，清廷一度以为郑家不足惧，海上将平，结果1660年，郑成功在厦门就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教训。清军意识到，自己在海上是无法与郑军抗衡的，于是，他们终于想起还有荷兰人这码事。
1662年，郑成功将荷兰人赶出了台湾，郑氏的船只不断出航日本和东南亚，甚至开始涉足摩鹿加群岛。东印度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忧虑，最可怕的一个猜测是：郑成功要策动巴达维亚和马六甲的华人起义，把荷兰人彻底赶出东南亚。东印度公司认为，如果不对郑成功进行报复，那么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会认为公司软弱可欺，于是他们派出了十二艘战舰来到福建，袭击郑家的船只，希望与清军一起攻击郑家。
荷兰人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每年都来贸易，二是把郑家控制下的金厦地区交给他们。荷兰人打算签一个正式条约，但当时在福建主政的耿继茂则表示必须先打败郑家，才能谈这些事情。他和总督李率泰一唱一和，说已经向北京报告了，竭力拖延时间。
荷兰舰队也没有别的办法，反正就算清朝不出兵，他们的任务也是进攻郑家。1663年，清荷联军攻下了金厦地区，这时荷兰人才被告知，清廷允许他们两年来贸易一次，至于金门、厦门两岛的控制权，门都没有。
荷兰人大为失望，耿继茂和李率泰建议他们派一个使团去北京，但是经过了1656年那次毫无意义的出使，荷兰人对去北京磕头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要求继续进攻郑家，并且占据基隆地区。然而，指挥清军水师的施琅认为时机不成熟，并不配合他们。荷军见郑家在台湾加强了防务，而且由于清廷的迁界禁海，就算他们占据了基隆，也无法贸易，于是他们在1665年返回了巴达维亚。因为荷军在对郑家作战时于普陀山抢劫寺院，清朝把两年贸易一次的约定也取消了。
这之后，清荷双方反反复复地谈判，清朝要荷兰派二十艘战船支援他们，荷兰人希望清朝全面开放贸易。一直谈到1681年，双方都还没谈妥。荷兰人只能借着谈判的机会来买货卖货，并搞一些走私。
1684年，因为郑氏在去年已经投降，康熙帝同意开放贸易。荷兰人在1685年又派来一个使团，并在次年到北京面见康熙。但是整个17世纪80年代，中荷贸易的利润都让荷兰人很失望，荷兰人在中国推销胡椒的努力失败了，在广东，他们竞争不过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因为海禁开放，中国商人可以把货物输往巴达维亚，荷兰人对于直接和中国贸易的兴趣大减。1690年，法国舰队威胁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取消了所有对华贸易计划，直到1729年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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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假设，也是一个极具讨论价值的问题。如果没有清军入关，明朝是否能够抓住殖民时代和工业革命的红利，并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大国？答案是极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并且会面临巨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分几个层面来分析：一、明朝自身的状况与潜能： 经济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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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中国当前的领土面积很可能远不如现在，甚至可能止步于“汉地十八省”的范围，或者在其他方面的领土扩张上与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大相径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变数的历史假设，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详细分析。一、 清军入关前的中国疆域概况：在清军入关之前，明朝是中国的统治王朝。明朝的疆域虽然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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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后，北方望风而降，南方抵抗激烈，这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而是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要深入理解这一现象，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剖析，包括当时南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的巨大差异。一、 北方为何望风而降？北方在清军入关前，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战乱和政治动荡，这为清军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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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清军入关后孔子后人衍圣公所献上的《初进表文》和《上剃头奏稿》，我们需要将这两份文书置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审视。这两份文件，看似是臣子对新君的效忠表白，实则包含了复杂的政治考量、文化认同以及对自身地位的维护。历史背景：山河易主，文化标杆的焦虑1644年，伴随着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覆灭。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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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道很有意思的设问，它触及了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关键的“如果”点。如果清军没有入关，明朝的内阁制度和资本主义萌芽能否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让中国跳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君主立宪或共和，这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以及国际环境进行细致的推演。明朝的内阁制度：僵化与权力制衡的矛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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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我们来聊聊这两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日本侵略中国（我们通常更关注的是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如甲午战争、抗日战争）和清军入关。虽然它们都涉及“侵略”或“进入”，但从本质、目的、影响和过程来看，有着天壤之别。首先，我们来谈谈“日本侵略中国”通常我们说“日本侵略中国”，主要指的是近代以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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