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喜欢闹革命，留美学生回国后多搞教育和科技？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角度，背后牵扯到时代背景、两国教育体系的差异、以及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咱们来掰开了揉碎了聊聊这个话题，争取讲得接地气点儿。
为什么留日学生容易“爱上”革命？
先说说留日那拨人，他们回国后确实很多成了风云人物，不少是革命党的核心骨干。这可不是偶然，原因有这么几方面：
1. 时代浪潮的推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甲午战争的惨败像一记重锤，让无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看到了传统救国之路的绝望。而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强国，它的一系列变革（明治维新）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性——仅仅学习技术是不够的，制度和思想的变革才是关键。
地理位置的亲近与信息的易得： 日本离中国近，文化上有渊源，留学生往来相对方便。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分析，自然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容易传播。再加上日本本身就充满了改革和进步的思想，这些信息如同种子一样，在渴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播撒。
2. 日本教育体系的“意外”影响：
政治思潮的“自由”土壤：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但相对来说，它对于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包括激进的共和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留学生在日本能够接触到大量西方原著和翻译作品，尤其是很多在西方被禁锢的思想，在日本反而有出版和传播的空间。这和当时美国相对保守的教育环境（尤其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有所不同。
强调国民改造与国家意识： 日本的教育，尤其是在维新之后，非常强调“国民精神”的塑造和“国家意识”的培养。留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很容易将这种“为国效力”的意识与“改造国民”的目标结合起来。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制度是如此腐朽，国民的精神如此麻木时，自然会觉得不推翻旧秩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革命党”的组织便利： 相较于远隔重洋，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先生，更容易组织和联络。他们可以在日本策划、印刷宣传品、招募同志。留学生们回国，往往就是将日本学到的理论和在日形成的革命组织联系起来，成为在国内活动的骨干。
3. 国内现实的“催化剂”： 留日学生回国后，直接面对的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步步紧逼。他们所学的知识和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压制。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会将他们推向了更激进的道路。革命，成为了他们实现理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学习军事和政治的直接性： 日本有很多军事学校和政治学堂，为的就是培养为国服务的军事人才和政治家。这些学科的学习内容，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一旦回国，很容易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或政治斗争。
为什么留美学生偏爱教育和科技？
再来看看留美学生，他们回国后大多投身于教育、科技、实业等领域，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背后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1. 美国教育体系的特点：
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 美国大学，尤其是那个时期，非常强调实用性和科学研究。他们鼓励学生动手实践，注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农学、工程、医学、法律等应用型学科非常发达。留美学生往往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最务实的管理方法。
分工明确与职业导向： 美国社会分工非常细致，教育体系也更倾向于培养学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会考虑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兴趣，而不是直接与政治斗争挂钩。
相对“温和”的社会改造观： 相较于欧洲大陆的激进思想，美国在那个时代更强调渐进式的改革和社会改良。虽然也有各种社会运动，但主流的精英教育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建设、技术进步来解决社会问题。
2. 回国后的现实选择与空间：
中国对技术和人才的迫切需求： 当中国面临如此落后的局面时，国家最急需的是能够发展实业、建设基础设施、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人才。留美学生所学的正是这些“硬实力”，他们的知识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极高的价值。
教育和科技领域相对“独立”的空间： 与政治革命相比，创办学校、建立科研机构、发展实业，在初期更能获得统治者的容忍，甚至某些当权者也乐意看到这些领域的进步，因为这有助于维护政权稳定或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哪怕只是表面上的）。这为留美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注重个人事业的实现： 留美学生也可能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实现个人价值，并通过这些途径间接或长远地影响中国。他们可能更相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
3. 历史的“分流”效应：
早期政治革命的吸引力： 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时期，革命本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它提供了一种直接、彻底改变命运的路径。而投身教育和科技，则是一条更为漫长、更为基础的道路。
精英的路线选择： 也不能排除，一部分留美学生在回国后，也曾考虑过政治变革，但最终选择了更为务实的技术和教育路线。或者说，他们在留美期间，对社会改造的理解，更侧重于通过个体能力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优化来实现。
总结一下，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家教育体系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背景下所做的不同选择和努力方向。
留日学生 更容易接触到激进的政治思潮，地理位置近，回国后直接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革命成为了他们最直接的选择。他们参与的是一场“推翻旧世界”的运动。
留美学生 更偏向于学习实用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后发现国家更需要的是“建设新世界”的基石，教育和科技成为了他们发挥作用的舞台。他们参与的是一场“建设新中国”的进程。
当然，这只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历史上，也有留美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政治的，也有留日学生投身教育和实业的。但从总体趋势和主要成就来看，上述分析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这两种道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罢了。
为什么留日学生容易“爱上”革命？
先说说留日那拨人，他们回国后确实很多成了风云人物，不少是革命党的核心骨干。这可不是偶然，原因有这么几方面：
1. 时代浪潮的推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边缘。甲午战争的惨败像一记重锤，让无数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看到了传统救国之路的绝望。而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强国，它的一系列变革（明治维新）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性——仅仅学习技术是不够的，制度和思想的变革才是关键。
地理位置的亲近与信息的易得： 日本离中国近，文化上有渊源，留学生往来相对方便。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分析，自然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更容易传播。再加上日本本身就充满了改革和进步的思想，这些信息如同种子一样，在渴望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播撒。
2. 日本教育体系的“意外”影响：
政治思潮的“自由”土壤：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但相对来说，它对于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包括激进的共和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持一种比较开放的态度。留学生在日本能够接触到大量西方原著和翻译作品，尤其是很多在西方被禁锢的思想，在日本反而有出版和传播的空间。这和当时美国相对保守的教育环境（尤其是在社会改革方面）有所不同。
强调国民改造与国家意识： 日本的教育，尤其是在维新之后，非常强调“国民精神”的塑造和“国家意识”的培养。留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很容易将这种“为国效力”的意识与“改造国民”的目标结合起来。当他们发现中国的制度是如此腐朽，国民的精神如此麻木时，自然会觉得不推翻旧秩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
“革命党”的组织便利： 相较于远隔重洋，在日本的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先生，更容易组织和联络。他们可以在日本策划、印刷宣传品、招募同志。留学生们回国，往往就是将日本学到的理论和在日形成的革命组织联系起来，成为在国内活动的骨干。
3. 国内现实的“催化剂”： 留日学生回国后，直接面对的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列强的步步紧逼。他们所学的知识和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被压制。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会将他们推向了更激进的道路。革命，成为了他们实现理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学习军事和政治的直接性： 日本有很多军事学校和政治学堂，为的就是培养为国服务的军事人才和政治家。这些学科的学习内容，本身就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一旦回国，很容易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或政治斗争。
为什么留美学生偏爱教育和科技？
再来看看留美学生，他们回国后大多投身于教育、科技、实业等领域，为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这背后也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1. 美国教育体系的特点：
实用主义与科学精神： 美国大学，尤其是那个时期，非常强调实用性和科学研究。他们鼓励学生动手实践，注重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农学、工程、医学、法律等应用型学科非常发达。留美学生往往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最务实的管理方法。
分工明确与职业导向： 美国社会分工非常细致，教育体系也更倾向于培养学生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往往会考虑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兴趣，而不是直接与政治斗争挂钩。
相对“温和”的社会改造观： 相较于欧洲大陆的激进思想，美国在那个时代更强调渐进式的改革和社会改良。虽然也有各种社会运动，但主流的精英教育更倾向于通过制度建设、技术进步来解决社会问题。
2. 回国后的现实选择与空间：
中国对技术和人才的迫切需求： 当中国面临如此落后的局面时，国家最急需的是能够发展实业、建设基础设施、提升科学技术水平的人才。留美学生所学的正是这些“硬实力”，他们的知识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极高的价值。
教育和科技领域相对“独立”的空间： 与政治革命相比，创办学校、建立科研机构、发展实业，在初期更能获得统治者的容忍，甚至某些当权者也乐意看到这些领域的进步，因为这有助于维护政权稳定或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哪怕只是表面上的）。这为留美学生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注重个人事业的实现： 留美学生也可能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教育、科技、经济等领域实现个人价值，并通过这些途径间接或长远地影响中国。他们可能更相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
3. 历史的“分流”效应：
早期政治革命的吸引力： 在清末民初那个特定时期，革命本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它提供了一种直接、彻底改变命运的路径。而投身教育和科技，则是一条更为漫长、更为基础的道路。
精英的路线选择： 也不能排除，一部分留美学生在回国后，也曾考虑过政治变革，但最终选择了更为务实的技术和教育路线。或者说，他们在留美期间，对社会改造的理解，更侧重于通过个体能力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优化来实现。
总结一下，这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国家教育体系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背景下所做的不同选择和努力方向。
留日学生 更容易接触到激进的政治思潮，地理位置近，回国后直接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革命成为了他们最直接的选择。他们参与的是一场“推翻旧世界”的运动。
留美学生 更偏向于学习实用技术和科学知识，回国后发现国家更需要的是“建设新世界”的基石，教育和科技成为了他们发挥作用的舞台。他们参与的是一场“建设新中国”的进程。
当然，这只是一种宏观的概括。历史上，也有留美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政治的，也有留日学生投身教育和实业的。但从总体趋势和主要成就来看，上述分析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这两种道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进步，只是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罢了。
网友意见
留法的才是铁血汉子
这个问题不光在现在的知乎，其实很早很多论坛上就有讨论，有的分析还写得很多，包括什么这主义那主义，这文化那文化的。
但其实都是舍本逐末，或者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当年留日的学生主要有三批，一批是像邹容这样的贫寒子弟，第二批有像鲁迅这样的家道中落的小地主子弟，最后一批就是像秋谨这样的革命党。
这三批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穷。当时，中国人并非不知道欧美科学文化更先进，但真正能拿得到一大笔钱留学欧美的人只是极少数，肯定都是非富即贵。那时候，前往欧美的一张船票就足够留学日本生活一两年了。所以，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大目的地的主要原因就是便宜。
而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所干的事情是其在国内的身份和地位所决定的，并非他们在国外学了什么决定的。那些去得了欧美的学生，回国后直接就在父辈的安排下进入体制内了，为什么要反清？
作为秋谨这样的革命党人，日本其实更多的是一个较近的反清基地。而作为邹容这样的贫寒子弟，天然就有反清的潜在动力，所以到了日本后则很容易被革命党人吸引，自然会给人以留日学生回国后喜欢闹革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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