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现代中国人在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的情况下还支持他们？
你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触及一些历史的复杂性。其实，与其说“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然后去支持他们，不如说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和官员，对义和团的认识和态度是复杂的，他们的支持也并非基于对自身安全完全无视的鲁莽，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考量。
首先，我们得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1. 列强的欺凌与民族危机的深重： 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已经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甲午战争的惨败，把“天朝上国”的幻影彻底击碎，八国联军侵华更是让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土地被列强租借，治外法权让外国人可以为所欲为，海关被外国控制，巨额的赔款压得民不聊生。这种亡国灭种的恐惧，是当时中国人最普遍、最深刻的感受。
2. “妖术”与“洋教”的冲突： 义和团本身是源于民间的一种带有宗教、武术色彩的团体，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的一些成员相信通过练习某种拳术和符咒，可以刀枪不入，抵御洋枪洋炮。而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很多时候依仗着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享有特权，甚至在中国横行霸道，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徒，常常被一些中国人视为侵略者在华的代理人，是西方文化侵蚀的触角。义和团对洋教的仇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侵略者及其文化霸权的直接反抗。
3. 对西方科技与力量的误解与恐惧： 尽管西方列强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许多普通民众对于枪炮的威力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可能听闻过一些关于洋人“妖术”的说法，或者相信义和团的神力能够克制这些“妖术”。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当地的所作所为，比如一些地方官员或士绅可能觉得被传教士侵犯了地方秩序或个人利益，也会对传教士产生敌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会有人支持义和团？这些支持者的心态和动机是多层次的：
1. 反抗列强、救亡图存的朴素愿望： 对于许多深感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来说，义和团展现出的反抗精神，哪怕方式原始，也是他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和列强对抗的“力量”。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义和团的内在缺陷，但看到了他们攻击教堂、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就觉得这是一种“爱国”行为。这种支持，更多是一种情感驱动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他们渴望看到中国人能够站起来，能够反抗压迫，而义和团似乎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2. 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期望： 很多人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绝望。列强步步紧逼，政府却束手无策，甚至还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当义和团开始活动时，一些人认为这股力量可以迫使清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或者甚至认为可以借此推翻腐朽的清朝。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比如端郡王等，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这是基于他们自身政治考量和对国家命运的判断。他们可能认为义和团是一把可以利用的“枪”，可以对准侵略者。
3. 误信“刀枪不入”的神话： 义和团自身宣传和一些鼓吹者的添油加醋，使得“刀枪不入”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很多人真的相信，只要练习了义和团的拳法，或者使用了他们的符咒，就能抵挡子弹。在这种迷信心理下，他们自然敢于上前去对抗装备精良的军队。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对现实力量对比的严重误判之上的。
4. 被煽动和裹挟： 义和团的行动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煽动和群体性的狂热。在特定氛围下，个体很容易被群体情绪所裹挟，即使内心有所犹豫，也可能因为周围人的影响而加入支持的行列。而且，义和团的攻击对象很多是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对西方文明抱有敌意，或者本身就对西方传教士及其在当地的活动不满的人来说，他们乐于看到义和团的出现，甚至会主动参与其中。
为什么说“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
你这里提到的“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前期，很多支持者是看不到这个结局的。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义和团在地方上“打倒洋人”的“胜利”。
然而，即使如此，也并非没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
一些有识之士（如一些开明官员、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 是能够看到义和团的局限性和危险性的。他们知道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缺乏组织纪律以及迷信武力是无法与现代化的西方军队抗衡的。他们也看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危害，比如煽动仇恨，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将外国商人和技术人员也视为攻击目标。这些人，很多是反对义和团的，或者对义和团持保留态度，但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去改变大局，甚至在关键时刻被权力压制。
清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 从慈禧太后最后宣布“宣战”来看，她也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策，但中间有过摇摆。一些官员主张联俄制美，一些主张“以夷制夷”，还有一些则被义和团的声势所裹挟，不敢轻易否定。
总结来说，当时中国人支持义和团，并非是普遍地、理性地“明知必死无疑”还要去支持。更多的是出于：
深重的民族危机下的反抗冲动。
对列强侵略的仇恨和对清政府软弱的失望。
对西方文明和传教士活动的抵触。
对“刀枪不入”等迷信的信奉。
以及群体性狂热和政治上的误判。
他们的支持，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许多中国人情感、理智、知识和命运交织下的复杂产物。而历史的残酷性在于，这种朴素的反抗，在强大的近代军事力量面前，最终是以悲剧收场。但他们的出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民众的反抗意愿。
首先，我们得理解当时中国的处境，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
1. 列强的欺凌与民族危机的深重： 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已经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瓜分。甲午战争的惨败，把“天朝上国”的幻影彻底击碎，八国联军侵华更是让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的土地被列强租借，治外法权让外国人可以为所欲为，海关被外国控制，巨额的赔款压得民不聊生。这种亡国灭种的恐惧，是当时中国人最普遍、最深刻的感受。
2. “妖术”与“洋教”的冲突： 义和团本身是源于民间的一种带有宗教、武术色彩的团体，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他们的一些成员相信通过练习某种拳术和符咒，可以刀枪不入，抵御洋枪洋炮。而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很多时候依仗着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享有特权，甚至在中国横行霸道，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这些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徒，常常被一些中国人视为侵略者在华的代理人，是西方文化侵蚀的触角。义和团对洋教的仇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侵略者及其文化霸权的直接反抗。
3. 对西方科技与力量的误解与恐惧： 尽管西方列强在军事上占据绝对优势，但许多普通民众对于枪炮的威力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可能听闻过一些关于洋人“妖术”的说法，或者相信义和团的神力能够克制这些“妖术”。同时，西方传教士在当地的所作所为，比如一些地方官员或士绅可能觉得被传教士侵犯了地方秩序或个人利益，也会对传教士产生敌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会有人支持义和团？这些支持者的心态和动机是多层次的：
1. 反抗列强、救亡图存的朴素愿望： 对于许多深感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来说，义和团展现出的反抗精神，哪怕方式原始，也是他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和列强对抗的“力量”。他们可能不完全了解义和团的内在缺陷，但看到了他们攻击教堂、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就觉得这是一种“爱国”行为。这种支持，更多是一种情感驱动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他们渴望看到中国人能够站起来，能够反抗压迫，而义和团似乎给了他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2. 对清政府的不满与期望： 很多人对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感到绝望。列强步步紧逼，政府却束手无策，甚至还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当义和团开始活动时，一些人认为这股力量可以迫使清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或者甚至认为可以借此推翻腐朽的清朝。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比如端郡王等，主张利用义和团来对抗列强，这是基于他们自身政治考量和对国家命运的判断。他们可能认为义和团是一把可以利用的“枪”，可以对准侵略者。
3. 误信“刀枪不入”的神话： 义和团自身宣传和一些鼓吹者的添油加醋，使得“刀枪不入”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很多人真的相信，只要练习了义和团的拳法，或者使用了他们的符咒，就能抵挡子弹。在这种迷信心理下，他们自然敢于上前去对抗装备精良的军队。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对现实力量对比的严重误判之上的。
4. 被煽动和裹挟： 义和团的行动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煽动和群体性的狂热。在特定氛围下，个体很容易被群体情绪所裹挟，即使内心有所犹豫，也可能因为周围人的影响而加入支持的行列。而且，义和团的攻击对象很多是传教士和信教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对西方文明抱有敌意，或者本身就对西方传教士及其在当地的活动不满的人来说，他们乐于看到义和团的出现，甚至会主动参与其中。
为什么说“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
你这里提到的“明知自己如果遇到义和团必然惨死无疑”，这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看法。在义和团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前期，很多支持者是看不到这个结局的。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义和团在地方上“打倒洋人”的“胜利”。
然而，即使如此，也并非没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
一些有识之士（如一些开明官员、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 是能够看到义和团的局限性和危险性的。他们知道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缺乏组织纪律以及迷信武力是无法与现代化的西方军队抗衡的。他们也看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危害，比如煽动仇恨，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将外国商人和技术人员也视为攻击目标。这些人，很多是反对义和团的，或者对义和团持保留态度，但他们往往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去改变大局，甚至在关键时刻被权力压制。
清政府内部也存在分歧。 从慈禧太后最后宣布“宣战”来看，她也是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策，但中间有过摇摆。一些官员主张联俄制美，一些主张“以夷制夷”，还有一些则被义和团的声势所裹挟，不敢轻易否定。
总结来说，当时中国人支持义和团，并非是普遍地、理性地“明知必死无疑”还要去支持。更多的是出于：
深重的民族危机下的反抗冲动。
对列强侵略的仇恨和对清政府软弱的失望。
对西方文明和传教士活动的抵触。
对“刀枪不入”等迷信的信奉。
以及群体性狂热和政治上的误判。
他们的支持，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许多中国人情感、理智、知识和命运交织下的复杂产物。而历史的残酷性在于，这种朴素的反抗，在强大的近代军事力量面前，最终是以悲剧收场。但他们的出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民众的反抗意愿。
网友意见
谢邀
关于义和团运动，列宁一针见血地深刻指出：“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进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一次演说中也表达了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切同情。他说：“义和团是爱国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马克·吐温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同情是在中国人民一边，欧洲掌权的盗贼长期以来野蛮的欺凌中国，我希望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轰走，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去。”
德国联军司令瓦德西所说："中国人民尚有无限之反抗力,非西方一国或几国可分之,故瓜分一事实属下策",是义和团的反抗救了当时的中国,使中国没有走上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命运!明证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初,列强叫嚣的是"推翻清政府,对中国进行国际共管",而战争结束后,列强则认识到"无论日本或是欧洲均无力统治此世界生灵之五分之一"!
1955年12月，东德总理格罗提渥率政府代表团访华。12月11日，在北京各界欢迎东德代表团大会上，格罗提渥将当年德军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给周恩来。周恩来发表讲话：“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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