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罗马为什么不用心往巴尔干半岛的方向扩张并同化那里的原住民而是向东扩张？
东罗马，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拜占庭帝国，其扩张方向的选择，特别是对巴尔干半岛的态度，以及为什么更侧重于向东方发展，这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考量。简单地说，不是“不用心”，而是“心有旁骛”，且有更清晰的战略优先级。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东罗马帝国诞生的背景。 罗马帝国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经济压力、军事负担、政治分裂等），帝国实际上已经从罗马（意大利）的中心转移到了更东部的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扼守欧亚大陆的咽喉，控制着重要的贸易航道，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以东方为重心的战略基础。
巴尔干半岛的“鸡肋”与“烫手山芋”：
地理与民族的复杂性： 巴尔干半岛在东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民族构成极其复杂的地区。除了罗马化的希腊人、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等，还有大量的斯拉夫民族正在涌入或已经定居。这些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语言和政治组织，要将他们彻底“同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这不像早期罗马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和文化输出，将相对同质化的意大利和高卢等地整合起来。
持续的外部压力： 在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漫长历史中，巴尔干半岛始终是其北方的“边疆”。从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的迁徙和入侵，到后来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诺曼人，再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巴尔干半岛的稳定始终受到严峻的挑战。帝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不得不持续投入到抵御这些外部威胁上，用来“巩固”巴尔干的控制，而非大规模的“扩张”和“同化”。
经济回报的局限性： 虽然巴尔干地区有其战略和军事价值，但从经济角度看，其回报可能不如东方。东方，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地带，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贸易往来繁荣，税收潜力巨大。相比之下，巴尔干地区在一些时期，由于战乱和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对帝国的财政贡献可能不如东方那么显著。
东方扩张的“诱惑”与“必然”：
继承罗马帝国的遗志： 东罗马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尤其是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和平”以及帝国广阔的疆域。在建国初期，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比如查士丁尼一世，就表现出强烈的复兴罗马帝国、收复失地的愿望。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罗马帝国原有的领土，尤其是意大利和北非。虽然这些地区最终未能长久保持，但这种向西的扩张尝试，本身就说明了帝国对“罗马”概念的执着。
经济与战略的重心： 君士坦丁堡本身就坐落于欧亚交界，其经济命脉与东方的贸易密切相关。控制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埃及等地，不仅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尤其是税收和农产品），还能确保帝国重要的粮仓和兵源地。同时，这些地区是抵御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哈里发等东方强敌的前沿阵地。帝国必须稳固东方的防线，才能保障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才能谈论其他方向的战略。
文化与宗教的联系： 东方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在基督教早期是重要的中心。虽然这些地区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但这些地方与东罗马帝国的宗教和文化渊源深厚。在帝国初期，收复这些失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东正教的统一和帝国的宗教权威。
“同化”与“统治”的策略差异：
东罗马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其策略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和“防御”，而非彻底的“同化”。
军事管理与边疆政策： 帝国在巴尔干地区设置了主题（Theme）制度，将军事和行政权力集中起来，以更有效地应对边境威胁。他们也鼓励希腊化文化的传播，并在一些重要城市推行罗马的行政和法律体系。但要让斯拉夫等民族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认同，转变为希腊化的罗马公民，这并非易事，也未必是帝国的主要目标。
“分而治之”的策略： 在面对涌入的斯拉夫部落时，帝国有时也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许一些部落定居，但将其安置在远离首都或战略要地的地区，甚至让他们充当帝国军队的雇佣兵，以此来制衡其他部落。
适时的“妥协”与“接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斯拉夫部落逐渐被帝国接纳，甚至成为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保加利亚人。随着帝国与斯拉夫民族在巴尔干地区的长期共存，文化和语言上也产生了融合，例如一些斯拉夫语言受到了希腊语的影响，反之亦然。但这种融合更多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帝国主动、大规模的“同化”政策。
结论：
东罗马帝国并非“不用心”往巴尔干半岛扩张和同化原住民，而是它的战略重心和优先级，由于其地理位置、历史传承、经济利益和外部威胁等多种因素，自然而然地更加倾向于东方。东方既是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重心，也是其维系其“罗马”身份和对抗主要敌人的关键所在。巴尔干半岛，在更多时候，是一个需要被“防御”和“管理”的边疆，而非一个可以倾注全部力量去“改造”和“同化”的优先方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保障帝国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是每一个政治实体都会做出的理性选择。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东罗马帝国诞生的背景。 罗马帝国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经济压力、军事负担、政治分裂等），帝国实际上已经从罗马（意大利）的中心转移到了更东部的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坐拥优越的地理位置，扼守欧亚大陆的咽喉，控制着重要的贸易航道，这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以东方为重心的战略基础。
巴尔干半岛的“鸡肋”与“烫手山芋”：
地理与民族的复杂性： 巴尔干半岛在东罗马帝国建立之初，就已经是一个民族构成极其复杂的地区。除了罗马化的希腊人、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等，还有大量的斯拉夫民族正在涌入或已经定居。这些民族有着各自的文化、语言和政治组织，要将他们彻底“同化”，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这不像早期罗马帝国通过军事征服和文化输出，将相对同质化的意大利和高卢等地整合起来。
持续的外部压力： 在东罗马帝国存在的漫长历史中，巴尔干半岛始终是其北方的“边疆”。从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的迁徙和入侵，到后来的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诺曼人，再到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巴尔干半岛的稳定始终受到严峻的挑战。帝国的军事力量和资源，不得不持续投入到抵御这些外部威胁上，用来“巩固”巴尔干的控制，而非大规模的“扩张”和“同化”。
经济回报的局限性： 虽然巴尔干地区有其战略和军事价值，但从经济角度看，其回报可能不如东方。东方，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和近东地区，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地带，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贸易往来繁荣，税收潜力巨大。相比之下，巴尔干地区在一些时期，由于战乱和人口迁移，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对帝国的财政贡献可能不如东方那么显著。
东方扩张的“诱惑”与“必然”：
继承罗马帝国的遗志： 东罗马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尤其是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和平”以及帝国广阔的疆域。在建国初期，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们，比如查士丁尼一世，就表现出强烈的复兴罗马帝国、收复失地的愿望。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西罗马帝国原有的领土，尤其是意大利和北非。虽然这些地区最终未能长久保持，但这种向西的扩张尝试，本身就说明了帝国对“罗马”概念的执着。
经济与战略的重心： 君士坦丁堡本身就坐落于欧亚交界，其经济命脉与东方的贸易密切相关。控制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埃及等地，不仅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尤其是税收和农产品），还能确保帝国重要的粮仓和兵源地。同时，这些地区是抵御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哈里发等东方强敌的前沿阵地。帝国必须稳固东方的防线，才能保障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也才能谈论其他方向的战略。
文化与宗教的联系： 东方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在基督教早期是重要的中心。虽然这些地区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但这些地方与东罗马帝国的宗教和文化渊源深厚。在帝国初期，收复这些失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东正教的统一和帝国的宗教权威。
“同化”与“统治”的策略差异：
东罗马帝国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其策略更多的是一种“统治”和“防御”，而非彻底的“同化”。
军事管理与边疆政策： 帝国在巴尔干地区设置了主题（Theme）制度，将军事和行政权力集中起来，以更有效地应对边境威胁。他们也鼓励希腊化文化的传播，并在一些重要城市推行罗马的行政和法律体系。但要让斯拉夫等民族完全放弃自身的文化认同，转变为希腊化的罗马公民，这并非易事，也未必是帝国的主要目标。
“分而治之”的策略： 在面对涌入的斯拉夫部落时，帝国有时也会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允许一些部落定居，但将其安置在远离首都或战略要地的地区，甚至让他们充当帝国军队的雇佣兵，以此来制衡其他部落。
适时的“妥协”与“接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斯拉夫部落逐渐被帝国接纳，甚至成为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保加利亚人。随着帝国与斯拉夫民族在巴尔干地区的长期共存，文化和语言上也产生了融合，例如一些斯拉夫语言受到了希腊语的影响，反之亦然。但这种融合更多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非帝国主动、大规模的“同化”政策。
结论：
东罗马帝国并非“不用心”往巴尔干半岛扩张和同化原住民，而是它的战略重心和优先级，由于其地理位置、历史传承、经济利益和外部威胁等多种因素，自然而然地更加倾向于东方。东方既是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重心，也是其维系其“罗马”身份和对抗主要敌人的关键所在。巴尔干半岛，在更多时候，是一个需要被“防御”和“管理”的边疆，而非一个可以倾注全部力量去“改造”和“同化”的优先方向。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保障帝国生存和发展的方向，是每一个政治实体都会做出的理性选择。
网友意见
向东也没扩张出个p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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