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朝代建立之初经得起动荡时局，但末期却不行？
一个朝代从建立之初能够开创盛世，经历风雨，到走向衰亡，最终崩塌，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进程，其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为什么初期能“经得起动荡”，而末期却“不行”？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层层递进的结果。
一、 开国之初：新生力量与奠基优势
朝代建立之初，往往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或统一战争。这时期的“动荡”与末期的“动荡”性质不同。初期的动荡，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必然阵痛，其核心是力量的重组和权力的再分配。
1. 新生的政治合法性与凝聚力：
“天命所归”的叙事： 新王朝的建立者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政治博弈，以及善于制造和利用“天命所归”的宣传，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人民经历了旧王朝的腐败和动荡，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愿意接受新的领导者。
共同的敌人与奋斗目标： 建国者及其核心团队往往是经历了长期斗争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他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有着共同的敌人（旧朝廷、叛乱势力）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天下、结束战乱）。这种共同的经历和目标，造就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精英阶层的重组与忠诚： 新王朝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旧精英阶层的清洗和新精英阶层的提拔。新提拔的官员和将领，往往是跟随开国君主打拼出来的功臣，他们对新政权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和强烈的忠诚度。他们的能力也经过了实战检验。
2. 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有效的统治手段：
战功卓著的军队： 开国时的军队，是历经百战的精锐，其战斗意志、士气和忠诚度都处于巅峰状态。将领们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奇才。
相对高效的行政体系： 新政权会根据新的统治需要，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去除旧制度的弊端。初期的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能够亲自过问政事，对官僚体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官僚的效率相对较高。
土地改革与经济恢复： 很多朝代建立之初，都伴随着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战争中造成的土地荒芜重新分配，鼓励农民生产，恢复经济。这能快速提升民生，巩固统治基础。例如，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
3.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能力与魄力兼备的君主： 开国君主往往是能力出众、胸怀大志、手段强硬的人物。他们能够驾驭群臣，抵御内外部的挑战，并具备开创性的政治智慧。
“老臣”的制衡与辅佐： 早期朝廷往往有一批为新王朝鞠躬尽瘁的元老重臣，他们经验丰富，既能辅佐君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君主，防止其走向极端。
在初期，“动荡”往往是外部的、是挑战，而朝廷内部则相对统一、有活力，能够集中力量应对这些挑战。 比如，唐朝初年，虽然有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有突厥的威胁，但唐太宗李世民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能够有效应对，开创了“贞观之治”。
二、 末期衰败：内部腐朽与应对失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制度、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末期的“动荡”则更像是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积累，朝廷已经失去了应对这些矛盾的能力。
1. 政治的腐败与失能：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滥用： 几代君主之后，权力往往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而皇帝本人可能缺乏早期的创业精神和卓越能力。决策过程可能变得迟缓、随意，甚至被宦官、外戚、宠臣等非正常渠道所左右。
官僚体系的僵化与腐化： 官僚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选官制度可能从重视能力转向重视出身、关系或金钱。官员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横征暴敛。这导致政令不通，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党争的恶性循环： 朝廷内部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无休止的党争。党争不仅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资源，更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充满阻碍，甚至互相掣肘，导致国家治理陷入瘫痪。
君主能力的衰退： 经历了“守成之主”的世代交替，君主可能逐渐变得奢侈、怠政、沉迷享乐，或者性格残暴、猜忌多疑。他们缺乏对国家大事的敏锐洞察和果断决策能力，无法有效驾驭复杂的局面。
2. 经济的危机与民生凋敝：
土地兼并的加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权贵、士族等不断扩张其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或流民。土地的集中化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削弱了国家的税基。
财政的枯竭与税赋的加重： 官僚机构的膨胀、皇室的奢靡开支、长期的边境战事，都会导致国家财政的枯竭。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统治者往往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税赋，甚至实行一些饮鸩止渴的政策（如盐铁专卖、滥发纸币），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商业发展的受阻： 腐败的官僚体系、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过重的税负，都阻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市场经济难以繁荣。
3. 军事力量的衰弱：
军队的腐化与战斗力下降： 军人不再像开国时期那样忠诚勇猛。军饷的拖欠、粮草的克扣，使得士兵士气低落。军官的选拔可能不再注重实际能力，而是通过买官卖官产生。军队内部腐败丛生，甚至出现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苗头。
边防的松懈： 随着中央力量的衰弱，对边疆的控制也逐渐减弱，边疆的防御力量薄弱，容易受到外部侵略者的威胁。
4.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动乱的频发：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失去土地、赋税的压迫，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对统治阶层产生强烈的怨恨。
思想与文化上的困境： 统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社会价值的扭曲，人们对现实的绝望，都可能导致社会思潮的混乱和不满的蔓延。
群体性事件与起义： 当上述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到导火索（如一次严重的饥荒、一次残暴的镇压），就容易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地方叛乱。
在末期，“动荡”则主要来自内部的腐朽和失能，已经失去了早期那样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去应对。 就像一个生病的老人，即使是小小的风寒，也可能要了他的命，因为他自身的抵抗力已经大大下降。
核心的对比在于：
生命力： 初期是“年轻力壮”，充满生命力，能够自我修复和适应。末期则是“老态龙钟”，生命力枯竭，无法应对任何挑战。
制度的有效性： 初期制度是为新秩序服务的，相对有效。末期制度已经变成僵化的枷锁，阻碍了发展，滋生了腐败。
社会共识： 初期有推翻旧秩序、建设新国家的共同愿景，社会相对统一。末期社会共识瓦解，阶级对立严重，人人自危。
总而言之，一个朝代的兴衰，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自然历史规律。初期能够“经得起动荡”，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新生力量、相对健康的制度和高昂的士气；而末期“不行”，则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制度的僵化、力量的耗竭，使得其在面对同样的甚至更小的动荡时，已经失去了应对的能力，最终走向灭亡。这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初期根深蒂固，能够抵御狂风暴雨，但一旦根部腐烂，即使微风也会让它倾倒。
一、 开国之初：新生力量与奠基优势
朝代建立之初，往往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或统一战争。这时期的“动荡”与末期的“动荡”性质不同。初期的动荡，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必然阵痛，其核心是力量的重组和权力的再分配。
1. 新生的政治合法性与凝聚力：
“天命所归”的叙事： 新王朝的建立者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胜利、政治博弈，以及善于制造和利用“天命所归”的宣传，来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人民经历了旧王朝的腐败和动荡，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愿意接受新的领导者。
共同的敌人与奋斗目标： 建国者及其核心团队往往是经历了长期斗争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他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创业过程，有着共同的敌人（旧朝廷、叛乱势力）和明确的奋斗目标（统一天下、结束战乱）。这种共同的经历和目标，造就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精英阶层的重组与忠诚： 新王朝的建立，必然伴随着旧精英阶层的清洗和新精英阶层的提拔。新提拔的官员和将领，往往是跟随开国君主打拼出来的功臣，他们对新政权有着深厚的个人感情和强烈的忠诚度。他们的能力也经过了实战检验。
2. 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有效的统治手段：
战功卓著的军队： 开国时的军队，是历经百战的精锐，其战斗意志、士气和忠诚度都处于巅峰状态。将领们也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奇才。
相对高效的行政体系： 新政权会根据新的统治需要，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去除旧制度的弊端。初期的统治者往往精力充沛，能够亲自过问政事，对官僚体系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官僚的效率相对较高。
土地改革与经济恢复： 很多朝代建立之初，都伴随着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将战争中造成的土地荒芜重新分配，鼓励农民生产，恢复经济。这能快速提升民生，巩固统治基础。例如，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
3. 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能力与魄力兼备的君主： 开国君主往往是能力出众、胸怀大志、手段强硬的人物。他们能够驾驭群臣，抵御内外部的挑战，并具备开创性的政治智慧。
“老臣”的制衡与辅佐： 早期朝廷往往有一批为新王朝鞠躬尽瘁的元老重臣，他们经验丰富，既能辅佐君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君主，防止其走向极端。
在初期，“动荡”往往是外部的、是挑战，而朝廷内部则相对统一、有活力，能够集中力量应对这些挑战。 比如，唐朝初年，虽然有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有突厥的威胁，但唐太宗李世民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能够有效应对，开创了“贞观之治”。
二、 末期衰败：内部腐朽与应对失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制度、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末期的“动荡”则更像是内部矛盾的激化和积累，朝廷已经失去了应对这些矛盾的能力。
1. 政治的腐败与失能：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滥用： 几代君主之后，权力往往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而皇帝本人可能缺乏早期的创业精神和卓越能力。决策过程可能变得迟缓、随意，甚至被宦官、外戚、宠臣等非正常渠道所左右。
官僚体系的僵化与腐化： 官僚机构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选官制度可能从重视能力转向重视出身、关系或金钱。官员贪污腐败，效率低下，对上阳奉阴违，对下横征暴敛。这导致政令不通，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党争的恶性循环： 朝廷内部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无休止的党争。党争不仅消耗了国家的政治资源，更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充满阻碍，甚至互相掣肘，导致国家治理陷入瘫痪。
君主能力的衰退： 经历了“守成之主”的世代交替，君主可能逐渐变得奢侈、怠政、沉迷享乐，或者性格残暴、猜忌多疑。他们缺乏对国家大事的敏锐洞察和果断决策能力，无法有效驾驭复杂的局面。
2. 经济的危机与民生凋敝：
土地兼并的加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权贵、士族等不断扩张其土地所有权，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户或流民。土地的集中化不仅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削弱了国家的税基。
财政的枯竭与税赋的加重： 官僚机构的膨胀、皇室的奢靡开支、长期的边境战事，都会导致国家财政的枯竭。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统治者往往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税赋，甚至实行一些饮鸩止渴的政策（如盐铁专卖、滥发纸币），这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商业发展的受阻： 腐败的官僚体系、不稳定的社会环境、过重的税负，都阻碍了商业的正常发展，市场经济难以繁荣。
3. 军事力量的衰弱：
军队的腐化与战斗力下降： 军人不再像开国时期那样忠诚勇猛。军饷的拖欠、粮草的克扣，使得士兵士气低落。军官的选拔可能不再注重实际能力，而是通过买官卖官产生。军队内部腐败丛生，甚至出现拥兵自重、军阀割据的苗头。
边防的松懈： 随着中央力量的衰弱，对边疆的控制也逐渐减弱，边疆的防御力量薄弱，容易受到外部侵略者的威胁。
4. 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动乱的频发：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贫富差距的拉大、农民失去土地、赋税的压迫，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苦，对统治阶层产生强烈的怨恨。
思想与文化上的困境： 统治意识形态的僵化，社会价值的扭曲，人们对现实的绝望，都可能导致社会思潮的混乱和不满的蔓延。
群体性事件与起义： 当上述各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一旦遇到导火索（如一次严重的饥荒、一次残暴的镇压），就容易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地方叛乱。
在末期，“动荡”则主要来自内部的腐朽和失能，已经失去了早期那样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去应对。 就像一个生病的老人，即使是小小的风寒，也可能要了他的命，因为他自身的抵抗力已经大大下降。
核心的对比在于：
生命力： 初期是“年轻力壮”，充满生命力，能够自我修复和适应。末期则是“老态龙钟”，生命力枯竭，无法应对任何挑战。
制度的有效性： 初期制度是为新秩序服务的，相对有效。末期制度已经变成僵化的枷锁，阻碍了发展，滋生了腐败。
社会共识： 初期有推翻旧秩序、建设新国家的共同愿景，社会相对统一。末期社会共识瓦解，阶级对立严重，人人自危。
总而言之，一个朝代的兴衰，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自然历史规律。初期能够“经得起动荡”，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新生力量、相对健康的制度和高昂的士气；而末期“不行”，则是由于内部的腐朽、制度的僵化、力量的耗竭，使得其在面对同样的甚至更小的动荡时，已经失去了应对的能力，最终走向灭亡。这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大树，初期根深蒂固，能够抵御狂风暴雨，但一旦根部腐烂，即使微风也会让它倾倒。
网友意见
谢邀。
一个原因，是幸存者偏差。
李自成的大顺朝刚建立就被干掉了。
王莽新朝刚建立就被干掉了。
袁术称帝仲家立起朝廷，很快被曹操们按住了。
夏王窦建德、洛阳王世充都是立了小朝廷的，被李世民拍死了。
安禄山称帝号称燕国，马上就被拍死。
南明本来有可能形成如南宋的时代，划江而治，但也很快被拍死了。
你看，他们立国之初，都没经得起折腾。
但因为被灭得早，于是没形成朝代，而已。
经不住折腾的都死了，形不成朝代。
另一个原因，是内部原因。
朝代初期最后归到统一（无数潜在的小朝代被扼杀了），必然是有一个相对严谨的军权核心。
这个军权核心是最后幸存下来的最强者，于是有实力陆续发动各类削藩（或者杀功臣）来统一。
但到朝代末期，军权已经被各类诸侯（东汉）、节度使（唐）、封疆大吏（清）分得差不多了，稍一动荡，就碎了。
所以中国历史，其实是个上头不断集权，而下头不断尝试分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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