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关羽死后索命吕蒙等人算不算是三国演义的败笔？
关羽死后索命吕蒙等人，究竟算不算《三国演义》的败笔，这是一个颇具争议且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包括小说创作的逻辑、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读者接受度的影响。
一、 什么是“索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三国演义》中关羽死后“索命”的场景指的是什么。通常，这指的是关羽死后，他的魂魄显灵，在多种场合对杀害他的仇人，尤其是吕蒙，进行报复和追讨。最著名的一幕是吕蒙在病榻上被关羽魂魄索命，最终惨死。此外，也可能包括其他与关羽之死相关的将领，如马忠，也遭受了报应。
二、 认为“索命”是败笔的理由：
1. 脱离历史的虚构，削弱小说的现实感和严肃性：
历史事实： 吕蒙的死因在正史中记载为疾病，而非被关羽魂魄索命。关羽死后，确实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刘备大举伐吴，但并没有鬼神索命的直接证据。
文学创作的界限： 虽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以史实为基础。引入明显的鬼神报复情节，虽然增加了戏剧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基调，让一些追求历史严谨性的读者感到突兀或不适。这被认为是作者对历史的处理不够成熟或不够写实的一种表现。
人物塑造的工具化： 一些评论认为，这种“索命”情节是为了给关羽的悲剧性结局一个“交代”，强化其“义薄云天”的形象，但这种交代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将人物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超自然力量，而非更多地从人物的性格、决策和历史大势中来体现。
2. 对吕蒙形象的贬低和脸谱化：
吕蒙的功绩： 吕蒙是东吴的杰出将领，在孙权时期功勋卓著，特别是他“白衣渡江”擒获关羽，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被脸谱化的处理： 在“索命”情节中，吕蒙被描绘成一个被鬼魂吓死的懦弱形象，这与他一贯的英勇果断的军事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得有些不符合逻辑。这种处理，被认为是为了衬托关羽的英魂不灭，而牺牲了对吕蒙这一重要人物更为 nuanced（细致入微）的刻画，将其简单地归为“反派”而遭受报应。
3. 缺乏合理的逻辑推演和心理铺垫：
心理描写不足： 虽然吕蒙的死在情节上是其参与擒杀关羽后的报应，但小说对吕蒙被索命前的心理描写相对薄弱。读者可能难以完全接受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会因为鬼魂索命而精神崩溃，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来支撑这一戏剧性转折。
因果关系的直接化：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而这种“索命”情节将因果关系简化为超自然的直接报复，显得过于直接和片面。
三、 认为“索命”不是败笔，甚至是亮点或必要情节的理由：
1.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和“鬼神信仰”：
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鬼神报应的思想根深蒂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和传统故事的小说，引入鬼神情节并非没有其文化土壤。
强化道德观念： “索命”情节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强化作者所推崇的道德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关羽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他的冤死被视为一件极不公正的事情，而仇人的惨死，则是对这种不公的一种超自然平衡，也是对读者心中“正义”的一种回应。
满足读者情感： 许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关羽的死感到惋惜和愤怒，他们希望看到对关羽之死负责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索命”情节，正是满足了读者潜意识中对正义伸张的期待。
2. 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和艺术张力：
浪漫主义的成分： 《三国演义》并非纯粹的历史记录，它融合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手法，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鬼神报应是增加传奇性、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有效手段。
塑造关羽的“神”性： 关羽在小说中已经被塑造成近乎神化的人物，他的“义”超越了凡人的局限。死后魂魄索命，更进一步强化了他这种超越世俗的力量和影响，将他的“忠义”形象推向了极致，成为后世崇拜的“关圣帝君”的文学铺垫。
戏剧冲突的深化： 这种情节增加了小说的戏剧冲突，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吕蒙的死亡不仅仅是疾病，更是因为他背负了罪孽，这种安排使得情节更加扣人心弦。
3. 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群体的接受度：
作者的道德判断： 作者罗贯中可能认为，吕蒙在设计计谋擒杀关羽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历史原因复杂，但在其创作的道德框架下，吕蒙的结局可以被视为一种惩罚。
广泛的接受度： 《三国演义》的读者群体非常广泛，包含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层面的人。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超自然的报复情节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更容易引发共鸣。他们更看重故事的精彩程度和人物的鲜明性，而非严格的历史考据。
四、 结论：
将关羽死后索命吕蒙等人算不算《三国演义》的败笔，取决于我们评价的标准。
如果以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和西方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标准， 那么这种超自然情节确实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处理的粗糙和对现实逻辑的打破，可能被视为一种“败笔”或不够成熟的处理。
但如果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特点、文化语境、以及小说本身的艺术追求和读者接受度来衡量， 那么这种情节则可以被看作是符合时代特色和作者意图的必要设定，它强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并成功地满足了读者的情感需求和道德期待。它并非“败笔”，而是《三国演义》“小说”属性的重要体现。
可以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经典，正是因为它巧妙地融合了历史、文学、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关羽死后的“索命”情节，正是这种复杂融合的产物。它可能不是最“严谨”的历史叙述，但它无疑是极具艺术感染力和文化代表性的文学想象。因此，与其说是败笔，不如说是《三国演义》作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加工的一种独特而成功的范例。它巩固了关羽的“神性”形象，也满足了读者对正义伸张的朴素愿望，这正是它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什么是“索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三国演义》中关羽死后“索命”的场景指的是什么。通常，这指的是关羽死后，他的魂魄显灵，在多种场合对杀害他的仇人，尤其是吕蒙，进行报复和追讨。最著名的一幕是吕蒙在病榻上被关羽魂魄索命，最终惨死。此外，也可能包括其他与关羽之死相关的将领，如马忠，也遭受了报应。
二、 认为“索命”是败笔的理由：
1. 脱离历史的虚构，削弱小说的现实感和严肃性：
历史事实： 吕蒙的死因在正史中记载为疾病，而非被关羽魂魄索命。关羽死后，确实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刘备大举伐吴，但并没有鬼神索命的直接证据。
文学创作的界限： 虽然《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以史实为基础。引入明显的鬼神报复情节，虽然增加了戏剧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基调，让一些追求历史严谨性的读者感到突兀或不适。这被认为是作者对历史的处理不够成熟或不够写实的一种表现。
人物塑造的工具化： 一些评论认为，这种“索命”情节是为了给关羽的悲剧性结局一个“交代”，强化其“义薄云天”的形象，但这种交代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将人物的命运完全寄托于超自然力量，而非更多地从人物的性格、决策和历史大势中来体现。
2. 对吕蒙形象的贬低和脸谱化：
吕蒙的功绩： 吕蒙是东吴的杰出将领，在孙权时期功勋卓著，特别是他“白衣渡江”擒获关羽，是他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
被脸谱化的处理： 在“索命”情节中，吕蒙被描绘成一个被鬼魂吓死的懦弱形象，这与他一贯的英勇果断的军事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得有些不符合逻辑。这种处理，被认为是为了衬托关羽的英魂不灭，而牺牲了对吕蒙这一重要人物更为 nuanced（细致入微）的刻画，将其简单地归为“反派”而遭受报应。
3. 缺乏合理的逻辑推演和心理铺垫：
心理描写不足： 虽然吕蒙的死在情节上是其参与擒杀关羽后的报应，但小说对吕蒙被索命前的心理描写相对薄弱。读者可能难以完全接受一个叱咤风云的将军会因为鬼魂索命而精神崩溃，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来支撑这一戏剧性转折。
因果关系的直接化： 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复杂因素交织的结果，而这种“索命”情节将因果关系简化为超自然的直接报复，显得过于直接和片面。
三、 认为“索命”不是败笔，甚至是亮点或必要情节的理由：
1. 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和“鬼神信仰”：
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小说创作中，鬼神报应的思想根深蒂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吸收了大量民间传说和传统故事的小说，引入鬼神情节并非没有其文化土壤。
强化道德观念： “索命”情节的出现，实际上是为了强化作者所推崇的道德观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关羽被视为“忠义”的化身，他的冤死被视为一件极不公正的事情，而仇人的惨死，则是对这种不公的一种超自然平衡，也是对读者心中“正义”的一种回应。
满足读者情感： 许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关羽的死感到惋惜和愤怒，他们希望看到对关羽之死负责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这种“索命”情节，正是满足了读者潜意识中对正义伸张的期待。
2. 增强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和艺术张力：
浪漫主义的成分： 《三国演义》并非纯粹的历史记录，它融合了大量的文学创作手法，其中不乏浪漫主义的色彩。鬼神报应是增加传奇性、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有效手段。
塑造关羽的“神”性： 关羽在小说中已经被塑造成近乎神化的人物，他的“义”超越了凡人的局限。死后魂魄索命，更进一步强化了他这种超越世俗的力量和影响，将他的“忠义”形象推向了极致，成为后世崇拜的“关圣帝君”的文学铺垫。
戏剧冲突的深化： 这种情节增加了小说的戏剧冲突，使故事更加引人入胜。吕蒙的死亡不仅仅是疾病，更是因为他背负了罪孽，这种安排使得情节更加扣人心弦。
3. 符合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读者群体的接受度：
作者的道德判断： 作者罗贯中可能认为，吕蒙在设计计谋擒杀关羽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历史原因复杂，但在其创作的道德框架下，吕蒙的结局可以被视为一种惩罚。
广泛的接受度： 《三国演义》的读者群体非常广泛，包含了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层面的人。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超自然的报复情节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更容易引发共鸣。他们更看重故事的精彩程度和人物的鲜明性，而非严格的历史考据。
四、 结论：
将关羽死后索命吕蒙等人算不算《三国演义》的败笔，取决于我们评价的标准。
如果以严格的历史真实性和西方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逻辑为标准， 那么这种超自然情节确实可以被视为对历史处理的粗糙和对现实逻辑的打破，可能被视为一种“败笔”或不够成熟的处理。
但如果以中国传统小说的创作特点、文化语境、以及小说本身的艺术追求和读者接受度来衡量， 那么这种情节则可以被看作是符合时代特色和作者意图的必要设定，它强化了小说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并成功地满足了读者的情感需求和道德期待。它并非“败笔”，而是《三国演义》“小说”属性的重要体现。
可以说，《三国演义》之所以能成为不朽的经典，正是因为它巧妙地融合了历史、文学、传统文化和大众心理。关羽死后的“索命”情节，正是这种复杂融合的产物。它可能不是最“严谨”的历史叙述，但它无疑是极具艺术感染力和文化代表性的文学想象。因此，与其说是败笔，不如说是《三国演义》作者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加工的一种独特而成功的范例。它巩固了关羽的“神性”形象，也满足了读者对正义伸张的朴素愿望，这正是它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意见
败笔？ 明明是大快人心好吗。
前面用了几十章去描写了一个义薄云天、绝伦逸群的关二爷。
却被盟友偷袭，死于鼠辈之手，英雄陨落，无限惋惜。
于是乎~
却说孙权既害了关公，遂尽收荆襄之地，赏犒三军，设宴大会诸将庆功；置吕蒙于上位，顾谓众将曰：“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逊谢。权曰：“昔周郎雄略过人，破曹操于赤壁，不幸早夭，鲁子敬代之。子敬初见孤时，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东下，诸人皆劝孤降，子敬独劝孤召公瑾逆而击之，此二快也；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是其一短。今子明设计定谋，立取荆州，胜子敬、周郎多矣！”于是亲酌酒赐吕蒙。吕蒙接酒欲饮，忽然掷杯于地，一手揪住孙权，厉声大骂曰：“碧眼小儿！紫髯鼠辈！还识我否？”众将大惊，急救时，蒙推倒孙权，大步前进，坐于孙权位上，两眉倒竖，双眼圆睁，大喝曰：“我自破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三十余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计图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当追吕贼之魂！我乃汉寿亭侯关云长也。”权大惊，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只见吕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众将见之，无不恐惧。权将吕蒙尸首，具棺安葬，赠南郡太守、孱陵侯；命其子吕霸袭爵。孙权自此感关公之事，惊讶不已。
过瘾呐，过瘾！
现在通行的毛本三国演义已经对很多原版剧情进行了改动，不少不合理的剧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在更加接近罗贯中原著的嘉靖本三国演义里，作者对关羽的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因为不忍心写关羽被吴人所杀，干脆把他写成被玉帝召上天庭封神。
公不胜悲惶，遂令关平断后，公自当先，随行止剩十余人。行至决石地名，两下是山，山边皆芦苇败草丛杂。时五更将尽，正走之间，喊声举处，伏兵又起。背后朱然、潘璋精兵掩至。公与潘璋部将马忠相遇，忽闻空中有人叫曰：“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
然而这种行为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作者没有想通，因而关羽也肯定无法想通，所以罗贯中又写了关羽找吕蒙索命的剧情来发泄情绪。加上又有普净点化关羽和关羽吓潘璋救关兴的剧情，所以是关羽被点化了两次后又去找仇家索命两次。关羽到底被点化了个啥？从逻辑上完全说不通。更说不通的是，关羽为了救儿子跑出来显圣，却不显圣救张飞和刘备，怎么想怎么诡异。
毛本虽然删去了玉帝召唤这种纯粉丝向剧情，却没有删掉后面几段。所以这几段剧情爽是爽，但成为了剧情中的一个大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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