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大汉民族主义盛行吗？
建国初期，大汉民族主义的思潮确实比较活跃，但要说“盛行”，可能还需要更细致地辨析。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建国初期”这个时间段。通常我们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期，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塑。
汉族民族主义的背景和表现：
历史的延续性：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反抗外来压迫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激发。这种在反帝反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自然会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参与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以汉族为核心的。
国家统一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面临着巩固政权、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强调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而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在国家建设中自然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以汉族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会显露出汉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宣传和教育的侧重： 在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中，也确实会强调汉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这既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再认同。例如，在强调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会突出汉朝、唐朝等汉族王朝的辉煌，这些历史叙事在潜移默化中会强化汉族的中心地位。
对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反思： 虽然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但近代以来，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除。在反思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对汉族中心地位的误解或过度强调。
“民族识别”与“国家认同”的交织：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国民党时期将许多民族错误识别为“汉族”或“蛮夷”的做法，以实现民族平等。然而，在划分和认同民族界限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可能也会出现对汉族文化和传统的过度强调，以作为“标准”或“参照”。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与之并存的另一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强调： 尽管汉族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新中国在官方层面，更加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决定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民族歧视政策，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法律上和政策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也努力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对大汉族主义。
“反大汉族主义”的提法： 随着民族政策的深入，特别是为了避免重蹈近代以来某些以汉族为主体但出现民族压迫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并将其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在官方层面，并不鼓励将汉族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总结来说，建国初期，“汉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和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一种思潮，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政策执行。 很多时候，它表现为对汉族历史文化成就的自豪，以及在国家建设中汉族主体作用的自然凸显。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方针是“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盛行”这个词可能过于绝对。 汉族民族主义的思潮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推广、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反大汉族主义”的努力，是同时并存、相互博弈的。 很多时候，官方的宣传和政策导向，是在努力平衡和引导这种民族意识，使其朝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放任其走向极端。
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动态的过程，其中夹杂着历史惯性、政策调整、社会思潮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多重因素。理解当时的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去体会那种在国家新生、民族融合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复杂性。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建国初期”这个时间段。通常我们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期，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在进行大规模的重塑。
汉族民族主义的背景和表现：
历史的延续性： 在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反抗外来压迫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激发。这种在反帝反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凝聚力，自然会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参与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以汉族为核心的。
国家统一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面临着巩固政权、统一全国的艰巨任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强调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而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在国家建设中自然扮演着核心角色。这种“以汉族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构建，在一定程度上会显露出汉族中心主义的色彩。
宣传和教育的侧重： 在当时的宣传和教育中，也确实会强调汉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在国家发展中的贡献。这既是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也是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再认同。例如，在强调中国历史的时候，往往会突出汉朝、唐朝等汉族王朝的辉煌，这些历史叙事在潜移默化中会强化汉族的中心地位。
对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反思： 虽然新中国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原则，但近代以来，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全消除。在反思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对汉族中心地位的误解或过度强调。
“民族识别”与“国家认同”的交织：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纠正国民党时期将许多民族错误识别为“汉族”或“蛮夷”的做法，以实现民族平等。然而，在划分和认同民族界限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可能也会出现对汉族文化和传统的过度强调，以作为“标准”或“参照”。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与之并存的另一面：
“中华民族”概念的强调： 尽管汉族民族主义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新中国在官方层面，更加强调的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决定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民族歧视政策，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法律上和政策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在实际工作中，也努力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反对大汉族主义。
“反大汉族主义”的提法： 随着民族政策的深入，特别是为了避免重蹈近代以来某些以汉族为主体但出现民族压迫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并将其作为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在官方层面，并不鼓励将汉族民族主义推向极端。
总结来说，建国初期，“汉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延续和国家认同构建过程中的一种思潮，确实是存在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政策执行。 很多时候，它表现为对汉族历史文化成就的自豪，以及在国家建设中汉族主体作用的自然凸显。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方针是“民族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团结。因此，“盛行”这个词可能过于绝对。 汉族民族主义的思潮与“中华民族”概念的推广、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以及“反大汉族主义”的努力，是同时并存、相互博弈的。 很多时候，官方的宣传和政策导向，是在努力平衡和引导这种民族意识，使其朝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放任其走向极端。
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民族关系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动态的过程，其中夹杂着历史惯性、政策调整、社会思潮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等多重因素。理解当时的民族主义，需要我们跳出简单的二元对立，去体会那种在国家新生、民族融合的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复杂性。
网友意见
为了团结某些群体，给你一个面子，台阶下。
后面半句警惕地方民族主义，就被你们吃了。
某些人不知道什么叫特赦吗？特赦是意味着你们依据有罪，罪孽依旧深重。只是给你们一个机会回头是岸。不是不追究责任的意思
你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觉，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要警惕大汉族主义”，却没看到还特别强调了～“同时也要警惕地方民族主义”。只不过因为汉族人多，所以经常会被人拿来说事。
民国没有什么大汉民族主义，除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和其他民族基本没什么冲突。而如果热爱本民族就是大**民族主义，那没有什么民族不是“大”民族主义的了。
建国初或者说建国以来，一直反对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甚至写进宪法有着多重历史原因。
一是共产主义思想的根基是用阶级代替民族，从而构建一个跨民族的大同社会。这里面可能有马克思作为犹太人对于民族的复杂心态，所以曾经最初的共产主义国家都会摈弃民族主义，甚至将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
二是曾经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原则，而三民主义就源自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所以建国初期我党为了防止国民党将民族主义作为宣传手段，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加以限制。
三是国共态势的转换开始于三大战役，而最先开始的辽沈战役是最关键的转折点。这场战役，我党领导的四野得到了东北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包含大量满族同胞。所以建国之后东北也成了我朝的龙兴之地，大量重点企业和院校在东北建立，并集中全国之力对东北进行开垦。
加上定都北京后，为了打消满族同胞的一些顾虑，所以将反对大汉族主义写入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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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觉的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后，摈弃民族主义的道路走不通。朝鲜、伊朗、古巴基本可以算作民族国家。
所以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道路，我个人认为以满清正统打造民族认同是费时费力且行不通的，而以汉民族为本位的民族主义才是阻力最小，最没有后遗症的。
因为天无二日，只能有一个太阳。
而以主体民族的体量之大、资源之多，一旦民族主义觉醒之后，足以另造一个太阳。倘若此时的统治阶级并非以民族主义为合法性依据，那么双日凌空，谁为正者？
所以凡是列宁式国家都要反对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从亚得里亚海到契丹，概莫如是。
甚至主体民族比例越高，原罪也越重。USSR尚有大俄罗斯主义，赛里斯何时有过大汉族主义？
至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威胁不大，就算所有族员皆有反骨，也不过是萤火之光，安得与太阳争辉？
反之，萤火之光倒是可以削弱另一个太阳的光芒，如此高收益低风险的事情，岂可不为？
忽然发现“大汉族主义”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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