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说清楚”的批判？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确实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说清楚”这种执念的深刻质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愿说清楚”的艺术。当然，这里的“说清楚”不是指日常交流中简单的清晰表达，而是特指西方哲学传统中那种追求绝对确定性、普遍真理，并将言语（logos）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思维模式。

要想深入理解这一点，我们得先拆解一下“逻各斯中心主义”到底是什么。

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思想的基石与枷锁

简单来说，逻各斯（Logos）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柏拉图以降的传统里，扮演着极其核心的角色。它指的是理性、语言、逻辑、规律、意义、真理，甚至是宇宙的秩序本身。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一种认为：

真理是固定的、客观的，可以通过理性语言（逻各斯）来把握和表达。
语言（逻各斯）是思想的载体，是通往真理的唯一可靠途径。
存在（being）可以被语言清晰地界定、分类和理解。
语言的清晰、准确、一致性是至关重要的，任何模糊、歧义都被视为缺陷。

这种思维模式塑造了西方哲学思考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学到认识论，再到伦理学。它追求的是一个稳定、可知、有序的世界，而语言（逻各斯）就是我们达到这个理想世界的工具和保障。

德里达的“拆解”：挑战“说清楚”的稳固性

德里达这位以“拆解”（Deconstruction）闻名的思想家，正是从根本上挑战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基石。他的批判并非是要废弃语言，而是要揭示语言本身内部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和内在矛盾，从而揭穿那种“说清楚”的幻象。

那么，德里达是如何“不愿说清楚”来批判“说清楚”的呢？

1. “延异”（Différance）：时间的维度与意义的漂移

德里达创造了一个新词——“延异”（Différance），这个词融合了“差异”（difference）和“延缓”（defer）的概念。这是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最核心的工具之一。

差异（Difference）：任何一个词语的意义，都不是它自身独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它与其他词语的“差异”来确立的。比如，“有”的意义，必须通过与“无”的差异来显现；“白天”的意义，离不开“夜晚”的对比。
延缓（Deferral）：更重要的是，一个词语的意义，并不会在一个确定的时刻完全呈现。它总是指向其他词语，依赖于一个无限的“指代链”。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一个词，需要追溯它与之前词语的关系，而这个追溯过程是无限的，它不断地将意义“延缓”，使其无法被完全固定在一个点上。

这如何挑战“说清楚”？逻各斯中心主义追求的是语言能瞬间、完整地捕捉意义，将事物“说清楚”。但“延异”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是动态的、漂移的、永远在生成但又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一个词语的清晰，是建立在与其他词语的相对稳定关系上的，一旦我们深究其“差异”和“延缓”，它就会变得模糊，无法被完全“说清楚”。

比如，当你试图“说清楚”什么是“爱”时，你会用“关怀”、“奉献”、“激情”、“承诺”等词语。但这些词语的意义又离不开“不爱”、“冷漠”、“自私”等相对概念。而且，你对“爱”的理解，也受到你过去经历、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些影响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爱”这个词，它在你脑海里形成的意义，永远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

2. “痕迹”（Trace）：语言的内在不确定性

德里达认为，每一个词语的出现，都必然携带着其他词语的“痕迹”。一个词语并不是纯粹的、崭新的，它总是在与其他词语的互动中获得意义，而这种互动，在意义的表层之下，留下了一种“痕迹”。

这如何挑战“说清楚”？逻各斯中心主义希望语言是纯粹的、清晰的，能够像镜子一样反映事物。但“痕迹”的存在，意味着语言本身是不纯粹的，它总是带有过去的、其他的语词的阴影。一个词语在被使用时，它的全部意义并不能被完全呈现，那些被“遮蔽”的、但仍然存在的“痕迹”，使得语言无法达到绝对的透明度。

想象一下，你听到一个词，比如“家”。这个词对你来说，可能勾起关于温暖、亲人、安全感的联想，但同时也可能带有搬迁、争吵、孤独的“痕迹”。这些痕迹，虽然不直接被说出来，但却影响着你对“家”这个词的理解。逻各斯中心主义试图忽略这些痕迹，追求对“家”这个概念的纯粹、统一的定义，而德里达则认为，正是这些痕迹，构成了语言丰富性，同时也暴露了它无法被完全“说清楚”的本质。

3. “在场”与“缺席”：逻各斯的不在场性

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一直试图建立一种“在场”（presence）的形而上学，即事物或真理可以被完全、直接地在场，并被语言捕捉。比如，一个词语的意义，被认为可以“在场”，被清晰地理解。

然而，德里达指出，语言的运作恰恰依赖于“缺席”（absence）。一个词语的意义，之所以能够被理解，是因为它能够指代那些“不在场”的事物。比如，当我们谈论“过去”或“未来”时，它们本身就是“缺席”的。而逻各斯中心主义恰恰是要将一切“在场”化，试图通过语言把“缺席”的事物也“说清楚”，让它们“在场”。

这如何挑战“说清楚”？德里达认为，这种将“缺席”转化为“在场”的努力，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语言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指代那些不在场的事物，而这种指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缺席”。一旦我们试图把语言的意义完全“在场”化，让它“说清楚”，反而就失去了语言的指涉能力。

例如，我们说“自由”。“自由”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物理触摸到的“在场”的东西。我们通过语言来描述和理解“自由”，但“自由”的意义，恰恰是建立在其“不在场”的普遍性之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可能想给“自由”一个精确的定义，从而让它“在场”，但德里达会说，正是这种“缺席”的本质，让“自由”拥有了意义，而任何试图将其完全“说清楚”的尝试，都会削弱它本身的含义。

德里达的“不愿说清楚”：一种反抗与解放

所以，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其说是要“说清楚”这个概念，不如说是要通过展现语言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内在矛盾，来“不愿说清楚”。他的“不愿说清楚”是一种策略，一种反抗，一种对西方思想中那种追求简单、确定、唯一答案的压迫性力量的反抗。

他揭示了语言的“游戏”：意义不是被固定的，而是通过词语之间的不断“玩耍”、“游戏”来产生的。这种“游戏”就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无法被完全“说清楚”。
他挑战了二元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常常建立在二元对立之上（例如，在场/缺席，清晰/模糊，真/假）。德里达通过“延异”等概念，模糊了这些对立的界限，表明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无法被清晰地划分。
他解放了意义：当我们不再强求语言“说清楚”，不再追求单一、绝对的意义时，意义反而获得了更广阔的生成空间。我们不再被僵死的定义所束缚，可以从更多角度、更复杂的关系中去理解事物。

总结来说，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确实可以看作是对“说清楚”这一思维模式的根本性质疑。他认为，那种追求绝对清晰、确定、普遍真理的“说清楚”，是一种幻觉，是一种对语言复杂性的压抑。他通过“延异”、“痕迹”等概念，揭示了语言内在的差异、延缓、不确定性和“缺席”的本质，从而“不愿说清楚”，以期解放意义，打破西方思想的束缚，让我们看到语言更真实、更丰富、也更难以被简单捕捉的面貌。

他的“不愿说清楚”，并非是故弄玄虚，而是揭示了“说清楚”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复杂性，是一种对真理和意义更真诚的探索方式。他的文字往往也因此而显得晦涩、多义，但这恰恰是他拒绝简单“说清楚”的身体力行。

网友意见

我对维特根斯坦没有什么研究，只在早年读过一些论文集和《逻辑哲学论》（现在早就忘光了）。不过我觉得仍然可以随便写点什么，因为我发现有许多人仍然是可悲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逻各斯。逻各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意味着一个不断流变和生成的宇宙规律。其中，火之本源在不断的死亡和转化中变形和轮回。因而，我们说世界展现为不断死亡和消逝的过程也不为过。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火自身的游戏，是万物得以生长的无始无终的流溢过程。火是没有目的性的，就像阿那克萨戈拉的“奴斯”没有目的（与神学家的解读相反），它像是自由自在的艺术家那样肆意创造与嬉戏。但是苏格拉底之后，基督教的先驱斐洛重新规定了逻各斯。现在它意味着语言、理性与神之子的秩序。死亡的权力亦即君主的权力，围绕着神学观念被巩固起来。而在现代社会，它转变为法律、治理技艺与社会规范的权力，正如福柯所论证的那样。

由此，正是由于神学上的参照，我们发现逻各斯总是二元论的，同一与差异，善与恶，身与心，再到结构主义的能指与所指，诸如此类。首先它构成了一种严格的对账，其次它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把语言和存在形而上学化，并垄断在西半球的思辨传统中。就好比阿甘本认为：

今天，在这个景观全面胜利的时代，我们还能从德波的思想遗产中收获什么呢？很显然，景观就是语言，就是人类的可沟通性或语言性存在本身。这就意味着一种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要处理这一事实，亦即资本主义（或人们想赋予当下正主宰世界历史的进程的任何其他名称）不仅仅指向对生产活动的剥夺，它还指向、并首先指向语言自身的异化，指向人的语言和沟通天性的异化，指向那种赫拉克利特残篇之一曾将其确定为“同”的逻各斯的异化。^[1]

所以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并非什么新东西，它与赫拉克利特的火之游戏相似。然而这个态度其实是不彻底的，并没有对逻各斯的秩序，存在乃至爱情有什么杰出的洞见。虽然分析哲学基于经验主义和逻辑分析极力避免形而上学化的哲学，但是它其实更像是一场背叛。就好比基督教的先知，或新教改革者，必定经历一个背叛的过程，带领人民去往新的家园，由此才能构建起普遍的神学理想——正如基督受难本身就是对犹太上帝的背叛。分析哲学正是对不列颠经验主义的背叛，但也只有如此，才能构建起语言霸权。这就是已被普遍化的背叛机制。

当维特根斯坦坚持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对哲学的冗余概念进行清理时，他回到了一种有限的语言活动中，否则，无非是一些无意义的空谈。这刚好构成一种退却的态度——从存在中退却——语言必须有其语境才能获得相应的意义。然而这种退却的基础恰恰是句法逻辑，它就好似让语言回到了一个技术支架（gestell）。那些过时的哲学话语被归结为死掉的语言，那些私人的或方言的语言则被摒弃。所以我们问，当维特根斯坦说到生活时，究竟是谁的生活呢？欧洲大都会平民的生活，还是给孩子传授神话故事的印第安人的生活？难道这不是平庸的另一种态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形成了一个秘密同盟。死掉的语言虽然被弃置了，但是又重新被一种诗意所激活——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学生阿甘本的态度。但是，这种退却与回归只不过仍然是隶属于西方话语自身的运动，它们不喜欢方言，也不喜欢印第安人，仿佛人们的命运要么走向全球化，要么在某种德意志民族荣光中走向复辟。人们常说海德格尔的词源学不准确，不过已然有一种诗意和新语言确保了这个过程的“正当”了。不过问题在于，它仍然有一个再领土化的过程（用德勒兹的话说），或者说重构了传统并使之德国化，种姓、知识分子与市民社会则再次从中找到了智力旨趣。就此而言，我不确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挑战逻各斯的秩序，或许它终将是徒劳的。

乔姆斯基其实也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获益，只不过他走向了一种生成的辩证法。他只有在这个退却的运动中，在所谓的“日常语言”的权力中，才能把同一性视作不断生成的运动。然而这也是可怕的运动。

所谓的“说清楚”，无非就是一种蕴含在逻各斯秩序中的权力。它赋予每个人以法律、地位、职位的意识，以及父亲般的职能。就好比一个殖民地警察遇见了印第安人，他说，“把话说清楚”。这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都懂。而印第安人又如何回应？也许最好就是打一个手势，然后一声“呸！”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印第安人。这种“清晰”的权力仍然是可怕的。就好似人人都是法官，审判者，小官僚，沉醉于权力的幻觉中互相指责并自相残害，他们总是要站在强势的道德中，把矛头对准弱势群体。

首先它是一种消减，死掉的概念要么被肃清，要么被擦拭一遍，原封不动地赎回。其次，它是一种符号秩序的重新构成与规定——但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洞察符号的运动虽然是一种才能，但是对语言之外的未被言说之物的“沉默”，是无法继续支撑起哲学活动的。社交的符号或许容易理解，但艺术的符号，爱的符号，你可以站在一旁观察它们的运动，但是你无法轻易地理解它们；理解或沉默，其实都是欠缺行动并缺乏思想之深刻的表现。孤独的爱，并不仅仅是一段信息，而是嫉妒、痛苦和疯狂的体验。

如果语言，仅仅是交换信息的手段，即便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规划生活，以至于不让它陷入迷狂，规定表达，以至于不让民众的创造到来，但它根本无法支撑起生命本身的深刻，也无法形成作者的伟大风格。因此，必须让语言口吃，让语言结巴起来，打乱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权力秩序的罅隙中获得自由。而那终将是人们自己的风格。

清晰也不意味着简洁。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的表达是简洁的，因为它径直地创造了情感以及新的思维（叔本华把这种才能视为一种天才并非毫无道理）。我们也可以说一个艺术画家的线条是简洁的，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创造，没有直角，没有透视和计量，它在语言之外，不沉默。所以这样看来，对清晰的要求就好似一个歇斯底里的军官，因没搞懂任何事而大发雷霆。——没有任何创造，仅仅发挥一些工具性的作用。头脚倒置。

清晰也带不来概念，所以这种要求也早已脱离了哲学活动。问题也不在于重新将死掉的概念原封不动地找回，而是重新发明。一个概念有它的历程与生命，如果仅仅做一些擦拭和澄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回到世界童年的方式，让世界重新焕发光彩。——而这，才是真正的火之游戏。

参考

^阿甘本|来临中的共同体 https://ptext.nju.edu.cn/bc/35/c13341a441397/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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